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博物馆馆刊（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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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与怀舍
　　东博忆往（续一）
　　徐秉琨
　　(前接《辽宁省博物馆馆刊（2018—2019)》第8页）
　　3.组织机构
　　1950年的东北博物馆还不是一个机构完整的个体，只是东北文物处下属的一个事业单位。文物处下管理着几个单位：东北博物馆、东北图书馆、沈阳故宫陈列所。博、图两馆与故宫均不另任馆长、所长，即由处长王修兼任。下属单位只设秘书管事（博、图两馆秘书分别是张拙之、赵奇），自己无人事权和财权，在文物处内设人事科（科长魏国满）和总务科(科长李之樸），一切花销都要拿到处里报销。人员（主要是后勤和杂务人员）可以在处属单位内互相调动。1953年文物处撤销，下属单位划由沈阳市文化局领导，博、图两馆后来划回东北行政委员会文化局，故宫留沈阳市。
　　东北博物馆内设两个业务机构：研究室和保管科，负责人都称“科长”。研究室负责藏品及征集品的鉴定、研究、陈列、考古等工作。研究室下设说明员组，负责对观众的讲解(国内博物馆原无“说明员”的设置，东博也只是在省领导、贵宾来参观时才由研究人员陪同做介绍）。东博首创专职说明员制度，据说是从苏联学来的。保管科负责藏品和征集品的保管、登账，科下设看管员，负责陈列展品和展楼的安全。
　　在两个业务科室之外，馆里另有一人负责总务和工人管理：广永昌。他等于是文物处总务科的派出人员，但归馆秘书领导。后来成立管理科，他任副科长，1957年调出。
　　那时的职工属于两种编制，即干部（职员）和“工友”（工人)。研究室的研究人员、说明员和保管科人员（看管员除外）是干部编制，看管员和馆内勤杂人员是工人编制。研究人员的职称只有两个等级：研究员和助理研究员，前者实际包括后来细分的研究员和副研究员两个职级；后者实际包括后来细分的助理研究员和研究实习员两个职级。至1953年1月，才和全国统一，将研究员分开为正研、副研两级，我也在那时定职为研究生。
　　4.工作人员
　　1950年8月馆内的工作人员状况是：秘书：张拙之。研究室科长：杨孟雄。研究员：李文信、沈延毅、张亮采、于世杰、齐子如、杨成能。助理研究员：胡文效、阎万章、曲瑞琦、孙守道。说明员组组长：杨树德。说明员：水良箴、孙齐贤、赵承范、于淑梅、王宝善。保管科科长：孙彦文。保管员：李茂林、张劲闻、萧云忠、李致琴等。看管员：李士宾、张国良（张浩）、丁宝泰（丁军）等。另有两位技工裱画师傅周福亭和花匠袁振清。我记得，至1950年底，连同我们新来的几个人一起，馆内正式职工人数为37人。各人的情况
　　大致如下：
　　杨孟雄，蒙古族，原为黑龙江省某县教育局局长。东北沦陷后自己更名为“艮”，“艮”在八卦中位于东北，更名的用意是表示东北地区是中国的东北，不是什么“满洲国”。在东博初任研究室科长，1945年，解放军在大栗子沟缴获了溥仪外逃时携出的一大批书画文物，缴获后上交东北文保委员会，存在东北银行，沈阳解放后迁来沈阳，1950年6月（？），由杨孟雄代表博物馆直接接收人藏。1951年底至1952年初，保管科长孙彦文调走，杨改任保管科科长。1952年底，调任沈阳故宫陈列所所长。
　　沈延毅，辽宁盖平（今盖州市）人，著名书法家、诗人。早期北京大学毕业，曾任莫德惠（东北人士）秘书。莫德惠在旧中国任驻苏联大使，他随往，见过斯大林、莫洛托夫等苏联领导人。1955年成立沈阳市文史馆，他调任馆长。
　　他的书法写魏碑，端正峻峭而潇洒多姿。东博的藏品卡片有一大批是经他抄写的，他用蘸水钢笔蘸黑色墨水书写，仍是魏碑风格，整齐美观，有力透纸背之感，是他留下的又一类硬笔书法作品。启功先生欣赏他的书法，赠诗云：“如今魏法出辽东”。
　　他和胡文效、杨孟雄是当时馆里能做旧诗的几个人，时有诗作唱和。他身材高颀，胡赠诗有云：“浩荡长江水，矫矢青松姿。努力崇明达，□□以为期。”他很高兴。西丰西岔沟清理古墓群，出土多把铜剑，他去参观，赋诗云：“遗剑家家有，锋芒仔细论”，发表在沈阳的文艺刊物《芒种》上。原东北文物处党支部书记（后任沈阳市文化局副局长）的王化南下放调回，仍住故宫，他去看望，赠诗云：“风雨沧桑感慨同，十年离乱各西东。重逢巧又汗(Mn)王殿，一笑高歌‘二进宫’。”“二进宫”是一出京剧的剧目。
　　他长年担任辽宁省书法家协会主席（理事长？），20世纪90年代病逝，享年90余岁。
　　张亮采，东北人，辽史专家。1950年，馆里为我们几个年轻人安排业务学习，是师徒授课方式。王增新被分配跟他学习铜器研究，他经常抱着两大本容庚的《商周彝器通考》来上课。后离馆。“文化大革命”后任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我和朱子方先生出差长春时曾去看望。
　　于世杰，年纪较大，人很和蔼，大家尊称“于老”。据说原是张学良下属的一位军需处长，见过很多“古董”，经验丰富。馆里安排董彦明跟他学习瓷器，他就到陈列柜前对着实物讲解，但很少讲什么理论，是所谓“望气派”。北安整理文物时鉴定清宫“金银珠宝”，他的介绍使我们见识了很多东西，什么猫眼石、青金石、翡翠、祖母绿、各色的璧玺，等等，他都如数家珍，一一道来。有一种蓝表叫作“推盘问”，那是在一块怀表边儿上有一个小推纽，推一下就会自动打点报时，他表演给我们看，推上后响几下，暂停，又响几下，说明是几点几刻。这种表是供人夜间了解时刻和盲人使用的。他还会用座机照相，博物馆后院靠西墙最北的两间套间小房子就做了他的照相室和暗室。1952年整理文物时新建了一套文物卡片，很多卡片左上角都贴有一张一英寸大的藏品照片，就出自他手。馆里安排赵洪山做他的助手，跟他学会了照相。
　　1954年，于世杰调援黑龙江省博物馆，在那里很得好评。
　　齐子如，湖南湘潭人，名良琨，齐白石之子。他来馆大概是出于周铁衡先生的介绍。王修到沈阳后，像在哈尔滨一样寻访本地的文物爱好者，周就成了东北文物处的顾问。周是医生，曾留学日本，与郭沫若同学，郭来沈时曾去看望他。周后来又从齐白石学画，成为画家。齐子如可能就是这样被介绍到馆来。他画工笔草虫细致人微，极为传神，如果说“栩栩如生”，可谓恰如其分。齐白石画作中有些草虫就是齐子如画的。抗美援朝时捐献飞机大炮，文物处办义卖展出，沈延毅写了书法，他也画了几幅画参展。
　　馆里安排他为我讲授书画，他拿一本专业著作（可能是潘天寿的《中国绘画史》）给我上课。但1952年组织上派我去北京学习考古，书画的学习未能继续下去。他体弱多病，齐白石曾为他画一幅画，题“愿如儿寿比爷长”。他1955年病逝沈阳。
　　杨成能，江浙一带人，年龄较大。曾翻译过一本日本人的学术著作。他虽是研究员，却很少在研究室而经常到展楼来。展楼一楼北面的展厅内，台上有两株芭蕉树，各装在一个大木桶里。这本是南方树木，东北气温低，就一直放在室内，他经常在那里侍弄。芭蕉忽然结果了，他高兴地拿了个盘子，盛放着剥下来的果肉，到处请人品尝，那味道很像香蕉而滑润过之。他喜欢诗词，交谈中向我问起清人顾贞观送吴汉槎的两首词，恰好我有一本词选，拿了给他看，他看后颇为感慨。
　　不知他何时去了北京。
　　胡文效，字龙公，湖南湘潭人。祖父胡沁园是当地著名乡绅。当时齐白石还是一名乡间的木匠，受到胡沁园的赏识，胡教他学习，对齐有知遇培养之恩，齐称胡为夫子（老师），为胡氏夫妇画有“行乐图”。文效从某财政学校毕业，人国民党财政部任职，做过派驻浙江的“稽核”，可能是相当于审计一类的工作。抗战胜利后，齐白石曾赴南京，文效为他举办了一次画展。新中国成立后文效没有工作，赴京住在齐家。他作了一副对联：“城乡处处人长寿。风雨时时龙一吟”，请齐白石写给他。又刻了一枚印章：“小住为佳”。齐白石明白他的意思，于是再想法介绍，他1950年来东博工作。
　　我初见他时，他西装革履，与当时大家朴素的穿着不同，一副翩翩浊世佳公子模样，交往后才知他学养深厚。那时博物馆已多年没有添置图书，他每次出差北京，都要去书店（尤其是琉璃厂的中国书店）购置一些典籍和新书带回，图书室很多古籍都是他采购来的。他为我买了世界书局出版的“前四史”，精装三厚册，只要四元钱。
　　胡文效对博物馆一系列规章制度的制定起有重要的作用。当时虽已开馆，但日伪和国民党时期留下的烂摊子尚未做彻底地整理，藏品数目不清，真伪杂陈，账物不符，一些新人藏的文物还未登记人账，分散在不同的屋舍放置。而所谓账册，也只是一些用软页的“美浓纸”复写的器物名称件数，人工装订成册。总之，情况很乱。他是学财务管理出身，深知这样下去不行。而张拙之安心工作后。也汲取在双城领导土改时没收地主财物的库房管理混乱的教训，决心对藏品保管做一次认真的清理。他们与李文信先生研究，确定了藏品的分类。然后由胡文效设计制定了文物总账与分类账的格式，又制定了文物鉴定卡片的细目和样式，还参考银行的报表为藏品的人藏、提用、调拨、剔除等手续制定了一系列的登记表格，这就为1952年全馆文物登记工作的开展打下了基础。直至今日，辽博的保管工作还是使用的这套制度和账册、表格。
　　1954年，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文代大会，周扬（中宣部副部长）在会上赞扬齐白石是一位现实主义艺术家。这个评价很高，等于是推出了一位美术界的大师。张拙之政治敏感，立刻想到要加强齐白石作品的收藏，便派胡文效回湖南湘潭搜求齐白石在家乡时的作品。白石的《石门二十品》册页等早期作品就此人藏。胡又到北京请齐白石专为东北博物馆画了一些画，写了一些字幅，并将白石写过的一些短启、字条等收集来馆。后来又由胡请齐氏专为东博破格画了《梅花长卷》和书写了“总路线”等中央政策精神的字幅，这些特殊作品也都归馆人藏。齐白石作品成为东博的特藏之一，后来出了一本齐白石画册，胡文效以本馆的名义作序，由杨仁恺缮写后，印在画册前面。
　　胡文效还著有一部《齐白石传略》，书中记述了齐氏的青年时代和个人奋斗成长的历程，是研究齐白石的重要著作。对于齐氏的生平，早期有胡适的《齐白石年谱》，后来有吴祖光的《齐白石传》，比较起来，以胡文效此书最为翔实丰富，文学性也强。他曾取先写成的一章题为《苦学记》发表在《人民文学》上。此外，他还研究唐代诗人，有一篇关于元秸的论文在《光明日报》发表。
　　胡文效书生出身，有些名士作风，喜爱诗词，嗜烟、酒、茶。他曾在一家做客，一边喝酒一边作诗，一天竟作了50首诗，受到那家主人的激赏。他认识南方一些有名的诗人、书法家，如谢无量、潘伯鹰等，后来都曾征得他们的书法诗作人藏馆中。1956年，沈阳的文学刊物《芒种》创刊，请他去代求齐白石老人题写刊名，老人以90多岁的高龄，两个大字写得苍劲有力，让人感佩。这个题名该刊一直印在封面使用至今。胡也在其上发表了几首词作，赞美文学春天的到来，诗情充沛，生意盎然。
　　1961年，辽宁省委指示辽宁省博物馆编写有关辽宁历史的文字资料，以供内部了解参考。馆里决定由研究室编书三种：一是《辽宁史迹资料》，由研究室商定篇目，分工编写，交胡文效汇总编成；二是《辽宁古诗选》，由胡文效从历代有关辽宁地区史事的诗作中编选；三是《辽宁名胜古迹》，是一本附有图片的小册子，由胡文效编写。前两书印出样书报省委审核后做了增订。后来仅《辽宁名胜古迹》正式出版。
　　“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插队辽西凌源，1972年调回沈阳后发现得了癌症，50几岁英年早逝，十分可惜。
　　阎万章，辽宁义县人，是阎文儒先生（北大教授，新中国成立前曾任“沈阳博物院”秘书）之侄。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所学原是文学史专业，研究戏曲史，后在长白师范任教。沈阳解放后先在东北文物处工作，后调东北博物馆。他的研究领域很宽，首先是东北史，尤其是辽史和东北历史地理，多所发明。文物研究则包括瓷器、书画、古地图诸多方面。对民族古文字学的研究，他最大的贡献是发现了“契丹文大字”。史载契丹字有“大”“小”之分，初创的是“大字”，“字少而该贯”，后来又创制“小字”，比较繁细，考古中多见的是小字。他发现曾被认为是赝品的《故太师铭石记》刻石其实是真品，所刻文字原来是另一种契丹字，后来学界一致认为就是“契丹大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