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中心与政治变革：豫东北与明朝的衰亡

作者简介

戴福士（Roger V. Des Forges），耶鲁大学历史学博士，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荣休教授，曾任该校历史系主任、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领域为明史、全球视野下的中国政治文化史。 译者简介： 解扬，香港中文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所研究员、中国历史研究院“朱鸿林工作室”特聘研究员，研究领域为明史、近世思想文化史。

内容简介

导 论 （节选） 河南所在之地，亦名中州；这一名称的由来，兼有人文地理与自然地理的双重因素。河南取意“大河之南”，指黄河以南的大部分地区。黄河将中国北部平原一分为二，是其地理上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政治体制下农业的核心区。在河南境内，许多小的河流从东北流向东南，在西北、西南和东南地区有山地，地貌与中国整体的地貌极为类似。 河南温度适宜，日照充足，接受的日照时数也比其他省份多。降水量年均700毫米，为小米、小麦、高粱和玉米的种植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此地又恰好处于自北部吹来的干燥冷风与从南部而来的温暖、湿润季风的中间地带，在夏秋之交这样一段相对短的时间内，降水量能达到年降水量的50％。然而降水量的季节分配极度不均，会导致洪涝或干旱。 河南东北部因为人口众多和作物高产，属于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所说的中国北部这一宏观区域（macro-region）的核心地带。然而与其他位于河谷地带的核心区不同，黄河贯穿此地，在每年淤积下150万吨黄土之后，注入黄海（黄河夺淮入海时期）。由是之故，黄河流经之处，河床不断抬升，在河南东北部和下游地区，必须经由人工疏浚并修筑堤坝来保证河道畅通。黄河的水面也随之不断抬高，超过周围的乡村数米，因此也被称为“悬河”。由于对水土保持的重视不够，黄河屡屡泛滥成灾，于是它又有了“中国之殇”的雅号。 河南四周均有河流相连，东北部有卫河，东南有淮河，北部有淇水和小丹河，南部有涡河和颍河。此外，还有许多规模较小的河流向东注入黄河，但它们在历史上时存时逝，部分取决于当地政府对黄河的治理情况。河南曾经一度广为森林所覆盖，但由于农业占地的缘故，森林面积逐渐缩小。尽管省内的铜、锡、煤、铁和石油的蕴藏量十分丰富，但是受到政治的影响以及商业、工业和技术风尚的改变等因素干扰，难免滥砍滥伐。［3］ 要理解河南在明朝的角色与地位，我们必须剥离那些不受时间影响的因素，如地理、气候、地形以及自然资源等，进入历史视域，从当地民众的文化、政治、社会和经济等角度着眼。正是那些居于此地以及相邻地域的民众，在历史上创造并保持了河南的文化中心地位，同时，他们还必须应对来自其他地域，以及时代变迁所带来的种种不利因素的挑战。 第三章　性别、阶层和种族 （节选） 男性和女性除了在生理和性别上的不同，在心理和社会归属感上的不同也逐渐为人所认知，并被构建成伴随着时空差异而彼此不同的多样性。因此，性别的概念已经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而是更关乎于生存于其间的文化、政治和社会结构等元素。研习中国历史的学者们逐渐意识到，有必要去关注那些迄今为止仍深藏于历史的尘埃之中，有待发掘的女性历史，倾听她们的声音，以便从种种陈规定见中脱离出来，真正去感知女性在历史上的成就及她们的艰辛。 明代有关妇女的记录都出自官员、社会精英成员以及文人雅士之手，他们自诩能够服务于社会主流价值，因此对那些身怀女德，能从普通家庭脱颖而出的妇女，特别予以关注。若非如此，这些妇女很有可能仍然不为人所知，更不会引起史家的关注。表彰女德可以追溯到汉代，此举在明代复兴，进一步证明了两个朝代在兴起平民主义上，颇具相似性。有明一代，受日常生活的影响，妇女的地位逐渐发生着变化，订婚和结婚之间的差异逐渐消弭就是例子。此外，与汉代相比，明代受表彰的女德多了些消极被动甚至自我否定的成分；而汉代的女德相比周朝而言，积极因素已经大幅减少。很明显，如果将父权制仅仅界定为精英意识，或者将女性在历史上地位的变化，仅仅视为线性的话，是难以令人接受的。但如果承认在某种社会文化中存在厌女的现象，并承认妇女地位在历史上的演变，呈现了多样复杂的面貌，问题就不难解释了。此外，无论是持现代化观点的学者还是马克思主义者，或者持帝国论的分析模式，对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历史或女性文学史，都还没能给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明代皇室的女性一般出身平民，她们比起汉唐或清代的后妃，拥有的地位、享受的特权都少。明代的皇帝们只允许妃嫔从事女红，以防止汉代那种强势外戚威胁皇权的局面再现。朱元璋的妻子马皇后在朱元璋起兵并定鼎天下的过程中，无疑扮演过重要角色，她的去世也影响了朝纲的稳定。成化皇帝的宠妃万氏出身宫女，尽管为皇帝诞下的唯一一位皇子早夭，仍然能受到明宪宗的专宠。万历皇帝宠爱的郑贵妃所生的福王，虽然最终未能被立为储君，但郑贵妃本人仍能左右朝政。在明末，天启皇帝的母亲张氏出身豫东，当皇帝的乳母客氏与宦官魏忠贤的阉党勾结时，她庇护了一批东林党人。明代的嫔妃或太嫔们对京城的寺观，普遍予以资助。但这一群体始终未能如西汉的吕后那样，攫取朝政大权，更不用说如唐代的武周代唐般亲登皇位了。明太祖和成祖设立女官制度，选拔女官，执教宫女。随后，周王选拔有学养的女性，来教导府中的女眷。但这些措施与武则天女皇当政时为选拔女性官僚而举办的科举考试相比，无疑相形见绌。 很遗憾，现存的史料几乎没有提及这些宫廷妇女对自身历史地位的看法。仅有两条信息能反映一些秦汉时期的情况。内容是一位年轻貌美的宫女因拒绝贿赂，始终没能被安排临幸。她以描写汉代著名伉俪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诗笔来寄托幽怨之情。在一则很可能是虚构的逸事里，太妃张氏据称曾将当时的权阉魏忠贤，比作汉代司马迁笔下秦朝宫中汲汲于权势的阉宦前辈赵高。 因应时势的不同，有明一代的妇女在权势之家中的地位，也有所不同，但总体上低于前代。一些忠诚的伴侣和慈爱的母亲，例如宋权的母亲丁氏，被载入了地方史册，从而光耀母家的门庭。她们有母家的姓氏，婚嫁后被冠以更亲密的夫家姓氏。母亲经常参与安排婚嫁事务；有时，女儿们被视为社会资产，娶到“下嫁”的妻子，可能会对其家庭发挥相当的影响。但即便是在如吕坤这类改革派的家庭里，婚姻仍持续地为政治、社会和经济利益服务。类似丁氏的侧室如果成功取悦夫君，留下男嗣，便可能在其家族中有相当大的影响，甚至赢得正妻的友善。但通常情况，她们会持续地忍受作为妇女和侧室的双重痛苦。 （1）明朝政府对豫东的管理，部分是通过推行分封制，也即在京师之外将皇室子孙封为藩王来实现的。它也用官僚来实现国家的统治，从当时的世界范围看，明代的官僚机构庞大而有序，但若对比人口数量，实际的规模却有限，差别也不大。明朝的勋贵凭着政治和军事实力起家，成为一个能代表特权的象征符号，进而在文化上施加影响，但却成为社会和经济的负担。明朝的官僚机构也类似，最初确定好了机构和官员的设置，之后则在此基础上屡有增设；官员管辖的范围涉及河工、征税、救灾以及公立教育等多个方面。在超过两个世纪的时间内，明朝对日渐增长的人口尚能实施有效的管理，但在王朝末期，当财政危机来临时，就束手无策了。 （2）晚明各路藩王的需索越来越大，其中以隆庆皇帝的第四子朱翊镠最具代表性。朱翊镠在隆庆四年（1570）三岁时在山西潞安府受封潞王，但他首次支国却是在万历十七年（1589），地点是湖广的衡州。他以衡州离北京太远为由，于是他的兄长，也就是当朝的万历皇帝，同意将他改封河南卫辉。年轻的潞王极具野心，他抓住在湖广的景王去世的机会，向朝廷提出将景王的土地划归自己名下的要求。尽管遭到湖广地方官员及当地乡绅的强烈反对，万历皇帝还是再次纵容了他的弟弟，允其所请。五年之后，据清查田亩的数据显示，潞王成了明代众多藩王中拥有土地数量最多的一位，掌握着两省、九府所辖24个州县及当地卫所屯田的各类土地共计400万亩。其中大部分在人口分布不太集中的湖广，但其中有9万亩是在人口大省河南。据不完全统计，这些在河南的土地包括卫辉府4个县的2.26万亩，以及开封、怀庆两府的6个县所辖的5.98万亩。 （3）国家面对河南地方频繁发生的洪灾所采取的措施，虽然不总是有效，却十分有力。那些具体措施包括广施救济、减免赋税并辅以建堤修坝、疏浚水道等防洪措施。附近未受灾的州县也被要求来助一臂之力，甚至不惜做适度的迁移。当天顺五年（1461）开封府水灾再起之时，百姓受灾致死者甚多，有人为了救助无家可归的民众，再次提议迁都。一位布政使司照磨反对，声称城市是百姓所建，即使开封成为泽国渔乡，政府也应该保障民众在中州平原休养生息。弘治二年（1489），一位巡按御史督促修建黄河支流上的堤堰，禁止任何有关迁徙开封百姓的讨论，他认为这会“扰乱民心”，他的意见得到了朝廷支持。实际上，大家都意识到了黄河应该经常性地得到妥善治理，要像保护城市居民一样保护河道两岸乡村中的民众。为妥善进行此事，朝廷新设河道总督一职，负责协调有关治河事务的所有官员。 （4）为了支持财政，明朝政府平时向百姓征税，当百姓受灾时，则要施以救济。自洪武皇帝以来，朝廷便推行了预备仓政策，每个县设四个粮仓，当地方官员正直无私时，例如于谦，该政策便能收到很好的济民效果。在15世纪，国家规定了地方上储粮的数量。到了16世纪，常平仓和义仓普遍建立起来，为稳定米价和提供救济做出了贡献。（常平仓的主要作用是稳定米价。）国家一般只提供荒政的政策性指导，制定针对各类灾荒的免税额度。但到了16世纪后半叶，政府在这些规则上的实施力度逐渐减弱，变得越来越依赖市场来保证粮食在供需地域间输送管道的畅通，赈济便变得时有时无。 （5）与之相应，在所处地理位置上和所从事之职业上的变化也因以产生。在立国之初的一百年间，在开封府，尤其是府治所在地祥符县，培养了数量众多的举人，位居府内各县之首。在之后的一百年间，府内其他各县如仪封，以及如归德府的各县，也都有数量可观的举人诞生。在此期间，从精英家族走出的这些学业有成者，凭借他们的文学成就、哲学创获以及在官场上的成绩，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荣誉和声名。在明朝最后70年间，一些早年并未在人才培养上显得出色的县，例如开封府的杞县和归德府的商丘，都有了长足的进展。有明一代，一些家族在取得功名以及与国家保持紧密关系上，尤其出色。然而到了晚明，这些家族的后裔与国家的离心力却有逐渐增强的趋势。 （6）从吕坤的家庭生活和他对儿女婚配的安排来看，他却不能严格遵守自己所标榜的夫妻纲常。当他发现自己的原配夫人不能生育男婴，便娶了一房妾，然而这个妾生的也是女孩。吕坤把他的第一个女儿许配给了一位生员，这样就使得自己与一位陕西官员结成了亲家—陕西也曾是吕坤的为官之地。为了最终能生一个男孩儿，吕坤又娶了一房妾，但仍然没能生育儿子。吕坤最终把他的第二个女儿许配给了沈旋。此人是曾经提携过自己的好友沈鲤的亲戚。吕坤的第三个妾终于给他生了儿子，而且是两个。其中一个叫知畏的后来成了生员，娶了杨东明（1548—1624）的女儿，这位亲家也曾是吕坤的学生。吕坤可能认为夫妻关系是一个家庭的核心，但他娶了三房妾来生儿传宗，他所有的儿女婚配，则都遵循了有利于其仕途发展的原则来安排。 （7）地方贵族也支持国家选择两汉的模式。他们念兹在兹的是西汉高祖平民的出身，文帝运用军事的娴熟，以及武帝的边疆政策。执政者很清楚百姓支持的重要性，因此在陆贾和贾谊对民心拥戴的关注上尤其上心；对卜式和范蠡致力于百姓福祉的用功，也十分青睐；对董仲舒和梁孝王的文化集团特别重视。到了明代中叶，就有学者谴责土地日益集中，但他也提到了王莽的旧事，以警惕激进改革的恶果。东汉在明代历史中往往以盛产县令的楷模、明智的族长、孝顺的子孙、怀疑论者以及妇女传记的作者而著称。到了晚明，士大夫们逐渐意识到了皇帝孱弱会给国家带来什么样的恶果，也清楚后宫坐大、宦官专权、朝廷党争、教派冲突以及强将专横等对东汉灭亡带来的影响。但问题是究竟在何种程度上，明朝在汉代的行政模式基础上真正实现了提升，且这种提升也没能挽救1640年代明朝灭亡的命运。也许我们还需要从晚明社会的其他人的思想和行动中找寻答案。 （8）很遗憾，现存的史料几乎没有提及这些宫廷妇女对自身历史地位的看法。仅有两条信息能反映一些秦汉时期的情况。内容是一位年轻貌美的宫女因拒绝贿赂，始终没能被安排临幸。她以描写汉代著名伉俪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诗笔来寄托幽怨之情。在一则很可能是虚构的逸事里，太妃张氏据称曾将当时的权阉魏忠贤，比作汉代司马迁笔下秦朝宫中汲汲于权势的阉宦前辈赵高。 因应时势的不同，有明一代的妇女在权势之家中的地位，也有所不同，但总体上低于前代。一些忠诚的伴侣和慈爱的母亲，例如宋权的母亲丁氏，被载入了地方史册，从而光耀母家的门庭。她们有母家的姓氏，婚嫁后被冠以更亲密的夫家姓氏。母亲经常参与安排婚嫁事务；有时，女儿们被视为社会资产，娶到“下嫁”的妻子，可能会对其家庭发挥相当的影响。但即便是在如吕坤这类改革派的家庭里，婚姻仍持续地为政治、社会和经济利益服务。类似丁氏的侧室如果成功取悦夫君，留下男嗣，便可能在其家族中有相当大的影响，甚至赢得正妻的友善。但通常情况，她们会持续地忍受作为妇女和侧室的双重痛苦。 （9）在社会各阶层中，女婴更容易被溺杀。这种现象在秦代即已存在，虽然从未在道德上、法律上获得准许，实际上却绵延千年不绝，甚至可能作为一种免于财产作为嫁妆而外流的手段，在明代更为普遍。明朝于嘉靖五年（1526）禁止杀婴，违犯者被发配。但从崇祯二年（1629）政府不得不颁布的另一个流放法令来看，很显然，杀婴现象一直延续无疑。由于中国人认为出生第一年的婴儿，尚不能算作完全的人，所以杀婴之举，可能被视为某种“出生后流产”的行为。 （10）作为一位研究中国历史的美国学者，在本书的最后，我想对中美关系的未来，谈一些简单的理论性思考。有理由相信，凡是关注中国日益增长的财富与影响力的中国人和美国人，都会回看中国西汉和明初的历史，借此判断21世纪的中国向世界展示其影响力的方式。观察家们期望通过理解秦朝和元朝，去判断当权威占据压倒性优势的时候，中国会发生什么。考虑到目前世界的飞速扩张—如今人们的脚步已经离开地球，进入到了太空—我们可能期望将中国仅仅视为在当前的国际秩序中（或动荡环境下）的一个国家，一如其在战国或者辽、宋、金时代里的角色。从中国人选择历史模式及其对世界开放的意愿上看，我们应该可以察觉周朝和唐朝那种精英改革和寰宇扩张模式的吸引力。 不管发生什么事，中国历史的模式显示出中国人会在21世纪的世界上扮演重要角色，而美国人会在其扮演角色的特定环境和所发挥的内容上，发挥重要影响。对历史模式的更深觉悟甚至可能促成一个更为积极的两国关系，这二者的结合，将会对我们所生存的世界产生巨大影响。但无论是中国人、美国人还是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如果想要创造和维持一个更为和平、合理以及可持续的世界文明，将不得不借鉴世界上所有民族的智慧和经验。 寓国家兴衰于地方史书写中，以小见大，通俗易懂 著名汉学家带你从另一个视角看明朝与明朝的衰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