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语料库的四书英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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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绪论
　　习近平主席2014年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说：“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思想同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其他思想文化一道，记载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在建设家园的奋斗中开展的精神活动、进行的理性思维、创造的文化成果，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重要滋养。中华文明，不仅对中国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习近平，2014）
　　近年来，伴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对儒家经典的翻译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学术任务。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齐鲁文化的核心构成因子。在讲好中国故事、建构中国话语体系的宏观指引下，对儒家思想外传情况的梳理和规律的研究，已成为一项重要的文化任务和学术使命，可为提升中国对外文化交流水平、建构中国话语、提升国际影响力提供智力支持。
　　**节 “四书”英译研究概述
　　《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合称为“四书”。《论语》为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实录；《孟子》记录了孟轲的言行；《中庸》《大学》原为《礼记》中发挥经义的两篇文章，经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重新编排，宋元以后，成为学校官定教科书和科举考试必读书，对古代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四书”蕴含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儒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
　　1593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将“四书”翻译为拉丁文，据考证，这是儒家经典最早的译本。但是因为种种原因，这部译著现已失传。自利玛窦以后，“四书”被源源不断地翻译成各国文字，传播到世界各地。这是最早译介到西方的中国典籍之一。1828年，**部“四书”英译本问世。该书由英国传教士柯大卫（David Collie）翻译，历时两年。从此拉开了“四书”英译的帷幕。此后的近两百年，不同“四书”译本纷纷出现，最突出的是“四书”英语单译本—《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因为其译本数量最多。据不完全统计，“四书”全译本有6部，《论语》英译本有52部，《孟子》英译本有14部，《大学》英译本有8部，《中庸》英译本有6部（于培文，2016）。
　　近年来，学者们对“四书”全译本或“四书”中单部典籍—《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的英译本展开研究，主要涉及如下三个方面：一是译者研究，这类研究主要关注译者的生平、翻译思想、翻译动机、翻译策略等，如王辉（2003a）、李冰梅（2009）、冀爱莲（2010）、田怡俊和包通法（2010）、谭晓丽（2011）、吴争春（2012）等；二是译本研究，这类研究主要分析单个译本或对比多个译本，如刘重德（1988）、王辉（2007a）、刘单平（2011）等；三是译本在英语世界的传播研究，如马祖毅和任荣珍（1997）、顾犇（1999）等。
　　一、“四书”译者研究
　　目前国内外研究者逐步从介绍译者生平转向了评论译者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扮演的角色。译者研究主要聚焦于知名汉学家和国内知名译者，如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柯大卫、理雅各（James Legge）、辜鸿铭、林语堂、许渊冲等。
　　作为“四书”全译本英译**人，柯大卫的译著对后世产生了一定影响。柯大卫在担任马六甲英华书院第三任院长期间（1825—1826年），翻译完成“四书”，书名为《四书译注》（The Chinese Classical Work Commonly Called the Four Books），并于1828年在马六甲美华印刷所（Mission Press）出版（该译本原著现存于大英博物馆，中国国家图书馆有其影印版）。
　　理雅各作为“四书”英译第二人和牛津大学**位汉学教授，对柯大卫译本非常不满，认为该译本翻译错误较多，随意误读“四书”，难以准确传递儒家思想。于是理雅各花费20多年时间，重新翻译了“四书”并将该译作命名为《中国经典》（The Chinese Classics）。
　　作为国内**位英译“四书”的学者，郑麐于20世纪初曾先后留学哈佛大学、牛津大学，研读哲学和历史，归国后在清华大学任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在北京市人民委员会专员、工作员办公室（1981年该机构更名为北京市人民政府参事室）任职。郑麐英译“四书”之前，先选定善本，加上注释，每个段落都加编号，以便检索，再翻译成白话。在完成语内翻译的基础上，进行英译。成书之后，出版版式相同的中英文图书各一本，方便读者对照检索。
　　目前研究者大多将“四书”译者置于历史文化的坐标上，评述“四书”译者为中西文化沟通所做出的努力，凸显其文化使者的身份，如岳峰（2004a）《架设东西方的桥梁—英国汉学家理雅各研究》、杨平（2011）《中西文化交流视域下的〈论语〉英译研究》等。西方学者除了评述“四书”译者的生平，其研究多聚焦于分析译者的多重身份特征，从基督教传教士、牛津大学教授、异教徒作品翻译者、汉学家、教育家等不同身份特征描绘不同时期的理雅各（陈树千，2015）。
　　作为“四书”全译本的翻译者，柯大卫、理雅各和郑麐的翻译目的迥异。柯大卫“四书”译本前言里提到其翻译“四书”的两个主要目的：一是作为教材，帮助英华书院的中国学生尽快习得英文；二是让中国学生认识到“四书”中错误的观点，引导学生反思（Collie，1828）。如柯大卫在译本“点评”中批判中国文化：批评儒家“人可凭借自身努力达到至善境界”的观点，以达到“译儒攻儒”的翻译目的（邓联健，2014）。
　　理雅各翻译“四书”的目的是“译儒补儒”。理雅各从儒家经典里找出“天”“帝”等概念，牵强附会地证明儒学与基督教之间的关系，并说明中国早在远古时期，就受到耶稣的眷顾，试图拉近中国人与基督教的关系，从而达到让中国人信仰基督教，希望有朝一日能够用基督教取代儒家思想的目的。这一翻译动机决定了其在翻译“四书”时，有意识地对源语文本进行文化操控，不可避免地使用基督教文化诠释儒家思想和儒家文化。
　　不同于传教士，作为华人译者，郑麐翻译“四书”的目的是让西方世界“发现东方”，把真实的儒家思想介绍到西方世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郑麐没有采用“四书”原著进行翻译，而是重新编排“四书”，按主题编写章节，作为翻译底本。这与其他译本完全不同，其他译本多采用朱熹编撰的《四书章句集注》作为翻译底本。这一点郑麐在译本绪论中特别指出，他这样做的目的是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信息。除此之外，郑麐译本对原著中提到的人物和事件，采取统一译名，方便读者阅读；而且不同于柯大卫、理雅各译本，郑麐译本中没有单设译者注释和译者评论，以减轻译文读者负担（Cheng，1948）。
　　三位译者中，郑麐学贯中西，谙熟“四书”内容和儒家传统，熟悉基督教及其对西方世界的影响，清楚地辨识出传教士译本的问题所在，他的翻译就是为了纠正传教士译者对儒家思想的有意误读和无意误读，把真实的中国和儒家思想介绍出去，让西方读者发现柯大卫从没有踏上中国国土，对真实的中国缺乏了解，体现他的“译儒攻儒”翻译思想的“四书”译本肯定会受到中国人的抵制。理雅各在中国生活了30年左右，实地考察了孔孟的故乡，对中国和儒家思想之于中国社会生活的影响非常了解，他深知，在中国，基督教思想不可能在短期之内被接受，因此，他采取了“译儒补儒”的翻译思想，以期从理论上为让中国人接受基督教做好准备。
　　“四书”译者的翻译动机与翻译策略亦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海内外华人译者，大多从英语读者的接受能力和欣赏水平出发，倾向用意译或归化的手段表达孔子的思想，如辜鸿铭、林语堂、刘殿爵（D. C. Lau）、许渊冲，而西方传教士们多对儒学作“神学化”诠释，用基督教神学附会儒学，积极寻求基督教与儒家思想二者的相似性（杨平，2008a）。现代西方汉学家大多没有宗教偏见，对异质文化有着浓厚的研究兴趣，其翻译目的多为表达自己的思想，翻译手段多为归化、挪用、附会、改写，以达到为我所用的目的。翻译早期倾向于用西方哲学和文化概念来诠释和替代中国思想，但近几年的版本更多地向忠实客观、通俗易懂的方向发展，从操纵、利用儒学逐渐到理解和尊重中国传统文化（杨平，2008b）。
　　回顾“四书”英译200多年的历程，译者主体体现出较明显的时代特征：①西方传教士在“以儒释耶”的方针下，翻译了大量儒家经典，其代表作《论语》更是备受青睐，译本迭出；②19世纪末期，随着社会的变迁，传教士的翻译渐渐冷却，西方汉学家逐渐成为“四书”英译的主力军，如翟林奈（Giles，1907）、苏慧廉（Soothill，1910）、韦利（Waley，1998）、庞德（Pound，1933）、白牧之和白妙子（Brooks and Brooks，1998）、安乐哲和罗思文（Ames and Rosemont，1998）等；③1898年，鸿铭的《论语》英译本问世，成为华人英译《论语》的先驱，此后华人学者翻译“四书”典籍特别是《论语》逐渐升温，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译本包括林语堂（2009）、刘殿爵（Lau，1979）、李天辰等（1991）、黄继忠（Huang，1997）、李祥甫（Li，2000）、丁往道（1999）、许渊冲（2005）等。
　　二、译本研究
　　译本研究通常分为全译本研究和单译本研究，此类文献占了“四书”英译研究的大部分。“四书”单译本的研究，指《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单种典籍的翻译。这类研究主要围绕理雅各、韦利（Arthur Waley，也译作威利）、刘殿爵、庞德（Ezra Pound）等经典译本展开，以《论语》翻译为例，针对理雅各译本，王辉（2004）认为理雅各将语义翻译和详尽的注释结合起来，最大限度地保证了经义的传达，较好地反映出经文的语言特色，并通过注解、绪论、索引照顾到读者的需求，真正做到了忠实、可读，是学者型的翻译，堪称经籍翻译的典范。“该译文大多采用直译，尽量遵循原文的思维形式和句法结构，用的是19世纪书面语体英文，措辞古雅，译笔严谨。”（杨平，2008b：131）当然，也有学者持批评意见。“苏慧廉 也批评其学究气过浓措辞过于正式，难以被普通读者所接受。所以出于普及儒家经典的目的，他认为有必要提供一个更现代的崭新译本。”（杨平，2008c：45）甄春亮（2001）指出，理雅各译本注释详尽、译文多为直译。详尽的注释使得译文冗长、笨重，不宜朗读；其旁征博引则未必皆为孔子或其弟子的原意，注释的可靠性难免打折扣，而过于偏重直译则造成译文不通顺、不自然。韦利译本毁誉参半。如刘重德（2001）认为，韦利的译本语言文字简练，浅显易懂，但有些内容翻译不够准确。韦利运用诗人气息的翻译手法使《论语》译本带有一种诗人韵味。“已故的卞之琳先生曾赞扬‘擅用半自由体翻译’ 吕叔湘先生也曾肯定其译著。”（柳士军，2002：101）但该译本存在文化误读、理解上的偏差（刘重德，2001）。赵元任认为，“不能说味如嚼蜡，可是总觉得嘴里嚼着一些黄油面包似的”；许渊冲先生评论韦利，“即令达意，风格已殊，慎而又慎，流弊丛生”（转引自柳士军，2002：101）。何刚强（2005：15）也曾指出：“威译中，至少有二十六章完全译错，即译文与原文完全是牛头不对马嘴。”
　　赖发洛（Leonard A. Lyall）于1909年出版了《论语》英译本The Sayings of Confucius。该译本主要面向的读者群体为大众英文读者，故译文中只有简要的脚注，删除了烦琐的注释。该译本自问世以来，经过两次大规模修订，历时26年，一直备受欢迎，入选“哈佛经典系列”，并15次再版，是“唯一同时拥有纸质、Kindle电子版、iBooks电子版、Audio Books电子版的《论语》英译本，而三种电子版更为其带来了任何译本无可比拟的读者规模。可以这么说，赖发洛的译本是海外拥有最多大众读者的《论语》英译本”，“美国历史最悠久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