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帝国(一段寻找自我的国家历史1848-1918)(精)/观察家精选

作者简介

米夏埃尔·施蒂默尔（Michael Stürmer） 德国历史学家，在德国马尔堡大学、柏林自由大学和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获得历史、哲学和语言学的学位。1973年以来，长期担任埃尔兰根-纽伦堡大学历史系教授，曾任索邦大学、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的访问学者。 20世纪80年代施蒂默尔还曾出任联邦德国总理科尔的顾问和演讲撰稿人。当时，德国兴起了一场关于如何定位并纪念纳粹时期历史的大辩论。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保守派历史学家，施蒂默尔在这场辩论中发挥了建设性作用，帮助塑造了后来德国的主流历史观。

内容简介

【第一章 德意志的祸与福（节选）】 对多数德意志人来说，他们记忆的历史就是一幕幕灾祸，因为德意志这片土地常常充当和平时的棋子、战争时的战场。追溯历史，荷兰人经历过“黄金年代”，法国人经历过“大世纪”，而德国人从未经历过那样辉煌的时代。“三十年战争”无法言表的惨象一直都是德意志人难以抚慰的伤痛，这在文化和生活中多有体现；诸如“瑞典饮料”这样的名词—常常指代战争期间一种逼人招供的酷刑。当和平终于在1648年降临时，德意志土地上三分之二的人口已经丧生——他们或死于饥饿，或死于瘟疫，或沦为亦兵亦匪者的劫掠对象。整个德意志陷入一片荒芜：村庄焚为废墟，城市的财富被劫掠一空，市民的尊严沦丧殆尽，需要几代人才能挽回。被恐惧笼罩的德意志弥漫着极度的忧伤。从这场浩劫中，霍布斯（Hobbes）提出了威权国家的概念，来自吕贝克的迪特里希`布克斯特胡德（Dietrich Buxtehude）、来自汉堡的格奥尔格`菲利普·泰勒曼（George Philip Telemann）和来自莱比锡的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的音乐作品发出灵魂的绝唱。1700 年后的西班牙王位之争又给德意志带来更多创伤，最具浪漫主义色彩的海德堡城堡被撤退的法军炸毁。到18 世纪中叶，德意志又被卷入战争。西班牙、法国和英国相互为争夺印度、加勒比和加拿大等殖民地而挑起海陆战争，1740—1748 年间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56—1763 年间的七年战争，给德意志人留下的都是惨痛记忆：燃烧的屋舍、一钱不值的铜板、饥饿、倒闭与失业，青壮年被充军而横尸于莱茵河与奥德河畔的战场。 德意志俗语有云，岁月坟头的荒草能将一切往事掩埋。然而，历史的伤痕未及愈合，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又接踵而至，带给德意志更多痛楚。自1793年以来，法国人的铁蹄踏遍西欧，德意志版图被重新划分。1804 年，当维也纳的神圣罗马皇帝弗朗茨二世（Franz II）撤下皇冠时，神圣罗马帝国便不复存在，而这顶帝号的头饰经过百年也退化为一块简单的贵金属，不再具有权力的魔力。就在同年，法国的“第一执政”——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Bonaparte）自我加冕为“法兰西帝国皇帝”。他的“法兰西帝国”不仅包括众多德意志人、意大利人、荷兰人，还包括那些顺从且感激拿破仑的莱茵联邦盟友—他们大部分是德意志的诸侯。 1806 年，奉行中立的普鲁士听从错误的建议，结束短暂中立，凭借残存的一点勇气再向拿破仑开战，仍惨败于耶拿。不过，战败的普鲁士虽然只剩半壁江山，却能在德意志理想主义的鼓舞下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赢得新的力量。改革派官僚如冯·施泰因（von Stein）男爵、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探险家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之兄］、哈登贝格（Hardenberg）公爵都坚称，这个国家在物质方面失去的一切，必须从知识和道德方面赢回来。与此同时，一些开明将领，比如沙恩霍斯特（Scharnhorst）和格奈泽瑙（Gneisenau）所领导的军队改革派，详细研究了法国的军事成就，着重参考拉扎尔？卡诺（Lazare Carnot）改革法军的基本原则，创建了一支以爱国主义、军功制和义务兵役制为基础的近代普鲁士军队。犹太人获得解放，其民族融合也开始缓慢、痛苦地开展。 按照启蒙主义理念——人人皆有权追求未曾拥有过的幸福，延续几个世纪的城市行会垄断被破除。封建农奴制被废止，农民不再被束缚在土地上，而是成为能够拥有土地的自由农。容克贵族地主仍然试图维持他们的体面，但是他们在经济上已经被那些平民出身的城市企业家超越—只有他们才更懂得如何在人口急速膨胀的年代里获取财富。 德国流亡记者、著名战后史学家塞巴斯蒂安·哈夫纳（Sebastian Haffner）指出，德意志从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统治吸取了两大重要教训：“历史永远不要在我们身上重演”，“我们有能力做得更好！”在拿破仑的铁蹄之下，整个欧洲出现了近代民族主义的萌芽，这种民族主义适时地充当了重新构建社会、给予普罗大众发言权的角色。此刻，民主与近代民族国家同时诞生，首先在北美，其次在法国和德国。 在俾斯麦发起自上而下的改革前的百年间，德意志地区通行着两大政治组织准则：其中一个起源自历史传统，以诸侯自立、城市自由、公国自治为基础；另一个发端于启蒙运动，以追求平等及随之而来的对更美好生活、更富裕未来、更充分自我发展的伟大理想为基础。 后一个准则无疑对孤独的、年轻的、渴望改变的德意志人更具有吸引力—即使不能改变世界，他们也肯定要改变德意志。法国大革命和为反抗拿破仑压迫而进行的“民族解放战争”都推动了革命理想主义的兴起。 拿破仑军队被一举击溃后，维也纳会议划定了欧洲中部版图的基本格局：名义上保留了普鲁士，却切断其与西部省份的交通；确定法国为欧洲五强之一，以塑造新的均势体系；缔结了俄普奥三国的“神圣同盟”，以防范欧洲中部出现领土和政治变动。这个随后被称为“梅特涅体系”的欧洲格局，以奥地利帝国强权首相、贵族梅特涅（Metternich）命名，以图缔造一个维持君主专制现状的堡垒。 “德意志兰，德意志兰，高于一切！”一些政治诗歌长期被德意志人和非德意志人所“误读”，就像这首出自热血青年霍夫曼·冯·法勒斯雷本（Hoffmann von Fallersleben）之手的革命诗，他的本意是谴责“梅特涅体系”的压迫。年轻的霍夫曼意在表达纯粹的德意志理想主义：德意志成为一个开放、公正的社会，四处弥漫着雷司令葡萄酒的芳香，遍地是歌声和美丽的德意志妇女，因此理应在那个由38个自治政权松散组织在一起的德意志邦联中占领导地位—那是维也纳会议所设计的邦联制度，旨在割裂德意志疆域、维持欧洲大陆均势。这是一首积极向前的革命歌曲，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它却采用了奥地利作曲家约瑟夫·海顿（Joseph Haydn）致奥地利皇帝的颂歌的旋律，也与德国现在残存的专制政体格格不入。 随着军事上的失利，拿破仑在经济上针对英国建立的大陆封锁体系宣告瓦解，新兴的普鲁士工业不得不面临优势英国工业品的残酷竞争。在政治上，普鲁士政府努力维持旧政体，继续沿着“开明专制”的道路走下去；而在经济上，柏林当局却开启了市场经济的闸门，因为他们需要得到英国的友善、资本和技术。德意志人口急速增长的压力迫使政府倡导就业，否则普鲁士统治者也难逃如法国旧政体覆亡一样的命运。1828 年，普鲁士与黑森公国达成了基于共同市场、低税率、针对外国尤其是英国工业的关税同盟。而六年之后，德意志关税同盟随之诞生，涵盖了除吕贝克、汉堡和不来梅等几个汉萨同盟城市外的整个北德意志地区。普鲁士的自由派官员几乎都是大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任教柯尼斯堡大学时的弟子——他们赢得了三重胜利：他们推动了普鲁士君主专制走上奉行经济自由主义的发展道路，期待着政治自由主义在未来的实现；他们成功终结了奥地利对德意志地区的领导，并认为南德意志诸邦加入关税同盟只是时间问题；他们还在经济上促成德意志与英国结成联盟。 然而，这幅祥和景象很快就在19世纪40年代遭受残酷考验。那时欧洲普遍的农业歉收导致面包价格飞涨，同时破坏性的工业危机爆发。这便是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口中的革命“关键时刻”，激励他与挚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共同于1848 年发表了《共产党宣言》。大规模失业、失控的利率和大量企业和银行的倒闭破产，导致骚乱此起彼伏。巴黎街头出现的公开暴动迫使国王路易·菲利普（Louis Philippe）落荒而逃。这个令人振奋的消息迅速通过电报传遍欧洲，鼓舞了1848年和1849年席卷德意志和奥地利帝国的革命。在革命狂飙的年份里，欧洲中部的各大君主专制国现在皆摇摇欲坠。 俾斯麦大展宏图的时刻到了，因为他在任何情况下都算得上是一个运筹帷幄的豪杰。他的散文可媲美德国文豪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和托马斯·曼；他在议会发表的演讲尽管嗓音高亢，却内涵丰富、寓意深刻；后世解密的外交电文反映出他具有对危局进行全面把握、对行动进行准确指导的能力。他既有抱负又时而迷茫，既精力充沛又时而沮丧。他尽可能降低自己在军中的影响，却发现担任文职高官生活的卑微与无趣。罢官回到家族破败的宅邸后，他曾推心置腹地对表弟说：“我要以自己的方式作曲，否则我宁愿罢演。”他继续说道，他的抱负让他“更愿意发号施令而非服从命令”。他提到爱国主义是如何造就那些伟大的政治家的，但是造就他的却是别的东西：“抱负、命令欲、渴望被尊重与敬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