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有过小时候

作者简介

任溶溶，本名任以奇，原名任根鎏，广东鹤山人，1923年生于上海，1945年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中国文学系。著名作家、翻译家。曾任上海译文出版社副总编辑。著作有童话集《“没头脑”和“不高兴”》，散文集有《世界上有这么一个小孩》《我现在长大了》等，曾获陈伯吹儿童文学奖杰出贡献奖、宋庆龄儿童文学奖特殊贡献奖等奖项。译著有《木偶奇遇记》《小飞侠彼得·潘》《骑士降龙记》《小熊维尼》《闯祸的快乐少年》等，2012年被中国翻译协会授予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荣誉称号。

内容简介

我是什么地方人 我忽然在想，我算是什么地方的人呢？ 按照传统习惯，这个问题一下子就可以回答。因为按照传统习惯，父亲姓什么，儿子也姓什么，父亲是什么地方人，儿子也就是什么地方人。我一生下来就是这么办的。我父亲姓任，我也姓任，我父亲是广东鹤山人，我自然也是广东鹤山人。我的户口簿、履历表上都这么写。 我生在上海，家里说的是广州话，烧的是广东风味的菜，来往的亲戚是广东同乡，真正是在上海的广东人家。我五岁回广州，只说广州话，只吃广东菜，一下子成了地道的小广东。暑假我回家乡，是父亲出生的家乡，学会说不同于广州话的广东鹤山旺宅村方言。有两次清明节，还跟着叔伯到远处给大太公扫墓，据说他们是最先从他处落籍到此地来。这样去扫墓的，还分给我们这些子孙猪肉。 可见我是地道的广东人。我也深为做一个广东人而自豪。我会几种方言，而说得最地道的是广州话，我的广州话是广州西关话，虽然我前些年到广州，他们说我的广州话虽然说得实在好，只是太老式了一点。广州话含有古音，它为我后来学语言学、学日语等带来方便。小时候老师就告诉我们，广东出了孙中山等革命人物，出了十九路军这样一支抗日英雄部队，实在了不起。再加上“食在广州”，我怎么能不为之自豪呢？ 不过如今有种新说法，说生在什么地方就是什么地方人。那么，1923年5月我生在上海虹口区闵行路，我就应该是上海人了。虽然我的家是广东人家，但四周都是上海人，我的邻居玩伴是上海人，说的是上海话。我五岁回广州，但抗战一开始我就回到上海，在上海读中学，读大学，参加工作，一直生活到今天。我的同学、同事、朋友百分之九十九都是上海人，我的妻子是上海人，子女跟我只说上海话。有一次我回广州，跟女儿说上海话，但用广州话给女儿买甘蔗，卖甘蔗的老太太说：“真睇唔出，你呢位外江大佬广东话讲得咁（ɡān）正。”我在广东人眼里就是个“外江佬”！应该说，我是地道的上海人。不用说，我为我是个上海人感到自豪。上海为什么让我感到自豪，我想就用不着我说了。大家都知道，上海是一个何等赫赫有名的国际大城市啊！ 可是也真巧，我在上海图书馆看到了一本广东鹤山县志，那上面说，广东鹤山的任姓，其始祖都来自浙江金华，是南宋时逃难到广东落户的。也就是说，我童年在家乡拜祭的老祖宗，正是这些南宋从金华逃难到那里的人。那么我的祖宗是浙江金华人，我的祖籍也就是浙江金华了。从此，我碰到金华人就说自己的祖籍是金华。我为此也感到十分自豪，因为金华太有名了，金华火腿无人不晓。我小时候生病，要吃广东人怕吃的白粥，家里就让我吃万有全的熟火腿过粥。可惜这种熟火腿现在吃不到了。当时南京路河南路的万有全火腿店供应熟火腿，切得极薄极薄，非常好吃，只有吃过这种熟火腿才知道火腿的真正味道有多好。我到过金华，在大饭店里也再没吃到这样好吃的火腿。浙江师范大学老校长蒋风兄知道我爱吃这样的熟火腿，特请食堂师傅给我做，但火候还是不够，我只希望这样好吃的熟火腿能重现。我这里说了，我到过金华，我为那里的景物与人文陶醉，我崇敬的女词人李清照在这里留有遗迹。我如今特别为金华感到自豪的，是那里的浙江师范大学成了中国儿童文学的重镇，我的老友蒋风担任校长时打下了基础，如今方卫平、韦苇等老师加以发扬，我作为一名儿童文学工作者，怎能不感谢这个地方呢！ 我真希望成为这三个地方的人。要问我是什么地方人的话，我就回答说：我的籍贯是广东，生在上海。再加上一句：我的祖先来自金华。 最早的记忆 每个人一生下来，开头一年多的日子在记忆中是空白的。尽管那个人是“我”，也经历了一年多的事情，可是这些事情这个“我”完全不知道，这是个一无所知的阶段。因此，关于我生下来以及其后一年多的事情，都是听大人说的。比方说我生下来哭不出声，医生把我倒拎起来，拍了几下屁股，这才哇哇哭起来。还有，说我生下来非常孱弱，很怕我养不大。可是到了我有记忆的时候，我身体挺好的。 大人有时候会开玩笑，碰到我不听话，说我是从垃圾箱里捡来的，我当然知道是开玩笑，不过万一真是这样，我也不知道。 我常常想，当我开始有记忆的时候，我记得的事情最早是哪几件呢？ 我反复想啊想，实在想不出来，不过想啊想的，倒想到几个支离破碎的印象，就算不是最早记得的事情吧，也是最早留下的印象。 第一个印象是奶妈抱着我经过南京路，地点是在湖北路东首的三友实业社附近。为什么是在那地点呢，我也说不清楚。只记得妈妈跟我说过，三友实业社卖爱国布，她去买过布，在抵制日本货的那个时期，三友实业社有过光辉的历史。日后我常经过这个地方，非常熟悉并且觉得亲切。那些房子现在没有了，成了世纪广场。 第二个印象是我坐在奶妈膝盖上吃番菜（西餐）。不对，不是我吃番菜，那时候我还在吃奶，是奶妈吃番菜，我坐在她的膝盖上。这个印象比较可靠，我问过妈妈。妈妈说是带我在永安公司附设的大东旅馆吃过西菜，我还尿湿了奶妈的衣服，出了洋相。 第三个印象是我坐在妈妈膝盖上看京戏。看戏的戏院可能是老天蟾舞台，不是今天的天蟾舞台（逸夫舞台）。这老天蟾舞台后来拆掉改建成大厦，即永安公司新楼。老天蟾舞台据说有旋转舞台，我印象中是看到舞台旋转，换了一个场景。 这就是我反复想出来的记忆中的三个印象。接下来记得的事多起来了，都是我学会走路，走来走去所做的。 小朋友们，你们的岁数离开出生的日子还很近，你们记忆中最早的事情是什么呢？你们回忆比我还有一个有利的地方，即你们生下来后，你们的爸爸妈妈给你们拍了很多照片，这些照片可以帮助你们回忆。有些照片你们看了也许会觉得不知是怎么回事，一点也想不起什么来，可是有一些，你们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也就回忆起那时候的事，想出什么来了。可我小时候拍照要上照相馆，那是件大事。我长到将近十岁，只拍过一张照片！ 我的二哥 我有一个二哥。有二哥应该有大哥，可是我没有大哥。大人从未提过这件事。等到我懂事，我猜想大哥在我出生前便夭折了。反正我只有一个哥哥，就是二哥。 我的二哥比我大五岁，叫任卓鎏。他十分文静，又聪明，读书极好，受到我父亲宠爱。按旧时习俗，父亲大都偏爱长子，也许因为长子能最先继承家业吧？父亲去看电影什么的总是带他去，从来没我的份，连我的奶妈都为我抱不平。可我一点无所谓。我看看连环画、画画公仔、玩玩无锡大阿福，很能自得其乐。大家给了我一个外号叫Dɑbe，我当时还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日后才知道是上海话的“大班”，形容我派头大，什么也不在乎。其实我不但不妒忌我二哥，还挺崇拜他。我第一次上私塾读书，正是他领我去的。不过很对不起他，看到私塾森严的可怕样子，我转身就溜回家，他在后面追也追不上。 我五岁时和二哥一起回广州。后来我在荔枝湾岭南分校读小学，他在河南岭南大学本部（今中山大学地址）读中学，是住读的。他穿了当时广州流行的学生装，真是帅极了。那种学生装只在广州流行了一段日子，大家一定没见过，也想象不出来。那是上身穿旧式妇女穿的大襟衫，下身穿一条腊肠裤（西装长裤）。我现在猜想，上身也不是穿女式大襟衫，而是因为广州热，不穿长衫，于是把长衫的下摆剪掉，穿上就成了一件大襟衫。 1931年“九一八”事件爆发，全国要求抗日救国的呼声高涨。在广州，中山大学和岭南大学的学生运动是最积极的，我二哥也投身其中。记得有一天下午（可能是星期六），我在家，我母亲在搓麻将，忽然二哥的老师把二哥送回家来。原来他跟同学们到街头宣传抗日，因过于激动，竟至晕倒。可是他醒来后便精神失常了。于是他只好在家疗养。我在家时，总由我守护着他。他会忽然大叫：“东洋鬼来了，要抵抗啊！”我开头真有点害怕，不过大人安慰我，说他的病会好的。这倒让我关心起国家大事来。几个月后，他的病治好了，我家还送了一个大牌匾给丛桂路一位中医师，感谢他治好了我二哥的病。 他病愈后，母亲带他回上海继续求学，留下我在广州。我只知道几年后他又生了一场大病，身体不好，只得又回广州休养。他还是老样子，爱书如命，整天就是读书看报。1937年抗战爆发，日机滥炸广州，全家回乡避难，也在此时他成了亲。 上海成为孤岛后，我们全家又逃难回上海。1940年，我偷偷离家去苏北参加新四军。第二年我因病回上海，回到家中，第一个对我参加新四军表示赞许的就是我二哥。他说话口齿不清，对我跷起大拇指连声说：“好，好，好！” 同年他去世，年仅二十二岁，留下一个遗腹女。他的女儿读书也非常好，当上了教授，这是可以告慰我二哥的。 我二哥的爱国行动对我的生活道路起了很大的作用。有这样一位二哥，我感到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