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版社: 中国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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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7505754003
郑振铎(1898—1958),字西谛,浙江温州人,著名学者。他较早地提出和着手用新的观点、方法整理和研究中国文学史,在民间文学和小说、戏剧研究方面做了很多开拓性的工作。
第一讲 《诗经》与《楚辞》 最古的诗歌总集:《诗经》——风、雅、颂之分的不 当——《诗经》里的情歌——农歌的重要——贵族的诗歌——《楚辞》时代——屈原和他的《离骚》——《九章》《九歌》等 一 《诗经》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周平王东迁前后的古诗,除见于《诗经》者外,寥寥可数,且大都是断片;又有一部分是显然的伪作。论者以为:诗三千,孔子选其三百,为《诗经》。此语不甚可靠。不过古诗不止三百篇之数,则为无可疑的事实。 很可笑的伪歌,如《皇娥歌》及《白帝子歌》:“天清地旷浩茫茫”,“清歌流畅乐难极”之类,见于王子年《拾遗记》《诗纪》首录之。将这样近代性的七言歌,放在离今四千五百年前的时代,自然是太浅陋的作伪了。“登彼箕山兮瞻天下”的一首《箕山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击壤歌》,也都是不必辩解的伪作。“断竹,断竹,飞土逐宍”的《弹歌》,《吴越春秋》只言其为古作,《诗苑》却派定其为黄帝作,当然是太武断。“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的虞帝与皋陶诸臣的唱和歌,比较的可靠,然却未必为原作。《尚书大传》所载的《卿云歌》《八伯歌》也是不可信的。较可信的是秦汉以前诸书所载的逸诗。这些逸诗,《玉海》曾收集了一部分。后来郝懿行又辑增之,为《诗经拾遗》一书。但存者不及百篇,且多零语,其中尚有一部分,是古代的谚语。所以我们研究古代的诗篇,除了《诗经》这一部仅存的选集之外,竟没有第二部完整可靠的资料。 二 《诗经》的影响,在孔子孟子的时代便已极大了。希腊的诗人及哲学家,每称举荷马之诗,以作论证;基督教徒则举《旧约》《新约》二大圣经,以为一己立身行事的准则;我们古代的政治家及文人哲士,则其所引为辩论讽谏的根据,或宣传讨论的证助者,往往为《诗经》的片言只语。此可见当时的《诗经》已具有莫大的威权。这可见《诗经》中的诗,在当时流传的如何广! 《诗经》在秦汉以后,因其地位的抬高,反而失了她的原来的巨大威权。这乃是时代的自然淘汰所结果,非人力所能勉强的。但就文学史上而论,汉以来的作家,实际上受《诗经》的风格的感化的却也不少。韦孟的《讽谏诗》《在邹诗》,东方朔的《诫子诗》,韦玄成的《自劾诗》《戒子孙诗》,唐山夫人的《安世房中歌》,傅毅的《迪志诗》,仲长统的《述志诗》,曹植的《元会》《责躬》,乃至陶潜的《停云》《时运》《荣木》,无不显然的受有这个感化。 然而,在同时,《诗经》却遇到了不可避免的厄运:一方面她的地位被抬高了,一方面她的真价与真相却为汉儒的曲解胡说所蒙蔽了。这正如绝妙的《苏罗门歌》一样,她因为不幸而被抬举为《圣经》,而她的真价与真相,便不为人所知者好几千年! 《诗经》中所最引人迷误的是风、雅、颂的三个大分别。孔颖达说:“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毛诗正义》关于赋比兴,我们在这里不必多说,这乃是修辞学的范围。至于风、雅、颂三者,则历来以全部《诗经》的诗,属于其范围之内。三百篇之中,属于“风”之一体者,有二南,王、豳、郑、卫等十五国风,计共一百六十篇;属于“雅”者,有《大雅》《小雅》,计共一百零五篇;属于“颂”者有《周颂》《鲁颂》《商颂》,计共四十篇。《诗大叙》说:“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 风。……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所由废兴也。……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朱熹说:“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若夫雅、颂之篇,则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庙乐歌之词,其语和而庄,其义宽而密,其作者往往圣人之徒,固所以为万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诗经集注序》《诗大叙》之说,完全是不可通的。汉人说经,往往以若可解若不可解之文句,阐说模糊影响之意思,《诗大叙》这几句话便是一个例。我们勉强的用明白的话替他疏释一下,便是:风是属于个人的,雅是有关王政的,颂是“以其成功告于神明”的。朱熹之意亦不出于此,而较为明白。他只将风、雅、颂分为两类:以风为一类,说他们是“里巷歌谣之作”,以雅、颂为一类,说他们是“朝廷郊庙乐歌之词”。其实这些见解都是不对的。当初的分别风、雅、颂三大部的原意,已不为后人所知;而今本的《诗经》的次列又为后人所窜乱,更不能与原来之意旨相契合。盖以今本的《诗经》而论,则风、雅、颂三者之分,任用如何的巧说,皆不能将其抵牾不合之处,弥缝起来。假定我们依了朱熹之说,将“风”作为里巷歌谣,将“雅颂”作为“朝廷郊庙乐歌”,则《小雅》中的《白华》:“白华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远,俾我独兮!”与《卫风》中的《伯兮》:“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执殳,为王前驱。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同是挚切之至的怀人之作,何以后一首便是“里巷歌谣”,前一首便是“庙堂郊祠乐歌”?又“风”“雅”之中,更有许多同类之诗,足以证明“风”与“雅”原非截然相异的二类。至于“颂”,则其性质也不十分明白。《商颂》的五篇,完全是祭祀乐歌;《周颂》的内容便已十分复杂,其中有一大部分,是祭祀乐歌,一小部分却与“雅”中的多数诗篇,未必有多大分别如《小毖》。《鲁颂》则只有《宫》可算是祭祀乐歌,其他《泮水》诸篇皆非是。又《大雅》中也有祭祀乐歌,如《云汉》之类是。更有后人主张:诗都是可歌的;其所谓“风”“雅”“颂”完全是音乐上的分别。郑樵说:“乐以诗为本,诗以声为用,八音六律为之羽翼耳。仲尼编诗,为燕享祀之时用以歌,而非用以说义也。”《通志·乐略》又说:“仲 尼……列十五国风以明风土之音不同,分大小二雅以明朝廷之音有间,陈《周》《鲁》《商》三颂所以侑祭也。……”梁任公便依此说,主张《诗经》应分为四体,即南、风、雅、颂。“南”即十五国风中之“二南”,与“雅”皆乐府歌辞,“风”是民谣,“颂”是剧本或跳舞乐。这也是颇为牵强附会的。古代的音乐早已亡失,如何能以后人的模糊影响之追解而为之分解得清楚呢?郑樵之说,仍不外风土之音即民间歌谣,朝廷之音,及侑祭之乐的三个大分别。至于“四诗:南、风、雅、颂”之说,则尤为牵强。“南”之中有许多明明不是乐歌,如《卷耳》《行露》《柏舟》诸作,如何可以说他们是合奏乐呢?我们似不必拘泥于已窜乱了的次第而勉强去加以解释,附会,甚至误解。《诗经》的内容是十分复杂的;风、雅、颂之分,是决不能包括其全体的;何况这些分别又是充满了矛盾呢。我们且放开了旧说,而在现存的三百零五篇古诗的自身,找出他们的真实的性质与本相来! 据我个人的意见,《诗经》的内容,可归纳为三类:一、诗人的创作,像《节南山》《正月》《十月之交》《崧高》《烝民》等。二、民间歌谣,又可分为:(一)恋歌,像《静女》《中谷有蓷》《将仲子》等;(二)结婚歌,像《关雎》《桃夭》《鹊巢》等;(三)悼歌及颂贺歌,像《蓼莪》《麟之趾》《螽斯》等;(四)农歌,像《七月》《甫田》《大田》《行苇》《既醉》等。三、贵族乐歌,又可分为:(一)宗庙乐歌,像《下武》《文王》等;(二)颂神乐歌或祷歌,像《思文》《云汉》《访落》等;(三)宴会歌,像《庭燎》《鹿鸣》《伐木》等;(四)田猎歌,像《车攻》《吉日》等;(五)战事歌,像《常武》等。 三 《诗经》中的民间歌谣,以恋歌为最多。我们很喜爱《子夜歌》《读曲歌》等等;我们也很喜爱《诗经》中的恋歌。在全部《诗经》中,恋歌可说是最晶莹的圆珠圭璧;假定有人将这些恋歌从《诗经》中都删去了,——像一部分宋儒、清儒之所主张者——则《诗经》究竟还成否一部最动人的古代诗歌选集,却是一个问题了。这些恋歌杂于许多的民歌、贵族乐歌以及诗人忧时之作中,譬若客室里挂了一盏亮晶晶的明灯,又若蛛网上缀了许多露珠,为朝阳的金光所射照一样。他们的光辉竟照得全部的《诗经》都金碧辉煌,光彩炫目起来。他们不是忧国者的悲歌,他们不是欢宴者的讴吟,他们更不是歌颂功德者的曼唱。他们乃是民间小儿女的“行歌互答”,他们乃是人间的青春期的结晶物。虽然注释家常常夺去了他们的地位,无端给他们以重厚的面幕,而他们的绝世容光却终究非面幕所能遮掩得住的。 恋歌在十五国风中最多,《小雅》中亦间有之。这些恋歌的情绪都是深挚而恳切的。其文句又都是婉曲深入,娇美可喜的。他们活绘出一幅二千五百余年前的少男少女的生活来。他们将本地的风光,本地的人物,衬托出种种的可入画的美妙画幅来。“山有扶苏,隰有荷华。不见子都,乃见狂且!”《郑风》这是如何的一个情景。“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行与子还兮。”《魏风》这又是如何的一个情景鸡既鸣矣,朝既盈矣。匪鸡则鸣,苍蝇之声。”《齐风》这又是如何的一个情景!但在这里不能将这些情歌,一一的加以征引,姑说几篇最动人的。卫与郑,是诗人们所公认的“靡靡之音”的生产地。至今“郑卫之音”,尚为正人君子所痛心疾首。然《郑风》中情诗诚多,而《卫风》中则颇少,较之陈、齐似尚有不及。郑、卫并称,未免不当。《郑风》里的情歌,都写得很倩巧,很婉秀,别饶一种媚态,一种美趣。《东门之》一诗的“其室则迩,其人甚远”,“岂不尔思,子不我即”,与《青青子衿》一诗的“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一日不见,如三月兮”,写少女的有所念而羞于自即,反怨男子之不去追求的心怀,写得真是再好没有的了。“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褰裳》似是《郑风》中所特殊的一种风调。这种心理,却没有一个诗人敢于将她写出来!其他像《将仲子》《萚兮》《野有蔓草》《出其东门》及《溱洧》都写得很可赞许。 《陈风》里,情诗虽不多,却都是很好的。像《月出》与《东门之杨》,其情调的幽隽可爱,大似在朦胧的黄昏光中,听凡珴令的独奏,又如在月色皎白的夏夜,听长笛的曼奏: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 月出皓兮,佼人 兮,舒忧受兮,劳心慅兮。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绍兮,劳心惨兮。 ——《月出》 《齐风》里的情诗,以《子之还兮》一首为较有情致。《卢令令》一首则以音调的流转动人。齐邻于海滨,也许因是商业的中心,而遂缺失了一种清逸的气氛。这是商业国的一个特色。又齐多方士,思想多幻渺虚空,故对于人间的情爱,其讴歌,便较不注意。《秦风》中的《蒹葭》,措词宛曲秀美。“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即音调也是十分的宛曲秀美。 民间的祝贺之歌,或结婚、迎亲之曲,在《诗经》里亦颇不少。《关雎》《桃夭》《鹊巢》等都是结婚歌。《螽斯》及《麟之趾》则皆为颂贺多子多孙的祝词。 民间的农歌,在《诗经》里有许多极好的。他们将当时的农村生活,极活泼生动的表现出来,使我们在二千余年之后,还如目睹着二千余年前的农民在祭祀,在宴会,在牵引他们的牛羊,在割稻之后,快快乐乐的歌唱着;还可以看见他们在日下耕种,他们的妻去送饭;还可以看见一大群的牛羊在草地上静静的低头食草;还可以看见他们怎样地在咒恨土地所有者,怒骂他们夺去了农民的辛苦的收获;还可以看见他们互相的谈话,讥嘲,责骂。总之,在那些农歌里,我们竟不意的见到了古代的最生动的一幅耕牧图了。 这些民间的或农人们的祭祀乐歌,皆在《大雅》《小雅》中。于上举之《七月》等外,像《无羊》便是一首最美妙的牧歌。“尔羊来思,其角濈濈。尔牛来思,其耳湿湿。或降于阿,或饮于池,或寝或讹。尔牧来思,何蓑何笠,或负其……”其描写的情境是活跃如见的。又像《甫田》那样的祷歌,更不是平庸的骈四俪六的祭神文、青词、黄表之类可比。“今适南亩,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曾孙来止,以其妇子,彼南亩,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尝其旨否。”《甫田》其形状农家生活,真是“无以复加矣”。 民间的及贵族的宴会歌曲,尽有不少佳作。有时,竟有极清隽的作品。但这些宴会歌曲,结构与意思颇多相同,当是一种乐府相传的歌曲,因应用的时与地的不同,遂致有所转变。像《郑风》的《风雨》,《小雅》的《菁菁者莪》《隰桑》《蓼莪》《裳裳者华》《弁》,以及《召南》的《草虫》等,句法皆甚相同,很可以看出是由一个来源转变而来的。而像《伐木》《小雅》,写一次宴会的情况,真是栩栩如活:“既有肥牡,以速诸舅,宁适不来,微我有咎!”乃至“坎坎鼓我,蹲蹲舞我”。都是当前之景,取之不穷,而状之则不易者。贵族或君王的田猎歌,也有几首,像《吉日》《车攻》,且都不坏。帝王及贵族的颂神乐歌,或祷歌,或宗庙乐歌,则除了歌功颂德之外,大都没有什么佳语隽言。《文王有声》《大雅》在祭神歌中是一个别格。这是祭“列祖”的歌。凡八章。先二章是祭文王的,故末皆曰:“文王烝哉!”末二章则最后皆曰:“武王烝哉!” 《鲁颂》中真正的祭神歌很少。《泮水》是一首很雄伟的战胜颂歌,并不是祷神歌。《宫》乃是一首祷神歌,其格调却与《周颂》中的诸篇不同了。 《商颂》五篇,未必便是殷时所作。《诗序》说:“微子至于戴公,其间礼乐废坏。有正考甫者,得《商颂》十二篇于周之大师。”但其风格离《诗经》中的诸篇并不很歧远。似当是周时所作,或至少是改作的。其中亦有很好的文句,如:“猗与那与,置我鼓,奏鼓简简,衎我烈祖。汤孙奏假,绥我思成。鼓渊渊,嘒嘒管声。既和且平,依我磬声。”我们不仅如睹其形,亦且如闻其“鼓渊渊”之声矣。 四 继于《诗经》时代之后的便是所谓“楚辞”的一个时代。在名为“楚辞”那一个总集之中,最重要的作家是屈原屈原及宋玉等见《史记》卷八十四。他是“楚辞”的开山祖,也是“楚辞”里的最伟大的作家。我们可以说,“楚辞”这个名辞,指的乃是“屈原及其跟从者”。 “楚辞”的名称,或以为始于刘向。然《史记·屈原列传》已言:“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汉书·朱买臣传》言:“买臣善《楚辞》。”又言:“宣帝时,有九江被公善《楚辞》。”“楚辞”之称,在汉初当已成了一个名辞。据相传的见解,谓屈原诸《骚》,皆是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谓之《楚辞》。其后虽有许多非楚人作《楚辞》,虽未必皆纪楚地,名楚物,然其作楚声则皆同。 后汉王逸著《楚辞章句》,于卷首题着:“汉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刘向集,后汉校书郎臣王逸章句。”《楚辞》到刘向之时,始有像现在那个样子的总集,这是可信的事。惟这个王逸章句的《楚辞》,是否即为刘向的原本,却是很可疑的。据王逸的《章句》本,则名为《楚辞》的这个总集,乃包括自屈原至王逸他自己的一个时代为止的许多作品。据朱熹的《集注》本,则《楚辞》的范围更广,其时代则包括自周至宋,其作品则包括自荀况以至吕大临。本书所谓《楚辞》,指的不过屈原、宋玉几个最初的《楚辞》作家。 《楚辞》,或屈原、宋玉诸人的作品,其影响是至深且久,至巨且广的。《诗经》的影响,至秦汉已微。她的地位虽被高列于圣经之林,她在文学上的影响却已是不很深广了。但《楚辞》一开头便被当时的作者们所注意。汉代是“辞、赋的时代”;而自建安以至六朝,自唐以至清,也几乎没有一代无模拟《楚辞》的作家们。她的影响,不仅在“赋”上,在“骚”上,即在一般诗歌上也是如此。若项羽的“虞兮虞兮奈若何”,刘邦的“大风起兮云飞扬”,以至刘彻的“草木黄落兮雁南归”,“罗袂兮无声,玉墀兮尘生”诸诗,固不必说,显然的是“楚风”了;即论到使韵遣辞一方面,《楚辞》对于后来的诗歌,其影响也是极大的。他们变更了健劲而不易流转的四言格式,他们变更了纯朴短促的民间歌谣,他们变更了教训式的格言诗,他们变更了拘谨素质的作风。他们大胆的倾怀的诉说出自己郁抑的情绪;从来没有人曾那末样的婉曲入微,那末样的又真挚,又美丽的倾诉过。 屈原是古代第一个有主名的大诗人。在古代的文学上,没有一个人可以与他争那第一把交椅的。《史记》中有他的一篇简传。在他自己的作品里也略略的提起过自己的生平。据《史记》,屈原名平,“原”是他的字。他自己在《离骚》里则说:“皇鉴揆余于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是正则,灵均又是他的名字。后人或以正则、灵均为“平”字“原”字的释义,或以为正则、灵均是他的小名。他是楚的同姓,约生于公元前343年周显王二十六年,楚宣王二十七年戊寅。初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原是怀王很信任的人。有一个上官大夫,与屈原同列争宠,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原属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上官大夫因在怀王之前谗间他道:“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屈原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适怀王为张仪所诈,与秦战大败。秦欲与楚为欢,乃割汉中地与楚以和。怀王恨张仪入骨,说道:“不欲得地,愿得张仪。”张仪竟入楚。厚赂怀王左右,竟得释归。屈平自齐反,谏怀王曰:“何不杀张仪?”怀王悔,追张仪不及。后秦昭王与楚婚,欲怀王会。王欲行。屈原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无行。”怀王稚子子兰劝王:“奈何绝秦欢!”怀王卒行,入武关。秦伏兵绝其后,固留怀王以求割地。怀王怒,不听,竟客死于秦而归葬。长子顷襄王立,以其弟子兰为令尹。子兰怒屈平不已,使上官大夫短之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这是他第二次在政治上的失败。屈原既被疏被放,三年不得复见。竭智尽忠,而蔽障于谗;心烦意乱,不知所从。乃往太卜郑詹尹欲决所疑。他问詹尹道:“宁正言不讳以危身乎?将从俗富贵以偷生乎?……宁昂昂若千里之驹乎?将泛泛若水中之凫,与波上下偷以全吾躯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从?”詹尹却很谦抑的释策说道:“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龟策诚不能知此事!”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乃作《怀沙》之赋。于是怀石自投汨罗以死。死时约为公元前290年即顷襄王九年的五月五日。在这一日,到处皆竞赛龙舟,投角黍于江,以吊我们的大诗人。 近来颇有人怀疑屈原的存在,以为他也许和希腊的荷马、印度的瓦尔米基一样,乃是一个箭垛式的乌有先生。荷马、瓦尔米基之果为乌有先生与否,现在仍未论定——也许永久不能论定——但我们的大诗人屈原,却与他们截然不同。荷马的《伊里亚特》《亚特赛》,瓦尔米基的《拉马耶那》(Ramayna),乃是民间传说与神话的集合体,或民间传唱已久的小史诗,小歌谣的集合体。所以那些大史诗的本身,应该可以说他们是“零片集合”而成的。荷马、瓦尔米基那样的作家,即使有之,我们也只可以说他们是“零片集合者”。屈原这个人,和屈原的这些作品,则完全与他们不同。他的作品像《离骚》《九章》之类,完全是抒写他自己的幽愤的,完全是诉说他自己的愁苦的,完全是个人的抒情哀语,而不是什么英雄时代的记载。他们是反映着屈原的明了可靠的生平的,他们是带着极浓厚的屈原个性在内的。他们乃是无可怀疑的一个大诗人的创作。 五 《汉书·艺文志》里有《屈原赋》二十五篇。王逸《章句》本的《楚辞》与朱熹《集注》本的《楚辞》,所录屈原著作皆为七篇。七篇中,《九歌》有十一篇,《九章》有九篇,合计之,正为二十五篇,与《汉志》合。但王逸《章句》本,对于《大招》一篇,却又题着“屈原作,或曰景差作”。则屈原赋共有二十六篇。或以为《九歌》实止十篇,因《礼魂》一篇乃是十篇之总结。故加入《大招》,仍合于二十五篇之数。或则去《大招》而加《招魂》,仍为二十五篇。或则以《九歌》,作九篇,仍加《大招》《招魂》二篇,合为二十五篇。但无论如何,这二十五篇,决不会全是屈原所作的。其中有一部分是很可怀疑的。《远游》中有“羡韩众之得一”语。韩众是秦始皇时的方士,此已足证明《远游》之决非屈原所作的了。《卜居》《渔父》二篇,更非屈原的作品。两篇的开始,俱说:“屈原既放”,显然是第三人的记载。王逸也说:“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以相传焉。”此外《九歌》《天问》等篇,也都各有可疑之处。我们所公认为屈原的作品,与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者,仅《离骚》一篇及《九章》九篇而已。 《离骚》为古代最重要的诗篇之一,也是屈原所创作的最伟大的作品。“离骚”二字的解释,司马迁以为“犹离忧也”。班固以为“离,犹遭也;骚,忧也”。《离骚》全文,共三百七十二句,二千四百六十一字。作者的技能在那里已是发展到极点。她是秀美婉约的,她是若明若昧的。她是一幅绝美的锦幛,交织着无数绝美的丝缕;自历史上,神话上的人物,自然界的现象,以至草木禽兽,无不被捉入诗中,合组成一篇大创作。 屈原想像力是极为丰富的。《离骚》虽未必有整饬的条理,虽未必有明晰的层次,却是一句一辞,都如大珠小珠落玉盘,各自圆莹可喜,又如春园中的群花,似若散漫而实各在向春光斗妍。自“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起,始而叙述他的身世性格,继而说他自己在“惟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之时,不得不出来匡正。“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不料当事者并不察他的中情,“反信谗而怒”。他“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在这时,“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独有他的心却另有一番情怀。他所怕的是“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他的心境是那末样的纯洁:“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然“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因而慨然的说道:“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诟。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在这时,他已有死志。他颇想退修初服,“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然而他又不能决心退隐。女媭又申申的骂他,劝他不必独异于众。“众不可户说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他却告诉她说,阽身而危死兮,览余初其犹未悔。不量凿而正枘兮,固前修以菹醢”。时既不容他直道以行,便欲骋其想像“上下而求索”。“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鸾皇为余先戒兮,雷师告余以未具。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欲远集而无所止兮,聊浮游以逍遥。”但“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怀朕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与此终古”。他闷闷之极,便命灵氛为他占之。灵氛答曰:“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他欲从灵氛之所占,心里又犹豫而狐疑。“巫咸将夕降兮,怀椒糈而要之。”巫咸又告诉他说道:“勉升降以上下兮,求矩矱之所同。……及年岁之未晏兮,时亦犹其未央。”他仍不以此说为然。他说道:“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实在的,“既干进而务入兮,又何芳之能祗。固时俗之流从兮,又孰能无变化!”他终于犹豫着,狐疑着,不能决定走哪一条路好。最后他便决绝的说道:“灵氛既告余以吉占兮,历吉日乎吾将行。”及其“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便又留恋瞻顾而不能自已。“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他始终在徘徊瞻顾,下不了决心。他始终的犹豫着,狐疑着,不知何所适而后可。到了最后之最后,他只好浩然长远的叹道:“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他始终是一位诗人,不是一位政治家。他是不知权变的,他是狷狷自守的。他也想和光同尘,以求达政治上的目的,然而他又没有那末灵敏的手腕。他的洁白的心性,也不容他有违反本愿的行动。于是他便站立在十字街头:犹豫狐疑,徘徊不安。他的最后而最好的一条路便只有:“从彭咸之所居。” 在《九章》里的九篇里,大意也不外于此。《九章》本为不相连续的九篇东西,不知为什么连合为一篇而总名之曰《九章》。这九篇东西,并非作于一时,作风也颇不相同。王逸说:“屈原既放,思君念国,随事感触,辄形于声。后人辑之,得其九章,合为一卷。非必出于一时之言也。”他以《惜往日》《悲回风》二篇为其“临绝之音”。其他各篇则不复加以诠次。后人对于他们的著作时日的前后,议论纷纭。《涉江》首句说,“余初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似也为晚年之作。《惜诵》《抽思》二篇,其情调与《离骚》全同,当系同时代的作品。《橘颂》则音节舒徐,气韵和平,当是他的最早的未遇困厄时之作。然在其中,已深蕴着诗人的矫昂不群的气态了:“嗟尔幼志,有以异兮,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深固难徙……”《思美人》仍是写他自己的低徊犹豫。《哀郢》是他在被流放的别地,思念故乡而作的。他等候着复召,却永不曾有这个好音。他最后只好慨叹的说道:“曼余目以流观兮,冀一反之何时!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涉江》也是他在被放于南方时所作。 他既久不得归,于是又作《怀沙》《悲回风》二赋,以抒其愁愤,且决志要以自杀了结他的贞固的一生。在这时,他已经完全失望,已经完全看不出有什么光明前途了。国事日非,党人盘据,“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凤皇在笯兮,鸡鹜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概而相量”。当然不会有人知他。《怀沙》之作,在于“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之时。他在那里,已决死志,反而淡淡的安详说道:“民生禀命,各有所错兮,定心广志,余何畏惧兮。……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在《悲回风》里,他极叙自己的悲愁:“涕泣交而凄凄兮,思不眠而极曙。终长夜之曼曼兮,掩此哀而不去。”他倒愿意“溘死而流亡兮,不忍此心之常愁”。至于《惜往日》,或以为“此作词旨鄙浅,不似屈子之词,疑后人伪托也”。我们见她一开头便说:“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诏以昭时,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似为直抄《史记》的《屈原列传》而以韵文改写之的,屈原的作品,决不至如此的浅显。伪作之说,当可信。 《九歌》《天问》也颇有人说其皆非屈原所出。朱熹说: 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使巫觋作乐歌舞以娱神。蛮荆陋俗,词既鄙俚,而其阴阳人鬼之间,又或不能无亵慢淫荒之杂。原既被逐,见而感之。故颇为更定其词,去其泰甚。 是则朱熹也说《九歌》本为旧文,屈原不过“更定其词,去其泰甚”而已。这个解释是很对的。我们与其将《九歌》的著作权完全让给了屈原或楚地的民众,不如将这个巨作的“改写”权交给了屈原。我们看《九歌》中那末许多娟好的辞语:“桂棹兮兰枻,斫冰兮积雪,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心不同兮媒劳,恩不甚兮轻绝”《湘君》;“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湘夫人》;“秋兰兮青青,绿叶兮紫茎。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少司命》;“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罗,既含睇兮又宜笑”《山鬼》。我们很不能相信民间的祭神歌竟会产生这样的好句。有许多民间的歌曲在没有与文士阶级接触之前,都是十分的粗豪鄙陋的。偶有一部分精莹的至情语,也被拙笨的辞笔所碍而不能畅达。这乃是文人学士的拟作或改作,给他们以一种新的生命,新的色彩。《九歌》之成为文艺上的巨作,其历程当不外于此。 《九歌》有十一篇。或以《礼魂》为“送神之曲”,为前十篇所适用。或则更以最后的三篇:《山鬼》《国殇》《礼魂》,合为一篇以合于“九”之数,然《山鬼》《国殇》诸篇,决没有合为一篇的可能。但《九歌》实只有九篇。除《礼魂》外,《东皇太一》实为“迎神之曲”,也不该计入篇数之内。 《九歌》的九篇除了两篇迎神、送神曲之外,相传以为都是礼神之曲。但像“思公子兮未敢言”《湘夫人》,“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少司命》,“子交手兮东行,送美人兮南浦”《河伯》,“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山鬼》诸情语,又岂像是对神道说的。或以为《圣经》中的《苏罗门歌》不是对神唱的歌曲,而同时又是绝好恋歌么?不知《苏罗门歌》正是当时的恋歌;后人之取来作为圣歌,乃正是他们的附会。朱熹也知《九歌》中多情语,颇不易解得通,所以便说:“其言虽若不能无嫌于燕昵,而君子反有取焉。”我的意见是,《九歌》的内容是极为复杂的,至少可成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楚地的民间恋歌,如《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河伯》《山鬼》六篇;一部分是民间祭神祭鬼的歌,如《云中君》《国殇》《东君》《东皇太一》及《礼魂》。 《天问》是一篇无条理的问语。在作风上,在遣辞用语上,全不像是屈原作的。朱熹说:“屈原放逐,彷徨山泽,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僪佹,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因书其壁,向而问之,以渫愤懑。楚人哀而惜之,因共论述。故其文义不次序云尔。”既是楚人所“论述”,可见未必出于屈原的手笔。且细读《天问》全文,平衍率直,与屈原的《离骚》《九章》诸作的风格完全不同。我们不能相信的是,以写《离骚》《九章》的作者,乃更会写出“简狄在台,喾何宜?玄鸟致贻,女何喜?”那末一个样子的句法来。有人以为《天问》是古代用以考问学生的试题。这话颇有人加以非笑,以为在古代时,究竟要考问什么学生而用到这些试题。我们以为以《天问》为试题,或未免过于武断;但《天问》之非一篇有意写成的文艺作品,则是无可怀疑的。她在古时,或者是一种作者所用的历史、神话、传说的备忘录也难说。或者竟是如希腊海西亚特(Hesiod)所作的《神谱》,或亚甫洛杜洛斯(Apollodorus)的《图书纪》。体裁乃是问答体的,本附有答案在后。后人因为答题过于详细,且他书皆已有详述,故删去之,仅存其问题,以便读者的记诵。这个猜测或有几分可能性罢。 参考书目 一、《毛诗正义》四十卷 汉毛亨传,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有《十三经注疏》本。 二、《诗集传》八卷 宋朱熹撰,坊刻本极多。 三、《诗经通论》十八卷 清姚际恒撰,有道光丁酉刊本。 四、《读诗偶识》四卷 清崔述撰,有《畿辅丛书》本,日本刊《东壁遗书》本。 五、《诗经原始》十八卷 清方玉润撰,有《鸿濛室丛书》本,石印本。 六、《诗三家义集疏》二十八卷 王先谦撰,有乙卯年虚受堂原刊本。 七、《诗经的厄运与幸运》 顾颉刚撰,载于《小说月报》第十四卷第三号至第五号,又有《小说月报丛刊》本。 八、《读毛诗序》 郑振铎撰,载于《小说月报》第十四卷第一号。 九、《关于诗经研究的重要书籍介绍》 郑振铎撰,载于《小说月报》第十四卷第三号。 十、《楚辞》 王逸章句,洪兴祖补注。有汲古阁刊本,金陵书局刊本。 十一、《楚辞集注》 朱熹撰,有《古逸丛书》本,坊刊本。 跟随大师脚步 构建知识体系 培养探究精神 提升人文素养 培根 铸魂 启智 润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