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期电影后现代性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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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期电影指的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拍摄的中国本土电影。中国近期电影后现代性本身是由文化阐释来赋予意义的，其风格特征也是这种文化阐释与传统审美意识的改写、错位、疏离，乃至消解。此类电影风格的无根不仅带来了电影史的某种断裂，而且是指风格已经不由其电影文本来提供，而是由电影批评家来指认与评说。 对于中国近期电影后现代性流变，许多电影批评家已经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孟宪励认为：“在中国电影写作中，中心权威话语在目前特定时代的际遇已自然地构成我们论题的较好的切入角度。此处的‘中心权威话语’谓指在中国电影写作中，所表现出的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以及由此衍化出的涵盖甚广的一系列的基本价值规范。”①我们在吸收电影理论家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借用福柯有关权力的概念，用权力话语作为划分中国近期电影后现代性流变的基本参照和坐标。 福柯的权力概念实质上是一种“权力意志” (the will to power)，而这种“权力意志”是从考古学时期的“求知意志”(the will to knowledge)中引申出来的。这种超验的、构成性的“意志”内在于福柯的所有话语实践之中。福柯认为，权力有意向却没有主体性，即便权力促生抵制力量，后者也只能存在于权力关系弥散无边的游戏之中：“就像权力的关系网最终是形成了一张渗透入各类机制的稠密网络，而不被定位在它们中间，对权力的漫不胜数的抵制点，同样也横贯了各个社会阶层和个人团体。毫无疑问，使革命成其为可能的对这些抵制点的系统编码，一定程度上正像国家是各种权力关系的机制整合。”①福柯认为，对权力的抵制点不失为差异的一种特定形式，有权力必有抵制存在。因此无所不在、无孔不入的权力既是压抑的力量，又是建设的力量②。 福柯在他的大部分著述中运用了话语这一术语，20世纪60年代的著述尤为如此，如《物的秩序》(1966)和《知识考古学》(1969)。在这两本书中，福柯对人类科学提出批判并提出一种另类的分析方法。话语这一术语首先是作为一种反论断(counterposition)提出的，它所针对的对象是这些人，即他们把书写理解为某一主体的表述，他们在寻求阅读与倾听行为中的意义时又从词语回到意识。话语这一术语主要是用作一种载录方式，说明福柯的书写理论不同于人本主义的书画理论。它标明分析向外在化迈出了一步，而分析的外在化本身便是战略性的。福柯并没有声称他已经发现理解知识的惟一的真正途径，他甚至没有声称他的方式与其他人本主义方式相比具有多少认识论的优越性。只不过，如果人们要想对我们文化中的知识进行批判，如果人们试图与我们文化中的观照自身知识的方式保持距离的话，话语这一术语倒是指明了这一步骤的途径。福柯认为，话语作为语言被构型为一种权力形式，而对权力的理解是：它的运作有一部分是通过语言实现的③。 综合以上论述，我们认为电影界的权力话语指的是：历史上形成的并被权力所确立的电影制作与批评话语。(P44-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