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筑与宗教文化之祠堂

作者简介

恩斯特？伯施曼（Ernst Boerschmann，1873—1949）：学术界公认的第一位全面考察中国古建筑、第一位以现代科学方法记录中国古建筑、第一位以学术著作形式向西方社会传递中国古建筑与文化内涵、第一位在西方社会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奔走呼号的德国建筑学家，中国建筑摄影鼻祖。出版有《中国建筑与宗教文化之普陀山》《中国建筑与宗教文化之宝塔》《中国建筑与宗教文化之祠堂》《中国建筑》《中国建筑与风景》《中国建筑陶艺》等。 赵珉，2012至2014年就读于德国哥廷根大学跨文化日耳曼德语文学专业，获硕士学位。现为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西方语言学院德语系讲师，教授基础德语、德语笔译理论与实践等课程，主要研究方向为跨文化交际与德语教学法。业余从事德语翻译工作，出版有译著《怎样拍人脸：完美面部摄影90法则》、《杜蒙阅途系列·布拉格》。

内容简介

祠堂布局概览 祠堂选址于三个谷地相交之处，坐落在紫柏山主峰山坡上，倚靠着一座几乎是在平原上拔地而起的圆锥形小山。该山丘孑然而立，只通过一道窄小的马鞍形山脊同大山相连，山头上孤傲地挺立着一座小亭。祠堂的位置，实为风水宝地。本节将大致介绍祠堂各建筑组群分布，具体单个建筑则会在下一节中作深入阐释。 祠堂中心建筑由两部分构成，每部分各依一条主轴展开（参见附图 31）。这一点十分抓人眼球。第一建筑群围绕一号主院而建，第二号则位于前院及二号主院周边，这两处建筑轴线以直角相交。一号院的 11 号与 18 号偏殿之间的横轴连线向东延伸，串联起 21、24 号建筑，一直到达位于山丘顶端的 50 号凉亭，它们所组成的路径为第二处主建筑群的展开提供了轴线基准，两个建筑群也由此被有机结合在一起。这就意味着，18 号侧间相当于第二部分建筑群落的入口，而与其相对的 11 号侧间则连同屋内神像一起，充当这一群落体系的影壁。 这种两部分相交而建的布局由祠堂整体构造的目的及理念决定。为表达对张良的尊崇以及对其圣化形象的虔敬，人们建起留侯祠，在他逝世后将他奉为万千神祇之一。在中国人看来，张良的形象是无数诞生于某一特定历史时期、象征着无上自然力量的载体之一，正是这些力量创造了我们这个世界，并不断重塑这个世界，位列仙班的道教众神祇便是这些力量的化身。对广大中国百姓而言，他们并非高不可攀，而是活跃于通俗易懂的神话故事中，是一个个鲜活的存在。 人们若想要了解张良这类人物的影响力，可将其形象放入神祇体系进行整体把握。依照这一理念，留侯祠一号建筑群可被看作是二号主体群的铺垫与基础，其内众多建筑中摆放有大量道教神像。它们作为不可或缺的背景，讲述祠堂主人的丰功伟绩，烘托出祠堂主人鲜活的形象。而这位主人此刻正端坐在位于总轴线末端的 24 号建筑内，隐于拔地而起、被视为整个祠堂支点的独亭圆丘投下的阴影之中。正是在这座傲然挺立的山巅亭子中，少年张良从山神黄石公手中接过那本无价兵书，从而习得雄韬大略，在峥嵘岁月中开创一番伟业。如此看来，这样的布局暗含深意。 张良与众神祇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同样的，两处建筑群也以类似的整体思想有机联系在一起。依据近乎成为准则的中国祠堂建筑的布局概念，每个祠堂中只能有一条主轴线，所有建筑依此轴展开。此外，这里诸如张良这样的主神祠堂应位于众神殿后，只有在极少情况下才会被建于殿前。因山中盆地狭窄地形所限，建筑无法在一个方向上有过多延展。加之建筑主入口需从古老栈道进入，且孤亭圆丘作为精神象征也应被纳入祠堂整体中，所以常规祠堂布局并不适用于情况特殊的留侯祠。不过，中国建筑师已经一次又一次向世人表明，他们正是在限制重重、互有掣肘的情况下，创造出那些巧妙而璀璨的设计规划。留侯祠亦是如此。在当地具体情况的局限下，人们规划出一座气势宏伟的建筑群。 它较其他建筑更具宗教气韵，楼宇屋舍更显别致布局，而山水灵秀之地所展现的自然美景也更加淋漓尽致地体现在建筑之中。 中国祠堂中常见的坐北朝南布局在留侯祠中也未得到体现，其一号主要建筑群甚至以几乎完全相反的坐南朝北形式布局。祠堂主入口直接开在道路边上，而 1 号门与 2 号门则一西一东，将这条道路收进祠堂内。如此一来，访客沿路走来，即使还未进入真正的祠堂建筑区域，也能感受到一种遗世独立的桃源氛围。主入口两侧还设计有偏门，这表明祠堂建筑事实上遵循文庙礼制布局。入口附近的街道两边林立着简易客舍与小商铺，旅人及香客可在此住宿或购物。这一建筑组群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小小的村落。这处小店聚集区同与之相对的祠堂入口之间留有一片空地，恰好可以提供空间以建造祠堂前的小型广场与影壁。访客穿过一道大型拱门，走过一座小桥，走入大门，便来到一号主院。院子四周坐落着一号建筑群，其各式屋舍中放置着众多道教神像，这一点在上文已有提及。院中紧挨大门两侧矗立着钟楼、鼓楼各一，正中则建有一座八棱四方亭。亭内双神坛上供奉着两尊佛像，它们背靠着背，分别注视着南北方向。 我在祠堂内看到了建筑原始设计图（参见附图 9），那上面并没有这座亭子的踪影，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它是后来才建造起来的，但至于具体的建造年份，我并不能妄作断言。外行人乍看之下，都会以为亭子本该修建在两条主轴相交处。不过，设计师并没有选择这种习以为常的布局，而是把亭子稍往北移，这一举动非常必要。按如今这种布局，醒目的11 号建筑以震撼之势表明纵轴线自此而始，同时也与挺立于山丘之上、作为压轴建筑的50 号亭子一头一尾遥相呼应，整条轴线呈平衡稳重之势。若遵循第一种方案，那么亭中的两尊神像就只能以并肩相向姿势立于 2 号主轴上。若是如此，现在这种平衡状态将被打破，11 号建筑不再被视为轴线起始，整条轴线布局也将会显得混乱无序。 如此一来，向北移动了的 9 号亭以醒目的姿态立于纵轴线上，这一位置设计对建筑外观构造提出了特殊要求。一般说来，高规格祠堂建筑的屋顶为马鞍形顶部加山墙设计，正脊垂直于主轴，山墙位于侧边。但若 9 号亭遵循这一常规原则，那么其山墙就会落在 2 号主轴上，这完全不符合中国建筑观。放眼整个中国，没有哪一座建筑的山墙是朝向走道的，又或是在山墙上开门进入房屋。相比之下，希腊神庙出入口均建在山墙上，故而中式祠堂这一截然不同的设计极为引人注目。而这只是中式建筑与众不同的一处体现，这些不同造就了中国建筑艺术的独立性与独特性。当然这只是题外话。若是一处中式房屋出口正对着另一座建筑的一面山墙，便会给人一种不适之感，似乎这种布局是为了抵御对面屋中的恶灵，或至少是施下某种咒语以作防御。出于这个原因，人们在建造 9 号亭时放弃了山墙设计，转而选用四角帐篷式样（参见附图 10）。 18 号偏殿是通往 2 号主建筑群的入口建筑。穿过这座建筑，首先来到前院，后面是开放式的 21 号拜殿。立于拜殿之中，目光越过前方 2 号主院，人们可以看到带殿前平台的24 号祠堂主殿以及殿中的丞相张良像。两个院子均建有小偏房，供居住及待客使用。按先后顺序，这些建筑规模逐步提高。18 号入口门厅本身面阔三间，加之同 16、17 号小神殿相连，共面阔五间，此外两侧又连接 19、20 号偏房，它们共同构建出一个气势恢宏的整体，而这正是祠堂的起点。中心祠堂区为一整体，布局规划层层递进、错落有致，这与欧洲的教堂略有相似，只不过其庭院均为露天设计。 1 号及 2 号建筑组群相交的西北角上建造有 4 号偏院，院子带小屋舍，供祠堂工人居住。其西南角挨着 1、2 号院也建有若干屋舍。此外，1、2、3 号偏院连同 27、28 号库房以及 33 号大型厨房也在这一角落相互连接。其中厨房位于 30 号谷仓的中轴线上，这两者连同 31、32 号侧廊一起，在祠堂内部形成了又一个封闭的完整建筑群。在三个偏院中，3号偏院是最大的一个。挨着三个偏院建有众多殿厅及小屋，它们多为开放式设计。此外还有一些棚圈、一座水车磨坊和一条将南端围墙划入祠堂中心区域的小溪。这些建筑布局错落有致，三个偏院由此被巧妙连接在了一起。 祠堂最美丽动人的部分位于西北面的走道旁。那儿坐落着园林式庭院，院内建有一座座供贵客及其随从居住的屋舍，一条开放式廊腰蜿蜒至走道。走道由此被纳入这一园林庭院区域，成为其终端。廊腰带众多铭文石刻，均表达着对丞相张良的缅怀与赞颂。整个院子风景如画，展现了极高的中式庭院艺术。留侯祠在中国三秦地区之所以如此声名显赫，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便要归功于祠内这个庭院的动人景致。而庭院本身又作为一条过道，通往整座祠堂最重要的精神核心区，即位于山丘之上的小亭。我们向着高处前进，沿途路过众多各不相同的小巧亭子，它们或为六边形，或为四边形，又或为圆形，以木头或石头为材质，顶上覆盖着砖瓦或是茅草。一路向上，先是一段斜道，继而是一段石制阶梯。台阶陡峭，气势恢宏，一直通至崖间山顶平台。就是在这个意义非凡的地方，仙人黄石公将兵法宝书授予少年张良。为了纪念这一事件，这座屹立在高处的两层方形亭得名授书楼。 立于高亭之中，俯瞰祠堂，尽收眼底。人们可以清楚地发现，建筑的严谨构造同布局的灵动多样完美融合在一起，祭祀功用与居住功用由此得到全方位实现。祠堂同周边景致互相依存，它不仅以外在方式与大自然有机结合，还通过将圣丘作为建筑精神内涵的一大支柱，同天地自然建立起一种内在关联。这种自然与人文景观的组合并非牵强附会，而是通过巧妙规划显得脉络清晰、和谐自然。祠堂整体有至少四处依轴线铺展的建筑群组，它们分别为 1 号及 2 号主建筑群、2 号偏院及园林庭院。其中后者布局虽看似随性肆意、不拘一格，却如一道坚实的脊梁，承托连接起相对而建的 40、41 号建筑。这便是艺术规划布局的奥秘所在，它通过一种内蕴思想，将看似零碎散落的建筑结合成一个有机整体。 祠堂所具有的这种灵动与和谐，也鲜明地反映了这座位于陕西南部的建筑是怎样集中国南北精粹于一身。一方面，它占地巨大，气势恢宏，轴线布局严谨且体系完整，这体现了中国北方人民为生存而艰苦斗争的粗犷气概及逐鹿天下的英武豪情；另一方面，建筑精致玲珑，含蓄而又富有想象力。它以自然作为布景，借助舒适怡人的生存环境以及活跃的商贸交通，对建筑进行不断的细致雕琢，突显建筑至高无上的精神及艺术价值。这体现了中国中部、尤其是四川及南方地区的建筑风貌。一南一北两种神韵交汇于一处，造就了这座留侯祠。 德国建筑师恩斯特·伯施曼于1906年，从北京出发，历经四年时间，先后游历了河北、山东、山西、陕西、四川、湖北、湖南、广西、广东、福建、江苏、浙江等十几个省，行程数万公里，对中国古建筑进行了专业系统地考察，留下了8000多张照片、2500多张草图、2000多张拓片和1000多页测绘记录。回国以后，他根据这次考察所获的资料，连续出版了多部论述中国建筑的专著。 伯施曼留下的这些带有详细数据的照片、拓片及临摹的图画，成为很多文物古迹少见甚至是唯一的原始资料，为研究它们的历史变迁提供了重要依据，并为文物古迹修复、古城复建等工作提供了珍贵的参考数据。中国营造学社、梁思成与林徽因等人对中国建筑史的研究，都深受伯施曼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