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李庄：一张中国大书桌

作者简介

岱峻,文史学者，祖籍四川资阳，定居成都。著有《发现李庄》（三次再版，获第五届四川文学奖），《消失的学术城》，《李济传》（初版获《中华读书报》2009年百佳优秀读物；增订本获《光明日报》2021年十大好书），《民国衣冠》（中华读书报2012年百佳优秀读物），《风过华西坝——战时教会五大学纪》（凤凰传媒2013年“十佳”读物、南京图书馆2014年“陶风奖”十大好书），《弦诵复骊歌——教会大学学人往事》（商务印书馆2017年十大好书），《照人依旧披肝胆 入世翻愁损羽毛——刘雨虹访谈录》等。

内容简介

傅斯年与他的两只“水母” 傅斯年（1896—1950）的公信力，为学界熟知，甚至已为大众话题，比如组建与世“争豪”的史语学派，赢得盛誉；刚直不阿，敢于犯上，弹劾两任行政院长，拒不“入彀”，等等。笔者更关注宏大叙事与公众视野之外的那个傅斯年。在他那豪雄的外表之下，藏着一颗柔韧的心，有着近乎赤子般的童真，其如胡适所言：“他的感情是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1950年，傅斯年弃世。“死并非死者的不幸，而是生者的不幸。”（罗曼·罗兰）哀大恸深，历久难泯，莫过在逝者生前游动的两只“水母”…… 一、喜筑爱巢 1934年，38岁的傅斯年挣脱旧樊篱，营筑新爱巢。 那道旧樊篱是祖父傅淦在1911年送他的成人礼。那年腊月，在鞭炮唢呐声中，傅斯年与聊城丁馥萃女士拜堂成亲。彼时他16岁，还在读天津府立一中；夫人长他3岁，是县绅丁理臣的长女。丁傅两家是街坊也是世交。一对红绣球，宛如无形镣铐，锁住少年青春梦。 山东聊城傅家，有过钟鸣鼎食的前尘旧梦：先祖傅以渐是清朝第一个状元。有清一代，傅家科考高中者不计其数。傅斯年的曾祖傅继勋曾在安徽为官多年，李鸿章、丁宝桢都出自其门下。傅继勋之后，子孙远仕途，多以教书为生。傅斯年的父亲傅旭安，清末举人，任山东东平龙山书院院长，39岁殁于任所。其时，傅斯年9岁，弟弟斯岩出生才7个月。一门老小，全靠老祖父和傅斯年的母亲李太夫人照顾。一次闲聊，学生何兹全请教老师傅斯年，何以懂得人情世故，淡然道：“吾少也贱，故能多鄙事。” 同乡同学聂湘溪曾介绍他的少年事：“孟真四岁即和其祖父同床共寝，每天破晓，尚未起床，便口授以历史故事，从盘古开天辟地，系统地讲到明朝，历时四年，一部二十四史就口授完毕了，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就埋下了研究历史的兴趣，其后能成为历史学家，委以历史研究所所长的职务而有所成就，是与其家学渊源分不开的。” 1919年3月傅斯年在《新潮》杂志上发表过一首新诗： 三月的雨，接着一日的晴。 到处的蛙鸣，野外的绿烟儿蒙蒙腾腾。 远远树上的“知了”声； 近旁草底的“蛐蛐”声； 溪边的流水花浪花浪； 柳叶上的风声辟呖辟呖； 高粱叶上的风声吵喇吵喇； 一组天然的音乐，到人身上，化成一阵浅凉。 野草儿的香，野花儿的香，水儿的香， 团团的钻进鼻去，顿觉得此身也在空中荡漾。 这一幅水接天连，晴霭照映的画图里， 只见得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头子， 和一个八九岁的孩子， 立在河崖堤上。 仿佛这世界是他俩人的模样。 诗前小序：“这是十五年前的经历，现在想起，恰似梦景一般。”那时，他还没走出梦靥。数月前（1918年11月4日），他发表过一篇题为《万恶之原》的随笔，断言中国家庭是“破坏个性的最大势力”，是“万恶之源”，因其家庭教育孩子“服从社会，好来赚钱”，“戕贱人性”，“奴隶生活”，他开出的处方：“独身主义是最高尚、最自由的生活，是最大事业的根本。” 婚后，丁夫人陪侍傅母家居。1913年傅斯年考入北大，六年后留学欧美，一去七年，直到1926年才回聊城省亲，那以后一直在外，再也没有跨进家门。他与丁夫人相处日短，文化不同，何来感情？但要休妻离异，对方贤淑孝道无过错，一场要取得胜利，又不能伤及对方的战斗持续多年，直到双方身心疲惫。1934年夏天，他终于拿到离婚契约。离异后的丁馥萃，一生未再嫁，身后无子女，极似大先生鲁迅的“朱安夫人”。 同年8月5日，傅斯年与俞大綵女士在北平结婚。牵线搭桥者俞大维，他是傅斯年留学德国的至交、俞大綵的长兄。绍兴俞家望族，祖父俞明云，即《鲁迅日记》中多处提及的“恪士师”，曾任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督办，甲午战争中曾协助唐景崧据守台湾。母亲曾广珊，是曾国藩的嫡亲孙女。俞大綵兄妹八人，有后来的农学家俞大绂，英语教育家翻译家俞大絪、俞大缜，剧作家俞大纲。生于1907年的俞大綵回忆：“父母亲非常注重儿女的教育，长兄大维出国深造时，大纲与我才十一二岁，其他诸兄姐们，到十二三岁，均被送入学校住读。因大纲与我最幼，留在家中，延师先读国文，另有一位陈女士教英算。”俞大綵毕业于沪江大学外文系，性格活泼，兴趣广泛，骑马、溜冰、打网球样样出众。也静如秋水，自幼熟读诗词曲赋，小品文写得婉约细腻。傅斯年曾津津有味地向朋友夸赞而毫不掩饰。选择伴侣即选择生活，俞大綵自我定位：如果比学问，我真不敢在他面前抬起头，所以我愿意牺牲自己一切的嗜好和享受，追随他，陪伴他，帮助他。结婚之后他没有阻止我任何社交活动，但我完全自动放弃了…… 新家稍一安定，傅斯年即从济南接母亲来北平。傅母姓李，有蒙古人血统。他侍奉母亲十分熨帖，俞大綵眼中：“太夫人体胖，因患高血压症，不宜吃肥肉。记得有几次，因我不敢进肥肉而触怒阿姑。太夫人发怒时，孟真辄长跪不起。……他窃语我云：‘我不是责备你，但念及母亲，茹苦含辛，抚育我兄弟二人，我只是想让老人家高兴，尽孝道而已。’”家有贤母，榻有良妻，胖乎乎的傅斯年乐于这边长跪，那边作揖。罗家伦评价他：“这几年可以为他高兴的就是他能和俞家八小姐大綵女士结婚，使他得到许多精神的安慰和鼓励。” 1935年，俞大綵诞下一子。按班辈排，“斯”以下应为“乐”字辈，傅斯年为儿子取名“仁轨”。罗家伦解释：“说到聪明的孩子仁轨的命名，确有一件可纪念的事，有一天孟真对我说，我的太太快要生孩子了，若生的是一个男孩，我要叫他作仁轨。我一时脑筋转不过来，问他说，为什么？他说，你枉费学历史，你忘了中国第一个能在朝鲜对日本兵打歼灭战的，就是唐朝的刘仁轨吗？”《旧唐书》中的刘仁轨出身寒微，“恭谨好学”，历仕高祖、太宗、高宗、则天皇后四世，古稀之年白江口海战，大败倭国水军，百济诸城，皆复归顺。此后900多年，倭军再未踏步朝鲜半岛。借古喻今，也是祈愿国运。 二、生下三年，走了一万多里 1936年1月28日，傅斯年移家南京。不久，中研院总干事丁文江（字在君）去世，代理院长朱家骅赴任浙江省省主席。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傅斯年受命代理中研院总干事。他让俞大綵携两岁幼子，去江西庐山牯岭投奔岳父。又转托史语所一位职员，护送母亲前往安徽暂居。留守金陵的傅斯年开始忙碌于组织搬迁，转运文物图书等万千头绪。曾侍奉傅斯年母亲一路逃难的朱仲辉写道： 当南京空袭日频之下，傅先生忙于公务无法陪侍老太太避难同行，遂托专人护送老太太至安徽歙县暂住。南京沦陷后，才辗转由陆路逃至汉口，历时廿余日，备极劳累，沿途辛苦，老太太每谈及，必感谢护送人之殷勤劳苦。斯时老太太年已七十以上，虽长途劳累，终能平安健康地住在了长沙。傅先生每言老母逃难之事心实不安，说幸能平安至后方，否则将何以对祖先。 1938年春，史语所迁徙昆明，分住城里拓东路和靛花巷两处。9月28日，昆明再遭轰炸，史语所搬迁至龙泉镇。傅斯年在棕皮营村长赵崇义的西院租了块种竹笋的地，盖了五间房。落成后，傅家喜迁新居。1939年1月20日，傅斯年为幼子画了一张旅程图，他要年仅四岁的仁轨记住逃难经历。他在图上题记：“小宝的一个生日，是在牯岭外公外婆家过的。爸爸在南京看空袭。生下三年，走了一万多里路了！”回忆那段日子，俞大綵也溢满温馨： 我们初到昆明时，友人送给仁轨一只很漂亮的大黑狗。一日孟真午睡方酣，那只狗走近床边，用舌轻舐他的手，他被惊醒，便伸手猛打，没有打中，他怒气冲天地拾起拖鞋再打，狗已远去，他却把自己的眼镜从几上打落到地上，镜片碎了。在他盛怒之下，我只得戏言，虐待动物是一罪，要遭监禁的，不料他竟“恼羞成怒”，整整三日，不与我交一言。这场冷战，延续了三天之后，第四日清晨，他起床，长揖到地，面有愧色地笑向我说：“我无条件地投降了，做了三天哑巴，闷煞我也。” 1940年10月13日，日机轰炸昆明，西南联大的文化巷住宅被毁，有师生被炸死。傅斯年再度兼任中研院总干事，指挥搬迁准备。年底，中研院史语所、社会所，中博院和中国营造学社迁至四川南溪县李庄。坐镇重庆的傅斯年，遥领指挥，如下盲棋，积劳成疾，猝然病倒。1941年3月，傅斯年被送进重庆歌乐山下的中央医院。稍稍安稳后，他给时在美国的胡适在信上谈道：“去年初冬，敝所奉命自昆明迁川南，其时甚为忙碌，又以兼任敝院总干事长之故，更感生活之不安定。今年在二、三月中，五十天内，一连开会五次，长者如参政会之十日，短者不过一日，但属于敝院者，须弟事先准备，又以有各种不如意事，时有暴怒。”住院四个月后，傅斯年回家养病，在致胡适的信中说：“出中央医院时，血压是低了。以后高高下下几个月，我在歌乐山养病，以离中央医院近也。出院时为7月7日，直到9月中，才可以说能走点路。一夏大轰炸，只是听着它在头上过，任之而已。”那是一段穷愁的日子，俞大綵写道： 孟真重病在身，幼儿食不果腹。晴时，天空常有成群的敌机，投下无数的炸弹；廊外偶而细雨纷霏，又怕看远树含烟，愁云惨淡，我不敢独自凭栏。 记得有一次，三五好友，不顾路途遥远，上山探疾，孟真嘱我留客便餐，但厨房中除存半缸米外，只有一把空心菜。我急忙下楼，向水利会韩先生借到一百元，沽肴待客（我与韩君，素不相识，只知他曾在北京大学与孟真同学，但不熟）。那是我生平唯一的一次向人借钱。 事隔一月，我已还清债务，漫不经心地将此事当笑话说与孟真听。不料他长叹一声，苦笑着说：“这真所谓贫贱夫妻百事哀了。等我病愈，要拼命写文章，多赚些稿费，决不让你再腼颜向人借钱了。我好惭愧。”我很后悔失言，不料一句戏言，竟引起他的感慨万千，因为他常为国家多难而担忧，但他于个人生活事，从不措意！ 母亲逃难重庆，他无暇顾及，安排弟弟傅斯岩（孟博）照顾母亲，自己负担费用。冷月空悬，萱花霜萎，这年10月，傅母不幸去世。朱仲辉写道： 傅先生母丧后，悲恸之情自不待言，但以国难当头，丧事一切从简，不发讣告，不开吊，寿衣老太太早已自做好，仅购置优质棺木，并请俞大维派人料理安葬事宜，墓地经选在歌乐山附近，地名已记不清楚。仅记得是在当时水利部后山，大概是中研院数学研究所办公处旁一小山顶上。下葬时在岩石中钻一洞穴，用吊车将棺木放入，再用水泥制成约七八寸厚之水泥板三块，用吊车吊起盖上，极为坚固，是日参加葬礼者除傅先生兄弟二人外，仅有我与中研院高先生及数学所部分人员，另有工程人员不过十数人而已，人虽不多，但极隆重。 办完母亲丧事，傅斯年身心两伤，高血压再度复发。 三、桂花坳：至味是清欢 1941年年底，大病初愈的傅斯年将妇携雏，来到冬雾弥漫的南溪李庄板栗坳。山居静谧，“短短横墙，矮矮疏窗，忔楂儿小小池塘。高低叠嶂，绿水边傍。也有些风，有些月，有些凉。日用家常，竹几藤床，尽眼前，水色山光。”（元 释中峰词《行香子》） 桂花坳傅宅，被董作宾戏称“所长官邸”，史语所何兹全、黄彰健等，都在文章中写过，笔者也征引过。美国东卡罗来纳大学环境健康科学系教授劳延炯，当年随父亲劳榦在李庄生活过五六年，在致笔者信中指出：“我找我们的小伙伴傅仁轨，从来都是在栗峰山庄牌坊头附近，绝不是去桂花坳。”他还提供细节，比如傅家有一些子弹壳，尤其是有一个笔筒是半截炮弹壳做成，那是仁轨的舅舅俞大维送他的玩具。劳先生专门指正：“当时桂花坳也不叫桂花院，那个‘坳’字四川话很难发音。那时，我们的四川话差不多就是母语。” 傅家最先的确住在牌坊头，桂花坳是以陈寅恪和李济两家名义租赁预留的。直到陈寅恪率家人去了成都华西坝，就聘燕京大学；李济一家搬到李庄张家祠堂中博院，1944年1月傅斯年家才从牌坊头搬到桂花坳。难怪劳延炯要说找小伙伴傅仁轨是在牌坊头傅家，而多人回忆说是傅斯年住桂花坳。 六十多年后，我到李庄寻访前贤旧迹。找到李庄镇永胜村88岁的四婆婆邓素华，她家所住的桂花坳当时就转佃给傅斯年家。她告诉我：“傅斯年家三块人（川南土语人称块），傅太太个头不高，瘦精精的，话不好懂，有个儿子。柴门口的李（方桂）先生有个女儿。傅太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就在屋头教两个细娃读书。”她领着我去看那个小院。前面一块水田，中间一块晒坝。 桂花坳建于清道光初年，房架高大，木作全用楠木，工艺精细。正厅后板壁里面作镜面式，外面作格门式，左右耳房向天井的装修也作一色格门式样，与正厅格门式样相同，因此天井整齐美观。天井用石板铺地。正房所用的合口窗及挑下的撑拱全很精细。宅右外侧有围房八间，是灶房及猪圈等杂役部分。宅大门向东南已经毁坏不堪。宅正厅正房则向西南，它们不注意向正南的。 “人间有味是清欢”。在俞大綵的记忆中，桂花坳岁月有如桃源仙境般迷离： 那是一个水秀山明，风景宜人的世外桃源，我们结庐山半，俯瞰长江，过了一段悠闲的日子……在那段难得的清闲的日子里，（他）不是给儿子讲几段三国、水浒，便是看书写作；有时背着双手，环绕室中，摇头晃脑，不断的用满口山东腔调，哼唱诗词，怡然自得。年幼好奇的儿子只在一旁瞠目相视。 春秋两季，傅斯年要离开李庄，乘船去重庆“参政议政”。妻子当然知道横亘在丈夫前路的蒺藜，更了解他那“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性格。1945年8月1日，傅斯年给夫人写信：“国库局案，我只嚷嚷题目，不说内容，不意地方法院竟向中央银行函询，法院总检察署又给公函给我，要内容‘以凭参考’（最近的事），闭会后孔祥熙连着免了两职：一、中央银行总裁；二、四行联合办事处副主席。老孔可谓连根拔去（根是中央银行），据说，事前并未告他。老孔这次弄得很狼狈。闹老孔闹了八年，不大生效，这次算被我击中了。国家已如此了，可叹可叹。这一件官司（国库局）我不能作为密告，只能在参政会辩，此事我大有斟酌，人证物证齐全，你千万不要担心。把老孔闹掉，我甚为满意。以后的事在政府与法院，我不作主动了。上星期一见蒋先生，他对此表示极好。”其实，傅斯年已得到一份关于蒋欲为孔祥熙（中央银行国库局案）说情的绝密抄件，还在上面勾出要害处，并在“委座”的名侧大笔一挥批道“不成话”。给夫人的信不过是宽她的心。 敢在“委员长”面前跷二郎腿的傅斯年，在乡下却十分谦抑。板栗坳到李庄镇有七八里之遥，且要上下一道陡坡，地方曾多次提出修公路的动议。傅斯年一直推拒。1944年6月16日，他致函南溪县政府第三区（李庄）区长张官周： 官周吾兄左右： 前李仲阳县长在任时，曾闻其有修筑公路一条由李庄镇直达板栗坳之议，弟以本所由板栗坳赴李庄原有山路可通，并无此需要，曾劝其勿作此举，盖本所自迁李庄后，叨光地方者甚多，不敢对民间有所骚扰也。弟日前由渝返李，始悉此路业已动工，并闻占用民田甚多，详情若何，弟虽未深悉，然已感不安矣。如本县修筑此路，另有其用途，则本所自不便有所建议，倘专为本所而修，则本所既绝无此提议，更无此需要，何妨还田归民，就此终止。敬希我兄将此意转达地方经画此事诸公，是所感荷。专此，敬颂 大安！ 弟傅斯年 谨启 六月十六日 滑竿是傅胖子上下山依赖的交通工具。张海洲抬过滑竿，儿子张汉青至今记得：“傅所长胖得很，恐怕有一百七八，只有我老者张海洲和李伯周抬得起他。傅所长去镇上办事，抬滑竿的只要身体侧一下，他马上就喊停，自己下来走。到李庄，有时区长张官周、镇长杨君惠请吃饭。饭碗摆好，他一坐下来，刚捏起筷子又站起来，看轿夫桌子上的菜是不是一样。要是不一样，他站起来就喊走。” 1944年夏秋，日军为实现“一号作战计划”围困衡阳，国民党军队方先觉部全军覆没，部分日军窜犯贵州，占领黔东南重镇独山。一时间人心惶惶。傅斯年在桂花坳的土屋中，展纸研墨，为儿子仁轨书写文天祥的《正气歌》《衣带赞》诸诗。题跋云：“其日习数行，期以成诵，今所不解，稍长必求其解。念兹在兹，做人之道，发轨于是，立基于是。若不能看破生死，则必为生死所困，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矣。”南宋将领文天祥被俘前，曾在衣带中藏有诗文，被后人称为《衣带赞》，开篇即说“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傅斯年示儿亦为自励。 桂花坳附近的乡民邓素华告诉笔者：“傅所长家门口有块晒坝，水竹儿编了个栏栏，圈得宽宽的，外人不能随便进去。他家请了个烧锅的（保姆），叫龙嫂，四十多岁。龙嫂的女都打发（出嫁）出去了。我们跟龙嫂进傅家耍过。屋里头书多得很，山一样地码起。” 抗战结束，朱家骅推荐傅斯年出任北大校长，傅氏坚决不从，1945年8月17日上书蒋介石，“以狷介之性，值不讳之时，每以越分之言，上尘清闻。”他说出拒绝的三个理由：一是初心不改，“三十年来，读书述作之志，迄不可改。徒以国家艰难，未敢自逸，故时作谬论”；二是身体不支，“恶性血压高，于兹五年，危险逐年迫切。医生告诫，谓如再不听，必生事故”；三是，礼当让贤，“适之先生经师人师，士林所宗，在国内既负盛名，在英美则声誉之隆，尤为前所未有。”最后蒋氏只好接受他的请求，任命胡适为北大校长。因胡适还在美国，傅斯年暂时代理北大校长。 8月底，俞大綵暂离李庄坐船去重庆探亲，同船人有哲学家金岳霖带着梁思成林徽因的女儿梁再冰。人们相信，国难过后，是团聚的日子。但傅斯年绝少享受天伦之乐，受师友胡适之托，他出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10月5日，他在重庆给已上归途的夫人写信： Dora Darling： 你走的第三天，便是中秋，是日月色极佳，我在总处院子里走去走来，直到十一时半。想到一家三口，分在三处，（你在船上，嘉宝在李庄，我在此。）深感凄然。“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想了又想，当时便想写一信给你，谁知一至于今天。 “寒眼乱空阔，客意不胜秋”。这胜利后的第一轮圆月，不知给船上的俞大綵、李庄的傅仁轨、重庆的傅斯年带来什么样的感伤。同一封信中，傅斯年向夫人抱怨： 你走时，教育部为筹备“教育善后复员会议”，已在筹备会把我累死，上月廿日正式开会，全天在那里，直到二十五日，发言至第二多。真正累死我。不得不帮骝先忙，结果我捱许多骂。开完之后，不曾休息，又是国共谈判，陪吃两次。而家中客人之多，真不成话。于是伤风了，于是头痛，连睡三日。起来，又闹“香港脚”，直到今天。这三天，教育部出来之Crisis，又累我出去跑，弄得名誉极坏，蒋廷黻综合之曰：“太上教育部长、太上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太上北大校长”，我说我只做“太上善后救济总署署长”，他方无言。事实是，骝先好与我商量，而十之七八不听，他要大整顿教育，我主张妥协，骝先骂我妥协坏事。然而外人不知也，以为他的一切事由我负责，一次教育会，弄得我成众矢之的。重庆再不可久居矣。 1945年11月25日，昆明多所学校师生六千多人在西南联大举行“要求和平，反对内战；要求民主，反对独裁”的主题晚会时，遭到军警镇压，引发学潮，傅斯年以西南联大校务委员身份前往处理。他在给俞大綵的信中说：“地方当局荒谬绝伦，李宗黄该杀，邱清泉该杀。”“此次惨案，居然告一段落，太不容易。我所办的，除了若干共党及CC外，尚未有责备我者，而称颂我者甚多。”学生运动平息后，美国驻昆明总领事馆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也说：“幸好有这样一个人出面，他不是当官的，但有直接的权力处理局势。” 天命之年的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当时俞平伯曾给胡适写信，为日伪时期出任过伪职的周作人等说情。傅斯年不为所动。他认为，如果那些人不受谴责，作为大学校长，那就对不起无数的死难者，对不起那些跋山涉水的流浪者。他在给夫人俞大綵的信中表示：“大批伪教职员进来，这是暑假后北大开办的大障碍，但我决心扫荡之，决不为北大留此劣迹。实在说在这样局面之下，胡先生办远不如我，我在这几个月给他打平天下，他好办下去。”俞大綵反对他代理北大校长，更担心他的健康，“由李庄跑来，一连教训三天，最后付之一叹而已。”饱受诟骂劳累的傅斯年，戏称自己是北大的“功狗”。 1946年3月，蒋介石与幕僚陈布雷商议，拟请傅斯年出任国府委员。27日，傅斯年再致信蒋，称“如在政府，于政府一无裨益，若在社会，或可偶为一介之用”。解释此前之所以任职参政员，“亦缘国家抗战，义等于征兵，故未敢不来。今战事结束，当随以结束。”其时，他面对史语所同人的猜疑，坦然表示，自己“一不会做官，也不会背着大家到外面去享受”。 3月5日，傅斯年给俞大綵信，解释关于自己做官的传闻： 我知道你们在李庄闷死，因我在北大事，弄得这样，可恨可恨！已电适之速返，他太舒服了。假如五月里我在上海见到他，一切交代好，也许回李庄搬研究所，我很怕当时一切困难。…… 说我做官的话，是这样的。谣言归谣言，内容也有原因。中共向我说“我们拥护你做教育部长”。我说：“我要言论自由，向来骂人的，今不为人所骂。且我如果要自尽，更有较好的法子。”C.C.也有此一说！二者皆非好意，前者欲打破国民党员做教育部长之例，后者欲赶去骝先！这是如何世界。 “国民政府委员”是这样。蒋先生与（陈）布雷谈，布雷说：“北方人不易找到可做国府委员者，党内外皆如此。”蒋先生说：“找傅孟真最相宜。”布雷说：“他怕不干吧。”蒋先生说：“大家劝他。”因此我向布雷写了一次信，请他千万不要开这玩笑。我半月前写的那篇《中国与东北共存亡》（想已看见，为此，有人请我吃饭），有个附带目的，即既发这样言论，即不可再入政府了，落得少麻烦（人家来劝）。 经过如此，我并未向人说。报上所传，皆揣摩，或亦有所闻而言之也。 你想，我骂人惯的，一做官即为人骂，这是保持言论自由。做个“一品大员”（国府委员），与那些下流同一起，实受拘束，这是行动自由。你放心，我不会没出息做官去。我不是说做官没出息，做官而不能办事，乃没出息。我如何能以做官“行其道”呢？ 但是那些凄凄皇皇想趁此谋一国府委员者，谋一政务委员者多着呢，关托百出。我把这个道理说给王云五，他大为不解，其一例也。王极想做国府委员，非无望（因为我和胡政之等皆不干，适之也不会干），他还托我帮他。我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做教育部长是没有希望的。我看骝先要连续下去。（行首傅斯年自注：宋子文的行政院长不会动。此人真糟，与孔同工异曲。）……嘉子的信，已登《大公晚报》，附上，问好。 “嘉子的信”，乃10岁儿子傅仁轨于2月6日自李庄写给他的信，此信或经他之手，交《大公晚报》于1946年3月5日登出—— 爸爸： 又已很久没有写信了。前几天我生了一个痄腮，颈子肿得又粗又大，见了肉类的食物就想吐。不但如此，并且一点儿硬的东西都不能吃，一吃颈子就痛得要命。所以只能吃流质的东西。妈说我颈子肿得太大了，简直和您一样胖。我笑着说：“人家都是越病越瘦，而我反倒越病越胖了！” 山下王天木先生送给我两个水母（俗称海蛰），是同济大学新在淡水中发现的，但很少。时常爱游到水面上来玩，游水的姿势就同跳舞一样，所以妈教我学它游水。 水母大约有○（按：此处为一大如纽扣之圈）这样大，最奇怪的就是它从来不休息，我问妈妈道：“为什么它不休息？”妈开着玩笑说：“因为它名字里有一个‘母’字（水母），你看一个母亲不是一天到晚都忙来忙去从不休息吗？你如果不信，我就是一个例子。”我说：“妈夜里要睡的，可是水母夜里也不曾见它睡过啊！”妈无话可说了。 方才妈对我说：“大约六月里我们可以到美国去，你高兴吗？”我说：“我又高兴又不高兴，可是为什么缘故，我却说不出来。”可是我觉得我们家庭经济已经很困难了。我和妈可以不去，但爸爸的病是需要治好的，所以您一定得去，只要您的病好了，我和妈一切都肯舍弃。我们生活很好，请勿念。 祝快乐！健康！ 儿仁轨 二月六日晚 傅斯年的身体已极不健康，亟需出国彻底治疗。而无论刚接掌的北大代校长，还是史语所搬迁都兹事体大，千头万绪，扭结搅缠，急得他焦头烂额。但唯一的安慰，一定是眼前游动着的那两只水母，一只是“一天到晚都忙来忙去从不休息”的妻，一只是调皮可爱又懂事的儿，什么时候才能化作一只大的玻璃鱼缸，将他们揽在怀里，看着他们自由自在地游动。 1946年3月21日，他在致夫人的信中写道： 出洋是（事），已由政府核准，钱数尚不知（只闻核准，未闻其详），总想法一家走的，不过沿路大家省着用，便好了，不至于回不来的…… 我的书，此时水路不通，只好待下月。兵工署运书是不可靠的，我的书可以留在李庄一时。请你一查，我们一家，公家可为我们带多少行李 （大约是每人百公斤）？我记不清，可一查，总办事处有通知也。在此范围内，交公家运，与大家同。此范围外者，如先运此，固无不可，但恐麻烦，私人剩余之物，可一齐待船有空位处补入，如无，可暂留李庄山下。我的预计，研究所东西运不完的，因一次船只有数十吨，人可运完，东西运不完也。日内有详信给彦堂，可索阅。 ……现在京沪比四川贵得多了。如米，彼处三万以上，肉，千二百元，恰是李庄之三倍。原以为到夏天可如此，不意来得这样快。最好是研究院今年不搬，然而决无人愿意，故只好大家去吃苦也。书箱运输事，你千万勿为之生气。 俞大綵带着儿子仁轨领着保姆龙嫂，离开李庄的时间可能在1946年春季。4月7日，在重庆的傅斯年致信李庄的董作宾，交代搬迁的问题时写道： 在李（庄），上船各事。（在宜宾恐亦须有一人）如李庄同人能另推一位在京，弟自当于船定后来李。（内人已走）弟拟住处想在方桂办公室（凉爽些）或西文书库（彼时当已装箱），并乞留志维在李庄，照料弟事。若接洽船顺利，可不致变更， （什一希望也没有）弟亦自愿来李一行，弟于李庄之人与地，皆甚恋恋也。 恋恋李庄，自此梦别。 四、归骨台湾岛 一家三口终于团聚。1946年9月24日，傅斯年俞大綵夫妇在家宴请梅贻琦、张伯驹与胡适夫妇等。梅贻琦在日记中写：“惜菜中鱼、虾、蟹皆不新鲜，客皆勉强终席。”“勉强”二字，可见之窘，其情即使并非夫人典衣置酒，但谓生意萧然或亦无差？ 1947年，傅斯年在妻儿陪伴下赴美就医终要成行。夫妇俩对未来或许有深一层考虑，为仁轨置备了一个留言簿，留下嘱咐—— 做人的道理不止一条，然最要紧的一条是：不可把自己看重。凡事要考虑别人的利害，千万不可自己贪便宜；做事要为人，不是为自己。自己为众人而生存，不是众人为自己而生存。小时养成节俭的习惯，大了为劳苦众人服务。 父 三十六年四月 送给仁轨。妈妈，三十六年四月五日于南京。To Jackie darling. From Mama.Apr.5, 1947, Nanking.3.Jackie. 傅斯年还请好友同人为儿子题词—— 趋人之急，甚己之私。（梁思成） 为学要如金字塔，要能博大要能高。录胡适之先生语。 卅六年五月廿一日那廉君于南京鸡鸣寺。 劳榦画了一幅钢笔画“万里长城，上题词： 我们要时刻记起，这不是中国的边疆，在过去时代与将来时代，都是中国的腹地。 历史组弟子陈槃庵作《送孟真师偕夫人暨公子赴美疗养别后奉怀二律》，诗曰： 江夜照离车，灯昏雨气斜，廿年唯许国，四海未宁家， 衰疾余身患，忧劳与鬓华，平生知遇意，极眼去程赊。 百年新大陆，六月远游踪，今古蟠奇抱，风潮荡此胸， 辞荣同腐鼠，难识故犹龙，送君情如水，后夜满吴淞。 劳榦作《和槃庵（送孟真师偕夫人暨公子赴美奉怀）原韵》，诗云： 北郭送轻车，桓灯照雨斜，天人归独抱，风雨正无家， 倦客常千里，羁身有岁华，瞬看春草绿，不信别程赊。 感激平生意，殷勤望别踪，播迁疑小梦，湖海荡余胸， 大宇平如镜，丛山郁似龙，加餐公自勉，辛苦向吴淞。 6月26 日，傅斯年偕夫人俞大綵与儿子傅仁轨自下关车站离开南京，史语所同人大多前往相送，人群中还有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朱家骅、交通部部长俞大维等。29日，由上海乘船，前往美国波士顿伯利罕医院医疗。 抵美后，傅斯年先在波士顿伯里罕医院治疗，四个月后移居美国康涅狄格州纽黑文休养。血压正常后，移居新港静养。傅仁轨就近入新港的义务学校。1948年夏，傅斯年稍有好转，忽然执意要回国。夫人劝他多疗养一阵。他说：“国内要做的事太多，岂可偷闲而安居异国？”俞大綵自知拗不过他，只好把13岁的儿子傅仁轨留在美国读中学，托人照顾。临行前，美国医生“坚嘱勿再任行政工作，以免复发”。 1948年8月，夫妇俩回到风雨飘摇的中国。俞大綵回忆： 民国卅七年底，时局日趋紧急，孟真在南京忧心如焚，旧疾复发、血压猛升，加以感时忧国，情绪极劣。正在那几天里，蒋总统命孟真前往台湾，接掌台湾大学。 未及赴任，先告示安民。12月18日，傅斯年致电沈刚伯、李宗侗、陈达夫、台静农等。 台北台湾大学文学院沈院长刚百并转玄伯、达夫、静农诸先生： 惠电敬悉，至感。弟奉总统命掌台湾大学，际此国家艰难，当勉为主。台大前身学术空气本是欧洲大陆之正统，当尽力保存。以后如因需要增聘教授，必以学术为标准。迁台学术机关如中央研究院等，当以台大之学术进步为出发点而合作，决不为台大累。总之，时事艰难，必须开诚心、布公道，使主客新旧同心相安，然后可图进步。一切函详。乞先以此意转告师生为荷。弟傅斯年。巧。 政客只考量现实，不问理想；文人空有理想，又多半止于理想。然而，道既不行，俗亦难移，人心不古，世道浇漓，徒留下生命教训。以傅斯年的身体状况论，断不能接长台大。他在去世前几天，还对朱家骅说：你把我害了，台大的事真是多，我吃不消，恐我的命欲断送在台大了！ 俞大綵回忆丈夫： 他去世的前夕，是一个寒冷的冬夜，我为他在小书室中升炭盆取暖，他穿着一件厚棉袍伏案写作，我坐在他对面，缝补他的破袜，因为他次日要参加两个会议，我催他早些休息。他搁下笔抬头对我说，他正在为董作宾先生刊行的大陆杂志赶写文章，想急于拿到稿费，做一条棉裤。他又说：“你不对我哭穷，我也深知你的困苦，稿费到手后，你快去买几尺粗布，一捆棉花，为我缝一条棉裤，我的腿怕冷，西装裤太薄，不足以御寒。”我一阵心酸，欲哭无泪。 他起身指着壁上的书架说，这些书，还有存于史语所一房间的书，死后要留给儿子，他要请董先生为他制一颗图章，上刻“孟真遗子之书”。 似是谶语，1950年12月20日下午，傅斯年在列席省参议会，回答参议员质询后，以脑溢血猝发，当晚11时23分，与世长辞。 傅仁轨正在美国读中学，他的英文名叫Jackie，此时无钱回台奔丧。1951年元旦后，李田意带着仁轨去看胡适夫妇。胡适见到仁轨，心里很难过，说：“啊！长得比我还高。”傅仁轨态度很老成，笑了笑。 胡适问：“学习怎么样？”傅仁轨说：“功课总是考第三。” 胡适点点头，想起罗家伦讲傅斯年“犬父竟有虎子”的话。 那天，胡适太太江冬秀做了很多菜，留他们吃饭，一直笑眯眯地看着仁轨。怕他伤心，大家也都不谈傅斯年。待他们走后，江冬秀说：“现在俞大綵不好受了。”傅斯年与俞大綵“鹣鲽情深”。传说中的鹣是“比翼鸟”，雄鸟左翼左目，雌鸟右翼右目，雄雌相合才能飞行；“鲽”是古称比目鱼。 15岁的仁轨给悲痛中的母亲写来一封信。 ……父亲已走完了他艰苦的旅程，现在该是他静静安息的时候了。妈妈，不要太伤心，不要流泪向人倾诉你心中的悲痛，更不要因为家境贫困，哭泣着向人乞怜。我们母子要以无比的勇气，来承受这个重大的打击，我们不需要人们的怜悯，而是要争取人们对我们的尊敬。…… 遗孀俞大綵，背负“故校长夫人”的牌子，仍在台湾大学教外文。环境影响心境，心境影响行为。她越来越不受学生欢迎。许倬云以为：“傅师母脾气不小，她教过我们半年英文，学生很辛苦。”作家陈若曦下笔更刻薄： 四年的大学生涯，令同学闻之色变的是俞大綵老师。……本组原有三十八位学生，第一堂上课就少了二十多位…… 老师不愧体育系出身，身材保养良好，也很重视穿着打扮，永远显得光鲜亮丽。她总是穿一袭合身的旗袍，色泽华而不俗，头发烫得卷卷的，涂脂抹粉外，高跟鞋的颜色和指甲搭配，在讲台上走动时顾盼自如，宛如明星走秀。老师英文咬字清楚，口气不疾不徐，脸部表情冷漠深邃；讲课很少对着学生，头总是抬得高高的，目光不是投向窗外，就是瞪着课堂后的天花板；眼神时而冷淡，时而遥远，一副拒人千里外的神色。以前的寡妇不管如何穿着打扮，常会散发出哀怨悲苦的气息；老师却一举一动全然反传统，特立独行的外表先就让我觉得新鲜有朝气。…… 两堂课下来，我就明白为什么许多学生要退选了。老师太过威严，动辄罚站，不给女生留颜面，简直公然歧视女性。……女孩子脸皮薄，不久就掩面而泣。不料这一来更激怒了老师。“出去，出去！要哭到外面哭去！”她气呼呼地喝斥着，同时高跟鞋“登登登”，三步并两步地走去开了教室门，硬是把同学撵出去……这以后，我对散文课兢兢业业，每堂课前都做考试准备……大学四年，就数这一年我最用功。为此我很感激俞老师…… 下学期的最后一堂课，她一来就宣布：“今天是我们最后一堂课，不讲课了，我们玩一个游戏。”天上竟会掉下这么个礼物！大家惊喜交加，不禁面面相觑起来。“你们每人说出一项心愿，随便什么都行。来，从这边开始，陈小姐请！” 她的手像乐队指挥棒似的朝我一指。盼了一年，头一回被点到名，我激动得很，身子立即随着指挥棒弹了起来。我大声宣告：“我但愿天下的寡妇都结婚去！”只见她的鼻孔扭曲了一下，脸朝窗外瞪了两秒，随即回转来，若无其事地示意我坐下。我像死囚获得特赦，喜不自胜地坐下来。这时才注意到，右排的女同学正咬着唇皮，强忍着不敢笑出来。 我犹陶醉于自己的大胆里，这时传来老师的催促声：“郭先生……哈罗，郭先生，轮到你了！”郭松棻宛如从存在主义的甜梦里被摇醒，慌慌张张地站了起来。“我……我愿意娶个有钱的寡妇！” 我忍不住笑出声来。俞老师也笑了，但笑容一闪而过，立即又把头转向窗外。等回转脸来，依然冷若冰霜，俨然神圣不可侵犯。一年来难得这么嫣然一笑，虽然短暂，那一刹那却是美丽又温柔。 1990年，俞大綵病逝台北，享年84岁，距夫君逝世整整40年。遗体火化后暂厝普导寺。 五、抱愧仁轨先生 2003年10月9日，我在李庄羊街八号罗萼芬老人家，他拿出一张照片递我看，是他表姐张素萱前些年从台湾寄来的。张素萱嫁给史语所的李光涛，1949年跟丈夫去了台湾。照片上三个女人，其中两个是张素萱和她的女儿李小萱，还有一个女人异常苍老。照片背后有张素萱的题词：“送给萼芬老表。这是103岁帮傅斯年所长的佣人龙嫂，现已经110多岁了。她是河对门的农妇，先帮傅所长。后傅所长夫妇死了，又帮余大维‘交通部长’。又死了。现在听说她被送进养老院了。” 在李庄，我不止一次听过龙嫂的故事。她是从山里走出去的乡下人。她与傅斯年的岁数或不相上下？历史已翻过好几页，她还活着。也许，世界都已老去，而她的长寿秘诀正在于大字不识。 当年傅斯年夫妇从美国回台湾，托付在美学者李田意作为儿子的监护人。李田意曾写道： 在傅先生夫妇由美返南京之前，他们的少爷仁轨正在新港念初中。他们让我暂时照料仁轨，等他初中毕业之后，由我同他一块儿返国。想不到中国大陆的局势起了变化，因此关系，傅先生夫妇只好决定让仁轨继续在美国读高中。仁轨在高中毕业之后，考进哈佛大学。四年之后，他又回新港，入耶鲁医学院学医。他转攻医学是傅先生的意思，可是他并不喜欢，后来竟中途而废。为了表示不念医学的决心，他先入美国空军服兵役。期满之后，他在纽约一家公司找了一种编辑工作，从此不再在任何学校念书了。 据何兹全、罗筱蕖、王汎森等人告诉我，那以后傅仁轨断了与故国文化的联系，海峡两岸都渐失音信。2004年8月，我意外地收到一封寄自美国的信，是傅仁轨读了我的《发现李庄》后写的，信的全文如下： Dear Sir：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sending me the books on Li Chuang. They are most interesting. I am grateful to you for bringing back memories from that time. With best wishes， Jack Fu 14049 Bel Red Road，Apt.7 Bellevue，WA98007 August 18，2004 傅仁轨 继后，笔者将此事写进刊发在本埠晚报的一篇文章中： 信是英语写的，只是签名用的中文。“傅仁轨”三个大字，歪歪扭扭，实在不敢恭维。我始信了人们的传言，傅斯年先生之子已不会使用中文。这件事定会让九泉之下的傅先生难以瞑目，令天下读书人不胜唏嘘！ 笔者上述言论缺乏对仁轨先生的同理和同情之心，也缺乏应有的尊重。事后曾通过仁轨的淄博族兄傅乐铜，台北的堂弟傅乐治等，将歉疚之意转告给仁轨先生。 2015年3月27日下午，笔者陪同李方桂之子、美国新泽西州罗格斯大学教授李培德与夫人徐燕生重回李庄。一路上，他向我讲了儿时小伙伴仁轨的故事： 傅仁轨，他跟我姐姐林德有联系。他收到《发现李庄》后，又转给我姐姐一本，说你对这本书会感兴趣。 他经济上没有问题，就业方面也没有问题，但就是不大稳定。他没有结婚，是同性恋，原来有个伴，前些年去世了。在美国每个州都有同性恋的结婚要求，不嚣张不表明，反而不正常。他常常去长途跋涉、滑雪、划艇，很会享受生活。不知他的精神生活是否一样愉快？ 原来他在新泽西州一所私立学校教课，有一次他请高中毕业班学生在家里派对，那都是未成年人没满十七岁。喝酒，是被明令禁止的。这事被告到校长那里了，他被开除了。他体力又好，就改行到麦客尚电脑公司搞电脑，也从美国新泽西州搬到华盛顿去了。后来把这事辞了，又搬到科罗拉多州教滑雪。 他有一只心爱的狗，喜欢吃鸡。那狗很老了，他常常买鸡，炖得很烂给它吃。后来狗死了，他很伤感。每年那一天，他还照样的炖一只鸡放在那里。 台北“中研院”得知我与仁轨先生有联系，前史语所所长王汎森写信给我说，台湾准备将傅斯年先生列入“先贤祠”，需征得家属同意，但与傅仁轨一直联系不上。我告诉他仁轨先生在美国的地址，不知他们后来是否如愿以偿。 仁轨先生也是耄耋老人，对那座往事的冰山，他自有理由不再触及。 1.一个不知名的小镇，在民族危亡之际，站在了历史舞台的中央。 抗战时期，只用在信封上书“中国李庄”四字，便可将信件寄到李庄。作为四大文化抗战中心之一，李庄这个不起眼的小镇，在民族危亡之际，却成为世界的焦点。 2.背负民族传承，岂有穷途之哭。 傅斯年、李济、董作宾、梁思成……众多大师级学者，在艰难岁月坚守对民族的忠诚，以书生的方式参与抗战。 3.群星璀璨，近代学人不期的命运交集。 这些不同领域的大师，在李庄相聚，填补了诸多中国学术的空白。如果没有他们，如果没有李庄，中国现代学术史会有多大一片空白！ 4.**之作的迭代升级。 2004年，一部《发现李庄》让李庄重回大众视野。近二十年来，岱峻又结合大量的采访记录、田野调查记录、文献资料，对《发现李庄》进行了升级，是“历经数年的重新写作”。 李庄，位于宜宾下游、长江南岸的一座小小古镇，很多人已经不知道，在抗日战争期间，这座古镇是与成都、重庆、昆明齐名的“四大文化中心”。无论是国内还是海外，信件和电报只要写上“中国李庄”即可使命*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和社会所、营造学社、同济大学、中博院等文化机构将李庄作为安身之地，李庄的乡绅乡民以博大的胸怀和质朴的情感接纳了自己的同胞，中华民族文化的根脉和知识的火种终得以保存。文化不灭，中国不亡，那时的李庄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折射点，民族精神的涵养地”。 几十年过去，李庄的故事已渐渐掩埋于历史的烟尘下。2004年，一部《发现李庄》让李庄重回大众视野。一时间，李庄成为旅游热点。如今，李庄被命名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国家级海峡两岸文化交流基地、全国乡村旅游重点乡镇、四川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今年4月26日，李庄文化抗战博物馆、中国营造学社陈列馆同时开馆…… 《发现李庄》的成功并没有让作者岱峻停下手中的研究。近二十年来，岱峻坚持田野调查，采访先生们的后人及当地人，采集了大量口述史资料，同时，他博览文献，持续追踪最新研究成果，注重多方引证。最新完成的三卷本《发现李庄》比2004版《发现李庄》增加了三分之二的内容。在结构编排上，也与老版完全不同，更具*整性和科学性。总之，新版三卷本《发现李庄》与其说是修订，不如说是“历经数年的重新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