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量（易立竞访谈录）（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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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又开始抽，一天要抽三包烟。” “抽这么多烟，身体受得了吗？” “一般身体受不了，但是疯子就受得了，抽五包都受得了。” 《电影传奇》的上班时间是下午4点到晚上9点半，因为抑郁症，晚上失 眠，一般上午能睡上三四个小时。采访当天“几乎没睡，又跟他们说了一下 午的工作”，他微皱着眉头，握手时有气无力，说话声音也小，可谈到“影 视现状、社会环境、媒体的责任与良心”这些问题时，崔永元的精神头儿上 来了，音量越来越大，烟蒂被掐灭的频率越来越高。 一闻到小人书的味道，心里就平静了 在中国，姥姥也疼舅舅也爱的主持人，大概只有崔永元一个。认识不认 识的人都叫他小崔，这一称谓已然表明一种态度。 一开始做《实话实说》时，崔永元特别有信心，想着自己七八十岁满头 银发了还坐在这个演播厅里。 1999年左右，电视环境开始变化，越来越多的娱乐节目出现，《实话实 说》开始走下坡路。“一开始，我认为能抑制这种下滑的趋势，让它继续往 上走，后来发现抑制不了，就彻底绝望了。”不想看着自己参与创办的节目 这样下去，2002年，崔永元离开了《实话实说》。那时，他的抑郁症已经非 常严重，离开《实话实说》后，他住进了医院，病情严重到需要二十四小时 陪护，甚至想过自杀。 大家发现崔永元“较真儿”是在电影《手机》上映时，崔永元“炮轰” 电影《手机》、导演冯小刚，前段时间又爆出“收视率是万恶之源”、“《 超级女声》低俗”等惊人之语。 所谓的“炮轰”，按崔永元的想法，是思路与社会现状发生了冲突，他 说自己是精神病，跟环境格格不入。 近一年多来，除了在《小崔说事》和《电影传奇》里露面外，媒体上鲜 有他的报道。“大概有一年了吧，我把手机号换了，所以现在几乎没有媒体 记者知道我的这个手机号码。”他不信任媒体。 崔永元说离他心灵最近的是一些死去的人。 他看费穆(《小城之春》导演)的书，“上面谈艺术片和商业片的话，和 我说的太像了。他说：‘我从来不会迎合观众、迎合票房，我热爱艺术，但 同时又享受着孤独，谁能理解我。’看到这段的时候我特别伤感。这是费穆 1948年说的，2005年了我还在这样想，所以我觉得我离费穆特近”。 他说《小崔说事》只是一份工作，靠这个挣工资，养家糊口。《电影传 奇》则是他的灵魂，“让我能活在老电影里，在老电影创造的世界里自由自 在地驰骋，当我面对现实，没有能力去应对的时候，我可以退回到老电影的 梦境里。它让我有一条退路，而不是死路一条。我每天睡不着觉，心情烦躁 的时候就在家里看老电影，看老电影的小人书，看老电影的剧本，凡是跟老 电影有关的一切，都会让我平静下来。我跟你说到了什么程度——那些小人 书，因为时间长了，有点发霉的味道，一闻那个，心里就平静了”。 采访完，他们都请我吃饭 崔永元生于天津，父亲是工程兵，到处铺路架桥，“教育我们兄妹四个 的事基本交给我母亲了。母亲很怕孩子学坏，所以管我们很严厉，基本上是 以打为主，以骂为辅。我经常看见两个哥哥挨打，我自己挨过很多次打，现 在想来后背还有点发凉呢，一点都不轻松”。 崔永元四岁时举家迁进北京，在北京丰台上小学至高中。曾经是个淘气 的学生。他干过很多让自己都崇拜的事，“我可以上着课，背起书包就走了 ，而且是当着同学和老师的面。有一次，老师讲得挺认真的，我有点不好意 思直接走。于是我决定分两步，第一步把书包从窗户扔出去，第二步老师回 头写字的时候我就跳上窗台。结果还没跳下去呢，老师就回头了，我就很尴 尬坐在窗台上，老师问我在那儿干什么，我说没干什么，就下来了。结果坐 在教室里面听课，还惦记着外面的书包，一堂课也没上好……好像忽然就没 人管，是一种野生的状态了”。 1981年，崔永元考入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上大学时，崔永元的生活条 件比别人高好几个档次。“那时我哥在部队一个月才挣7块钱，我姐做学徒 工才19块钱，但是他们每个月可以拿出5块钱来装扮我，因为我是家里唯一 的大学生。那时候尽管家庭条件不太好，但我每个月都要花家里70多块钱。 班里的同学一般一个月才花25块钱。”吃和买书占据他绝大部分的开销，当 然“有时候会带上别人的女朋友去看电影，因为自己找不到”。 1985年，大学毕业后，崔永元进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任记者。“第一年 做《广播报》，相当于《电视报》这种，介绍节目。第二年开始在《午间半 小时》做记者。《午间半小时》是当时的《实话实说》，非常厉害的，全国 广播界都在学它。1987年到1996年，我做那档节目九年，收获特别大。因为 它是个综合节目，我们没有领域限制，特别自由，我采访保险可以采访半年 ，把保险搞了个门儿清，所以到现在我都不上保险。我在国家体委泡了半年 多，整个足球黑幕我全明白，所以我不写关于足球的事儿。我到边防采访了 几个月，我知道这个国家有很多人什么都不计较，为了和平，那样地工作着 ，我特别感动。那个时候我接触了各种各样的人，有机会见到了很多专家学 者。听他们讲我不知道的知识，我感觉特别充实。” 由于精力旺盛，不安于现状，1990年代初，崔永元兼职到中央电视台策 划《东方时空》等节目，那之前，他得过两个“中国新闻一等奖”。提起这 个，崔永元很骄傲：“这是硬指标。” “我二十二岁开始做记者，最贪玩的时候，打牌、下棋可以到天亮。但 当我有采访任务，要写稿子时，什么东西都不能诱惑我。他们在我旁边打牌 ，我会伸过头去看，一边看一边整理录音，写稿子。二十多岁，我就有这样 的克制力。我非常热爱这个职业。我一直觉得，作为一个职业记者，一定要 尊重被采访者。每次采访，我都会尽可能地搜集对方的资料，这点经常让对 方很感动。采访完，他们都请我吃饭。这也是一个硬指标。”P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