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心理学新论(下)(精)/中国文化心理学丛书

作者简介

汪凤炎，心理学博士，教育学博士后。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土生导师，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道德教育研究所副所长。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化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代表性著作有《中国心理学思想史》、《中国传统德育心理学思想及其现代意义》、《中国传统心理养生之道》等，发表学术论文五十余篇：曾荣获 第六届中心高等学饺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第十届高等院校青年教师奖、中国图书奖等。2011年入选江苏省“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第二层次培养对象。

内容简介

中庸思维的时中性前人多有论述（冯友兰，１９９６，ｐｐ．４３０ ４３３），除此之外，中庸思维还有其他五个特征，因此，中庸思维实具有六个特征。 第一，统合性。中庸思维的第一个特征是具有统合性，其统合性主要体现在它必须以整体思维与辩证思维为基础与前提。具体而言，当只考虑问题的一方面因素时，人们往往只追求更快更高更强更多或更慢更低更弱更少，前者如纯科技领域、经济领域、公共福利与体育等，后者如生活节奏、疾病率、反对派实力、野心等。只有当从多方面因素考量一个复杂问题时，如考虑科技的双刃剑问题、经济与可持续发展和民众的幸福感问题、竞技体育与运动员的身心健康问题等时，才有适度性考量的问题。此时，为了正确且圆满地解决问题，持中庸思维者先要考虑问题的方方面面和各方利益，不能有重要遗漏，这体现的是整体思维。同时，为了将问题的各方面以及各方利益作最佳统合，使问题最终获得正确且圆满的解决，持中庸思维的人还必须有良好的辩证思维。当然，中庸思维与辩证思维有同有异。它们的共通之处在于，二者都强调要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都要充分考虑各个方面的优劣与得失转换。它们的区别在于，如果说辩证思维重在思考不同事物之间以及同一事物当中蕴含的矛盾双方存在的相互冲突、相互转化、和谐共生的复杂关系，以求得系统的整体动态平衡，那么，中庸思维的重点便放在恰到好处、无过功不及地认识问题、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上。从这个角度看，如果个体善于找到不同事物优缺点之间以及同一事物当中蕴含的矛盾双方存在的相互冲突、相互转化、和谐共生的复杂关系，他就具有良好的辩证思维。在此基础上，假若他能找到最恰当的问题解决方案，使问题得到最佳解决，并且，其行动结果不但不会损害他人的正当权益，还能增进他人或自己与他人的福祉，他便拥有了良好的中庸思维。所以，具备整体思维和辩证思维是获得中庸思维的基础与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庸之道也是一种理性，它与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和沟通理性有共通之处，却不完全相同。它的特色是以整体观的视野、自我节制的心态，求取恰如其分的最佳状态（张德胜，金耀基，陈海文，等，２００１）。 第二，道义性。与其他思维方式纯粹属于中性的认知范畴不同，中庸思维的独特之处是具有道义性。如前文所论，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这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中庸思维不但蕴含价值判断，而且属最高的德性。具体而言，中庸思维的道义性体现在个体修身乃至做人与做事时都必须做到“择善而固执之”。《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朱熹，１９８３，ｐｐ．３１ ３２）用今天的眼光看，这个论述看似一气呵成，环环相扣，天衣无缝，且说得自信满满，言之凿凿，实则有多处逻辑不通的问题。例如，“能尽其性”仅涉及个体的修身问题，“尽人之性”涉及他人的修身问题，这里面有亲人、熟人与陌生人之别，故从“能尽其性”推演到“能尽人之性”，在逻辑上不知放大了多少倍，而从“能尽人之性”推演到“能尽物之性”，有将道德理性与科技理性混同的弊病。可见，上述推理是跳跃式推理，既不算演绎推理，也不属归纳推理或类比推理，且无法满足“前提真实”和“推理的形式正确”两个条件，自然多处推论不能成立。不过，从修身、做人与做事的角度看，它对人们正确使用中庸思维和劝人行善等都有一定作用。根据《中庸》的这一论述，并结合朱熹的集注可知，“诚”指真实无妄，“天之道”就是天理。经朱熹这一解释，“诚”就成为天理的本然状态。“诚之”是人仿效天理本然的真实无妄，尽力达到那种真实状态的努力。圣人的道德与天理浑然一体，真实无妄，且“从心所欲，不逾矩”，不待思勉就能从容中道，所以圣人的境界同于天道。常人因有人欲私心，不能像圣人那样自然地真实无妄，若想做到真实无妄，就需要“择善”才能明善，而“择善”后还必须坚定地依善践行，才能诚身。经过自身的努力去达到真实无妄，这是人道的特点，这就是“诚之”。“诚之”的具体方法就是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其中，学、问、思、辨属于学而知之，其目的在“择善”；笃行即利而行之，属于“固执”；至于人一己百的努力，属于“困知勉行”了。同时，朱熹认为，德指道德的德性，“明”指道德理性的能力。圣人之德真实无妄，这是“诚”；圣人的道德理性普照万物，这是“明”。天命之性人人都有，但率性为道只有圣人才能做到，圣人是天然如此，与天道本然相同；贤人以下都是修道为教，由教而入，不是自然，必须用各种功夫。先从学知明善入手，然后去实在地践行善，这是人道的特点。它实际上是以一种先知后行的知行观来说明贤人由“明”至“诚”的方法。至于“尽人之性”指没有丝毫人欲之私，德性真实无妄；“尽物之性”指充分明了事物的性质而处理妥当。这样的人可以协助化育流行，可以与天地并立为三（朱熹，１９８３，ｐｐ．３１ ３３；陈来，２００７）。稍后的孟子继承了此思想。《孟子·离娄上》说：“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孟子·尽心上》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既然普通人行中庸必须“择善而固执之”，那么，他们必须牢记“见义不为，无勇也”的古训，当个体身处“顺从邪恶势力、为虎作伥便能升官发财；抵制邪恶势力，就要为此付出沉重代价甚至生命代价”的两难、三难甚至多难处境时，做到见义勇为或见义智为。这虽增加了行使中庸思维的难度，毕竟人有趋利避害的本能，但中庸思维只有在处理这类两难、三难甚至多难复杂问题时才显现出其意义，因为这种两难、三难甚至多难处境是检验个体是否真正具备中庸思维、是君子还是小人的试金石，同样体现了中庸思维的道义性：能妥善化解者，就拥有中庸思维，且是君子；反之，无法妥善化解者，就不具备中庸思维，且是小人。所以，《中庸》记载：“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朱熹，１９８３，ｐｐ．１８ １９）孔子认为只有君子才具备中庸思维，小人则是反中庸的。在孔子心中，君子意指有才德的人，小人意指无德之人。孔子倡导的“君子———小人”二分式人格类型说指主要以德行高低（兼顾才智大小）为标准，将人分为君子和小人两种类型的人格类型说。此时，君子人格指在整体上较好地具备儒家倡导的（大）仁、（大）义、（大）礼、（大）智四种根源特质，从而在行为中较好地体现出“天人之和”“人际之和”“个体的身心内外之和”的人格。小人人格指在整体上基本不具备儒家倡导的（大）仁、（大）义、（大）礼、（大）智四种根源特质，或只有小仁、小义、小礼、小智（小聪明）四种根源特质，从而不能在行为中较好地体现出“天人之和”“人际之和”“个体的身心内外之和”的人格（汪凤炎，郑红，２０１５ｂ，ｐｐ．５３６ ５４９）。这也表明，中庸思维具有明显的道义性，而且这种道义性的要求极高。因此，孔子才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中庸》也复述了这句话（朱熹，１９８３，ｐ．１９）。事实上， 从伦理道德角度看，中庸思维必须妥善地融入善的成分，即要以正确的价值观为指导，是一种合乎道德或道义的思维方式。也可以说，在所有的思维方式中，唯有中庸思维之中天然地蕴含一定的伦理道德性，这虽不意味着持中庸思维的人的道德发展水平就一定高于持其他思维方式的人（杨中芳，２０１０ｂ；赵志裕，２０１０），但如果一种思维方式中蕴含的是价值中立观甚至根本就不顾及伦理道德性，不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即未做到“择善固执”，那它一定不是中庸思维。因此，《礼记·仲尼燕居》记载：“仲尼燕居，子张、子贡、言游侍，纵言至于礼。子曰：‘居，女三人者，吾语女礼，使女以礼周流，无不遍也。’子贡越席而对曰：‘敢问何如？’子曰：‘敬而不中礼谓之野，恭而不中礼谓之给，勇而不中礼谓之逆。’子曰：‘给夺慈仁。’子曰：‘师，尔过，而商也不及。子产犹众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子贡越席而对曰：‘敢问将何以为此中者也？’子曰：‘礼乎礼，夫礼所以制中也。’子贡退。”这里，孔子不但指出了敬、恭、勇等因“不中”而产生的不良后果，而且明确提出要以礼治“中”（申辰，１９８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