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望角·自由古巴：革命、救赎与新生

作者简介

艾达·费雷尔（Ada Ferrer）,纽约大学历史教授，自1995年起在该大学任教，主要关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她是《起义的古巴：1868-1898年的种族、民族与革命》一书的作者，这本书获得了2000年伯克希尔图书奖；她还著有《自由之境：革命时代的古巴和海地》，该书获得了耶鲁大学吉尔德·莱尔曼中心颁发的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图书奖以及美国历史协会颁发的多个奖项。她出生于古巴，在美国长大，自1990年以来一直定期前往古巴并进行研究。

内容简介

1917年4月7 日，古巴总统马里奥·梅诺卡尔对德国宣战， 这一天是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对德宣战的次日，彼时，一战已经持续了三年。帕特里亚号战舰——当年载着士兵和志愿者， 前往古巴东部镇压黑人政治抗议活动的同一艘船——搭载着出生于“古巴最好家庭” 的人离开哈瓦那港，他们先是前往加尔维斯敦和圣安东尼奥接受训练，或是学习驾驶战机， 或是成为技术工人，随后他们作为古巴飞行小队去往法国前线。等到他们准备出发的时候， 战争已经结束了，古巴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就这样以纯粹的象征性之举告终。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却给古巴带来了巨大的变化。由于战争把欧洲的甜菜田变成了战场， 古巴糖的价格随之水涨船高。即使存在战时的价格管控， 但糖的利润依旧相当丰厚。战争一结束，管控随之取消， 利润更是进一步飙升。1919—1920年的收获简直堪称神奇。开始时，世界市场上的糖价是每磅7.28 美分这个数字实际上已经超过了行业预期， 到收成季结束时，也就是仅仅6个月后，价格已经攀升至每磅22.51美分。最终，这次收获带来了大约10亿美元的收入———比1900-1914年所有收获的总和还要多。这是古巴历史上最大的繁荣， 观察家们说， 这就“像梦一样”， 更像是一部电影而非现实生活。人们将这一时期称为肥牛时代（era of the fat cows），或者更文雅的说法是百万之舞（dance of millions）。 人们利用极高的糖价进行投资， 卖出、买入和投机， 但是繁荣来得快去得也快。所有那些在几个月前以糖价为基础进行借款的糖厂老板， 突然发现自己破产了。先是糖厂拖欠贷款， 然后是银行倒闭，20家古巴银行的334家分行关门， 而有美国母公司支持的美国银行则幸存下来。事实上， 由于新危机的到来以及随之而来的债务违约， 越来越多的财产处于美国银行的控制之下。古巴四分之一的糖厂被转让给了纽约城市银行。到1922年， 美国拥有或控股的公司， 其生产的糖足足占了古巴糖产量的三分之二。 美国主导古巴经济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在第一次军事占领期间，美国制定的政策就牺牲了古巴土地所有者的利益， 便利了土地向外国所有者的转让。但是， 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后果带来的变化加速了这一进程， 使美国在古巴的权力更加稳固。 美国的经济影响强大且持久，它塑造了古巴人的生活方式，影响了他们的饮食习惯、旅行方式、工作方式、娱乐方式，甚至影响了他们的外貌。美国的大规模生产兴起之时， 古巴是个十分容易进入的市场。1914年， 美国产品的进口额为6900万美元； 在糖业繁荣高峰期的1920年， 进口额飙升至4.04 亿美元。在这些进口产品中，有古巴出口经济不可或缺的产品， 比如提高制糖厂产量的先进机械，以及铺设纵横交错的铁路和公路所需的设备。不过美国出口到古巴的产品比这更广泛，从成衣时装到简单的家用电器，从香烟到收音 机，从电话到电梯，从马桶到汽车，一应俱全。汽车也许比任何其他进口产品都更象征着一个新时代。随着西班牙统治的结束， 汽车于1899 年首次来到古巴。据一位外国记者的报道， 至1919 年，古巴的人均汽车保有量是世界上最高的。这种观察主要来自印象， 实际上并不准确。事实上， 古巴的人均汽车保有量在拉丁美洲排名第三（低于阿根廷和墨西哥）， 而哈瓦那的汽车保有量则大致与纽约市齐平。古巴大多数的汽车， 例如1922年进口的5117辆汽车中， 有４７２２ 辆是美国汽车， 其中大部分是福特汽车， 它有各种型号， 且比竞争对手更加实惠。哈瓦那的第一辆出租车就是福特汽车， 几十年来古巴人都把乘坐出租车称为“打到了一辆福特”。 汽车、闪亮的电器、四通八达的铁路、有轨电车和高速公路系统； 豪华的电影院， 有些甚至是有声影院； 备有奢华大堂和最新电梯的高级酒店， 所有这些都使哈瓦那——1919-1931年间人口翻了一番——具有明显的现代感。但是， 现代性当然没有排除贫穷或不平等。在离现代汽车和有轨电车行驶路线不远的地方，在离装满现代产品的拥挤的集装箱码头不远的地方，棚户区也在逐渐发展——没有铺柏油的土路、恶劣的环境、一大家子挤在摇摇欲坠的建筑中。城乡差距也在哈瓦那和岛上其他地区之间开始显现。省会城市享受了许多与哈瓦那相同的现代化福利， 但小城市特别是农村则更加落后了。 随着美国经济渗透的日益深入， 美国本就十分强大的政治影响力也进一步得到巩固。1917年，也就是在糖业繁荣并随后崩溃的三年前， 一场具有争议的选举导致几个省发生了叛乱， 美国随之进行了干预。1920 年12 月， 在一片经济大萧条中， 又有一场充满争议的选举使得动乱的流言四起， 伍德罗·威尔逊总统于是派遣伊诺克·克劳德（ENOCH Crowder） 作为他的特别代表前往哈瓦那。克劳德是密苏里人， 也是将几代美国人征召入伍的《美国义务征兵法》（Selective Service Act）的起草人。他于1921年1月6日抵达哈瓦那，并很快表明了自己的意图。他明确表示， 根据《普拉特修正案》， 美国在古巴的权力可以扩展至“每一项规定， 只要这项规定在保护生命、财产和个人自由时， 为一个合适的政府所援引”。克劳德开始对古巴政府发号施令， 他告诉新总统阿尔弗雷多·萨亚斯（Alfredo Zayas）， 除非接受他的改革， 否则古巴将无法得到美国的贷款。利用他所谓的“胁迫性影响” 和“坚持不懈地提意见、建议，以及最后的实际要求”，他迫使萨亚斯解散了内阁。也许自1899—1902年以及1906—1909年的美国军事占领以来，美国在古巴的政治权力从未像现在这样无所顾忌。 战后的变化也加速了美国在古巴的另一种力量的发展———旅行的力量。战争使得通常去欧洲度假的美国人未能成行，于是他们转而去了古巴， 并且喜欢上了这里。战后， 前往古巴的美国游客数量几乎和糖的价格一样呈现出爆炸性的增长。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1929年的股灾， 访问古巴的游客数量翻了两番， 涌向古巴的美国人越来越多：1914年有3.3万人，到1928年有9万人， 到1937年有17.8万人。旅游业如此兴旺繁荣， 以至于一些古巴人开始将其视为该岛潜在的“第二作物” ———当然是排在糖之后。 古巴旅游业的发展源于美国战后的一种特殊繁荣。根据一项统计， 在漫长的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 美国百万富翁的人数增加了14 倍———从1875年的大约1000人增加至1927年的1.5万人。在20世纪20年代， 许多百万富翁都喜欢去古巴旅游。一本流行的旅游书上说， 对于那些“先前在里维埃拉过冬的一部分时髦人士来说”， 哈瓦那正迅速“成为他们的第二故乡”。美国权贵的支柱都去了那里：范德比尔特家族、惠特尼家族、阿斯特家族。各类名流也是如此：阿米莉亚·埃尔哈特、欧文·柏林、查尔斯·林德伯格、加里·库珀、格洛丽亚·斯旺森、兰斯顿·休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纽约市市长吉米·沃克、可口可乐公司和大通银行的总裁。比尔特莫连锁酒店的老板约翰·鲍曼在哈瓦那已经拥有一家豪华酒店， 他又 成立了比尔特莫－哈瓦那游艇和乡村俱乐部。他把俱乐部宣传为“地球上最伟大的地方”。为了凸显俱乐部的伟大， 约翰·鲍曼甚至要求广告的每个字母都要大写： “总有一天比尔特莫－哈瓦那会被医生当作药方的（SOME DAY BALTIMORE-HAVANA WILL BE PRESCRIBED BY PHYSICIANS）。” 另一则广告是“年轻英俊、面带微笑的约翰·雅各布·阿斯特五世……他躺在古巴的白沙滩上， 正准备在学校寒假的假期里玩多米诺骨牌游戏”７。 美国战后的经济增长也扩大了中产阶级的队伍， 更多的人拥有了更充裕的可支配收入。与此同时， 每周五天工作制和带薪休假的兴起创造了另一种有价值的商品： 休闲时光。技术的进步进一步普及了前往古巴的旅行。20世纪头十年， 从纽约出发， 先乘火车到基韦斯特， 然后再乘汽船到哈瓦那， 需要花上56个小时； 到20世纪20年代末， 行程缩减至不到40个小时——这个目的地比欧洲近得多， 而且这里的冬天比欧洲更加温暖明媚。同样是在20世纪20年代， 商业航班的出现极大地缩短了两地的距离。美国公司开始组织到古巴出差， 选择古巴作为年会的地点， 一代又一代的美国新婚夫妇也在那里度蜜月。 金钱、时间、气候和距离都使得古巴成了美国人的热门旅游地，但也有一些完全不同的因素在起作用： 美国人的道德——更确切地说， 是国会决定采纳热切的禁酒主义者的呼吁， 通过了禁止生产、新华运输和销售酒精饮料的“第十八修正案”， 也就是俗称的禁酒令。从 1919到1933年， 禁酒令一直是美国的法律， 而这段时间正是古巴第一次旅游热潮的全盛时期。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当时最受欢迎的古巴旅游书的标题是这样的： 《现在是古巴鸡尾酒时间》（When It’s Cocktail Time in Cuba）， 该书由巴兹尔·伍恩所作。 20 世纪20年代， 哈瓦那拥有大约7000家酒吧， 有些是禁酒令期间美国人在古巴重开的。艾德·多诺万就把他在新泽西州纽瓦克的酒吧打包———桌子、椅子、镜子、招牌， 甚至酒吧本身———然后在普拉多大道上重新开张。这条大道通向哈瓦那的中央公园和新落成的国会大厦， 这个大厦与华盛顿的美国国会大厦非常相似。美国的酒客们接踵而至——— “爱玩的来参会的人、放荡的寡妇、成千上万的游轮光客”。他们下船后的第一站通常是对岸码头众多酒吧中的一家。“白发苍苍的女士们紧紧抓住邋遢乔酒吧（Sloppy Joe’s Bar） 的栏杆”， 这是一个备受游客欢迎的酒吧， 古巴人索性将其称为“美国酒吧”。该酒吧９０ 的顾客都来自美国， 酒吧里有80多种鸡尾酒， 还有自主品牌的陈年朗姆酒。游客们会在酒吧喝上一杯（或者喝好几杯）。游客攻略将哈瓦那称为“鸡尾酒的天堂”， 而古巴则是“绵延七百英里的娱乐场”。 喝酒只是诱惑的一部分。哈瓦那还以另一种消遣而闻名， 这种消遣在美国同样是非法的： 赌博。1919年， 在梅诺卡尔总统的催促下， 古巴国会将赌场赌博合法化。当拉普拉亚赌场开业时， 总统的家人吹嘘他们拥有回力球游戏的独家经营权（并从中获利）。1920年， 贝比·鲁斯（Babe Ruth） 在哈瓦那打了十天的棒球（美国大联盟球员经常在古巴打“冬季球” ）， 他的出场费高达每场两千美元，而他的大部分收入都花在了玩回力球游戏上。赌场的不远处是东方公园， 这是一个巨大的赛马场， 可容纳约一万名观众， 奖金出了名得丰厚。在1925年的赛季开幕式上， 新上任的总统格拉多·马查多（Grado Machado） 恰好也是一位养马人， 他有自己的观赛包厢， 上面挂着一面古巴国旗。 赌博、喝酒， 一切在古巴似乎都是合法的， 这成了美国人理解古巴的一个重要部分。美国游客称赞这个岛屿是个一切皆有可能的地方。一位记者在1921年称其为“个人自由的理想国度……当我们来年再来的时候” ———因为这个岛屿怎么说也值得再次造访———“我们应该把自由女神像带上， 放在哈瓦那港口， 那才是属于她的地方”。另一位作家说， 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到古巴旅行， 因为他们想“按照20 世纪的版本追求生命、自由和幸福”。她说， 古巴人把他们的国家称为“自由古巴”， 在她看来， 这样的说法名副其实。对于美国游客来说， 这种自由也许意味着在不违反法律的情况下喝酒或赌博， 甚至可能意味着无过错离婚在古巴合法化的时间比美国第一个州承认它要早50多年。 美国游客的自由感不仅来自不用担心法律， 也来自他们有机会表现得与他们在大雪纷飞的匹兹堡或波士顿认识的自己有所不同。他们可以穿得更开放， 可以在更有诱惑力的节奏下跳更具挑逗性的舞蹈。当他纵情跳舞之时， 矜持一点的人则可以简单地眉目传情。蜂拥而至的外国游客在具有异域风情的古巴找乐子， 使得当地的夜总会一时风头无二。露天的马德里城堡提供餐饮、舞蹈和精心制作的节目表演， 其中包括伦巴舞者、美国轮滑运动员、古巴歌手、美国爵士乐手， 甚至还有美国西部片中的电影明星。数十家新的夜总会各自推销自家的活动： 欢乐之夜、哈瓦那最好的节目表演、热辣甜美的音乐， 当然还有“美丽的女郎”。古巴虽然近在咫尺， 但却让人感到新奇和浪漫， 兴许还有那么一点危险。《纽约客》（New Yorker）和《新共和》（New Republic）的作家沃尔多·弗兰克如是描述道： 哈瓦那———这个古巴人的哈瓦那———是不真实的……这种感觉如此鲜明， 我于闷热的半睡眠状态中醒来， 感觉身处极度的危险之中。既然这只是一场梦的话， 我为什么要躲避这辆汽车呢？ ……就如梦中一般， 许多世界混杂在一起……西班牙、加勒比海、非洲、蒙古、尤卡坦附近树木丛生的废墟， 通过肉体的一次震颤， 通过一双眼睛的凝视， 全都闯了进来。就像一个真实的昨天随着夜色降临， 闯入一个疯狂梦境的角角落落， 古巴人的哈瓦那就是如此。这种不真实无处不在。百加得朗姆酒……是一种缓慢消逝的香水： 当你饮尽杯中酒后， 仿佛有一个梦在你口中徘徊。古巴的水果有一种飘飘欲仙的模糊口感。芒果、曼密苹果、番木瓜、鳄梨、番石榴……每一种水果都带有异域水果和气候的曼妙回忆……甚至是景色之梦……你知道梦境的特点： 目之所视是怎样与朦胧的幻想融合在一起。这就是古巴的特点。 欧内斯特·海明威更简洁地表达了他因何对古巴着迷。一个朋友回忆道，海明威喜欢古巴， 因为古巴“既可以钓鱼， 也可以做爱”。哈瓦那的街道，郊外的海滩，甚至港口对面贫穷（但“有趣” ） 的工人阶级的雷格拉街道都吸引着美国游客。他们渴望置身于一个特殊的地方， 在那里他们能够感受到“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并且知道没有什么是错的”。 1. 接连斩获普利策历史奖、坎迪尔历史奖、《洛杉矶时报》历史图书奖、多位普利策奖得主倾力推荐，《经济学人》、科克斯书评、《华尔街日报》、《卫报》多家知名媒体推荐； 2. 国内少有的古巴通史类著作，古巴裔历史学家集大成之作，讲述了跨越五个世纪的古巴历史，其内容之广与丰富，是其他古巴历史作品难以望其项背的。此外，摆脱了传统的英雄叙事，用散文般的笔触讲述了古巴人的故事，是一部史诗般的权威的古巴历史作品。 3. 既是一部史诗般的古巴历史，也是一部美国与古巴两国的关系史，讲述了这两个国家几百年来难解的纠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