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鸿沟：科技时代美国学校如何制造不平等

作者简介

马修·拉法洛（Matthew H. Rafalow）是在谷歌公司工作的一名社会学家，他目前也是南加州大学安纳伯格传播与新闻学院的研究员。他于2016年获得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社会学博士学位， 于2010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人类发展学硕士学位。他的研究方向为教育社会学、社会分层、和数字科技。他的作品发表于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Symbolic Interaction, Digital Culture & Education等高质量学术期刊。在学术工作之外，他致力于推动社会科学研究在科技公司中的广泛应用。

内容简介

我初次拜访希斯克利夫中学时，曾观摩过罗森女士的六年级历史课。希斯克利夫是一所位于南加利福尼亚州的私立学校，就读门槛颇高。因为没有设置奖学金，它的招生范围被限制了，只有住在附近的富裕白人家庭才能负担孩子在这所学校就读的费用。学校的收入使其能够为所有学生提供iPad（苹果平板电脑）。学生们不仅能在课堂中使用这些设备，也可以把iPad带回家。这堂课上，学生们正在iPad上完成一个项目。他们需要解释并评论一则国际新闻报道。
“好的，我的小历史学家们！”罗森女士大声说道，“让我们拿出iPad，是时候继续准备我们的新闻报告了。”学生们都打开书包，拿出他们的平板电脑。我瞥见旁边一个学生的屏幕，她正打开Keynote（苹果设备中的一个幻灯片演示应用）。罗森女士在教室里走动，帮助一些学生找到并打开Keynote，为活动做好准备。“你们都知道要做些什么, ”她说，“你们的期末报告下周就要交了。”
当学生们在他们的平板上点击和滑动时， 教室里大部分时候是相对安静的。但刚开始没几分钟，一个学生的平板中突然传来响亮的动感十足的流行音乐声，打破了教室的宁静。我意识到，声音来自我之前看见的那个正打开Keynote应用的学生。她很快滑动屏幕，关掉了凯蒂·佩里(Katy Perry)——一位流行音乐歌手——的MV（音乐录像带）。教室里传来咯咯的笑声，甚至罗森女士也微笑了起来。“朱莉安娜，” 她有意说道，“我希望佩里小姐会出现在你下周的新闻报告中。”朱莉安娜微笑着点了点头。罗森小姐接着对全班同学说：“如果大家正在做的事情会发出噪声，请将音量调低或者拿出耳机。”没过多久我就看见一些学生滑到浏览器中搜索一些歌手的照片，其中两三个还复制、粘贴了这些照片到他们的幻灯片中。
几个星期之后，我第一次前往谢尔顿初中，去观摩芭托女士的六年级音乐课。她提前告诉我，他们正在课堂项目中使用电脑软件来学习创作音乐。虽然离希斯克利夫初中只有40分钟车程，这所学校服务的学生群体却十分不同。白人家庭曾经是占据谢尔顿附近社区的主要群体，但在过去十年里，社区经历了迅速变迁，以适应涌入的亚裔移民家庭(中产阶级为主）。他们的孩子也正逐渐迁入这个学区。
尽管谢尔顿是个公立学校，但它的老师和管理人员竭尽全力确保在教学中能随时使用最新的数字科技。我在观察芭托女士的音乐课时，也发现这个情况十分明显。我刚到时便走到教室的角落，坐在椅子上观察整个教室。环顾四周，我数了数，教室里一共有5个分区，每个区域有台崭新的电脑。教室里的显示器拥有高分辨率的大屏幕，跟我平时在科技行业工作时见到的专业设计师的屏幕并无区别。
一位身穿牛仔背心、脚蹬彩虹运动鞋的青少年在我落座后不久走进了教室。经过我身边时，他自我介绍名字是卢克。“这堂课棒极了！”他用不太清楚的低声说道，“我的歌曲将会是最棒的。”他最终在一台电脑前坐下，随着铃声响起，芭托女士和其他学生鱼贯而入，也坐到他们的桌前。“大家好！”芭托女士说，“让我们开始吧！”我看看四周，学生们戴上了耳机，打开自己的项目页面。他们各自的屏幕上布满了横线，一个个小音符正被拖拽着来完成作曲。音乐课堂如此安静，除了电脑鼠标不停点击的急促声音，我对此十分惊讶。学生们在修改作品时会一次又一次地重放，但耳机将这些声音全部隔绝了。
芭托女士招手让我来到她的桌前，想让我看看她电脑里的一些东西。3“瞧瞧这个。”她说。我看见她屏幕上大约排列有20个小窗口，仔细一看，我才意识到这些都是缩小版的电脑屏幕。它们都在实时运作。“这很疯狂对吗？”她说，“我甚至不需要在教室里走来走去，就能看见他们在电脑上做什么。”确实，这些屏幕看上去和一系列监控摄像头没什么区别。大多数学生在使用音乐作曲软件完成他们的课程项目。“看这儿。”她指着一个小屏幕说道。点击它之后，它便扩大，显示出一个小型浏览器窗口中正在播放的嘻哈音乐MV。“瞧着，”她得意地笑着，然后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大声喊道，“嘿！卢克！别看那个MV了，赶紧回去做你的项目！”卢克震惊了。过了一会儿，我可以从芭托女士的放大屏幕中看见卢克已经关掉了MV。他很快便回到了音乐创作的工作中。
这些例子中尤其有趣的地方在于，这两个六年级课堂都是围绕一种创造性的活动来学习的。在希斯克利夫，学生们正在创作有关时事新闻的电子报告；在谢尔顿，他们则是在作曲软件中完成音乐作品。两个课堂在活动中都使用了最先进的数字科技，课堂时间也都用于独立学习。然而，相似之处到此为止。同样的行为——一个学生打开MV——被老师打断的方式却是不一样的。在芭托女士的课堂中，创作音乐是课堂的核心，她却公开指责学生为了娱乐而观看MV的行为，尽管这并没有分散其他学生的注意力。罗森女士则相反，她将学生对数字媒体的广泛兴趣纳入他们的新闻项目中。在对待数字技术的方式上，这些老师并不是个例。将两个学校一学年的课堂生活都记录下来后，我发现，像这样规训学生的数字化娱乐（digital play）行为在谢尔顿初中是主导的教学方式。而在希斯克利夫，积极将孩子们的线上娱乐活动融入学业中的做法则十分普遍。对于相似的科技、孩子们的数字化娱乐，老师们为什么会产生如此不同的价值建构呢？
在我进行这个研究项目时，我又加入了另一所初中进行对比。我试图把这些事情都弄清楚。虽然我一直都是一个技术发烧友，但我对公众将数字科技作为解决所有社会弊端的 “灵丹妙药”的认知持有怀疑态度。社会科学向我展示了在笔记本电脑和社交网络出现前，那些阻碍教育公平实现的诸多结构性力量。我相信，这也正是我发现的：在数字时代从事学校研究的学者，依旧能够观察到那些研究学校日常生活的经典作品中出现的特征。当学校铃声响起，校园将迅速从一个神圣的殿堂转变为一个活力十足、摩肩接踵的繁华中心。老师们在教师休息室分享闲散的八卦。学生们则在午休时间各自谈论着家庭作业和朋友之间最新的故事。但即使与仅仅十年前相比，当代民族志研究者也会注意到一些与以往学校民族志的显著差异。
数字科技无处不在：几乎所有学生和老师都随身携带像智能手机这样的移动设备，教室里也配备了电脑甚至交互式电子白板。正如一位老师说的，互联网连接“就像氧气一样”。
当学校正全力追赶数字时代时，我们也见证了一场旨在缩小科技方面差距的全国性运动。这种差距也被称为“数字鸿沟”，运动的目的是向来自社会不同阶层的年轻人提供发展和分享才能的机会。为适应数字时代的到来，学校正通过课程改革和投资高质量软硬件来迅速提升自身实力。通过地方、州和联邦拨款以及公司慈善事业的捐助，不同学区每年在数学技术上的花费达到170亿美元。
不同学区购买的具体科技项目差别颇大，但通常都包含高速网络的接入。典型的硬件设备包含计算机实验室、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等移动设备，以及交互式电子白板。软件投资则包含网络学习管理系统、学生电子档案数据库、评分工具、教育类游戏，以及文件分享服务的许可。有关教育领域数字鸿沟的追踪性研究显示，这些投资的确发挥了作用。在学校和家庭层面，那些必要软硬件获取方面的差距已经大大缩小。对教育改革者们来说，每个孩子拥有一台笔记本电脑的宏伟目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接近现实。
教育工作者们知道，他们的目标并不是使学校资源达到均等。由于极度不平等的童年经历，学生们是带着不同程度的优势来到学校的。这为教学带来了挑战。 幸运的是，在这一点上有些好消息: 青少年们已经占据一定优势，因为他们与朋友一起使用着多种数字技术。许多人口学分析一致显示，年轻人对数字科技的使用达到了惊人的平等。几十年来，教育研究都在强调孩子们在学业成功所需要的重要资源上存在不平等，特别是不同种族和阶层之间。 然而在当下，我们发现青少年在互联网和有关设备（比如电脑和智能手机）的使用上，差别是微乎其微的。如今青少年的科技使用率要远超上几代人。
年轻人对数字科技的使用复兴了一些教育运动。其支持者认为，与同伴上网玩耍培养起来的数字技能，对于21世纪的学习和成就至关重要。这方面的研究发现，儿童将数字科技使用作为他们青少年文化的一种延伸。与同伴的交流需要对线上交流和制作、分享媒体的数字工具有基本了解。对研究所谓数字素养（digital literacy）的学者来说，这些技能在校内外都能得到培养，并有助于学生的学业成就，也可以帮助他们此后在新经济形态中进行社会流动。教师可能会从了解年轻人带到学校的数字技能中受益，从而更好地支持工人阶级和少数族裔学生。
然而，一项最近的学校科技推广活动显示，问题可能并不在于孩子们是否掌握关键的科技技能，而在于什么样的技能被认为是对学业成就有价值的。洛杉矶联合学区（Los Angeles Unified School District）在2013年与苹果公司签署价值3 000万美元的合同，为其区内65万学生购买了iPad（平板电脑）。学区认为这扫除了学习的一项主要障碍。负责人约翰·德塞（John Deasy）公开称赞此举作为推广民权的一项运动，将为学生们——尤其是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少数族裔学生——提供21世纪成功所必需的工具。
推广还不到一星期，学生们就找到了规避安全软件的方法，这样他们就能连接如脸书（Facebook）和推特（Twitter）这样的社交软件，还能在油管（YouTube）上看视频。这些“侵入”电子设备的行为曾成为全国性新闻。学生们想用学校提供的iPad来娱乐，而非进行标准化考试和做家庭作业。结果，这项关于iPad的推广被认为是一场彻底的失败：一个“iFail”。这些平板电脑被收回，该学区一名技术整合负责人引咎辞职。洛杉矶联合学区因苹果公司无力“保护”其出售的硬件设备，向其索要购买款项。对该学区来说，娱乐，成为实现正确学习方式的主要威胁。
在此次有关iPad的灾难中，有趣的是学生之间技能上的差异并没有成为一个问题。学生们的数字创作技能成熟到能够规避程序员们设计的复杂软件。多项报告也指出，学生之间通过互相帮助，教会彼此如何修改软件来上网和朋友们玩耍。事实上，这些活动与苹果的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脸书的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或谷歌的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和拉里·佩奇(Larry Page)等创新者探索数字技术的传奇故事似乎没有太大不同：年轻人读取硬件里面的数据，并且勤奋地为自己的目的修改平台数据。学生们找来富有创造力的方法来改换iPad的用途，让它对他们来说更有价值。为什么这些学生却被描述为“黑客”而非创新者呢？
有关谁会成为创新者的问题值得一番探索。硅谷发布的报告显示，大型科技公司的员工性别分布极不平等。2014年， 在苹果、谷歌、脸书和推特公司，70%的员工为男性。种族差异则较少被研究，但数据显示，在谷歌，拉美裔员工仅为3%，2%是黑人。虽然这些数据并没有显示硅谷从业人员的社会经济背景，但它们表明，在性别、种族以及有可能的社会阶层上存在代表性问题。评论者认为，以白人和男性为主的硅谷“泡沫”是一个严重问题。这不仅与平等相关，对资本主义整体也是一个问题。如果白人和男性设计师们的创意视野受限于其所处背景，那么对于其余的美国人（占人口69%），被推销的数字创新产品对他们的生活环境来说谈不上特别创新。所以，社会活动家和资本家都会同意，科技产业的多样性是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