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朝南（译文纪实）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想要描述时代变迁里中国人的多元生活状态，“三明治”是一个丰富的意象。成立于2011年的三明治，是一个帮助大众记录自己生活的非虚构写作平台，更是将生命成长叙事运用于个体探寻的Life Writing实验。 我们目前开展了这些实验：每日书、短故事写作社群、出版策展、播客电台，以及位于上海的线下文化空间。微信公众号：china30s。 \"

内容简介

\"【精彩书摘】： 养育了三个孩子的二十二年婚姻，要因为惯性而延续吗？ 文｜W医生 Z先生翻到印满密密麻麻文字中的一个表格，指着中间的一条横线，对我说：“这里，你把你的单身公寓地址写一下，签一下名。离婚协议其他的部分，我会填好。公证完就可以递交到郡民政局最后确定。” 我抬头看着他，有点不敢相信他的平静。这会不会是他情绪暴风雨来临前的预备？我的头皮不禁有一点点发麻，心跳开始加快，手心微微出汗。我拿着笔，犹豫要不要在他面前写下我的新地址。我搬到单身公寓已经快两个月了，日子过得很不错。最重要的是，以往那种回到家里就觉得压抑的感觉一扫而光。 “我想通了，假如不能和以前彻底切割，我和你都没有办法继续各自的生活。我想给彼此一个机会。我们做回同桌吧。”Z先生心平气和地看着我，难得地带了点幽默，“不要用这种怀疑的眼光看我，我是认真的，比当年请你考虑一下我，还要认真。” 他话音刚落，我眼前不由自主地回放我们二十二年的婚姻生活。从小学的三个月同桌，到毫无交集的十多年，各自成长，到戏剧性地重逢，十二个小时内决定闪婚，然后移民，生活在一起二十二年，共同养育了三个孩子，房子从小换到大，到更大，到如今决定和平分手。原来一辈子也不是那么长。 我们的前半生，都有哪些改变？是时间改变了我们吗？还是能被时间改变的，是那些本来就不坚牢的东西。成长，工作，结婚，生育，这些好像都是社会里预设好了的人生必做的论文题，既然拿到了，就要努力去完成吧？ “你们显然在成长的步调上出现了不一致。往后是共同成长，还是各自分开，就要看你们各自的学习能力，以及决心了。但不管怎样做，首先要忠于的是你们的内心。任何一段关系，从根本上都是回到你和你自己的关系上来。”几年前在接受婚姻顾问辅导时，哈琳娜对我们说。她是一位胖胖的白人老妇人，有三十多年心理治疗和家庭关系辅导经验。关于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这件事，美国人的做法是求助于专业的婚姻咨询协调人士，再到律师，再到法院。他们劝和不劝离的方式是：离婚成本很高，要想清楚。 “她没有在这段婚姻中得到营养。”哈琳娜对Z先生说，“你是否除了她，就没有别的可以专注了？你的所有注意力都在她身上吗？为什么？” “因为她不成熟，天真，过分善良，做事冲动，不顾后果。她没有经历过人生的险恶。” “她是一个成人，受过高等教育，她当然可以做她认为对的事情，她可以为自己的选择负责。而你也是成人，你只要对你自己负责，你必须收起你的控制欲，‘为她好’的出发点不是理由，你需要专注的是你自己，而不是她。” 回来的路上，他沉默不语。到家后我们坐下来，他对我说：“我从来不知道，我对你的保护是一种控制。原来你对别人的否定是这样敏感，什么话都容易伤到你。我们真的如此不了解对方。”他又自顾自地讲了很久，似是辩解，也似呓语。 他很少在我面前讲这么多话。大部分的时间，Z先生都是不主动沟通的。他有一句名言：“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生活中的事情，若是他能不关心，或者不愿意参与的，不想惹麻烦的，一概用这句话来应对。一开始，包括我父母在内的人都觉得这是一种优点，这孩子懂事，不八卦，不顶嘴，服从上级。特别是当碰过几次钉子，看出我母亲在家庭的权力范围后，他更加无原则地顺从她，甚至自诩为“傀儡”，在所有的家庭矛盾中都能做到“片叶不沾身”。他的惯性沉默，如严肃的潭水一样，常常令我恨不得向里面扔两块石头。 虽然平时话少，但他一旦生气起来，从平静到暴发中间没有必然的警报。沉默的人一发起脾气，会显得格外有震慑力，使大人小孩和狗都很害怕。我父亲曾用“钟馗”来形容他。有些人的怒气是虚张声势的泡沫，虚无的浩大；而他的怒气是山泥倾泻，前一刻风和日丽，后一秒山崩地裂。小孩子的房门被砸开过，里面的东西被毫不留情扔掉；电脑被抢走举高摔坏过，天花板的吊扇被怒吼震动过；我陪着受惊的孩子们失声哭过：这些都和墙壁上家庭照里露出的笑脸形成了对比。 一开始，Z先生虽然情绪疏离但行为上很尊重我的态度，让我窃喜过。他尊重伴侣隐私，比如手机摆在他面前他也不会多看一眼，桌面上摊开的日记不用担心会被偷窥。可就像世界上的事情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当他这种“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的态度延伸到生活里，在看似给予我极大自由的同时，是相互沟通的严重匮乏，以致虽然结婚了二十二年，我一天比一天感觉到孤独。 我从2013年3月30号发第一条朋友圈，到他有微信并加我为好友，中间隔了七年。期间我写了多少关于生活、工作的文字，发了多少照片，多少育儿的感悟，他是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几家报社陆续登出我的一些文章，我们家庭交际网络扩大，他也是后知后觉的。他父亲曾经说，四个孩子里（Z先生、他妹妹、妹夫、我），只有我可以和他们聊得来。今天回想这句话，我不应该沾沾自喜，而是应该想一想，如果我能多了解他的原生家庭，了解他父母抚养他的模式，知道“逃避”是他从小远离麻烦、自保的方式，“暴怒”是因为他无力掌控局面时内心恐惧，“沉默”是他拒绝沟通的表现，也许我不会那么受伤。因为我是一个情绪化而且超级敏感的人，心思更是细腻得可怕，别人无意中说的一句重话就能让我伤心难受好久。这样的两类人，要想做到互相理解、包容，需要付出的努力显然要比别人更多。 大前年的11月，我和大儿子开车去俄亥俄州参观一所录取了他的大学，在路上我们有过一次关于婚姻的对话。他说：“婚姻是你希望和某人生活在一起的最高社会形式。首先，你自己是一个具备幸福力的人，对方也是一个具备幸福力的人。你们先是投缘的好朋友，相处下来，发现可以生活在一起，却没有减弱彼此的幸福，反而因为彼此的存在，能够解决更大的问题，处理更大更复杂的事情。你们互为动力，形成合作关系，分担风险，共享成果。最终是两个人一起生活，比一个人更快乐。这里面当然有彼此包容的成分，但却是你在结婚前就已了解的细节，你选择了接受，并承诺包容，而不是结了婚之后才发现彼此和婚前有多么的不同。” 他看着我，说：“妈妈，我绝不会像你和爸爸那样结婚，这种事情我不会允许它在我身上发生。太糟糕了。” “有那么糟糕吗？” “这个只有你自己最清楚了。”他拍了拍我的肩膀，“美国人在决定结婚前，平均约会多长时间，你知道吗？九年。在这九年里，通过约会，充分了解自己和了解对方，并且共同面对各种问题甚至危机，到最后，才会决定是否以及和谁走入婚姻。”他从小就是一个old soul（老灵魂），也是我家的“金句王”，一直是我的buddy（老友）。 什么？九年！我惊叫了起来。怎么可能？九年，孩子都会打酱油了好吗？九年的青春啊。儿子似乎看出了我的疑惑，他接着说：“瞧，这就是你们。一定要把婚姻和年龄啊，生孩子啊这些联系在一起，它们之间没有必然的关系，结婚就是commitment（承诺）。如果结婚前互相不了解，你们commit个什么？别说九年，只要不足够确信，就不贸然决定。”在这些从小思辨能力就很强的孩子面前，我向来词穷。 “我希望通过结婚，有一个自己的家，可以离开原来的家庭环境。你是知道的。” 儿子表示理解，他接着说：“你要知道，你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爸爸不是你的出路，没有任何人是，我真希望当年你能明白这个道理。” 1998年的年底，离元旦还有两天。母亲打电话告诉我，说有一位美国的Z姓同学回国了，希望和我见一面。她已经见过了，还一起吃了饭，说同学很有礼貌，很尊重长辈。既然同学山长水远回来了，我应该礼貌回家见一面。母亲说：“你一直在学英语，考托福，准备出国或者考研，你是从一开始就不准备留在我们身边的，对吗？你就是想跑得越远越好。既然如此，你就回来和同学聊聊，他说在出国这件事情上，也许可以帮忙。不要觉得我什么都反对你。”母亲曾说过，全世界对我的反对和批评加起来，也没有她对我的多。凡事都喜欢和她“顶嘴”的我，始终不是她的理想型女儿。 我听后有点心动，于是科室调班和连续值班后，就从医院所在的城市坐长途巴士回了家，见到了我的小学同桌Z先生。感觉还是挺陌生的，小学四年级时我插班到他的班上，五年级和他同桌三个月，之后我考上了重点中学，他读六年级（即重读），晚我一届也考上了同一所中学，算是我的师弟。 高考前我收到一封来自美国纽约的信，信寄到了我的班上。看了信，知道他随家人移民美国了。信里他主要是希望以后能保持联系，他附了一张他的照片，是出国前在北京颐和园前拍的，个子瘦小，笑容可掬，穿一件墨绿色的POLO短袖T恤。当时我没有回信，直到上了大学才开始给他回信。大学期间我们陆续有一些通信，礼貌寒暄，说一些无关紧要的话。后来随着实习毕业分配工作，我的地址不断变化是省里面表现不错的。 有一回请他们到Bryan家用餐，小刘看着电视柜下方一整个抽屉满满的音乐CD，说：“这么多！很花钱吧？”这是Bryan的兴趣，我兴致勃勃地介绍着：“反正他单身，钱就会投在自己的爱好上。”那有这些我都不觉得辛苦，只觉得那是我作为一名妻子的分内事，是确定的幸福。但既然这一切都不能为我换取一份“懂得”，沟通变得如此困难，亲密关系里的情绪价值接近负数。那么对不起，这个婚姻样板，我不要了，就像离开一个“鸡肋”的工作岗位，让生活里一切重新排序。 我对Z先生说：“I can live with you but I dont want to（我可以和你继续生活下去，但我不想了）。”知道我坚决要搬出去，他说不能理解，我说理解不了没关系，你知道我的决定就行，而且我为我的决定负全责。因为现在的我，不仅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更重要的是知道“不想要什么”。我的智慧不会比二十二年前少，所以，我的决定只会比当年更正确。 他彻底被激怒了，好几次在我面前情绪爆发，我们又陷入旧的那一套车轱辘话，剪不断理还乱，无法向前走。稍微平静下来之后，他会说：“你不担心你父母不高兴吗？他们会怎么说你？他们年纪都大了。” 我回答：“这是我父母需要学习的地方，就是为我的开心而感到开心，而不是质疑我怎么可以做他们不允许的事情。我是一个成人，我选择首先忠于自己。” “二十几年的相处，怎么可能没有感情？” “我对你当然有感情，那是一个孩子母亲对孩子父亲的感情，I love you but I am not in love with you（我爱你，但我不再和你相爱）。我的婚姻必须是能让我舒服的关系，滋养我，而不是消耗和将就。” “一定要分开吗？不可以多等几年，等孩子们都长大了再说吗？谁的婚姻不是这样呢？日子又不是过不下去，你不能这样自私。” “一定要分开了。不需要等，孩子是一定会长大的，但更需要长大的是我们。如果婚姻有评分标准和各种硬指标，我已经超标了。如果婚姻是单位，我现在就准备退休。余生我想自私一点，因为我值得这份自爱。日子不但要过下去，还要过得更好。而且，不要把自私和坚强混为一谈。” “那以后呢？分开以后，我们还会有机会在一起吗？我是真的很爱你啊。我以后不再控制你了，你想做什么我都不会限制。” “不，不要抹杀你的个性来迁就我。等到你学会爱你自己，我也学会爱我自己的时候，我们再看看会不会相爱。成长的目的，首先是自己能变得更好，更能感受幸福。婚姻这个形式其实已经不重要。若你爱我，就请用我能感觉到、我能懂的方式来爱。” 决定分居后，我人生中第一次租房子，而且是单身公寓。 曾想过不如买吧，一步到位，但女友玛利亚的话打动了我，她说：“不管是租还是买，其实并不重要。你迫切需要的是一个空间，一个绝对完全属于你自己的空间，没有任何外来的干扰，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或者什么都不做。要和以往有绝对的不同。你可能会先休克，然后慢慢地你会适应，最后你会清楚知道，这种状态是不是你想要的。” 是的，我太希望有个自己的专属空间了，多少年，没有对一件事情这么渴望过了。 2021年2月的最后一天，小雪，下午三点钟，单身公寓管理处的杰奎琳打电话通知我过去拿钥匙。见面后，她把一串钥匙放在我手里，又递给我一个欢迎新租客的礼品袋，里面是一瓶矿泉水、一卷卫生纸、一小瓶洗洁精、一小袋洗衣粉，还有一份《租客须知》。“你所需要知道的都在里面啦。”她看着我说，“现在我们去你的公寓看一看吧，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别的问题是需要我帮助的。”她特意把“你的”这个词说得十分夸张，眉梢带着笑。 来到公寓，她教我如何用感应钥匙进入大门，带我再次上楼，确定我能用钥匙打开门，接着又把房间里面各个电源开关，配套的干衣机、洗衣机、洗碗机、冷暖气这些向我再介绍了一次。第一次来这里，是2月13号，情人节前一天，杰奎琳作为公寓介绍人带我参观，我几乎是一眼就爱上这个地方了，租房的事情很顺利。我们斜靠在厨房的吧台旁，一起看向空空如也的房间，木地板干干净净，窗明几净，一室耀眼的阳光，一切都是新的。 3月1号，我搬进了这个单身公寓。离诊所不到十分钟车程。一室一厅一卫，还带一个小偏厅，开放式厨房，吧台，全新，干干净净，附近鸟语花香。 刚开始搬家那个星期，锅碗瓢盆、油盐酱醋、衣服被子，大包小包，一趟趟装车，一趟趟上楼下楼。最后从家里抱走我的那一盆绿植，还有一盆竹节海棠。我煲了一锅汤，烧了几个菜，和过来暖屋庆祝的女友共同举杯，祝我们都健康，幸福，平安，自由。 作者后记： 距离我写这篇文章，时间已经过去了将近一年，也就是说，我决定和先生分开、从做夫妻到做回朋友，已经快两年了。如今我们的关系比以往更加紧密，这样的紧密，是我们在以往二十二年的婚姻生活里所欠缺的，是一种战友式的合作，以及平视彼此的和解。没有对彼此过高的期望值，也没有互相贬低和质疑，只是就事论事，平和地沟通，有效地把整个家庭需要完成的课业，按部就班地去完成。 我们有三个孩子，也有共同的生活回忆和创伤，原谅了我们之前的互相不懂，以及，不能为对方设身处地着想的局限性。感谢分开，使彼此有了距离，对生活有了完全不同的观察视角，情绪的冲突不再短兵相接，使相互的尊重成为可能。尽管缺失了那些绵延的可以称之为“爱情”的悸动，我们却完全没有因此而生出怨念。家里的气氛真好，就像一个温室，里面有各种植物在逆着季节生长，并开出春天才能看见的花朵来。 感谢Z先生有一个“成长型的思维模式”，我也是。假如不是如此，我们的分开将毫无意义。分开后，我们都成长了，得以冲破来自原生家庭的局限性，也试着看见并改变自己，这是非常难得的共同进步。有时候在一起喝茶，我们会问对方，假如时间倒流，在能够充分了解对方的基础上，还会不会选择彼此作为婚姻的伴侣？这一次，我们的答案是“很难说”，不约而同了。 婚姻最最开始的时候，我们以为自己足够努力，一定会天长地久，后来我们精疲力尽，决定止步于曾经拥有。现在我们努力做好自己，剩下的一切都留给时间，相信时间会给一切以答案。 一种境况11 45岁未婚未育，我愿意一直独居 文|淑伶 那是在太鲁阁“国家公园”，我和Bryan在沙卡当步道走着走着，他突然转向我，单膝跪地，问是否愿意嫁给他。忘了他手上是否有拿任何代替戒指的东西，因为他后来说，这个求婚还不算太正式，应该要有个“proper ring”（合宜的求婚戒指）。我当然还是开心的，记得那天天气很好，沙卡当步道宝蓝色的溪水映照着天空，阳光闪耀。 这是2009年1月的事。后来的一切并没有发生。没有一个“更正式”的求婚仪式，更没有婚礼。在聚少离多、后来更分隔两地交往了三年多之后，他提出分手。那是我目前为止最后一次正式交男朋友，距离分手已经十一年。 我们在澳大利亚认识，交往期间，我比他显得更渴望结婚，他一度表现出对这种压力的反感，而我除了在焦虑和学习不在乎之间摆荡，也没有更好的办法，直到2008年8月，我打工度假签证到期必须回台湾。几个月后，他利用工作假期来到台湾，见我的朋友家人，顺道旅游。隔年春天我们还一块儿去了越南旅行。 一起旅行是可以的，但是恋人们无法在没有未来规划的情况下交往。他在澳大利亚的工作是负责原住民事务的公务员，当时因应特别任务搬到沙漠地区，如何“安家”是个问题，但也不是不能解决。也许他认为需要变动的生活内容太多了，而他对婚姻的恐惧也一直存在，所以才会年长我十五岁却一直没结婚。总之，很难讨论未来，他说“当朋友比较好”，恋情就此结束了。 分手那年我34岁，对单身女子来说已经是正常生育的临界线了。要从一段曾论及婚嫁的感情走出来得花很多时间、精神，我反而逐渐从婚姻与家庭的想法中解放出来，在不排除任何可能性但也不积极追求婚姻的情况下，心理上逐渐预备好“一个人到老”。 当然，你很难说自己真的预备好了什么，也不是都预备好了才决定做或不做什么事，很多想法与状态本身就是不断调适的过程。 我一直是个可以一个人看电影、逛书店、看表演的人，自认不像一些人，是因为害怕孤单而去找另一半。这方面来看，似乎是很适合单身。多年前看一档日本真人实境的节目，记录那些离群索居或在乡下自立生活的人，其中一位是离婚退休女性，女儿大了，她坚持自己一个人开始山居岁月。我甚至想，那样的生活状态蛮好的，平静，有时间思考与漫步，我应该也可以。 生命中没有一段可以提升彼此的、深刻的亲密关系，难免会觉得遗憾。但是看到自己经常吵架的父母、身边同事不稳固的婚姻以及在感情中体会到自身的很多性格缺点，又觉得其实不结婚也还好。人生不可能把各种经历都活过一遍，能依照自己的生命轨迹，活出使命，并对别人的生命发挥正面影响力，就值得了。婚与不婚，肯定是生命中最有冲击性的事之一，却不一定是最重要的事。 “等我们老了，我们可以住在一起或附近。”一个女性朋友跟我说。我笑笑，觉得挺温暖的，但没太认真。 去年5月，在跟着中介看了七八间房后，确认了自己的财务状况只能在台北市区买间小套房。如果要大一点就得跑到新店、木栅或北投，但我不想在通勤上花太多时间，最终在市区捷运站附近买了套房，可以走路上班。 买房前也有过挣扎。毕竟如果真是那种怎样都要买房的人，以我现在45岁的年龄，至少应该提早十年就要想办法投入房市，相反，我很怕因为买房失去“自由”：离职的自由、一年不工作的自由，更恣意享受包括旅行、饮食、艺文等生活品质的自由。然而，不知不觉间，我在现在的公司待了十二年，薪水也在增加，买房成了合理的考虑。但是近期，我的挣扎成了另一种：没有后代可以继承，人生又过了一半，值得花个人民币150万到200万元去买房吗？ “有房产不等于是遗产。”朋友听了我的疑问，用简讯传来这么一句，让人茅塞顿开。其实那阵子和房产中介聊后，很多观念已经在改变。以前坚决反对炒房，认为买房就是自住，对房产其实挺保守，觉得就是欠银行一大笔债然后老老实实付房贷直到缴清。现在认为，房子虽然是自住，但是也要好脱手，将来退休了说不定就转手，它就是一个手上可活用的资产。至于我所有的资产身后要留给谁，那确实是可以好好考虑的。现在除了每月奉献给教会，也有固定捐款给公益机构，这些资产我倒愿意留给公益机构，而不是哪个亲戚晚辈。 哎，买个房，就直接想到人生终点去了。那倒是。单人床搬进来定位的时候，感觉像是一个尘埃落定：这是一个人的房子，“一个人的老年”。 “确定不会结婚要一个人住了吗？”内心仿佛有个声音问自己。 “确实要有一个人老去的准备。所以买了电梯房啊！”另一个声音回答。 “如果……如果之后遇到了觉得很想一起生活的人呢？” “那也没关系啊，如果需要两人合资住在新的地方，到时候再卖掉这个房子就好了。” 这就是中年，你不再能等待一个结果（譬如结婚）来决定自己生活的形态，如同二十几岁人的想法。你得决定了就走下去，路上遇到不同的风景时，再来安排。也许遇到转弯行动会比较慢，但平常走得比较稳。 参考身边同事的建议，我申办的是三十年的房贷。在四十年前我父母买房的那个年代，多数台湾家庭采用的都是二十年房贷，平均实际还完房贷的时间则少于二十年。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主要是现在房价高、利率低，而且越来越多银行推出三十年房贷产品。三十年后，我都70多岁了，反正一点一点还。“到时候，如果还没还完人就不在了，那最好，不用管；如果还完，那也是应该的。我都跟家人说，银行多赚点利息是应该的，因为银行承担风险，时间就是风险。”年龄相仿的同事说。这大概也能算是单身中年者的从容。 “新居”（其实是二手房）打理好后，陆续邀请过一些朋友来坐坐。某天晚上，本来答应了朋友要拿书给他，突然觉得疲累懒得出门，他得知我住的地方后说，不远，几个公车站而已，他过来跟我拿书。 这位朋友，姑且称之为A君，来自大陆，其实我们不算太熟，见过几次，包括演讲活动、友人聚餐等。新闻工作之故，我会认识一些这样的人。 从邀请他这么晚也上来坐坐，应该就能猜到我是单身，并不是说对他有什么意思，而是比较没有拘束。一进屋看到这样的大小、单人床，那就不用问也坐实了。他称赞屋子里舒服的木头地板，从阳台望去从马路延伸到台北车站的车流灯景，一切不消三分钟就看完。然后他坐在小屋子最最舒服的单人休息椅上，面前是刚煮好的茶，聊这段时间正忙着申请可以永久在台居留的身份。 A君说自己这些年为了符合居留规定在台湾内外往返，一方面自己不够积极，一方面听得出申办居留过程也有些委屈。我想起许多电影里那些为了拿美国绿卡无所不用其极的故事，觉得这种人生真难，有些人是自找的，但也有些人是不得已的。 “其实留在台湾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结婚。”他忽然这样说。空气里飘着一丝丝的尴尬，两个单身男女共处一室聊这个，而且还不算特别熟。但他是个不拘小节的人，大概不觉得有什么。A君年约60岁，有点名士派作风，从他的过往经历来看恐怕也很难积累什么财产。我笑着回：“结婚应该是最简单也最难的吧？”他立刻说不难，还说遇过愿意和他结婚的人，“只是年纪比较大”，“如果真的是为了居留权而结婚，心里也会觉得怪怪的”。 那几分钟，脑海中飞奔过许多念头。坦白说，爱幻想的我，不是没想过自己的婚姻也能成为某人的“帮助”，有点“英雄救美”故事的翻转版，就是让自己的爱情故事更有浪漫化的情义元素。这种很不切实际的想法，反而是中年以后才有的，因为年轻时结婚的可能性高，会比较“务实”。 但也就是在那一晚，这么逼近“结婚签证”的话题后，仿佛被敲醒：对我来说，婚姻就是婚姻，哪怕是“助人”目的的婚姻也还是婚姻，对另一半的期待想法不会减少，对两人相处的怀疑担忧也始终存在。 我们这个工作单位有十一个人，年龄从30岁到接近60岁都有，七男四女，结婚的只有三人，我不是年龄最大的单身者。 在台湾的职场中，不婚或者有婚但无子女的人很多，自己都不觉得中年单身有什么太特殊的地方，很容易就能找到另一个单身的朋友或是结了婚但孩子大了的朋友一起吃饭聊天看展览，以至于我都很少意识到，有孩子的人，话题以及人生的重点相当程度集中在子女身上。 第一次强烈感受到这点，是27岁时和妈妈去美国旅游三周、拜访亲戚。大我二十岁左右的表哥表嫂还有我的一个小阿姨坐在小厨房里，“我们家Bruce念医学院，他……”“我们家儿子现在在××工作，女儿刚去加州念博士班……”其实都忘了他们聊的详细内容了，只记得满满的全是儿女的动态，他们的读书工作，他们的男女朋友，他们的学费生活费，他们的生活与搬迁，他们他们他们…… 记得看过一篇报道，一位女作家婚后因为怀孕，把烟给戒了，写的文学作品也变得更有烟火气，会关心教育公平、校园霸凌这些话题。其实我并不觉得有小孩的人话题就一定窄，反而他们会关心社会议题多是透过孩子这个窗口；只是有儿女的中年人们，生活中满满的话题都是孩子，疲累感与成就感与此相关，仿佛“没有自己”。 另一次深有所感是2007年在澳大利亚打工度假期间。那时在Bryan居住的西澳省城市Kalgoorlie认识了四个拿技术人才工作签证的中国人。他们从30来岁到40来岁，妻小都在国内，自己只身赴澳。大概有三个月时间我和他们密集相处，白天在他们工作的工厂当翻译，晚上负责教他们英文。 因为熟了，我们也会彼此邀请吃饭。根据观察，这几个“伪单身汉”休假最重要的活动是上超市采买，下班后就是做饭。其实他们就像农民工，去广州工作跟去澳洲工作本质上没有太大差别，可能都是一两年见家人一次。只是语言不通，更为寂寞。澳洲的日常休闲生活像是去酒吧这些可能更无聊，中国人也很难融入。“如果只是为了赚钱，我不用来澳大利亚。来这里，是希望有机会把家人带过来。”他们中年纪最长的老张这样告诉我。成家的人，好像做什么都会考虑家人。那年30岁的我又是为什么来澳洲？为了旅行、为了体验人生，想的是如何丰富自己的生命。 他们的另一个平日重要活动是打电话和家人聊天。聊什么？聊孩子最多，小孩好不好？听话吗？学习怎么样？三十出头的小刘和太太讲完电话后跟我说，他小孩学钢琴时Bryan已经46岁了，没结过婚。小刘很不以为然地说：人不结婚生子要干吗？ 场景切换到前年某日，在上海搭出租车时我与中年司机聊天。我说：“孩子长大了嘛，这一行如果那么辛苦，不一定要做吧？”“孩子虽然工作了，可是他们的孩子还小，看他们生活压力很大，我们能帮多少就尽量。”他有点不好意思但也理所当然地说，“中国人的父母都是为子女而活的。” 于是，不需要为子女而活的我，尽管绝大部分时间都没有无子女的遗憾或焦虑，却不免去想：我是为什么而活呢？ 坦白说，在台湾社会，做个中年不婚的女性，至少在都会中是不用承受什么异样眼光的，有没有异性伴侣都一样，这点得感谢时代。年纪与我相仿且同样未婚的外甥女在大学教书，她的妈妈告诉她，不婚可以，但是不要一个人过，最好找别人一起住。除了不寂寞，万一身体不适或怎样，也比较能及时发现。“你妈妈说的一起住，包括男朋友吗？”“当然啊。”连我都不免为表姐的“开放、通达”暗暗吃惊。 但是在心理上，我确实会觉得单身未育者对社会理应有更多“责任”。因为我们比养小孩的人有更多时间甚至金钱，可以去关心自己的朋友、家人、信仰上的兄弟姐妹，甚至是社会上的弱势。那些人际网络及彼此关怀，为的不只是让自己不孤单而已，而是希望能去实践自己相信的价值观——建立爱的连结。 我们会在这样的关系中被安慰、被激励，也会被伤害、受挫折。这些或许不像与家人的关系那样纠结，但不至于完全失去这类情感能力，更何况我们仍然有家人，只是没有孩子。 “我自己都没想过，有小孩会那么好。”妈妈坐上轮椅，扣好安全带，确认带上了拐杖，我们三姐妹轮流推她出门，“但也要你们没结婚才行啊！”她补了这么一句。 去年8月妈妈出了车祸，断了两只半的脚趾，休养大半年后，得好好练习走路，但也无法一次走太久，于是轮椅登场了。这场车祸虽然没伤到五脏六腑，大小腿也都没事，但光是每天在家换药避免感染就是个大工程，由学医的大姐来执行。 “她水肿有点严重。”某次好不容易出门聚餐一个下午后，细心的大姐发现妈妈的脚水肿，从此除了注意老妈有无按时吃药、督促她练习走路外，每天还要帮她按摩小腿、要求她抬腿一定时间。大姐脾气不小，有时也会大声说：“你自己按，知道吗！”但袖手旁观没几分钟，她又会自己认真按了起来。 过去的八个月，多亏两个姐姐先是轮番到医院照顾老妈，后来是轮流在家做饭或买便当、帮妈妈洗澡这些。我在台北上班，基本上定期回家省亲老妈就开心了。是的，两个姐姐都住家里，我们三个都没有结婚。即使是在中年单身不奇怪的台湾，三姐妹都未婚仍然是少见的，反正我们都过了亲戚邻里会想催婚、为我们介绍的年龄了，所以也没人说什么。反而是偶尔聊起“我们老了怎么办”的话题时，家庭友人，一位七十几岁的阿姨说：“那有什么问题，你们三个互相照顾啊。”而我总是半开玩笑接话：“活最长命的那个最倒霉。” 过去每年春天扫墓时，妈妈和婶婶都会大老远从台湾西部跑到东部花莲。因为疫情，她们连续两年都没有去扫墓。偶然联系堂哥，才知道婶婶住进照护中心已经一年多。84岁的她，其实身体还算健朗，只是几年前出现失智现象。 不久前，天气很好的周六下午，在堂哥安排下我们终于见到了婶婶。我不去问她“还记得我吗”这种傻问题，而是开心地握她的手，问候她。其实她是轻度的，一看到我们就忍不住想哭，也许是因为年纪大了情绪激动，也许是因为想多跟家人在一起不免伤感。她有三个儿子，即使堪称孝顺，但他们都有自己的家庭，各自在中年奔忙着，婶婶的晚年多少是不由自主的。 对于“老了以后该怎么办”的问题，我其实没那么有迫切感。担心又有什么用呢？其实人到晚年大约都是不由自主的，谁敢说一切能操之在己。 明知自己的晚年不大可能像妈妈那样得到细致的照顾，明知中年的自己思维与身体的灵活度都在变慢和变差，但从现在往后的人生，仍然令我期待，期待生命中还有突破自我的可能。 作者后记： 我的工作本来就和写报道有关，但写新闻和写自己的故事还是不同，后者尽管是非虚构写作，但更像是一个“创作”，从主题到编排，过程中有不一样的快乐。 这几年，“中年感”很强，那是一种知道自己的限制、知道自己包括记忆力和体力都没有以前好但却更能安于这种状态的心境。重点不在争胜，而更多在寻找生命的意义感。于是决定写跟中年相关的题目，写着写着，很自然先聚焦在自己中年未婚未育的状态。 一种境况12 女人一定有一间自己的房间，最好朝南 文｜佳钰 一百年前，伍尔夫说，女人要有一间自己的房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想告诉她，这间房最好朝南。 我也是最近才意识到房子朝向的重要。朋友说，尤其在北方，南北房间温差极大，租房还无所谓，买房千万别考虑朝北的，到时候想卖都不好出手。 当时我也没在意。可那天晚上，我把自己过去五年在北京住过的所有房子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发现它们竟然无一例外都是朝北的。 我心里突然有点不平衡，也开始问自己：我为什么从来没有住过朝南的房子？ 答案似乎很明显，朝北的房子便宜。因为我总找那些房租便宜的房子，所以跟人合租的时候，我住的都是朝北的小次卧；好不容易一个人住了，一般的小户型开间也都朝北。 这当然也不是什么大事，只是对那天晚上的我来说是个不小的冲击。因为尤其是这一两年，我不断告诉自己，五年前我离开家来北京的决定是对的，我现在过得越来越好，做了喜欢的工作，赚了更多的钱……可是，为什么，为什么我明明觉得自己现在过得可好了，可我却从来没有住过一间朝南的房间？ 我当然不是具体有多渴望一个朝南的房间。我更想表达的是，突然意识到自己这些年是不是过得并不好，我自我感觉那么良好，会不会是我给自己编织的一个假象？我为了要证明离开家是对的，所以不断给自己强化——你看，你看，我现在过得可好了。 而我再一想，发现自己从小到大睡过的朝南的房间，就是家里。 我家就在南方。这季《乐队的夏天》第一轮达达演《南方》，彭坦开场一飙武汉话，我就绷不住了，泪直往外涌。我第一次听《南方》的时候还在大学，人在武汉，从没离开过家，也没什么特别的感触。这回一听，完全受不了。作为在北方待了这么多年的南方人，在2020年这个夏天听《南方》，实在有太多感慨。 五年前，我在武汉混不下去了，工作没了，感情没了。我两眼一抹黑，拖个行李箱就来了北京。 第一份工作是坐办公室，朝九晚五，到点上下班，对房子的惟一需求就是离地铁近。我运气不错，租的前两个房子离地铁都不过五分钟，下雨没带伞也不怕。当时还是心气高，虽然挣得不多，也不觉得有什么，知道反正一切都是暂时的。卧室小点就小点，床够大就行；窗外正对着垃圾堆，没关系，窗台上放束花就是了。 我在一个不到七平米的小房间里住了整一年，那年我28岁。生日前，我下定决心要给自己换份工作，因为看见小区大门口贴了一张讣告，上面别的信息都没注意，就记住人家“享年56岁”。我一算，自己马上就过一半了，得赶紧做点真心喜欢的事。 半年后，我误打误撞成了一名记者。还是在那个不到七平米的小房间里，我连夜完成了人生的第一次采访，还写出了人生第一篇整版登报的文章。出刊那天，我一大早骑车去报亭买了五份报纸。我跟卖报的阿姨讲，今天这上面登了我的文章，阿姨笑了，让我指是哪篇。我打开报，专门指给她看，还特意强调，这中间两整版都是我写的。 那之后，每天的记忆就是写写写。伍尔夫说，一个女人想要写作，就要有一间自己的房间，我信了。2017年3月，我终于完成了这个宏愿，在北京的正北边住上了一间视野超好的高层小开间。虽然只有一年的使用权，但这对我来说足够了。我知道，至少在这一年里，它属于我，而且只属于我。 我完全沉浸在一个人拥有整间房子的喜悦之中，并不介意北边高层的风大，或是坐在飘窗瓷砖上会觉着凉。我在窗台铺上厚厚的毛绒毯，还在毯子上架起折叠的懒人沙发。天冷的时候，我不坐就是了，让我的灰龙猫、红狐狸、粉猴子们坐成一排，夕阳西下，阳光洒在它们脸上，也很美好。 为了彰显我是这房子的主人，我还打印了好多自己和家人的照片，用彩色小夹子把它们一张张错落地夹在白色的网格架上，挂在床头，做成照片墙。好多年前买的圣诞小彩灯也被我翻出来了，绕着架子边缘缠了一圈，天色暗下来后点亮它，好像看到一颗颗星星映在墙上。 可是，新鲜感似乎没有持续太久，我的生活就被一篇篇稿子淹没了，对那个房间的记忆也只剩下眼泪和鼻涕。 那年春天，我妈来北京看我。返程那天，我因为有稿子没弄完，也没心思送她去火车站，只是看她上了地铁就自己回了家。可能还是那会儿压力大，一到家我就一个人干嚎了一场，好像给自己演了一场戏。只不过，没哭几嗓子，我就停下了。当时心里很清楚，哭没有用，有那时间，还不如擦干眼泪，擤完鼻涕，一个字一个字老老实实把剩下的稿子写完。 印象中那年冬天特别冷。本来从地铁到家的路上要穿过一条六七百米长的小道，但就在那个冬天，几乎一夜之间，路两侧的店全都搬走了，卖小商品的，卖水果的，卖干货的，还有平时支在路中间卖麻辣烫、烤冷面和煎饼果子的小摊。有的店门就那么敞着，屋里地上也只有碎玻璃碴。春夏那会儿，这里还好热闹。我妈第一次路过的时候，就被街边光着膀子满臂刺青的大哥惊着过，我也看过拌着凉菜的老板几句话不对付就放下饭盆出门跟人干仗了。可是有一天，这里所有的烟火气，连同扩音器里循环往复播放的叫卖声，和师傅们愤愤按下喇叭而此起彼伏响起的哔哔声，说没就没了。 一年后，我不想再住在城外，没有安全感，就又搬回了城里，住进一个老社区。城里一居租金太高，我只能又住回朝北的次卧。北面窗外的树比站在五楼的我个头还高，叶子伏在窗前，伸手就能摸着。 其实，这个社区最吸引人的是楼下就有一排卖菜的，推着自行车打他们身边过，总能看到绿油油的小青菜和水灵灵的大萝卜。这些都是正规摊位，头顶有棚子，面前有石板，晚上收摊的时候，细心的老板还会用雨布和砖头把摊位盖好。我是真没想到，没过几个月，那一溜摊位竟然又没了，变成了一棵棵新栽的树。我甚至都不知道他们具体是哪天没的，因为我并不需要天天打那儿过，但当我后知后觉地发现我再也见不到他们的时候，心里还是很难受。 我又换工作了。一个从天而降的机会，正好当记者写不动了，转去做编辑。半年后，我还是觉得合租不方便，大晚上洗完澡想吹个头发都怕影响别人，于是下定决心还是要自己住，就找到现在的这个房子。 这个房子我住了快两年了，是我在北京待得最久的地方。在此之前，我几乎每年都搬一次家，可搬到这里，突然搬不动了。 当然，第一次见面，我就看上它了。三楼一开间，面朝小区里，立立整整，几乎没有浪费的面积。但我真正对它产生感情，还是要到2018年年底爸妈来住过一个月以后。因为他们住过，让我觉得这个房子不一样了，像是开了光。 事实上，我第一天搬来的时候，妈妈几乎和我同时到。我是一大早跟着一辆装着行李的金杯车，从城里往东开了四十来分钟，直接被拉到小区楼下。妈妈则是前一天从武汉上的火车，睡了一宿，再自己搭地铁，拉着她的小推车，找到我在五环外的家。 妈妈是想来帮我收拾屋子的，但她刚来一周就病了。一开始我们都以为是肚子痛，后来挂了急诊，吊了两瓶水，还是不管用，医生才想到有可能是急性阑尾炎，需要做手术。当初打车找医院的时候，我怎么也想不到还有开刀这一出，就用手机地图搜了搜家附近的三甲，弹出来第一条就是它。车程显示二十分钟，我想成吧，打个针嘛，三甲总不至于太差。 谁想到这一路黄沙。车越开，周围越荒。我在车后排攥着我妈的手，没说话。初冬，大中午，天空浑浊，东边稍许透着红光。 我住的地方已经在五环外了，这条道明显通往更偏的地方。大路坑坑洼洼不说，最后还拐上一条小道，再开个三四百米，才看到一栋白色三层小楼，孤零零地杵在水泥地上。附近大概是刚拆迁完，房子都给推平了，就剩下这医院没动。路对面一个土包接一个土包，上面还罩着绿色的网兜。 说真的，还没进医院大门，我心里已经有点不是滋味儿了。要是在武汉，我们出门五分钟就能到市里最好的医院。如果不是我来北京，我妈为啥要跟我来这种地方受罪？ 我爸也是因为我妈要开刀才专门来的北京。他前一天在电话里嚷嚷，不能开刀，保守治疗，我们没理他。结果第二天早上他五点从家出发，坐第一班高铁，十二点到北京西站，再折腾了快两小时才到的医院。他估计到了也很不适应，不是来大北京吗，怎么坐两小时车又被拉到这么灰头土脸的地方？ 好在手术很顺利。一周后，我们回了家，三口人在这个三十平米的小屋里挤了一个月。爸爸负责每天买菜做饭，妈妈后来好些了，又开始张罗着晒被子洗床单。 因为爸妈的缘故，我对这个房子平添了些眷恋。今年上半疫情时，这里也让我感到安全。当时就觉得庆幸，首先是自己单独住，而且小区也不错，买菜供货什么的都安排得挺妥当。最难的时候，想象中所有不好的事情最后都没发生，让我又觉得好像跟这个房子一起经历了什么，像是一个战友，或者说是一个战壕，它为我提供过庇护。 这其实就是一个方正的开间，也没有客厅和卧室之分，沙发和床自然区隔出了两部分。一进门，左手边是个大衣柜，右手边是个长餐桌。餐桌上现在被我铺满了，一边放着我干活儿用的电脑，一边放着我鼓捣脸的瓶瓶罐罐。桌上还放着一筒酒精湿巾，这是今年新添的。我进门洗完手摘完口罩就从筒里抽一张，先把我的钥匙擦一遍，再把门把手擦一遍，最近擦得倒是没那么勤了。 我都在沙发上吃饭，碗碟放在沙发前的茶几上。沙发是紫色的，有点笨重，靠背垫子拿掉可以变成一张床。我爸妈来的时候，我就睡沙发，这地方只能我睡，大小刚刚好。 我一般在沙发上看电视，尤其是今年上半年，说我长在沙发上都不过分。一到吃饭的时候，我就想打开电视，好像没有电视搭配，这饭就好像忘搁盐似的。从年初到现在，这个家除了我就没有别人来过。我就在这里，像一颗土豆一样，窝在沙发上，没有发霉，没有发芽，倒是长了个疙瘩。 片子上就是这么显示的，一节一节骨头都透着亮，就有一块黑色的暗影，不合时宜地卡在脊椎的曲线上，大夫说，这就是突出。我恍然大悟，原来我得的就是腰椎间盘突出。 我这个腰不是第一次疼了，但真要往回倒，好像也还就是这两年新添的毛病。这次犯病到现在三个月了，一直没完全好。最近的情况是，早上起来不行，身子硬的，右后方还是疼，但到了快中午就自动好了，好像身体活动开了，不知不觉疼痛感就消失了。 今年七月，我才第一次回武汉。错过了过年，错过了清明，错过了端午。回到家的时候，发现好像什么都没有变。该吃吃，该喝喝，跟之前的日子无缝对接。大家好像都默契地忘了过去的几个月。 坐火车回去的路上，我还很谨慎，心中感慨万千，觉得为了回趟家可太不容易了。结果回到家，发现自己的戏好像有点过。一切还是原来的样子。人没有变，家没有变，就像那些过去日子留在我们心中的执念一样，隐而不发。 是，跟过去的自己比，我确实每一步都比过去好，每一份工作薪水都比上一份高，住的每个房子都比上一个贵。我老说，如果遇见五年前的自己，她要是知道我现在做的事情，一定会很羡慕。但我想告诉她，即便我实现了她五年前的全部梦想，今天的我仍然觉得很挫败，觉得自己的世界随时会崩塌。 疫情是，腰也是。我就觉得我撑不住，它随时会折，即便我意识到我的身子是歪的，我也无法自我调整，它不受我的控制，这种失控感让人很绝望。 所以我才会有这么大的反应吧，为了一个朝南的房间。就好像这个事儿给了我一个信号，告诉我说，你醒醒吧，你看你，即便往前走了这么多步，可你还是活得很糟糕，要不怎么会连一个朝南的房间都没住上？ 挫败感。对，这种挫败感，好像当年我已经在我能力范围内盛装出席了一场聚会，但仍然觉得自己是最黯淡的那一个。我就觉得我望尘莫及，不是不想追，可我真的已经在家捯饬了好久，觉得自己今天可以扬眉吐气了，然后一到那个场子，发现周围所有人都在发光，而自己的衣服好像廉价朴素到不值得出现在他们身边一样。从那之后，我就彻底不爱打扮了。 有时候，为了回避这种挫败感，即便知道眼前是一个泡泡，我也想待在里面，不愿意戳破它。当年，我可能只花了一个下午去打扮去赴一场约，结果发现自己是最黯淡的那一个；现在，我花了五年时间，离开家，离开南方，结果一个朝南的房间让我发现自己到头来还是什么都不是。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这五年，我觉得，我在跟自己和解，对那些莫名其妙愤愤不平的事同自己和解。我一直跟人说，我特别害怕冲突，也不会表达愤怒这种情绪，只会远离。但我突然意识到，我会对自己愤怒，我所有的愤怒都指向了自己。因为永远离开不了自己，我只能和自己和解。 就像这个朝南的房间一样，其实也是在跟自己置气，至于为什么，我也不知道。 \"，我和他也就完全失联了。 这次见面，彼此都有点生疏。毕竟大家之前都没正眼瞧过对方。上一次讲话可能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情了。我带着他逛小镇，其实我对小镇也很疏离，高考失手后，我寒暑假基本不回家，每次回家也照例和我母亲大吵大闹，和高考前如出一辙，待不了几天。从小到大，我和她的关系为什么如此剑拔弩张，一直是个谜。从我懂事开始，我们就是“相克”的，连一次心平气和坐下来讲话的情形都没有。仿佛我身上有个隐秘的按钮，一按就能使我从天使秒变魔鬼，母亲就是那个唯一知道按钮在哪里的人。 那天下午在小镇上逛了一圈，我们不咸不淡聊了点往事，拜访了我们共同的化学老师，再一起去餐馆吃了一顿饭。夜雨里我们往回走，Z先生问我有没有男朋友，我说没有。他问我对男朋友有什么要求。我还真想了想，列举了三条。第一，要和我志同道合，性格善良。第二，不能眼高手低。第三，有什么事情可以摆到台面商量沟通。他说：“就这样？别的什么身高、外表、职业都没有要求吗？” 我说，那些都是变量，都不是我在乎的。说到这里，刚好也到了我家楼下，我们停下了脚步，收了伞。Z先生说，他从小学开始就很喜欢我，因为除了我，没人这样关心他，他很感动，也已经喜欢了我很多年。他希望我能给他一个机会，考虑一下，让他做我的男朋友。而且他很快就大学毕业了，就算不真结婚，他也能够帮助我实现出国梦，以此“报恩”。记得当时我脑海中浮现了一个画面——从此自由飞翔的我。 路灯下，我看着比我高不了几厘米的他，真是又瘦又矮，和我梦想中的白马王子似乎不沾边，可以说是毫无感觉。他接着说：“如果你答应给我这个机会，我会很珍惜，因为你一直是我的第一选择。”从来没有被男生直接表白过的我，心里有一点小欢喜，更多的是松了一口气，原来我也是有人喜欢的。结不结婚是次要，但我一直很喜欢小孩，所以当时脑海里第一反应就是：“终于不用偷生了，不怕计划生育了。”但从我嘴里说出来的，却是这一句：“我要问问我妈。” 回到家里后，我把Z先生的事情跟母亲提了一下，心里觉得她肯定不会同意。一来我工作业务水平很好，技术全面，基础扎实，人缘也好，在单位是内科急诊科各个科都争着要的香饽饽。单身，模样也还好，还是党员。文能给科室出墙报、给领导写稿，武能参加文艺表演、能出救护车，一宿一宿地加班，很能吃苦。还能烧一手好菜，科室里的护士姐妹好多尝过我的手艺，所以我们主任说我是“绩优股”。我对“贤妻良母”这样的评价是非常受用的，总觉得那就是成家后幸福的基本要素。其实会这样想还是因为不了解自己在婚姻中需要什么，能获得什么，又能提供什么。二来我觉得父母不会放心让我嫁给一位方方面面都“配不上”我的男生，他们很重视“门当户对”。更重要的是，我似乎从来不觉得母亲对任何一位男生（或任何人）真正认可过。 没想到母亲居然点头了。父亲则更是高兴，连连说：“总算有男孩子上家里来了。”当年的我，终究没有尽全力去寻找爱，去表达，去追求，而是被动接受了面前的选项，颇有点功利主义。 当时母亲只问了我一个问题：“你讨厌他吗？” “啊？怎么会讨厌？连感觉都没有。” “不讨厌就行。你总是想出国，想离开，我也劝不听你。反正我们培养了你，真是千辛万苦，没想到还是没能留在自己身边。既然你要出国，这个方式我最放心，起码不会为身份而奔波，不用像那些留学生一样洗盘子。而且，我和你爸爸实在没有那么多钱给你去留学，你也要理解我们为什么一直反对你出国。” “那我不用喜欢他的吗？” “他不是一直喜欢你吗？你不讨厌他，这就够了，作为结婚，这样的基础可以了。恋爱谈太多没用，多少夫妻结婚前爱呀爱呀最后还不如那些没谈过恋爱的。而且妈妈也去你们一中了解过他和他的家庭，镇上并不大，想查清楚一个人的底细不难。这样知根知底的，我们就比较放心。听妈的没错。不过我有些话是必须亲自和他说清楚的。” “哦。” 是我太想有自己的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有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这就够了。然而，不是每个人都能遇到“相爱”，那不仅仅需要运气，还首先需要自觉、自知和自爱。这些都是我欠缺的。 第二天Z先生上家里来了，他和我父母在聊天，我自己跑开到阳台砸核桃去了。不知道他们具体聊了什么，似乎是说了一下家庭环境，隐约听见Z先生说家境不算好之类的。 我听见母亲对他说：“只要你答应我们一点，去到美国之后，一定先让她读书，我们才能同意。只有她读书，你们才可能好起来。我们总不能培养个医生女儿，反而嫁到美国去唐人街打工。图啥？”又听见父亲说：“她可聪明了，读书可好了，一定要读书，她能使你们的家运完全改变。不让读书我们就不让她出国。” Z先生一一答应了下来，并且也守诺了。后来我一到美国，儿子出生后三个月，我就开始读书，并在最短时间内以全A的GPA 40满分拿到学位，以当年新州针灸师执照考试口试面试满分拿到了执照，开始了自己的医疗事业至今。 拜访我的父母两天后，Z先生就回了美国。分开前他答应我两件事，第一，一定去查一下自己有没有生育力，没有的话这桩婚事就拉倒了。（可见我多么喜欢孩子，所以他曾经说过自己就是我的生育工具，这句话似乎也没毛病。）第二，假如结婚后我不幸福，我可以提出离婚。对于后一条，他更是一口答应，原因是他认为，他的婚姻本来就是希望帮我“出国”，是报恩式的“假结婚”，只是没想到我居然真的答应了。这一点，也是婚后我们一旦有矛盾争论时的灰色地带，毕竟两人的结婚“动机”都不太纯。 我回到医院后，和闺蜜护士小徐说，我要结婚了。她眼珠子快要瞪出眼眶了，问：“和谁？” “和一个一直深深爱着我，而我却毫不知晓的人。” “你这是有多缺爱啊！” Z先生也告诉我，他一下飞机就跟来接他的妹妹说，他要结婚了，也是被问同样的问题：“和谁？”不过他的回答是：“你就别管了，这是我自己的事情。”Z先生很自信，并且说，就算是被骗也愿意。他本来就没有对此事抱太大希望，没想到居然发生了。 我们的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从提出到确定，不到十二小时。既惊吓又意外。 是啊，请个假，离开几天回来就说要结婚了，简直跟扔了个深水炸弹似的。据说当时医院里很多人都在打听，各种版本的说法都有。他回去后的几个月，我们书信往来，恶补了解了一下这些年发生在各自身上的事。当然都是“扬长避短”，选好话来说，那些不好的就留给以后慢慢发现吧，侥幸觉得说不定顺便也改了呢？愿望总是美好的。 5月他大学毕业，我去香港接他，我们就这样结婚了。没有正式婚礼，单纯民政局登记，又请各科室吃了喜糖。发糖到了八楼，我们主任打量了他一番说：“原来娶走我们绩优股的人，就是你啊。”大家都笑。Z先生觉得莫名其妙，什么“绩优股”？我带他回了我的出生地柳州，他也带我回了他的故乡三洲铁岗看一看。路上我们开始有意见分歧，忘了是什么事，反正到了桂林我哭得眼睛都肿了。因为是涉外婚姻，结婚证先发一个，另一个要十五天后才发，据说是为了有个“考察期”，两证都领了才是正式登记。结果我一路上都在倒数，每天都想回去撤销婚姻，直到十五天到期，才死了心。原来我不是在过家家，是真的嫁作人妇了。 一个月后他回美国。两年后，我随他来到美国。很多年我都觉得，自己当时胆子很大，敢赌婚姻。我想还是因为我非常希望有自己的家庭，有自己的孩子，又相信他对我的感情，况且还有“后路”，所以才大胆做出了这个决定。就像母亲说的：“结了婚的人，不要管后来有多么怨恨，之前总有那么一刻，是心甘情愿的。” 就这样，柴米油盐的生活过了二十年有余。大家的本性，也在婚后尤其是共同生活之后逐渐显现出来。当孩子们还小、生活很忙的时候，其实反而没有很大矛盾，因为要集中解决生活中的大小问题。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捉襟见肘的生活里没有那么多矫情。Z先生中规中矩，做事认真尽责，尤其是我父母在美国和我们同住的那些年里，他对我父母很尊重，是个不怎么挑得出错的女婿。他对我的工作也很支持，但我在诊所经营上对盈亏毫无概念，他一直是很有意见的。即使我是一个非常受病人尊重和信任的医生，在他看来，也不能如此不接地气。十年前他辞去药厂的职务，开始管理我的诊所，为此我父母都很赞成。“她不识数，你要把好关。”父母寄望于他。“她喜欢听好话，容易被骗。她眼里没坏人，怎么都教不会，还以为我们害她。”母亲补充。 父母还观察到他的心态相对而言比较负面，谨慎，防备心重，经常显得不那么高兴，和我的马大哈个性以及容易满足很不一样。迥然不同的家庭环境，塑造了两个价值观相去甚远的人，尤其在对孩子的教育方面。四个大人三个小孩两只狗十二只鸭，家里天天一台戏，累。 我被所有朋友形容得最多的就是“出得厅堂，入得厨房”，和“既要赚钱养家，又要负责貌美如花”。朋友们都说，不是他的能力普普通通，而是我能力太强了。这些固然加分，但和我的奇思妙想、天马行空相比，后者才令Z先生头痛。我敏感的内心和天真的个性，更令他无所适从。我想法很多，每冒出一个泡，Z先生的头发就要愁白一根。他不能理解我哪里来的那些想法，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和我沟通，干脆充耳不闻。有一次我站在后院子里感叹说：“真想有一匹小马啊！”他很紧张，马上用很多理由来证明我这么想是错的，是不切实际的，养小马是不可能的，说话时表情严肃极了。直男，我心想，织女和牛郎怎么可能不吵架？ 记得以前父母一直对我严格要求，还要我对自己也严格要求，从小到大家长回复老师的学期评语永远是“希望她戒骄戒躁，争取更大的进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当我确切这样执行人生信条时，却又成为了别人眼里的一个完美主义者，多矛盾。父母对我的教育里，有如何负责任、如何做事、如何严于律己，所有一个社会好人所需要的一切，唯独没有教我如何爱自己和怎样去遇人。 二十二年的婚姻，假如我愿意，还可以持续下去，不出意外的话我们会白头偕老。至于这个成语是指“一夜白头”的白头呢，还是两个白头在晚年相遇，然后相偕？没有说清楚。“白头偕老”，是婚姻为参与者们画的一个大饼，又像单位招工信息里描写的关于员工福利的字眼：优厚。 婚龄，除了能够证明你在一段法定关系里具备特定身份的时间长短之外，几乎不能够说明什么。它既不能体现你的生活质量，不能鉴定你的幸福指数，更加无法满足心理刚需。就好像工龄，只能说明你在这个单位已经待了多少时间，并不能说明你热爱工作。假如能够做自己热爱的工作，那是幸运的，就像女生嫁给了爱情，不管生活有多苦都甘之如饴。 最理想的，莫过于单位和个人双双发展。模式灵活，福利更好，通过努力，你从打工仔渐渐上升到管理层，也开始有了话语权，在单位里举足轻重，工龄就是你的资历和底气。也可以是另一方面，说明你并没有更好的选择，你懒得改变，一动不如一静，离了这里又能去哪里呢？都是大同小异罢了。就算想跳槽，原有体制内已经消耗了太多，能力限制了你的自由，有个工作已经庆幸。时代没有好到有很多的工作选择，而我们也没有自信到觉得自己值得更好的选择。“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吧。”一句话就能缓解所有的不甘心。婚姻也是这样，求仁得仁。 这就是我们的婚恋焦虑，和其他焦虑缠绕在一起，形成了挣脱不掉的关系网，越挣扎越黏得紧，直到精疲力尽，不再求变。我曾在森林里入迷地观察过蜘蛛结网，那撞进罗网的小虫子被紧紧黏着，不断挣扎，直到最后精疲力尽，不得不放弃抗争，束手就擒。但是，人是需要被客观看见的。若能被安全地爱着，身心就会非常松弛。不止婚姻，任何一段关系是否健康，判断标准主要看双方是否感到安全、松弛、快乐。 我和Z先生从一开始就不了解对方，结婚以后也没有注意沟通，说起来还是“当局者迷”。当然有过快乐的家庭时光，但更多的是误解和委屈，彼此截然不同的个性，筑起了一堵堵隔断心声的高墙。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剧情开始变得狗血。然而在所有的生活琐碎里，最令我感到害怕的还是他的暴怒和自伤行为，以及对事悲观的负面情绪。他不是那种在生活的苦里能尝出甜的人，他是即使你尝到了甜味都要告诉你“不，是你的味觉有问题”的那个人。但他真的不是故意的，他真的没觉得甜，他品尝甜味的味觉，已经在以往生活的重压下失灵了。 很快，精神心理的压力就反应在了身体上。既往几年，我的身体健康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亮起了红灯。验血和多项化验结果显示：在工作时，我的血液肾上腺激素等指数最佳，心率、呼吸、脉搏这些都处在相对放松休息的状态，内啡肽水平很高（很享受）。相反回到家里，所有的指数就截然相反，处在应激危险的反应状态，多种血清素和皮质激素高于异常，激惹、甲状腺激素和糖皮质激素水平都高，体内发现了早期的癌细胞。那是我第一次知道情绪居然可以被量化，科技到底还是进步了。 2018年11月的一个周五，前一晚因为和他剧烈争执，白天我心脏很不舒服，胸闷、气短、头晕明显，不敢掉以轻心，于是下班后直接去了医院急诊。身体连上导线，接上监护仪，护士医生不断过来询问、抽血、做检查。我呆呆看着病房四周，厚重的帘子被医护人员推过去拉过来，金属圈吊环摩擦在支架上，发出呲呲啦啦的声响。医生来问诱因。诱因？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