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亚洲腹地 (平装上下卷)

穿越亚洲腹地 (平装上下卷)
作者: 著 者:[瑞典] 斯文·赫定 著
出版社: 广东旅游
原售价: 168.00
折扣价: 10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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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7557027506

作者简介

斯文·赫定(Sven Hedin,1865年2月19日-1952年11月26日)出生于斯德哥尔摩,瑞典探险家、地理学家、地形学家、摄影家。师从德国地理学家和中国学专家李希霍芬,一生从事探险事业,数次深入亚洲腹地进行探险考察。因为亲身走过了中国西域大片空白区域和发现楼兰古城而名声大噪。

内容简介

那是 1899年的仲夏。当我第四次离开斯德哥尔摩前往亚洲腹地时,恰逢我们北方夏季里最美丽的时光—丁香花盛开,树叶繁密。为了庆祝那一天,港口里的船只都装饰了旗帜和彩带,它们在清凉的波罗的海微风中欢快地飘舞着。 除了我的父母、兄弟姐妹和几个亲密的朋友外,没有别人到码头上来为我送行。“乌里雅堡”号(Uleaborg)徐徐驶出港口,载着我开始了漫长的探险之旅的第一阶段。无论我在随后的三年内遭受了多少挫折、经受了多少磨难,它们都没有第一天的痛苦更令人难以忍受。在后面的旅途中,我面对过各种意外情况,需要很大的决心,但那一天我需要更大的决心才能强迫自己离开那从孩提时代就一直为之牵挂的地方。不过,分离的愁苦一旦过去,就有一个惊喜在等着我。我在船上的旅客中发现我的老朋友和老师,布洛格(Br?gger)教授。有他的陪伴,我的心情大大好转,原本很自然地感到的那种低落情绪顷刻间就云消雾散。 与前一次旅行相比,这次我的设备真称得上是鸟枪换炮了。我的全部行李加起来总重量不少于 22cwta,装了二十多个箱子,其中多数是专为在马背上运输而特制的。附注中有一份我携带的仪器清单,以及我的设备中一些较为重要的物件的简介。携带这么多行李乘客车穿过俄罗斯、高加索、外里海地区和中亚地区的 3 200英里行程,运费当是不菲。但其实我一分钱也没花。沙皇陛下对我的旅行非常感兴趣,他不但送给我一张能搭乘整个俄国铁路系统并运送行李的免费通票,而且还下令我的行李进入和离开俄国时免征关税。这使我的旅行开支大大减少,而且大大提高了我的舒适度和地位。 6月 26日至 30日,我在圣彼得堡逗留,受到瑞典驻俄国宫廷代表雷乌特舍尔德先生(Reuterski?ld)的款待和不倦的帮助。因此,一周后获悉他突然意外死亡的噩耗时,我委实感到十分悲痛。在这里我还要对接替他的瑞典公使奥古斯特·于尔登斯托尔佩伯爵(Count August Gyldenstolpe)表示由衷的感谢。他为我提供了热情的帮助,还耐心地在圣彼得堡留心我的事情并为之进行争取,无论是在这次旅行的开始阶段还是在其后的三年中都是如此。我的朋友伊曼努尔·诺贝尔先生也向我提供了慷慨的协助,而且他还极为好心地做出安排,使我能够在伏尔加—卡玛行(Volga-Kama Bank)位于塔什干(Tashkend)的支行提取我所需要的任何金额。 在圣彼得堡时与我的长期赞助者兼老朋友阿道夫·诺登舍尔德男爵(Baron Adolf Nordenski?ld)的每日交流大大增加了我在那里逗留的乐趣。他那时恰好在访问俄国首都。我万万没有想到,这竟然是最后一次见到他!他也是我不在国内的那一段时间里辞世的,使所有那些爱戴他和钦佩他的人都感到极度悲伤。那是我们国家的一个损失,对科学事业来说也是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 这里我就不详细述说穿过俄国的旅行了。关于那个国家,我本人和其他人都已经有过很多描述。还是让我尽快转到我的新体验和新地理发现吧。我在斯德哥尔摩的最后几个月都花在高强度的艰苦工作上,因此,能够在火车上那舒适的车厢里休息休息,伸直身体,免受改稿子、接电话、发电报、读报纸,以及文明社会生活对一个人的时间和思维所提出的上千种要求的打扰,这真是件赏心乐事。我看着一个又一个茅草房组成的村庄从窗外闪过,一个又一个铜绿色葱头形的教堂屋顶从地平线上冒出来,从眼前闪过,然后又从视线中消失,同时我的头脑又可以随心所欲地梦想和编织着未来的计划,这真是太美妙了。与此同时,机车活塞的每一次跳动都使我离我的目标越来越近。 在我们的前后左右,俄罗斯草原一望无际,这是一大片略微起伏甚至几乎完全平坦的绿色—所有色调一应俱全。稻草已收割,大地上点缀着无数排草垛。茂盛的玉米地与刚割过的草地互相交错。帝国东部蔓延的饥荒在这里找不到任何迹象。我的路线经过莫斯科、沃罗涅日(Voronezh)和罗斯托夫(Rostoff),跨过壮丽的顿河,直到弗拉季高加索(Vladikavkaz)—这和 1885年我第一次前往南方旅行时所走的路线相同。但是这一次我在弗拉季高加索以北的别斯兰(Beslan)转向东方,前往里海,沿着那巨大山脉的北麓山脚下行进。这如同一堵墙一般的大山在南边高耸入云,山坡上露出一条条白色的雪地,峰顶上则围绕着奇形怪状的云彩。大地慢慢地向里海倾斜,铁路也渐渐远离了群山。我们离开别斯兰时是七点(7月 3日)刚过,但由于纬度更偏南,太阳已经落下了。须臾间天空便染成深紫色,片刻工夫又变得漆黑一片。我的思绪又飞回家乡那明亮快乐的夏夜。我注定要有许多个月不能享受那种夜晚了。当我们驶向世界上最大的内陆海时,黑暗的夜幕不时被正在高加索山脉顶上跃动的夏日闪电照亮,仿佛那群山的怀抱中藏有火山似的。孤独的小站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有时可以长达 18英里。只有偶尔传来的蛐蛐叫声打破草原的寂静白天温度升高到 80华氏度,这是一个明显的标准,说明我们正在接近更靠南的气候带。但到目前为止,夜晚仍然宜人而美丽。 里海岸边的彼得罗夫斯克(Petrovsk)是一个乏味的小地方,没有什么有趣的东西。尽管从别斯兰修过来的铁路已经完工,这里仍然几乎没有任何发展。这条新路线是通往外里海与中亚地区的最短路线,不必翻过高加索山脉,故而比通过巴库(Baku)和格鲁吉亚的军用铁路更有优势。这个小城里没有任何一座重要的建筑物。它仅有的几个标志就是教堂、军营、火车站、一家旅馆、一座鞑靼清真寺和一个消防瞭望塔。周围没有任何植被,十分凄凉。灰暗与荒芜是这座城的主要特征,环绕着它的山岗也同样是寸草不生。城里倒是有个公园,除此之外还散布着几小片树林。但是这地方光秃秃的,既没有什么可以遮挡太阳,也没有什么可以挡住里海刮过来的风暴。几年前,彼得罗夫斯克还算是一个度假地和浴场,巴库人往往在夏季纷至沓来。但是过去十八年或二十年来,这座城市蔓延着一种恶性热病,使得居民纷纷离开,搬到其他地方。这里的港口很糟糕,只有一个人造码头,或者不如说是如螃蟹钳子般拥抱着一个小池塘的两条栈桥。一群晒得黝黑、赤着脚、浑身脏兮兮的鞑靼人就在这里装船卸船。 7月 5日下午五点,“策扎列维奇·亚历山大”号(Tzezarevitch Alexander)启程前往克拉斯诺沃茨克(Krasnovodsk),路上一般要走三十二小时。很快海岸与小山岗从我们的视线里消失。一阵刚刮过来的东南风掀起高高的海浪,船上的明轮转动得很费劲,在风吹得最猛的夜间更是如此。船上一等舱只有很少几个旅客,多数是在俄国亚洲地区服役的俄罗斯军官,其中有些带着家眷,有些没有。但是前甲板上挤满了亚洲人—萨尔特人、鞑靼人和亚美尼亚人。 到了开阔的海面后,海水呈透明的蓝绿色,浪尖上泛着白沫。但是在整个航程中,我们没有看到一条帆船或一艘汽船。随着我们接近亚洲的海岸,风渐渐小了,海面也平静了一些。7月 7日早晨,我们看到了克拉斯诺沃茨克的山岗和海岬。但是我们登岸前必须转向南边,以绕过一个在西边保护着海湾的狭长半岛。海水在离岸很远的地方就开始变浅;引航的过程持续了整个下午。 克拉斯诺沃茨克可算是地球上最糟糕的地方。那里一棵树都没有,也没有任何其他植被,更没有饮用水。井里的水像里海里的海水那样咸。每一滴水都得用特制的绑在大车上的大木桶从更位于腹地的地方运过来。这里的那些白色平顶平房完全暴晒在正午的阳光下。我不禁可怜起了那些被送到这个令人焦渴难耐的倒霉地方来的俄国人。 正午时分,树荫下的温度达到 98.5华氏度。空气中灼人的干燥并没有因附近有海而得到一丝缓解。1891年我去中亚地区时,外里海铁路是从乌尊纳达(Uzun-ada)开始的。但是一年后那个城遭受了一场毁灭性的地震,地面如海浪一样上下起伏,铁轨扭曲得很厉害,以至于所有的螺钉螺母全都崩开了,所以克拉斯诺沃茨克在1893年再一次成为铁路起点。库洛帕特金将军对我非常照顾,打电报到克拉斯诺沃克,命令铁路当局安排一整节车厢让我一直用到安集延(Andijan)。所有行李放置妥当后,仍有足够的地方让我感到如同在旅馆里一样舒服。 我有一个写字台、几把椅子和沙发。由于我的车厢是火车最后一节,火车后面的原野在我的眼前一览无余。车厢的钥匙在我身上,我与火车上的其他乘客都完全隔开。在沙漠旅行的热天里,这是一个很大的好处。我可以随意脱掉衣服,时而进我的卧室去冲个凉。 我们于下午五点钟离开里海,沿着巴尔坎湾(Balkan Gulf)的海边走了三个小时后,转向东方,插进沙漠。到了半夜,温度降到 82.5华氏度,而在白天的炎热中变得懒洋洋的我也随之恢复了精力。8日一大清早,我们抵达克孜勒阿尔瓦特(Kizil-Arvat),下午两点抵达阿什哈巴德(Askabad)。阿什哈巴德车站的站长是斯温胡武德上校(Colonel Svinhufvud),一个聪明友善的芬兰人,我第一次来这里旅行时结识了他。 我们这次见面时发生了下面这个独特的小插曲。我请他下令在梅尔夫(Merv)将我的车厢摘下来,然后将它接上第一趟前往库什克(Kushk)的火车。这是因为,我在研究俄国铁路时间表时突然想到,我为何不接着往下走,去看一看那人们经常提到的库什克要塞和通往赫拉特(Herat)的那个地区呢?我的车票上明确无误地标明:“斯文·赫定博士本人及其行李在俄罗斯帝国的所有铁路上,包括欧洲与亚洲,都有权自由通行。” 但是斯温胡武德上校意味深长地笑了一笑,掏出他的小笔记本,从里面抽出一张来自作战部长的电报,然后读给我听:“如果斯文·赫定博士计划前往库什克,请告知他那条路线对所有旅客都不开放。” 这倒是直截了当。不过我也知道,俄国军事当局对库什克这样一个战略要地严加防范是很有道理的。有人告诉我,这条线对普通俄国人也不开放,只有库什克要塞的人才能走。 那天下午我们路过卡赫卡(Kahka)。这是 1890 年我从马什哈德(Meshhed)途经克拉提纳迪里(Kelat-i-Nadiri)骑马过来遇到这条铁路的地方。这些地方都是沿着卡拉库姆沙漠(Kara-kum)南缘展开的一串典型的绿洲,从波斯边境的科佩特山脉(Kopet Dagh)那荒芜的灰褐色风化山坡上流下来的溪水不时滋润着这些地方。 铁路以北,地貌就单调得多了。一条条干草地与沙漠交错着,即使有一点植被也被太阳烤干了。灼热的空气在沙山顶上宛如水波一般跃动,人的眼睛不时地被海市蜃楼(通常看起来就像是平静的夏日海岸上的一片怡人的小树林)迷惑。正午过后不久,阴影下的温度上升到 106.2华氏度。如果我把脑袋伸出车厢的窗户,的确会感到一阵风,但那风热得烫人,犹如烤炉里散发出来的热浪。 我们于 7月 9日凌晨两点半抵达梅尔夫。然后,穿过卡拉库姆沙漠的另一个分支后,中午抵达查尔朱(Chardjui)这个繁荣的大绿洲,我们的火车抵达这个繁忙的车站显然是当地这一天的头等大事。就在阿姆河(Amu-daria)车站对面,我们的列车慢下来驶过横跨阿姆河的结实木桥。我们用了二十六分钟才过完这座桥。由于这条河正好是水位最高的时候,我们仿佛是在穿过一个大湖。 阿姆河水量极大,河水呈加了奶的咖啡那样的褐色,凝成一大团从桥下翻涌而过。但很容易看出,河里有几股不同的水流;主流两旁各有一股小一些的水流。无论是在桥上看还是在桥下看,河水似乎都烟波浩渺没有尽头。河面上散布着漂木与树根。河水静静地流着,只是在触到桥墩时发出一些咕噜咕噜的声音。 穿过又一个荒凉的沙漠地带(那里的沙山有 30英尺高)后,我们抵达新布哈拉(New Bokhara)。我上次来这个地区时这个地方还不存在,但现在它已经称得上是一个地道的俄罗斯城镇。当地的埃米尔是帖木儿(Timerlane)大帝的后裔,曾在这里修建了一个俄罗斯建筑风格的宫殿。在布哈拉与撒马尔罕(Samarkand)之间我十分有幸与我的老朋友兼同胞费格莱乌斯博士(Dr. Fegraeus)同行。他被任命为巴拉喀尼(Balakhani)和巴库的诺贝尔工厂的地质学家。我很遗憾必须在撒马尔罕与他分手,那里是他的目的地。在我的沙龙车厢里谈了一夜,等温度降到 77华氏度后,我们觉得从白天的105.8度降到这个温度真是令人感到清爽。我们用瑞典语交谈为远在塔什干的朋友祝酒,悠闲地抽着烟斗,聊起斯德哥尔摩和乌普萨拉(Upsala)的旧时光。 我于 7月 10日早晨离开撒马尔罕以及它周边植被繁茂的地区。现在跨过扎拉夫尚河(Serafshan,也做Zarafshan)的是与旧桥那如画的废墟平行的一座新桥。过了河,火车穿过一条黄土中的深堑,仿佛正穿过一条干涸的溪谷或泥土道一般。在吉扎克(Jizak)的另一边,铁路穿过一个单调平坦的草原。这一段铁路的新车站都以在亚洲这部分地区有卓越功绩的俄罗斯将军命名,如切尔尼亚耶瓦(Chernyayeva)、弗列夫斯卡亚(Vrevskaia)等。最后,火车从一个很好的铁桥上跨过锡尔河(Syr-daria)之后,冒着白烟驶进塔什干那宽敞繁忙的车站。等到奥伦堡(Orenburg)过来的新铁路于 1903年开通时,这里的重要性肯定会增加。 我在塔什干逗留了一下,去拜访S. M.杜哈维斯柯伊阁下(S. M. Dukhavskoi,他此后不久即被死神唤走),以及我在帕米尔边界勘定委员会里的老朋友萨莱斯基上校(Colonel Salessky)和绘图员本德斯基(Bendersky)先生。我也利用这个机会在天文台把我的计时器调好。12日晚间,我继续旅行,先回到切尔尼亚耶瓦,在那里用了大半天时间等待来自撒马尔罕的火车。幸亏车站附近有个大帐篷,里面有个澡盆,使旅客们可以从中午的炎热中略有解脱。 下午五点我们再次出发,但是直到三个小时之后才感到天气的炎热略有缓解。不用说,当太阳消失在西方时,我们都衷心地祝愿它快点离开。 那以后,火车穿过富饶的费尔干纳(Ferghana)谷地,在花园与果园、村庄、庄稼地和草原之间绕来绕去。围绕在谷地南边的先是突厥斯坦山脉(Turkestan mountains),然后是阿赖山脉(Alai Mountains)那些白雪覆盖的群峰。我们不时沿着锡尔河行驶。在不同的地方,在村子旁边和铁道路口,我们看到一群群的萨尔特人。他们还不习惯看到这些在“temir-yoll”(铁的道路)上以惊人的速度飞驰而过的奇妙“机器”。当晚九点钟,我们抵达安集延,这是俄国中亚铁路的终点。 当列车缓缓进站时,我看到我那忠实的老随从伊斯拉木·巴依正站在那里等着我,像我上次与他分手时一样稳重。他身穿一件蓝色的吉尔吉斯长外衣(khalat),胸前挂着奥斯卡国王授予他的金质奖章。他还是老样子,看上去充满活力,十分结实,但毕竟苍老了一些,胡子更灰白了一些。他说自己现在已经是个老汉了。我热情地同他寒暄一番,把他接到我的车厢里,我们就在那里接连谈了三个小时,部分是关于他在 1897年从蒙古乌尔嘎(Urga)回家的四个月旅行,部分是关于我即将开始的旅行。伊斯拉木立刻就明白了我的计划,并极为感兴趣地投入进去。当我站在那里看着他赶着载有我全部行李的车(arabas)离开前往奥什(Osh)时,我很庆幸自己有这样一个忠实的人可以信任。从那时起,他再次正式成为我的旅队领头人(karavan-bashi),负责照料我的一切需要,预期我的想法,为我的旅队采购能够成功完成任务所需的一切装备和辎重。可怜的伊斯拉木·巴依!谁能想到这个对他来说如此光明地开始的旅行竟会以那样不幸和可怜的方式终结! 斯文·赫定第四次深入亚洲腹地考察的实录, 一百多年前我国新疆、西藏自然和人文景观的生动写照。 斯文·赫定的游记,一如他的素描,真实、朴素而传神。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陈星灿 一场非凡的发现之旅,一次动魄的阅读体验。 ——《失落的卫星》作者刘子超 这是一部关于探险家的真实日常之作, 完整展现1899~1901斯文·赫定探险生涯中浓墨重彩的三年。 全书用类似日记的形式重现在凄凉孤寂的荒野中度过的每一天, 记录沿途三年间 6000 多英里路程的波澜壮阔。 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发现沉睡的楼兰古城,考察古罗布泊风貌, 再次踏足西藏高原,向着神圣的拉萨一路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