李商隐十五日谈

作者简介

李让眉，青年诗人，生于北京。所作诗词作品散见于《诗词界》《诗潮》《诗刊》《安徽吟坛》等刊物，《诗词年选》《当代海内外诗词选》等书籍，《近百年女性词史研究》等当代学术论文。出版有历史散文集《所思不远：清代诗词家生平品述》。

内容简介

听李让眉讲那过去的事情（代序） 陈立人 《李商隐十五日谈》是李让眉所著第二部古诗词相关的作品，结合前一部反响良好的《所思不远》来看，她似乎正在营建一座展示历代中国诗人群像的长廊，要人物逼真翔实的那种——所思不远，其愿甚大。令人讶异的是，这偌大愿心却发于这样一位秀气的邻妹，又未闻有放逐失明膑脚之事发生……好吧，这不是重点。重点是这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更不是仅以一掬文艺青年的风雅所能支撑的。 艺文为世所重，亦为世所轻。李让眉走着一条逆行时风之路：榨水分、拂浮屑，九蒸九晒。她笔下的古代诗人们眉目要清晰、行止须有据，一个个细节一笔笔描出来，让读者们“在场”，从而产生与古人促膝对坐般的真切感受。诚意加死功夫当叫什么来着？工匠精神。对了，李让眉还真是从德国留学回来的。 稍微过度的足工足料，似乎暴露了李让眉对自己非国学科班出身的不自信——但也正因如此，这本小书非常好看、耐看。记得当今研究李商隐的专家骆冬青先生原就是学理科的，而古之士人经史之外莫非副业，李让眉面前这条长廊里的各位，可不也都是副业巨人么？ 董仲舒言“诗无达诂”，也即说诗是容许不确定性存在的。然盛唐开千古风气，却大抵只李、杜风格二种以及其他，皆不出赋比兴之廊庑，直至李商隐《无题》始，不确定性才真正作为一种本体属性而不仅是表现手段登上诗的舞台，即以文字本有的气味、音色、质感建构起一种类似交响乐的情绪传达路径。这是中晚唐最秾丽的一抹暗红，是一块宣示了主权却又不曾真正开发的新的疆土。李商隐是远远超越他那个时代的，甚至到了今日，我们也未能习惯多元、多种可能性，甚至是多个结局的故事。西昆诸子只看到了李商隐诗表层的华美，后学更多耽于索隐、强求达诂，分不清李诗与文字狱年代文人玩弄障眼法的区别。唐诗、宋词、元曲……中国诗宁可不停地变换载体、原地重绕赋比兴，也不愿探索未知与不确定，这是令人遗憾的。 很高兴看到李让眉早早地注意到了李商隐，以及他身后这块荒芜的疆土。 又值得庆幸的是，这本《李商隐十五日谈》并非全经美学之门而入——那将会是一本为小众而写的大部头，付梓之日，便是束阁之时。李让眉正在营造的诗人群像长廊，其实更近于讲中国故事：当代中国人与祖先的隔阂，绝不下于与西人的隔阂。把中国故事讲给中国人听，乃是一件怪诞而迫切的事情。 在众多故事讲员中，讲得最好的就是李让眉，这个判断一是来自客观——比对过当下国学圈中的成名之辈；二是出自主观——第一次与李让眉见面是在某次诗词峰会上，那时她还是个怯生生的大学生，与诗人大咖们对坐，不经意间的言谈中每有大气侧漏。当时联想到的是小郭襄，后又摇摇头，觉得不尽然——其实，我不过是想把那帮诗人称为“西山一窟鬼”罢了。 第一日 为什么是李商隐 留得枯荷听雨声 凡事有本源，发愿也当存个初心。因此，在这十五天的漫谈开始之前，我想先抛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此时此刻，我们——也就是我和你两个各自独立的人，会选择李商隐作为分享这段时光的载体？你尽可思考你的答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却想先讲一桩闲事。 2020年出了这样一则新闻：有个小姑娘认为，李商隐抄袭了某位古风作者的灵感，于是发帖号召粉丝们去搜索他的相关信息。被骂上热搜后，她道了歉，说自己本以为李商隐是一位现代网友，不知道原来是个“冷门诗人”。——知识盲区并不值得嘲笑，小姑娘的委屈是实在的。只是对知道李商隐的那部分人而言，这句话提供了丰富的玩味空间，让他们有了荒诞、割裂或者单纯的优越感。从传播学意义上看，这则新闻呈现得很高级。但是，回到事件本身，我们更该看到这样一个事实：李商隐的影响力有壁垒。 我想谈谈李商隐，初心就和这件事有点关联。我总觉得我们这个时代应该对他多一点儿了解，虽然这点儿了解里必然存在偏差。 人间永远不可能再次得到一个原原本本的李商隐了，但即使只能拥有一个朦胧的影子，我们也不妨去看上一会儿，就好像看着金庸先生在《天龙八部》里写到的无量玉壁：山谷里逍遥子和李秋水两位高人相对舞剑，影子反射投在山壁间，就这几点朦胧的剑影，已经足以让无量剑几代弟子参悟几十年。只要本体足够美，即使是影子，也有意义。 现在，如果你仍觉得刚才的问题不好回答，我想请你将它简化成另一个问题：你所了解的李商隐是什么样子的？ 大多数人都知道唐朝有李杜，也有小李杜。李商隐就是这个小李。上学后，我们也在教学大纲要求下背过他的《登乐游原》《锦瑟》和一两首《无题》。他擅长写格律谨严的近体诗，情感丰富，表意却总朦胧不清，不爱把话说明白。如果你读过《红楼梦》，或许会记得林妹妹跟宝玉说过不喜欢他，但话音没落又赞了“留得残荷听雨声”这句诗——不过，她记错了，应该是“枯荷”。 若你再熟悉一些典故，应该也能看出“商隐”这个名字的含义：商山的隐士。它指的是汉高祖刘邦深为敬重的、出山就能匡扶天下的四位老人——商山四皓——西晋的史书《高士传》里说他们“修道洁己，非义不动”，所以李商隐字义山。有了这层领会，再想想李商隐的生平，你可能就会隐隐被这个名字刺心：他一辈子仕途不顺，虽然志向很高，但到死都没能得到过匡扶天下的机会。 再喜欢他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在大历史的视角中，他只是个在时代边缘游走的小人物。但我们之所以仍会谈起他，是因为这个小人物在诗歌史上是个巨人——虽然是个寂寞的巨人。 活着的时候，李商隐应该也算有一点儿诗名，只是远没到大诗人的份儿上。《全唐诗》一首首翻下来，你会发现和他有过酬答往来并且留下了记录的只有四个人，除温庭筠名气大些，其他人在文坛地位都不高。在晚唐五代的史书记载中，李商隐被归入苦吟一派，时人都说他才命相妨，是可怜可叹的。 这种评价没有任何信息量：它本来就是千古以来怀才不遇的文人们共用的一张脸谱，给贾岛、给孟郊或者给李贺都不违和，丝毫没展示出李商隐的个人特色。 那段时期，人们欣赏他的文章多过诗。各家选本对义山诗的考语都是绮艳、华美——虽然听着也像好话，但在我国文人的价值体系里，这实则并不算很高的评价。美、艳，意味着格调不高：雕饰太重，文胜于质，这不符合中国崇尚天然、讲究如出无意的审美。极端情况下，别有用心的人更可以把这种诗风解读为儒家所不齿的郑卫之声，借此作出作者才高于德，是轻薄文人的推定。 李商隐的名气，或者说热度到北宋才慢慢兴起。诱发点可以追溯到一个偶然事件。宋初诗人杨亿无意发现了李商隐散落在民间的诗稿百余篇。遍经搜求后，他共汇得义山诗计五百八十二首，并将之编成了一部完整的诗集。作为一代名臣，杨亿在政坛和诗坛都很有名望：他有能力用自己的审美去影响并聚集一批当时的主流文人。于是在他的带动下，宗李商隐的“西昆体”应运而生。一时间，西昆体与学白居易的白体，以及学贾岛、姚合的晚唐体三足鼎立，成为宋初诗坛一个很有影响的流派。 根据弱传播定律，凡事形成流派后，就难免会在传播需求的推动下走向表层。虽然杨亿多次赞美义山诗立意高明，但西昆体大多追随者的目光还只停留在文字表面。他们看到的是李商隐诗歌用字的考究、音韵的调和，继之应用在自身创作里，形成了求奇取巧、讲求文本美观的风气——有些偷懒的人更索性将李商隐的意象打乱重组后据为己有，这就接近于现今常说的“洗稿”。 有创作经验的人都知道，在文字表层肌理上下功夫，门槛是相对低的。它出效果快，在审美趋势上也容易引发上瘾并形成套路。于是最终，西昆体式的浮靡文风像皮肤病一样在宋初文坛上传播开来，影响力甚至大到朝廷要下诏禁止的程度。诏书中，矛头直接指向李商隐，说自他而始，文字就堕入奇技淫巧一道——这恐怕是李商隐活着的时候怎么都想不到的。 于是，从创作高峰期直至死亡，再经过晚唐五代，直到宋初，这改朝换代、先兴后禁的两百多年，李商隐一直都没能获得一个公允的评价。在前半段，他被居高临下地浓缩为怀才不遇的文人符号，后半段变成了粉丝经济催生的文学现象。 历史上第一个真正能点中他的佳作，并且沉下心咀嚼到他好处的人是王安石。 王安石曾指出李商隐的七律是杜甫一脉的传承，认为有几句诗，如“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雪岭未归天外使,松州犹驻殿前军”等，是杜甫尚不能及的。王安石非常推崇杜诗，这个评价因此也便格外有分量——观点是否能够达成共识且先不论，我认为比较可贵的是，王安石是第一个把李商隐的诗放入动态轴线里看的人。他注意到李商隐式语言有其根源，不再把它视为一个割裂的既有文学现象。在王安石眼中，义山诗是有生命力的：它不是一件件封闭的、完成态的工艺品，相反，它有血脉、有传承，自然也就可以继续生长。事实上，向未来持续开放可能性，也正是李商隐诗歌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可惜这番见解没有得到多少认可。南宋之后，王安石被取消配享，继兴起，文坛对李商隐也旋即从诗歌品评转向人格批评。人们认为他在党争中摇摆不定、趋炎附势，是个十足的小人，还引孔子“思无邪”之说，称他的诗是“邪思”。不难看出，把道德置于美学对立面的二元论，本质又回到了晚唐五代把诗歌人格化的老路——审美风向的变化自有历史助推，究其原因，或许是偏安时期人们欠缺安全感，精神和审美取向也就双双随之从外扩转向了内省：向内的道德是经验主义的产物，向外的想象力则面向未知和前沿。二者存在着代沟，也就当然会互相制约。 至金、元、明而下，李商隐更加沉寂。少数民族入主的朝代往往更推崇有活力、质朴晓畅的作品，朦胧婉约的诗当然不受待见，而明中前期虽主张“汉后无文，唐后无诗”，诗学审美趋向唐代，但这唐指的也是盛唐，跟李商隐还是没什么关系。及明后期性灵派当道，讲露、俗、趣，着慧眼于俗世，更偏重发现而不是创想，就更和李商隐走到两条路上了。 于是，随着国民审美性格的变化，王安石之后的三四百年里，几乎没有人对李商隐的诗提出过更先进的解读。主流诗坛对李商隐的关注回到了片面而零散的偶发状态，而他的诗真正进入系统化的理论去接受全方位打量，是从清朝开始的。 晚明到清前期，满族入主中原，存活下来的汉人士大夫长期处在压抑、不安、郁结、幽暗的情绪里。新统治者要主张其合法性，则必然面临着话语权的再分配，而随着文化的定义权被转交给政治，文字狱也随之兴起。文人们担心因言获罪，表达习惯便从明代那种活泼流易的市井风格慢慢走向婉转低回，再度接近李商隐式的诗歌风格。 明末清初出了很多贰臣，即在明朝有过功名，又去清朝当官的文人，如龚鼎孳、钱谦益、曹溶，也包括后来应试博学鸿词科的江南大儒，如朱彝尊、严绳孙等。因为改朝换代被迫变节，他们遭受了很多白眼，当然就很能理解李商隐这种在晚唐党争夹缝里求生存的困境。相似的感情底色下，道德不再是困境，学者们对李商隐的研究也慢慢丰富起来。除了进一步考证李商隐的人生经历，他们也开始关注其诗作的文本构架、语言质感、风格传承、典故气息，等等，慢慢形成了一个很丰备的研究体系。可以说，我们今天对李商隐的观感，有六七成都是在清代成型的。 再往后，就是我们今天了。 从任何角度看，这一百年，我们走得都极不容易。随着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中国人在极短时间里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新语言重构。这个过程中，西方诗歌在翻译者的选择和引导下进入中国的诗学视野，国人也随之看到了截然不同的意象组群和一套崭新而完整的诗学观念。 诗有了新的身份，也有了新的使命。它从站在万人中央、讲兴观群怨的温润贵族变成了冲在众人之前、手持火炬的新语言探路者。正因为这样，我们对它的评判标准也随之发生了变化：除了传情表意和美学要求之外，诗多出了一个现代性的维度。也就是说，它除了觉察、吸纳和巩固之外，更要有走向未知的能力。 在这种理念冲击下，李商隐诗歌的意义就凸显了出来。他对语言有非常精准而敏感的觉察力，能辨别字句排列、词性变化导致的极细小的差别。因此，他的诗在空间设计上也就比别人更为高级。李商隐对诗的实、虚、疏、密都有很精准的控制，如高手设计园林，拿到一块地就知道这个面积需要多少建筑，这些建筑该怎么布局，又如何互相呼应，适宜什么样的游览顺序。实处功夫做得够密够硬，人们往往就敢于放手给虚处留出空间，将作品的一部分开放给未知——这或许也是很多人乍看李商隐的感觉：他好像有满腹的心事，但真说出来的最多只有三分，余下的绝不写清楚，全让你猜——这个比例，其实与造园对建筑和水面的比例要求是相似的。画作要有留白，好给读者让出来再创作的空间，这种语言高手特有的能力和胆色可能在旧式文人的审美里并不重要，但在诗歌走向新目标的过程中不可或缺。 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中，隋唐五代文学这编教材单给李商隐开了一章——在这段诗歌最辉煌的时期里与李商隐享有同样待遇的，只有李白和杜甫两个人。这也可以代表今天的学院派给李商隐的定位：隋唐五代这段时间里，李杜加小李，是当今最认可的三杰。 是的，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偏好和局限，唐代有，宋代有，金、元、明、清有，我们更有。在晚唐五代，或者金、元乃至明代，说他是冷门诗人本就没有错。 我们生活在一个新旧夹层的空间里，因为扫盲的普及、互联网的平铺，文化一直在以几何级数向不同阶层开放，社会的审美倾向也前所未有地丰富。高与低、黑和白都还在高速搅拌，每时每刻产生着无数的花纹和气泡，从未停歇。我们的文化随时在经历新的变化，还远远没到形成新的沉淀层的时候。在这样的时代里，我们更该明白，每个名家、每种批评，有一个算一个，都只是一段新的接受史里的坐标。 李商隐的诗具有比别人的诗作更强的变化，理所当然也就能够吸附更多的可能性。同样处于变化中的我们，也就随之拥有了遇到一个不同于以前任何时代里定义的“新李商隐”的机会。 当然，每个全新的他都不会再是原本的他，就好像影子已经不只是本体所能决定，而更包括照向本体的那个光源一样。这才是李商隐的魅力所在。 以上就是我在第一天想说的，也可看作我对开篇“为什么是李商隐”这个问题的回答。后面我们会谈到很多内容：他所处的时代、他所在的圈层、他所爱的女子，当然更包括他的诗歌，但我希望你一定不要把这十五天里的任何内容理解为板结的知识点。 我说的每一个字，都不会是标准答案，因为李商隐本身就没有设置一个封闭的标准答案。希望你能在这场漫谈里开启创作脑，尽情去联想、兴发，最终制造出一个属于你的、全新的李商隐来。这才是今天的我们对他最好的致敬。 明天见。 第二日 李商隐的时代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没有人可以独立于环境谈成长，所以在走近李商隐的诗歌前，我们得先聊聊他所处的时代。 昨天，我说他生活在一个朝代的边缘，但仅从时间轴上看，这个说法不严谨，毕竟自他去世到唐王朝覆灭尚有五十年的时间距离。我所说的边缘，更多是指他所处的王朝已经进入了活力减退的大周期：从朝局，到国民，再到军队，无一例外地都在走向“内卷”——这种感觉有点儿像黄昏，褪去色感的大趋势里，所有人和事都在慢慢模糊、趋于同质，产生新事物的可能性也随之逐步衰减。置身其中，想做事的人可能更有呼唤同道的冲动，但随着四周渐渐黯淡，他们对回声都不再敢心怀期待。 李商隐的“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就在描述这样的衰世，后推及清代，龚自珍有一句“凭君且莫登高望，忽忽中原暮霭生”也是同样：眼睁睁大暮将至式的表述本就是时代感受，而非个人所感。黄昏中的志士最痛苦——看得越高越远，就越容易增生绝望。而李商隐所处的晚唐，就恰是这样的时代。 中晚唐之间存在着一段量变积累的尴尬压力带，并没有清晰的分界。虽然课本通常告诉我们白居易、元稹是中唐诗人，李商隐、杜牧、温庭筠是晚唐诗人，但这两代人的年龄差不过在二三十岁之间：杜牧与元稹曾同朝为官，传闻和蜀妓薛涛有过往来；李商隐和白居易关系也很好，是一对互相欣赏的忘年交，还有过白愿来世托生为李儿的戏言。所幸我们今日并不需要给唐朝做断代——看生平，倒还是忘记时代界限会更清明些。毕竟时代不过是后人收殓死去时间所用的棺椁，而对个人来说，不存在任何跨越，只有源源不断的遭遇。 今天，我们就从李商隐的视角出发，捋一捋他所经历过的唐朝发生了些什么事。 谈李商隐避不开著名的“牛李党争”。它断断续续持续了四十多年，几乎笼罩了李商隐的一生。而这粒种子埋在李商隐出生五年前——唐宪宗元和二年（807年）。 这一年，牛僧孺和李宗闵两个年轻士人应考贤良方正制科，在试卷上针砭朝政，引起时任宰相李吉甫的不满。宰相认为此二人用意不纯，是求名取巧，遂在考试流程上寻了个由头，以主考官有徇私之嫌为名中断了选拔流程——彻查举证需要时间，两个士人随即在这次选拔中轮空。这番操作激起了朝堂上的众怒，许多大臣为此上书弹劾李吉甫嫉贤妒能，事态愈演愈烈，终以宰相被贬为淮南节度使暂告结束。 当角力变成混战，赢家也便不复存在——这个不是结局的结局，就是牛李党争的前传。牛党领袖正是牛僧孺和李宗闵，而李党所附则为李吉甫之子李德裕。元和二年的这点积怨，将会在十几年后慢慢生根发芽，对唐王朝的覆灭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李商隐出生在元和七年（812年）。这一年，唐王朝还在正常运转，白居易也尚是满腔热血、一心要有所作为的直臣。等到二人结识时，白居易已是回归佛系、满口“鸡汤”了。 李商隐的父亲名叫李嗣，从名字不难看出这家人对人丁的渴望：李家这一支从李商隐太爷爷一辈就持续着血脉单传，每代只得一个男丁，且都是生完独子不久就去世，留妻子守寡将下一代拉扯大，再走向同样的命运。李嗣这代也没能逃开家族的魔咒。正值壮年的他突发急病死在江南一位官员的幕府中，这年，儿子李商隐只有十岁。 由于父亲去世，这个半大孩子不得不立刻担起当家长男的职责。而他面临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要立刻离开全家生活多年的江南，回河南老家安葬父亲。千里迢迢回乡落葬后，父亲幕府所得资财亦已耗费殆尽，离乡多年，老家田宅亦多荒失，我们可以想象返乡之后，李家这段日子的艰难。 童年的窘迫与对死亡的恐惧支配着李商隐的一生，也影响着他的创作——他的诗总是缺乏相信感的，即往往具有强烈的不确定性。虽然他时常用华美的道教意象加以掩饰，但其擅于依附与吸纳的情感内核，终究与盛唐诗人的自得自洽截然不同。 守制期满，李商隐立刻靠着江南开蒙打下的基础找到了一份兼职抄写员的工作，间歇也帮人做些舂米之类的体力活儿，为母亲减轻养家的压力，即所谓“佣书贩舂”。虽然生计艰难，他却始终没有停止读书，遇到难解之处也常向一位远房族叔求教。他始终盼着能通过科举进入朝廷，为母亲博一份安稳，而为了前途，他更练就了一手很好的骈文——甚至好到很多人都不知道他本是写古文起家的。 这段时间，朝中的牛僧孺、李宗闵和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也都成长了起来。李商隐十岁这年，时任户部侍郎的牛僧孺和中书舍人李德裕同时获得了拜相的机会。在时任宰相李逢吉的偏袒下，终是牛僧孺胜出，李德裕则被外派为浙西（今江苏镇江）观察使，错失了第一次机会。 回过头看，李德裕其实志向很高，是一位讲实干的官二代。去浙西后，他并没有气馁，不但率先节衣缩食，大刀阔斧整改军队，还几次上疏为民请命，反对朝廷的无理摊派，把江南治理得很好。几年后，李德裕又遇到了一次升迁的机会，他志在必得，却偏巧李宗闵联络宦官做内应，抢先一步当上宰相。这次，再度和拜相失之交臂的李德裕又被外放成了郑滑（治今河南滑县）节度使。 一连两番交锋后，双方的竞争逐渐导致了成见。 事实上，牛李党争到底是否该以牛李冠姓，学界尚说法不一——如唐史专家岑仲勉就认为“牛有党，李无党”：岑老认为李德裕作为家中几代都以恩荫入朝的相府公子，是讲门第、重身段的贵族，性格比较清高。他看不上同朝士人在所难免，气愤牛、李之争连累父亲，阻碍自己晋升也在情理之中，但结党拉踩之事不见得会——所谓李党的形成，更可能是一批朝臣前来依附，而他没有拒绝。另一边，牛僧孺、李宗闵科举起家，同科间帮衬勾连、形成派系的可信度则相对较高，但实则后人的理解也有偏差：牛党之所以叫牛党，主因在资历，牛僧孺被视为党魁是因为他先当了宰相，但真正与李德裕结怨的，是党派意识比较强的李宗闵。依此说法，“牛李党争”实际上是李宗闵操作，牛僧孺默许跟随，李德裕卷入接招的一场政治攻伐——但无论谁主动谁被动，之所以被定义为党争，还是因为两派人物各自吸引了大量追随者和拥护者。朝中的话语权本就集中在一个极小的圈子里，当圈子里选择站队的人足够多，多元的健康格局就会坍缩回二元：选择站队的人会用他们的逻辑去衡量其他人，根据政治主张或“朋友圈”去给他们贴标签，而当标签足够好贴，圈中就不会再存在中立派了——群而不党的君子会因为没有后援被误伤，最终无法自保而率先出局。 有了分化，随之而来的就是对正邪的再定义。每个阵营的官员都致力于泾渭分明地把对方妖魔化，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对己方一些有失分寸、偏离本心的行动包容度也随之增长。为了不让对方首脑获得更多权力，这一派可能会想尽办法阻止另一派在国家大事上的正确建议，随后将这种勾当合理化为阻止恶人掌权。不独牛李两党，实则很多看历史的后人也都难免走进这样非此即彼的思维，也正是因为此，后世才会有那么多对李商隐的人格攻击。 自李商隐十六岁以文知名、十七岁被荐入令狐楚的幕府到二十六岁恩主去世这段时间里，唐代的朝廷就处于从分化走向固化的状态。令狐氏的身份，是牛党。 令狐楚和白居易、刘禹锡等人关系都不错，是几代皇帝都认可的笔杆子。他文学素养高，成名也很早，时人公推他的骈文可与韩愈的古文、杜甫的诗并称“三绝”。这位文坛前辈对李商隐非常好，名义上虽是延请李商隐协助自己做一些文书工作，但事实上，李商隐入幕后常与令狐家的孩子们同学同游，更近乎及门弟子的待遇。令狐楚手把手带着这个贫寒少年走进了士人的圈子，也一直在为他规划未来，几次资助他去考进士——除了爱才，这也是他给儿子留下的政治投资。幕僚是幕主的家臣，李商隐中进士当了官，就也可算作令狐家的政治筹码。 但有唐一代，进士科名额素来就少，李商隐又不想给幕主添麻烦，不曾请令狐楚去朝中打点，故而考了几次都没能考中。 这段时间，李德裕拜相，被划为牛党的令狐楚随之失势。生计所迫，征求令狐家同意后，李商隐去时任兖海观察使的远亲崔戎府上当了幕僚，崔戎去世后又改投了牛党的萧浣。不久后，宦官得势激发甘露之变，大批中枢官员被杀。独令狐楚因文名在外幸免，他被宦官们拉去起草了为事变定性的诏书，正是写了这样一篇文章，他才得以保住性命与地位。时局渐渐平定，令狐家次子令狐绹也进入朝廷做了左补阙。作为一个怀揣着家族危机感的政治新星，令狐绹急需朝堂上的臂助，得知李商隐正在准备第五次应考后，他不失时机，频繁奔走，更刻意向考官多次提到李商隐的名字，最终助他考取了进士——倘以党争的视角看，李商隐的背景牌已就此亮出，他对牛党的忠诚，也应是理所当然。等候吏部选官时，前幕主萧浣病逝，李商隐为此写了一首长诗表示缅怀。虽然诗中只反复表述感激与伤恸，并不涉及政治成分，但因为萧浣是牛党，也就顺理成章地被看作李商隐递给牛党的又一张投名状。 此后不久，令狐楚也去世了。大树骤倾，令狐绹只能先采取守势，没有余力再去提携李商隐。李商隐家里实在太穷，获得朝廷任命前又拿不到俸禄，尴尬困窘之际，恰好节度使王茂元向他抛来橄榄枝，李商隐随即决定去他家当一段幕僚，解决生计的窘迫。然而，这个王茂元和李德裕有些旧交情。 李商隐前半生当过很多次幕僚，起草了大量高规格文书，文字工作早已很娴熟，是这一行的高级人才，此时又有了进士的资历，在地方面临的机会也便比以前多得多。王茂元的示好当然有他的考量，但不能否认的是他确实爱重李商隐的才华，也为此付出了很高的诚意——我们都知道，李商隐娶的正是王茂元的小女儿，而从他一些诗歌中我们更能大胆推断，甚至可能在入幕前，王茂元就表露过了许亲的意思。 站在今天的视角看，这只是一次骑驴找马的过渡。李商隐确有现实的苦衷，也并没说回来选官后就不再为令狐家效力；事涉婚姻，在现代的定义里属私人范畴，更没什么可指摘的，但在党争趋于白热的二元环境下，这种行为则理所当然会被贴上骑墙的标签：苦心栽培他的幕主令狐楚尸骨未寒，李商隐就不顾旧情，公然用联姻的方式攀上了另一党的高枝。 虽然后来很多学者认为把王茂元归于李党有些过度解读：一则李德裕没有拉帮结派的动作，二则王茂元此前的升迁之路也并不涉及李德裕或其朋辈的提携——甘露之变后王茂元得以置身事外，更多是因为他斥巨资贿赂了宦官——也正是因为还没能贴上党派的标签，他才不得不积极拉拢新进士，稳固自家势力。但无论如何，令狐绹当然对李商隐这种在敏感时刻突然离开牛党阵营去“挣快钱”的选择很不解、很不快。 我们已经没办法确认当时的李商隐有没有体会到令狐绹的感受，但他肯定察觉到了令狐家的冷淡。结婚以后，他频繁写诗给令狐绹修复关系，但表意都很含糊：他没有解释过自己的苦衷，只是反复怀念旧情，告知近况，并且隔三岔五就含蓄地提醒对方，希望看在以前的交情上拉拔一下自己，而令狐绹自然不会再像从前那样全力相帮。渐渐地，两个人在通信时日益生疏客气。在一次次希望落空中，李商隐的诗也慢慢从开放式的倾诉退回到封闭式的自怜，从社交往来回归了自我建构。 因为贫瘠的童年记忆，李商隐的性格敏感而脆弱，他爱惜羽毛，不愿意把脆弱情绪堂而皇之地展示出来，却又不甘心闭口不言。这种情况下，他只能操纵语言，在诗作中制造一个封闭的自我空间挡一挡外人的视线，然后妥善地安放自己的痛苦——他的诗风也就是在这种心态下彻底成型的。 “牛李党争”最终以牛党元气大伤、李党彻底失势宣告结束。几十年间两党官员起起落落，李商隐却没能从任何一党获得好处。形势所迫也好，心存投机也罢，短期目标驱动下的左右摇摆，最终没有带给他一个好前程。官路不顺，人到中年的李商隐不得已重拾了幕僚的旧业，但在党争之下，他托付的人也很容易沦为时代的炮灰。四十五岁这年，李商隐不得志地在郑州贫病而死。 此时的唐王朝，在一个个偶然事件的夹缝里，看似无辜地逐步陷入困顿：“牛李党争”的内耗，让整个文官集团面对宦官时完全失去了还手之力和应有的话语权。事实上，无论牛僧孺、李宗闵，还是李吉甫、李德裕父子，都有才具，忠君爱国也绝无可疑——大唐交给其中任何一人长期掌控，都不至如此迅速地坠入崩坏。当然，若最初牛僧孺和李宗闵的卷子写得温和一些，又或者李吉甫心胸足够宽广，不挟私报复，更或者牛李双方在这四十多年里抓住任何一次和好的机会，互相给个台阶，唐王朝都不至走到这样的田地。但很遗憾，没有如果了。 在这段艰难的时期里，每个人都在挣扎——包括皇帝，包括牛李两党党魁，更包括那些被迫卷进来的大小官员和底层文人。每个人都清楚地看到发生了什么，但谁都没有办法解决；每个人都想说话，但在那样的分贝区里，语言也早已没有了意义。随着党争日渐白热化，双方都失去了停手的能力。人们只能寄希望于不拘任何手段，尽快打败对方，然后重整朝局。 文人的攻击和自保，战场都在言论。于是，因言获罪的氛围也渐渐兴起，创作者们纵然有一肚子的话，也要先确保自己不立危地——晚唐诗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诞生的。同期的杜牧、姚合、温庭筠等诗人在表达方式的选择上，虽与李商隐不尽相同，但底层逻辑是相似的：不失身份，也不落人口实，尽量把表达的重心控制在情绪里而不是事件上。他们不得不大量咏史、作宫词，因为只有借用这种万能题材，他们才能像个正常的士大夫说出自己想说又该说的话来。 读诗时，我们往往期待着更远、更开放的可能性，而这个可能性好像弹性势能，它能向外弹射多远，更多要取决于读者拿到诗后向内下的功夫多深——作者的经历，就是通向这首诗内部的唯一窗口。 希望今天的流水账能为你打开这扇窗。我们明天见。 第十一日 有题目的无题：《锦瑟》 锦瑟无端五十弦 前面我们用了三天聊《无题》，今天就给它做个延伸吧：我们聊一首有题目的无题——《锦瑟》。 宋版《李义山诗集》开篇就是这首《锦瑟》，所以它的地位是高于所有无题诗的，甚至可以称得上是李商隐的创作标签。很多人都曾借这首诗的筏子吐槽多解式诗歌的难懂，如元好问有一首诗说“望帝春心托杜鹃，佳人锦瑟怨华年。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前两句就是从《锦瑟》里拆出来的——他说我非常喜欢李商隐的诗，可惜没人能告诉我它到底写的是什么。清人王渔洋有一句“一篇锦瑟解人难”，也是类似的态度：看不明白。 史上对《锦瑟》的解读可谓五花八门。比如岑仲勉说这是“唐室之残破”，写的是唐武宗之死；张采田说它是李商隐托物自伤，回忆的是自己的际遇。宋人诗话中有一则没头没尾的记录，说令狐楚家有侍女擅弹锦瑟，能作“适怨清和”四曲，钱锺书见到后便援引过来，说《锦瑟》中二联所托就在这四曲，所以这是一首怀人兼咏物诗——从这个论断，又有人引申出李商隐或许和这个侍女有一段感情，从而指出《锦瑟》实际是一首情诗。这个说法的接受度很高，但对情诗的对象也莫衷一是，侍女之外，宋华阳自然难辞此任，而此后又有人自李商隐《房中曲》里的“锦瑟长于人”，推断这首诗是怀念妻子的：譬如清初学者朱彝尊就认为它是一首“埋香瘗玉”的悼亡之作。 此外，又因为它被置于全集的开篇，也有很多人认为它是李商隐晚年对自己所有诗歌的总结，也即编定诗集后自作的一首诗序——近年很多论文就都延用了这个说法。基于同样的理由，高阳先生更提出诗集既是送给令狐绹的，用这首诗开篇，也自然有其目的：他认为中二联隐写了二人的四件往事，是一首以回忆过去为名的乞怜之诗。 对于李商隐诗歌的多解性，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很多次了，不作为这一节的重点。今天我主要想从七律创作的角度出发，讨论一下这样的诗是怎么写出来的，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一篇锦瑟解人难”的情况。 说《锦瑟》之前我们得先谈谈七律。 作为唐代考试行卷文体，近体诗是一种标准化的产物。我们前面说过，它和讲规矩、讲形制的古代建筑有一定的相似之处，所以，我今天就简单类比一下，用四合院打个比方。 我们都知道律诗有四联八句，标准化的作法是起承转合，每一联有每一联的功能。比如，开篇的首联要有一点格挡，不能中宫直入，就好像四合院的门一般不会开在中路，而是要向东南角巽位绕一下，也就是所谓生门。这么做的本意其实是要把板正的格局破一破，让人走进去前心里存着期待，而不要门一开，所有景色都一览无余。 中间两联是要对仗的——林妹妹教香菱作诗时有个说法叫“实的对虚的，虚的对实的”。这个虚实有点类似拍照，上联用了细目，下联就适度虚焦，有主次，有远近，对照分明，就会比较好看。说得具象一点，对句就像两个武林高手拆招，对方一拳打过来，如我是碰硬地回一拳，那就变成比拼内力，一把定输赢了。比较好看稳妥的打法当然是你打过来时我先把锋锐避开、力道卸掉，再对你重心不稳的地方进行回击，这样两边才能可持续地拆解起来。我们可以想想《红楼梦》里宝玉住的怡红院。之所以题“怡红快绿”，是因为门两侧一边种了芭蕉一边种了海棠，相互烘托，绿肥红瘦。如果换成两棵修剪得整整齐齐、一模一样的树，那就是西方几何形庭院的设计了，不符合我们东方人的审美。 对句内部的关系说完，你还可以再想想：同样是对仗，颈联和颔联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样的呢？民宅建筑有个传统说法叫外堂内寝，代入律诗，就可以理解为一联写情、一联言志，有个内外分别——所以说，两个对子互相之间应该也有虚实照应。 好，现在我们从两进厢房里走出来。一般来说，看律诗作者是否为新手，可以看他尾联的上句，也就是第七句怎么处理。尾联一般不用对仗，所以第七句要用一个非稳定结构把前面的稳定结构担负起来，再传交给尾韵。这当然需要诗人在前面就留下伏笔，下好钩子，否则凭空重憋单句，是不可能稳的。 最后一韵可以看作后罩楼。把屋子的整个动势收拾干净，不把气泄出去。这样就是一座相对完整的四合院了——当然，代换回来说，也就是一首比较完整的七律了。 这是七律的标准化写法，也就是古玩行常说的“入行先看标准器”。你要知道常规的七律怎么写，然后才能去看李商隐怎么破。 现在来看这首《锦瑟》。刚刚我们说标准的七律首联应该稍有一点遮挡，入手不能太过平白。但看《锦瑟》你会发现，如果把“锦瑟”视为诗题，这首诗偏偏是非常开门见山的。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一联之间，把他要写锦瑟、锦瑟是什么样子、他看到锦瑟想到了什么都直接呈现出来了——而如果你熟悉李商隐的咏物习惯会觉得很别扭，因为他平时并不这么写诗。 比如，他写牡丹花时首联是这样出的：“锦帏初卷卫夫人，绣被犹堆越鄂君。”子见南子和越人歌两个典故，一句写花，一句写叶，却不着一语在花和叶上，更绝不会开篇就把牡丹的名字点出来——开门入题的写法会让全诗重心失衡：由于首联承担了题目的职责，后面的句子就不得不转而为它打工，这种关系并不健康。虽然后来也有诗人会故意先声夺人，但李商隐并不喜欢这样众星拱月的写法。他的七律非常重视均衡，从不喜欢以句夺篇，而是让每一句诗各司其职，搭建得很有整体感。 那么，李商隐为什么要这样启动一首律诗呢？首联如此一出，锦瑟这个题目的余意不就全被耗尽了吗？你可以想想换你后续还能怎么写——写完锦瑟的样子、寄托，是不是后面要开始写音声、琴上的花纹？写完实的再去就虚，颈联用典故表达一下感情，尾韵收束一下，这可能是大多数人能想到的咏物诗的最好写法——我们看一看李商隐是如何处理的。 诗的颔联是“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锦瑟的影子到此突然失踪了，李商隐用两个全然无关的典故开启了新的空间。 “庄生梦蝶”是我们很熟悉的故事：不知是庄生梦蝶，还是蝶梦庄生，庄子用梦为全然不同的两种生命体态建立了联系，劝人不必执着于一时的表象与拥有。提醒一句：这句诗的时间点是“晓”。晓梦是什么意思呢？天要亮了，梦快醒了，继以后面的“迷”字，就形成了一个氤氲的视觉效果。李商隐特地把镜头停在了形态即将转换的交点：庄生马上就要变成蝴蝶了，他从前的生命、思念，都将不再重要。 “望帝托鹃”也是一个典故。依《史记》记载，望帝名叫杜宇。他在蜀国称帝，把国家治理得很好。某年蜀中水患，他请宰相鳖灵去治水，却在这期间爱上了鳖灵的妻子，与她私通了。为此，望帝非常愧疚，觉得自己德行有亏，于是在鳖灵治水归来后，把皇位禅让给他，离开了蜀国。他离开时，杜鹃鸟一直在啼叫，蜀地传说他变成了杜鹃，叫的是“不如归去，不如归去”。诗中的“春心”可以对应两个时点：一是望帝与鳖灵妻子私通的那个春天，是指无法控制的爱情萌发；一是指此后有杜鹃啼叫的每个春天，这是不能推卸的往事追悔。 回到这一联，对比这两个典故，你会很轻易地发现它们的共性。它们都包含了从人到动物的形态转化，也就是所谓的同物：庄生变成了蝴蝶，望帝变成了杜鹃，而这两次同物，意义上又有不同：“庄生梦蝶”给出了一个变化的预期，而“望帝托鹃”则认为：即使放弃了原有的身份，托身于截然不同的形态，灵魂仍是灵魂。在一个相似的春天里，它仍会苏醒，然后不断触动、不断相思，也不断回响。 与其说这两联是在写锦瑟，倒不如说是顺着“思华年”的情绪，在进行不断地自我否定和情感加重。“庄生梦蝶”是对“思华年”的否定：一弦一柱，刻度般记录下了所有的时光，而此生此身都是虚幻的，人随时可能走入一个完全割裂的新生，那么记录的意义何在？而“望帝托鹃”又随即展开了对“庄生梦蝶”的否定：即使走入新生，前事依然是不可忘的。每个平行时空里都有一个神秘的机括，会不断启动同一种情绪——你永远逃不出来。 按照数学逻辑，否定之否定表肯定，但按照哲学逻辑，否定本身也有其意义。和单线时间流中的“思华年”相比，两重否定将思念引出了时空，分量就更重了。 再向下看：“沧海月明珠有泪”。月亮与珍珠的感应是李商隐非常喜欢的一组关系：海里有蚌，蚌胎里有珠，道教典籍里认为珍珠和月亮是同步圆缺的，月圆了，珍珠也就跟着圆满了——李商隐有一句诗叫“未必明时胜蚌蛤，一生长共月亏盈”，就是这个意思。但在《锦瑟》里，李商隐认为只有形态上的呼应还不够，他更以珍珠是鲛人之泪的典故强化了情绪：海上月明，珍珠感受到月亮的变化，日益圆满。而作为鲛人的泪光，珍珠是生命的孕育与凝结，那么反过来看，天上那轮没有生命和情感的明月能感应到它吗？ 这种情绪其实和李商隐很多求仙的诗歌是很像的。他始终琢磨不定他仰望的对象到底是否对他有同样的感情。当你感受到这种绝望，泪的作用就又多了一层：珍珠在为了它不知能否获得回应的处境而流泪，而这实则也是对上一联中同物的质疑。 对句“蓝田日暖玉生烟”则在试图回答这个质疑。蓝田与沧海，一实地，一泛指，对应间本有点面关系：沧为暗绿色，与蓝成对；以海对田，也很自然会让人产生出沧海桑田的时间感。唐代诗人戴叔伦有句话：“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这该是李商隐这句诗最直接的出处。玉在山则草木润，光晕自然会像烟一样升腾起来，细微却无可掩盖，有经验的人就可以发现——这其实就是古代所说的望气。所以上联的“珠有泪”是珠光，而下联“玉生烟”则是宝气了。 结合出句看，这句诗想表达的意思则呼之欲出：玉本身没有情感，但观者有心，自然能看到烟气一点点从山里升腾起来，它只要在就够了——你看，这和上联又是一对否定之否定。上联认为生命能感应到外物，而外物不会对这个感应做出回应，底色是绝望的；而下联又成转圜：外物确实不会对生命有所回应，但只要细心去看、去体会，它们的某些特质和显像只会为你一人所见、所拥有，反过来就可以理解为另一种感应。 你看，颔联讨论的范围还在个体，颈联则已经走到了个体和外在世界之间。这已经不再是传统七律两进院子式的平面延展，而近似更上一层楼，螺旋直上，走到不一样的生命广度了。 行文至此，一首诗里从小我到世界，从生命到死亡，从相思到神契，所有的维度都写完了，尾联要怎么收呢？如果是李白，大概率会把调门最高的这句的话语权留给自己；而若是李贺，他则不会在空间探索中轻易止步，更可能要用意象结束意象，但李商隐都没有。他前面有多瑰丽，后面就有多平和：“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好像很客观地在说别人的事情。 我对尾联的理解和大部分读者字面上感受的不完全一样，主要原因在于今古对“只是”的理解是有点分歧的。“只是”这个词到唐代中晚期之后才开始在诗歌里出现，周汝昌先生考据认为“只”在古代汉语中表示的是“停止”的“止”，只作为虚词表停顿，没有实际意义，“只是”并不是“但是”，而应该解为“正是、正在”。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其实并不是指这段感情本来可以成为追忆，但是因为我当时已经惘然，所以没有追忆成；而更近乎说，这样的情愫，正是在惘然的那一瞬间就马上成为追忆了。 这是意象推到很广阔空间上出现的一瞬间的空茫感。前面说了无数的情感觉知、生死轮回、人天感应，最终却回落到了什么都抓不到的现在。从开篇的锦瑟引入时间，最终回到时间上的一个点——用数学的视角来看，点没有长度，它就是空无。 这种收尾好像《易经》中的“亢龙有悔”：盈不可久，动而有悔。诗就结束在了这个盛极转衰的瞬间。 从创作者的视角看过一遍后，我们就可以回答开篇的疑惑了：《锦瑟》并不是咏物诗，所谓“锦瑟无端五十弦”，不过只是这首诗的一个情绪入口，而非标题。也正是因为如此，李商隐开篇就毫不可惜地把“锦瑟”的意思在一联里写尽了。首联两句诗是后面一连串否定的开端和基础，当然不能太过掩映，而是越实越好——树叶可以摇曳，但根一定要实，《锦瑟》就是这个道理。 如前面所说，这首诗的每一联都在向上生长，有点近似金庸在《倚天屠龙记》里因为不符合动量守恒而常为人诟病的“张无忌左脚一踩右脚背，身形又腾起数丈”那种感觉，而不是标准七律式的横向扩张。在这首诗里，他每一招都指向自己的上一招，在接招的过程中，眼界也随之一重一重拔高，直到最后一联“亢龙有悔”，在空茫的顶点时抢在下坠之前结束了这首诗。 因此，《锦瑟》早已不再是四合院，而是一条盘旋上升的龙。它夭矫腾空，压倒了李商隐的所有诗篇，位列《李义山全集》之首——不管这个顺序是谁排的，我觉得这首诗当得起。 今天就聊到这里。你可能发现了，我这次的解读完全是在以诗论诗，具体人事的代入并没有多作推测，而是让出了一些空间。事实上，我完全可以像之前几天一样，用自己的研究和考证给它找到一个合理的归所，但考虑再三，我认为还是留白更合适——毕竟，它是李商隐最接近神性的一首诗，太轻易给出答案，反而是对作者的不尊重。 所以，你仍可以用你的方法去理解《锦瑟》——它欢迎所有人的解读。 明天见。 后 记 这本小书整理自一套讲稿。我口才本不佳，应下了这样的开口差事，只是因为无法拒绝“李商隐”这个名字。我曾研究过不少诗人，有时为他们的诗，也有时只为诗后的人，至今尚未停手。在尚看不清边际的前路，我早有终将遭遇李商隐的自觉——虽然本以为这照面会来得更晚些，晚到我自认做好了万全的准备，但真正且说且录走下来我才发现，准备本就不必完全，也没有完全。 一场偶遇，总会比审视、调查或窥探要来得愉快。 于是计划中的讲稿最终在这样的愉快里变成了漫谈：说是我硬拉你说个山跑场马也好，说是不设听众的空中语也不妨，它不见得全面，但好在能尽兴。十五天，从局促紧绷到快然投契，更到随心率性而无不可言，你当能看到这样的变化——我也不曾试图在最终的修订中抹平它。 这是时间的力量，而时间，本也是诗的一部分。 不同于一些横空出世而浑难理喻的天才，李商隐是个能生长也会呼吸的诗人，他的诗歌遂可看作时间的垒和。虽则他看似并不屈从于线形的时轴，而更偏好将之打散再行重构，甚至隔开不同的流速，任两股时流一快一慢，交错并行——但究竟他是时间的解人，也清楚地知道并能娴熟地运用它的分量。 敬畏与依赖成其人相，而拨弄与量校则脱乎神相。这十五章漫谈，正是在这样的人神交界之间，各自找到了位置。 我们不妨将这本小书比作为空中神影绘制的一张画像：第一日以接受史打底稿；第二日便以身世刷轮廓线；第三、四日以周遭人物设衬色；第五六日则以感情丰盈其肌理、点染其眼波；第七至十二日解诗，细绘衣纹披帛、宝珠法器；第十三、四日说宗教，则可造云雾、起背光了——当然，画中之神再出尘，这张小影最终还是要挂回到人间的粉墙上，以此，我们方能走到第十五日的回归、对视与冀望。 书依讲稿改成，因此语言上保留了口语习惯，而并未将语言调度的野心加诸其上。这虽与我预想的样子不同，但真正面对这套成稿时，我倒更感受到了这样平易表达的合宜。 面对这样的个体，任何曲转和变化都是对读者的进一步干扰——不论滤镜是否有自己的美学意义。平实化的讲述并不出于呈授的态度，而只近乎介质的自觉：李商隐自身已太擅掩映了，他的遭际与哀欢多在事典的颠倒虚化中模棱恍恍，渐至失真——甚至对某些读者而言，这失真几能致幻。要破除幻觉，见到李商隐本身，阵中人当已不能再多承受一层幻术。 前路多艰，我虽不乐翻译，行来也究须将绊子拆拆。然每人皆有自己顺手的路数，愿你只看着我且谈且着手便好，万莫带累了自己的习惯：我们要见的，本不会是同一个李商隐，而我手头的纽襻，也不一定就系在你的包袱上。 限于篇幅，这本书中选的诗不多，我谈得也任性，但诗本便不必是知识点的载体。它存活于察觉、碰触，甚至可能存活于消逝之隙。从这个角度看，我们说得愈放诞率意，抛给灵机的着力点反而多些——那么诗的闪现、栖生或者也便容易。 嗯。翻这本小书时，我希望你就是抱着这样轻松的兴味和我坐在一起的。 我们且一同听任诗和李商隐来是不来。 ★一部别具一格的李商隐诗传。 ★还原李商隐的生活经历及其精神追求，拆解李商隐诗歌密码。 ★本书是当代诗人对古典诗人的解析，细节丰富，理解独特。 ★李让眉的文字富于觉察力，语言充满诗意，解读平易晓畅、引人入胜。 ★作者对李商隐的还原，除去历史语境和艺术维度的考量，更有对一种可能的当代性的追索，从而揭示了诗歌将自身向未知开放的根本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