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牙史/东方剑桥世界历史文库

作者简介

戴维·伯明翰（David Birmingham）的孩童时代在瑞士度过，并曾于20世纪90年代作为一个访问历史学家返回那里。目前在英国坎特伯雷的肯特大学讲授现代史。著有多部著作，涉及葡萄牙史、瑞士史和非洲史。

内容简介

这种敌对，因为加泰罗尼亚的叛乱和要葡萄牙协 助镇压的命令而进一步激化，最终在1640年爆发为公 开的反抗。但是叛军背后的贵族远远没有联合在一起 。大约有半数的葡萄牙贵族——他们中有许多是被联 合王室擢升为贵族的——依旧对西班牙保持忠诚。他 们渴望通过对哈布斯堡王朝保持忠诚得到土地和金钱 的奖励，甚至是在西班牙地中海领土上的统治权。布 拉干萨的“反叛者”褫夺了哈布斯堡王朝“忠诚者” 的贵族头衔，并且逐渐为他们的支持者创立了30个新 的贵族头衔，使现存的贵族规模翻了一番。最富有的 阶层聚集到平原城市埃武拉，新王朝在那里打下了根 基。 在17世纪的葡萄牙，贵族并不是唯一犹豫不决的 反叛者。港口城市里斯本的城市中产阶级也因为他们 对分离主义政权的态度而发生了分裂。的确，一方面 ，官僚们早期做出了倒向布拉干萨的决定，政府继续 运行，职能基本没有中断。而另一方面，许多企业家 更倾向于开放的边界，惧怕民族主义的概念可能会在 葡萄牙周围立起爱国主义的围栏。有人认为，脱离共 同体会让葡萄牙在塞维利亚和美洲的投资面临风险。 论战另一方的观点则正相反，他们认为，脱离共同体 能打开与前西班牙属国荷兰的贸易，并且能为葡萄牙 进入莱茵河流域更广大的内陆市场提供更好的途径。 荷兰因素被证明是葡萄牙独立战争中很重要的一个部 分。荷兰不仅成为哈布斯堡时代在葡萄牙殖民地的积 极贸易者，而且对许多被驱逐的葡萄牙犹太人后裔来 说，荷兰也成为一个政治和经济上的天堂。在西班牙 统治时期，当宗教宽容变得越来越苛刻的时候，他们 带着商船和投资逃往了阿姆斯特丹。 当葡萄牙起义爆发时，像贵族和资产阶级一样， 天主教会也面临着一个未曾预料到的困境。乡村神父 和卑微的修道士们为布拉干萨公爵发出了造反的呼声 ，与自主的葡萄牙民间文化打成一片。然而，大修道 院长和主教都已经融入了卡斯蒂利亚的上层社会，不 愿意断绝与国际社会的联系。他们害怕国家分裂会鼓 舞而不是削弱人民的抗争，从而危及自己的等级特权 。耶稣会神父最无所畏惧地表达了反对保守宗教观的 态度，因此也在新的宫廷里获得了影响力，他们中的 一些人甚至持有相当激进的政治和经济思想。 16世纪40年代，耶稣会作为一种反宗教改革的武 器应运而生。1558年，葡萄牙修会在埃武拉创立了自 己的大学，以此作为古老的科英布拉大学的现代竞争 者。耶稣会教育者被保守派斥为颠覆者，便加以反击 ，并且声明：尽管他们在传播知识，可也在遏制人文 主义和民族主义势力。他们的教育只使用拉丁文，从 而使葡萄牙无法接触在整个欧洲日益繁荣的通俗文学 。耶稣会严格地保持着审查制度，笛卡尔和牛顿的哲 学被排除出他们的课程提纲。对于新科学时代开放式 的疑问，他们更倾向于阿奎那的服从学说。尽管他们 遇到了一些来自地主贵族的抵制——他们不希望自己 的孩子前往现代化的埃武拉和金融城里斯本游历—— 但是一种传统和现代的平衡，使得耶稣会士能在每一 代正在成长的贵族身上施加教育和忏悔的力量。16世 纪时，耶稣会强烈支持里斯本在非洲和巴西进行帝国 式的扩张，他们从殖民地财产中获得了巨大的财富， 也在亚洲传教事业中赢得巨大的威望。17世纪时，尽 管他们的赞助者教皇反对，耶稣会仍然赞同独立运动 ，并支持觊觎王位的布拉干萨家族。这将他们带进了 与宗教裁判所持续不断的对抗中。 葡萄牙的宗教裁判所依照西班牙模式成立于1536 年，它是反宗教改革运动中的一个镇压性机构，而非 其教育分支。其半独立的权力可以抵御王室的影响， 甚至可以免于教皇的干涉。其官员和告密者令人恐惧 ，就像后来的“秘密”警察带给葡萄牙和社会的恐惧 一样。 它在对待所谓宗教嫌疑犯时表现出的残忍，被作 为一种社会控制手段广泛宣传，它的处决一般都公开 进行以求达到最大功效。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宗 教裁判所已经成为政府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用来改 变宗教信仰的工具。它有独立行事的权力，无须议会 或法律上的核准。它是一个镇压异端的强大武器，受 到保守旧秩序的土地贵族的支持。宗教裁判所动辄以 传统、一致和种族纯洁为名镇压一切创新，从而经常 同所有的葡萄牙现代改革者发生冲突。所以令人毫不 吃惊的是，1640年，宗教裁判所赞成维持伊比利亚的 联合和西班牙的统治秩序，并且立即动员它的支持者 去镇压布拉干萨起义。1641年7月，宗教法庭庭长决 定支持一桩由一名公爵、一名侯爵、三名伯爵和一名 大主教策划的反革命阴谋。虽然这场力图维持与西班 牙联合的大图谋没能驱逐反叛的布拉干萨“国王”， 但它标志着独立必须经过漫长的战争，而且新政权的 政治稳定经常面临内部威胁。（P25-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