柬埔寨华侨华人史(古代—1970年)

作者简介

罗杨，1984年生，重庆万州人。毕业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人类学专业博士。现为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社会人类学理论与方法、东南亚宗教与华侨华人社会、闽南宗教与文化等。

内容简介

绪　言 ………… 二、理论和文献综述 从人类学视角对柬埔寨华人社会展开田野调查并形成民族志文本的主要有三位学者——云达忠（William E. Willmott）、潘妮·爱德华兹（Penny Edwards）、陈世伦（Shihlun Allen Chen）。他们恰好经历了柬埔寨华人社会的三个转折点。 （一）云达忠：“多元社会”中的华商经济和社团组织 在中国四川省出生的加拿大裔新西兰学者云达忠，师从英国著名人类学家莫里斯·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1962年至1963年间赴柬埔寨首都金边及西北部城市暹粒进行了为期13个月的田野调查（在金边长达12个月，在暹粒待了1个月，在马德望、菩萨、诗梳风等地也做过短暂访问）。他是1953年柬埔寨独立以后对该国华人社会进行人类学研究的第一位学者。 云达忠的研究目的主要有两个层面：柬埔寨华人社会的性质及其与柬埔寨本土社会的关系。在理论上，他借鉴并推进了英国驻缅甸殖民官员富尼华（John Sydenham Furnivall）的“多元社会”（plural society）概念。富尼华所谓的“多元社会”是指由不同族群构成的社会，每个族群在经济结构中占据一个特定的位置，这种社会缺乏共同的社会价值，每个族群只在市场中发生联系。云达忠从两方面推进和补充了富尼华的“多元社会”概念。首先，他强调只有当某一个特定族群在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这样的社会才能称为“多元社会”。其次，富尼华认为“多元社会”各个部分的整合主要来自于外部的强力——如殖民统治或土著军队的力量，每个部分只是个体的集合而非有机的整体，但云达忠通过实地调查发现，华人社会自有其结构和组织，这对于理解柬埔寨的“多元社会”非常重要，否则无法解释为何这种“多元社会”的格局早在法国殖民者到来前数个世纪就已经形成。 在经济方面，云达忠与陈序经、钱德勒（David Chandler）等学者持同样的观点，认为15世纪是柬埔寨经济的一个分水岭。真腊-吴哥时期的经济基础是内向而自给自足的农业，在收获时间和产品上高度同质化，因而没有交换贸易的需要，1400年以后，柬埔寨越来越依赖外部贸易，这是华人大量移居该地以及在这一时期开始形成华人聚居区的原因。云达忠接下来考察了自殖民时代起，华人参与柬埔寨经济的程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形成了“在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的阶层，这也是上述他对富尼华“多元社会”理论的第一个方面的推进，即阶层的划分沿着族群的分类。他通过华人在农业、商业、工业、金融、体力劳动等方面的统计数据和实践活动，最终得出两个90%——柬埔寨90%的商人是华人，华人中90%在从商。15世纪以来，华人逐渐在柬埔寨经济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云达忠由此提出柬埔寨华人研究的经典范式“柬人政治-华人经济”的二元结构。 另一方面，云达忠认为法国殖民者的间接统治策略及其建立的帮会制度，是影响华人社会结构和组织的重要外因。各地华人按照方言和地域来源分为潮州、广肇、福建、客家、海南五个帮（在华人较少的省份也有几个方言和地域群体合为一帮的情况），形成以帮长为权力代表、以会馆为主体的组织结构，各帮在主导的经济行业、通婚圈子、跟官方的关系等方面都自成一体。然而，云达忠在其田野调查中实地看到的是殖民时代强制每个在柬华人加入的帮会制度解体后自愿性社团的兴起，体育会、学校、互助会等新型社团或单位已取代帮会，成为各地华社的领导。他们的领导人物形成所谓的“执事关联”结构（a network of interlocking officers），即“一对或数个社团聘用同一人士为董事、理事或重要职员的现象；一对社团如执事关联数愈多，则关系愈为密切，许多社团如有了执事关联，也就可借此作为交往的‘频道’（channel of communication）”。与殖民时代华人的生老病死都依托于帮会体系不同，这一时期华人维系其族群身份和认同的社会生活都与这些社团息息相关，以至于云达忠认为判定华人族属的标准不是生物性和文化性的，而是社会性的——是否参与或支持某个社团。 借助更多的历史文献材料，本书试图从三个维度对云达忠的研究加以深化。首先，对于华人最初为何能够以经商的方式“嵌入”柬埔寨本土社会，除了云达忠分析的经济转型的原因外，柬埔寨本土的社会结构以及更深层次的观念、华人移民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也是理解“多元社会”成因的重要因素。其次，关于华人社会结构和组织的“转型”，1962年至1963年在当地从事田野调查的云达忠，看到的是华社已经完成转型的结果，其实之前还有复杂的缘起和漫长的拉锯甚至斗争过程。云达忠从柬埔寨殖民时代转向独立民族国家的角度分析具有“国中之国”“社会中的社会”的帮会制度解体，虽然也提及中国解放战争期间来柬移民剧增、新中国成立后中柬关系变化对帮会制度的冲击，但他忽略了华社新兴的知识分子阶层在这场转型中的关键作用。再次，云达忠提出了“柬人政治-华人经济”的模式以及华社的结构和组织的转型，倘若将这些结构变迁视作“骨架”的话，那么其中还有“血肉”——事件的过程、人物的实践。例如，华人的商业网络究竟是如何形成、在每个地域层级上怎样运作，华社转型是通过什么事件开启、层层递进、最终完成。以上三方面的深化，更有助于了解云达忠试图理解的“华人社会的性质”和“与柬埔寨本土社会的关系”。 （二）潘妮·爱德华兹：不同时代的华人文化载体 云达忠完成两部有关柬埔寨华人社会的著述后不久，从1970年朗诺政变开始，柬埔寨陷入长达20多年的战乱，华人社会解体，研究停滞。 20世纪90年代初，在联合国的斡旋下，柬埔寨基本恢复和平。现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南亚与东南亚研究系副教授的潘妮·爱德华兹是最早一批对战后柬埔寨华人社会进行长时段多点调查的学者之一。1982年至1983年间，她曾在北京外国语研究所接受了长达两年的培训，并在北京外语出版社担任过6个月的编辑。1991年夏天，潘妮从康奈尔大学到柬埔寨，在当地的英国慈善机构开展的项目中进行了为期5周的实习；1992年，她回到牛津大学并获得硕士学位后，再次前往柬埔寨，被任命为联柬权力机构信息和教育部门的分析与评估官员；1995年，她被任命为联合国一个发展项目——柬埔寨族群跨学科研究中国部分的负责人，与一位柬埔寨人类学家（Chan Sambath）一起对9个省份的村庄、城镇中的华人开展了为期3个月的田野调查。 潘妮目睹的是处在战争废墟中百废待兴的华人社会。云达忠判定华人族属的标准——社团已在长期的战乱中全部解体，华人经济乃至于整个国民经济都已被红色高棉的极权主义摧毁。因此，潘妮着重从文化的角度分析华人社会的历史和重建。她的叙述分为1970年战乱前、1970年至1990年战乱期间、1991年至1995年这三个时段，华人文化历经形成、转变、摧毁、复兴的曲折历程，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文化载体。 根据潘妮的分析，前殖民时代的柬埔寨可谓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避难所”。宋元、明清之交，都有一些不愿臣服于“异族”统治的中国“遗民”南渡成为柬埔寨早期的“移民”。这些儒家文明的效忠者中有许多是士人，受过儒家价值观的教育，他们比中国的水手和来此地的商人更倾向于保存中华文明的传统。华人移民可以在效忠和服务柬埔寨国王、被任命为各级官员的同时，维系自身的文化认同，政治忠诚和文化独立并行不悖。相比云达忠关注法国殖民统治者的外部建制，潘妮更关注华人移民内部，根据中国社会和宗教传统的地区差异，形成潮州、广东、福建、海南、客家五个亚群体。他们各自崇拜故乡的神祇，不仅祭拜神灵的仪式供品不同（例如，广东人供奉鸡、羊，海南人供奉羊，福建人和客家人供奉烤猪，潮州人的供品则比较广泛），移民们也有潮州粿条、海南鸡饭等群体饮食偏好。从潘妮的叙述中，我觉得可以将“寺庙”和“炉灶”抽象为最初华人社会内部分化的文化载体。 殖民时代到1970年朗诺政变前，是柬埔寨民族国家建构和现代性转型时期，华人社会的文化随之变化。中国政治体制的变革使海外华人的身份从“帝国弃民”变为“国之公民”，以孙中山为首的民族主义者们在东南亚区域鼓励华校和文化组织的发展，形塑华人的民族国家认同。法国殖民者允许华人女性移民柬埔寨，需要接受教育的华裔子弟增多，加之对华人社会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无形中使后者得以保持和延续自身的文化传统。学校和报纸这两种新兴的“现代性”事物，取代寺庙和炉灶，成为华人文化最重要的载体。根据潘妮统计，华校从殖民时代的95所增加到20世纪60年代末的170所，学生从4000人增至25665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约有4%的学生回中国大陆求学，他们多是华校最优秀的学生。很多教师也来自中国大陆，他们带来了新书籍、新思想。然而，华校作为新的文化阵地，虽然弥合了华人社会内部亚群体的区隔，但潘妮认为它们在文化上逐渐变成脱离于柬埔寨社会与文化的“飞地”，甚至完全不教授柬文和柬埔寨的历史、地理、文化等，其次是越来越与当时中国极左的政治思潮挂钩，尽管很多学生只想学习语言，并不愿参与政治。20世纪50年代，华人办报逞一时之盛。以前高棉人通过与其打交道的华商了解外面的世界，现在则是通过持不同立场的华人办的报纸。她认为，与华校一样，报纸的政治意识形态越来越浓厚，以至于1967年西哈努克下令关闭所有华人和越南人的报纸，因为他认为“它们都听北京和河内的命令”。 1970年，美国幕后支持的柬埔寨首相朗诺推翻西哈努克政权，朗诺强调族群的同质性，所有少数族群都属于一个高棉民族。朗诺政权关闭其统治区的华校，对华人的语言和文化活动予以实质上的禁止。1975年至1979年红色高棉统治期间，宣称柬埔寨国内只允许存在“一个民族、一种语言”，华人被划定为经济上的资产阶级、非我族类的异族、有文化的知识分子，一些华人被怀疑在政治上与国民党和美国中央情报局有关联。华人在文化上被强迫同化，拆分成为一个个原子般的个体，完全丧失了云达忠所谓的“社会性”。1979年至1989年越南占领柬埔寨期间，继续推行歧视华人的政策。长达20多年的文化压制的惯性，使得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潘妮遇到的很多华人仍然不敢承认自己的族群身份。 潘妮的一个重要发现是，朗诺政权、红色高棉和越南的排华政策都缺乏连贯性，更未能在全国各地统一执行，高棉人对华人的情感差异也导致华人身处不同境遇。这一发现可以从两个层面理解。其一，华人文化具有一种“韧性”，即使在官方的压制甚至灭绝政策下，依然潜藏着文化传承者，例如在越南占领期间，一些华人家庭偷偷地请家庭老师教孩子华文。其二，在民间层面，柬埔寨社会其实能够像前殖民时代那样宽容对待华人文化，潘妮发现两者在各个时代都有诸多借鉴、融合、共存的元素，这些宽容的“空间”成为华人艰难而顽强地维系自身文化、生成种种适应策略的“夹缝”。 由此，可以从两方面对潘妮的论述进行拓展。首先，正如她提到的，华人社会的文化载体经历了从传统的寺庙、炉灶到现代的学校、报纸的转型，并且她挖掘出了自宋元、明清移民群体中就包含着的“士人”因素，然而与云达忠一样，潘妮也没有过多关注文化载体的“担纲者”——华人知识分子在学校和报纸场域中的重要性。其次，依然关联到云达忠的问题——如何看待华人文化与柬埔寨本土社会的关系？前殖民时代，华人的政治效忠和文化认同并行不悖，而在柬埔寨民族国家建构和现代性转型过程中，存在着官方与民间对华人文化的不同宽容度，华人文化同样受中、柬双方国族建构的影响而有成为“飞地”的倾向，当然也有跟高棉社会的融合共处。潘妮看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华人依然通过寺庙、学校、报纸等文化载体的复兴重建跟过去的联系，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载体把华人的文化认同传承给后代。从上述不同时段的经验和教训中可以进一步探讨和思考的是，华人文化应如何自处以及与当地社会共处，方能避免历史的悲剧重演。 （三）陈世伦：“华性”的代际流变 夏威夷大学人类学博士、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研究员陈世伦自攻读硕、博士起就一直致力于柬埔寨本土社会及其华侨华人研究。2001年至2003年期间，他曾四次赴柬埔寨从事人类学的民族志调查，2013年6月至2014年6月，在柬埔寨华人社会中进行长达一年的田野调查后，完成其博士论文。这是继云达忠之后，关于柬埔寨华人社会的又一部人类学民族志，也是在20多年的战乱后，第一本关于战后柬埔寨华侨华人的人类学专著。 陈世伦对云达忠的研究理论和方法有所继承与推进。云达忠将“社团”作为判定华人族属的标准，社团组织是华人“社会性”的载体，尽管历经20多年战乱，结社依然是战后华人社会重新凝聚的主要方式，因此，陈世伦同样从社团组织着手研究柬埔寨华人社会。他从华人参与社团组织的日常实践考察华性（Chineseness），即华人的族群身份和认同——形成和维系的多维度因素，或者说，考察华人如何通过参与社会组织实践其华性。与云达忠关注社团的组织、结构等“硬性”的框架不同，陈世伦的研究侧重实践、过程的动态分析。 陈世伦认为，社团的入会过程是个人和组织之间的社会性认同的双向识别、评估和确认过程。在个人层面，向一个特定的社团组织提出入会申请，首先代表着他对该组织的规范、要承担的任务、潜在的要付出的成本、能够获得的福利等的选择。进一步地，这是他对这个特定组织所秉持的价值观念、立场，对社会的影响和作用等的认可，即会籍身份与个人的文化、政治、社会、经济的背景相匹配。更深层次上，只有某个特定社团组织及其会籍身份能够为个人提供和满足一种特定的“共同体”想象或是一种社会性的归属。在组织层面，会籍蕴含着对个人的角色期待，通过入会资格、规章制度等硬性条件的设定和审查，筛选后者是否符合这种预期。除此之外，个人的声誉、实力、能力、价值取向等，更是社团领导层以及其他成员设置的“无形”条件，会籍身份的取得也是双方的协商过程（negotiation）。个人争取加入某个特定组织，必须习得后者的规范及其传递的意识形态观念并提升自我，因此这也是社团组织对个人进行社会化的过程（socialization）。 在这种双向实践过程的基础上，陈世伦将个人视作一个个的点，而社团组织是聚合这些点的社会化的平台，其上则是整个华人社会。如上所述，个人参与不同的社团组织，实则是在选择“社会化”的方式，表达他的身份认同，寻求“想象的共同体”。不同的社团组织有其特定的使命、立场、价值观念，为会员提供特定的社会生活。例如，战乱前，柬埔寨华人社团有云达忠划分的传统和现代的不同导向，决定了会员们的社会生活是更多保留中华传统文化，还是倡导当时的“新风尚”；也有陈世伦在战后看到的本土华人社团、来自中国台湾的移民组成的社团、中国大陆新移民成立的地域性社团和商会等，它们为其成员提供不同的社会空间。通过云达忠描述的“执事关联”模式，各个社团组织之间建立起联系，这些平台形成的关系，构成了整个华人社会的组织结构。因此，社团组织成为个人和整个华人社会实践与诠释“华性”的中间层次。 陈世伦还指出，对于“华性”的实践和诠释有代际的差异。他按照出生和接受教育的时间，将战乱后的柬埔寨华人社会分为三个代际：在战乱前出生和长大的老一代（the heritage generation）、在战乱中出生和成长的中年一代（the lost generation）、在20世纪90年代柬埔寨恢复和平后出生的新一代（the renaissance generation）。老一代从小接受长辈传承下来的中华文化以及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侨民教育，他们是战后华人社会恢复重建的主导力量，依然以结社的方式试图将整个华人社会再次组织起来，建立的社团延续着战前的组织和结构。多年战乱将潘妮提到的华人文化载体——寺庙、学校、报纸等全部摧毁，战争中长大的这一代人可谓是失落的一代。正因为感到中年一代“华性”丧失的危机，老一代华人在战后才有一种复兴华人文化，将其传承给新一代的紧迫感，这种紧迫感至今仍在他们身上体现，例如对华文教育的关注和支持。中国过去40年来的巨变，柬埔寨政治经济体制的变迁，以及中柬关系的发展，使新一代华人“社会化”的方式和目的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那代“新人”结社之间有了代沟。所以，陈世伦提出，华性是一个流变的过程，不同的主体对它有不同的诠释和实践性的表达。 陈世伦对战后柬埔寨华人社会的研究对本书有重要的启发。首先，本书也将华人社团组织视为一种中间环节，是联系个体与更宏观社会的枢纽。除关注社团的组织和结构外，本书亦侧重考察它们的实践，尤其是从帮会向新兴志愿性社团转型过程中，从领导阶层到普通会员，围绕会籍身份、规章制度、话语权、开展的活动、意识形态等的竞争甚至是激烈的斗争，而这些实践不仅使华人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变化，更使整个华人社会的价值观念、风气等随之改变。其次，战后华人社会因代际导致的“华性”的流变，在战乱前则因华人社会内部人口结构的变化，外部的冷战格局、中国的政治体制变革等复杂因素交织，转化为商人—知识分子、亲国民党的旧派—亲新中国的新派等阶层、立场的对立。陈世伦在论文中也提到，柬埔寨恢复和平以来，中国台湾和大陆的侨务部门都对柬埔寨华人的文教事业予以诸多帮扶，继台商之后，随着中国大陆经济的腾飞，来自其他许多省份的商人也在柬埔寨崭露头角。他们在文化和经济领域的实践，其实也是对“华性”话语权的竞争。而要更加深刻地理解战乱后柬埔寨华社的格局，需要回溯到战乱前这两派力量在柬埔寨华社中的演变，以及由此导致的“华性”内涵的变迁。 柬埔寨20多年的战乱，使得有关战乱前华人社会的文献资料非常稀少。20世纪40至60年代，有一些研究者留下珍贵的历史材料。例如，王文元的《法属印度支那与中国的关系　经济地理研究》、黄雄略的《柬埔寨志略》、苏子的《柬埔寨华侨志》、黎庄的《柬埔寨华文教育》。20世纪90年代，在经历了20多年的文化和社会“断层”之后，华人们试图重构其历史记忆和文化认同。在这种背景下，1993年创刊的《华商日报》，在董事长方侨生的倡导下，请杨文先生编撰了一部《柬埔寨华人史话》，b这是柬埔寨华人自己书写的一部关于其历史的“通史性”著作。 幸运的是，我发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一批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柬埔寨华文报纸（见表1）。我一页一页地翻阅遍了表中列出的所有报纸，从一天一天的新闻报道中，一点一点地拼凑和复原出那个年代的柬华社会。这些报纸的立场各异，有的认同国民党政权，有的支持新中国，有的则持中立态度，从它们大相径庭的报道和相互的“笔战”中，我获得了对战乱前的柬埔寨华人社会更为多元的认识，梳理出影响战乱后华社格局的各种历史头绪。这些报纸应该已在国图的书库中尘封已久，每次翻看完毕，我的双手都被报纸上的灰尘染得漆黑，然而眼前却有“一眼阅尽千年”的光亮。活跃在报纸上叱咤风云的人物，他们在战乱前华社舞台上演绎的轰轰烈烈的事件，在我脑海里逐渐鲜活起来，让我越发认为他们不应被湮没于历史的“断层”之中。尽管各家报纸基于自身立场对所报道的事件有自我的“呈现”（representation），但这是目前我所能够寻找到的有关柬埔寨战乱前华人社会最为详实的记录。我尽可能地综合各家报纸的报道，以期更为忠实地还原历史的细节。 本书的另一材料来源是近年来我在柬埔寨的实地调查。我曾在2011年、2015年、2019年赴柬埔寨进行长时段的人类学田野调查。田野调查点包括华侨华人最主要的聚居城市首都金边，近年来中国大陆新移民大量聚集的西港，以及西北的暹粒、马德望，西南的贡布、国公，东北的桔井，金边附近的干拉等省份。我走访了这些地方的华商企业、工厂、商铺以及华校、华文报社、会馆、商会等社团组织。我也深度访谈了近百位华侨华人，访谈对象的年龄涵盖老、中、青三代，有侨领，也有普通民众，有土生土长的老华侨，也有初来乍到的新移民，他们来自各行各业。他们对于“断层”前的回忆——包括亲历者的个人记忆以及社会性的表述在华侨华人群体中形成的“集体记忆”，与上述文献材料互补，共同拼接出战乱前柬埔寨华人社会的图景。 ………… 关于柬埔寨华侨华人历史的一部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