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成功之道全书（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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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立志有恒是匡时救世的法宝 郑板桥曾经说过：“富贵足以愚人，贫贱足以立志”。曾国藩朝考一等 ，改为翰林院庶吉士之后，便开始置身词林，立下澄清天下之志。 在以后的官场生涯中，曾国藩如日中天，仕途一帆风顺，十年升迁达七 次。变化如此迅速，连他自己都感到有些意外。他在升任内阁学士时写信对 他祖父说：“六月初二日孙荷蒙皇上破格天恩，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 ，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迁擢不次。”又不无自负地写信对他的弟 弟们说，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近年中进士十年而得 阁学者，惟壬辰季仙九师，乙未张小浦以及余三人。”在给朋友的信中他说 得更加坦白：“回思善化馆中同车出人，万顺店中徒步过从，疏野之性，肮 脏之貌，不特仆不自意其速化至此，即知好三数人，亦不敢为此不近人情之 称许。” 但是，官身和声名并没有让他安逸于荣华富贵的现状，而是让他锐意进 取的精神更趋高涨。他经常借诗文以抒发自己的志趣，自比于李斯、陈平、 诸葛亮等“布衣之相”，幻想“夜半霹雳从天降”，将他这个生长在僻静山 乡的巨才伟人振拔出来，用为国家栋梁。他决心按照儒家“修身、齐家、治 国、平天下”的正统士大夫的基本人生信条，为维护封建的纲常伦理、维护 清王朝的统治而大显身手，实现其“匡时救世”的远大抱负。 曾国藩认为，人不论低微贫贱还是飞黄腾达，都需要志存高远，砺志不 息。因而他首先主张立志成材。他认为，生活有了方向，人才变得充实。立 志可以使人找到生活的方向，可以有所追求。 曾国藩在清朝末期乱纷纷的世道中能脱颖而出，并有所作为，其根本原 因就在于他能不停地磨砺自己的志向，日日反省，天天自新。他的功业，不 在他的道德，也不在他的文章，而在他对自己肉体和心灵的永无休止的洗涤 和更新。他有一种强烈的、热切的洗心革面的愿望，他是自己卑琐灵魂的严 厉审判者，他是自己淫邪恶欲的无情拷问者，他是自己赢弱身躯的猛烈抨击 者，这使他得以洁身、保身、全身。 得到翰林地位后，曾国藩拟就了一个自励五句箴言，其中第一句就是立 志，他要荷道以躬；要与之以言。就是要以一身，担当中国的道统。在人生 过程中，遭遇任何危险困难，只要神定不慑，谁敢余悔。曾国藩的倔强精神 ，于以概见。德业之进，全靠有恒，铢积寸累，自然成功。他的五句箴言， 许多人都铭之座右，读之思之行之，并觉受益无穷。 二、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推崇坚持不懈、奋斗不息的精神是中国人一脉相承的民族传统。古代文 人必读书籍《孟子》中便有“一曝十寒”的典故，意在告诫人们做事必须坚 持不懈、持之以恒。中国先秦时期的杰出思想家苟子在其著名的《劝学》中 也说过这样一段话：“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 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非常精辟地论述了恒至成功的道理 。也就是说，只要有恒心，平凡的人也可以创造出骄人的成绩，缺乏恒心， 即使天纵英才也将一事无成。古今中外无数历史事实都证明“恒”心对一个 人事业成功是多么的重要。 在晚清“同光中兴”时期的诸将帅中，曾国藩个人的天资秉赋，并不突 出，和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等人比起来，他既非天纵英才，也无父祖的 权势荫庇。他之所以由一位普通的农家子弟成长为一位出将人相的“中兴第 一名臣”和“中国最后一位儒家大师”，对后世诸多领域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的重要历史人物，与他那做事持之以恒的精神是分不开的。 曾国藩不仅自己持之以恒地进德修业，而且还言传身教，将自己对“恒 ”字的体会与他人分享。道光二十二年(1842)二月，曾国藩写道：“言物行 恒，诚身之道也，万化基于此矣。余病根在无恒，故家内琐事，今日立条例 ，明日仍散漫，下人无常规可循，将来莅众，必不能信，作事必不能成；戒 之！”道光二十四年(1844)八月，曾国藩在致诸弟书信中写道：“四弟七夕 诗甚佳，已详批诗后。从此多作诗亦甚好，但须有志有恒，乃有成就耳。” 咸丰九年(1859)二月二十九日，曾国藩在致友人易良翰的书信中写道：“舍 侄科四、科六辈质地均可造就，惟吾乡读书间断时多，有恒者少，幸得名师 诲导，祈于‘有恒’二字加意，一曝十寒，圣贤所诫，乞与寅皆兄、睾山弟 讲求可以恒久之道，阖家盛荷。”咸丰八年(1858)正月十九日，曾国藩在给 其弟曾国荃的信中写道：“惟作事贵于有恒，精力难于持久，必须日新又新 ，慎而又慎，庶几常葆令名，益崇德业。” 不过，曾国藩却从来没有认为自己已经完全达到了“恒”字的要求。他 在自己的日记和书信中，曾多次对自己的“无恒”深自劾责。咸丰九年八月 十九日，曾国藩在给友人葛睾山的回信中写道：“国藩生平坐‘不敬’、‘ 无恒’二事，行年五十，百无一成，深自愧恨，故近于知交门徒及姻戚子弟 ，必以此二者相告……至于‘有恒’二字，尤不易言。大抵看书与读书，须 昼然分为两事……看书宜多、宜速，不速则不能看毕，是无恒也；读书宜精 、宜熟，能熟而不能完，是亦无恒也。足下观阅《八家文选》，即须将全部 看完，如其中最好欧阳公之文，即将欧文抄袭几篇，切不可将看与读混为一 事，尤不可因看之无味，遂不看完，致蹈无恒之弊。”咸丰九年十月十四日 ，曾国藩在予其子纪泽的家书中写道：“余平生坐无恒之弊，万事无成，德 无成，业无成，已可深耻矣。逮办理军事，自矢靡弛，中间本志变化，尤无 恒之大者，用为内耻。尔欲有所成就，须从‘有恒’二字下手。”他之所以 对自己如此苛责，是因为他的目标是学做圣贤。并且最终也成了世人景仰的 圣贤。所以说，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只要持之以恒，便可走向成功。 三、做大事须从“有恒"开始 其实曾国藩早年时期并不是很有恒心的一个人。比如在书法方面，曾国 藩就自称是：“少时作字，不能临摹一家之体，遂致屡变而无所成，迟钝而 不适于用，近岁在军，因作字太钝，废阁殊多。”他把练字无恒无成看做自 己的平生“三耻”之一。认识到这方面的缺陷后，曾国藩加强了自己的恒心 练习。到同治元年(1862)时，曾国藩在家书中欣慰地说：“余早年于作字一 道，亦尝苦思力索，终无所成。近日朝朝摹写，久不间断，遂觉日异而岁不 同。可见年无分老少，事无分难易，但行之有恒，自如种树畜养，日见其大 而不觉耳。”经过一段持之以恒的摹写练习，曾国藩的书法水平有了很大的 提高。 刚进入翰林院时，曾国藩在性格和修养方面也存在不少缺陷。比如他爱 与别人争口舌之胜，暴躁易怒，爱下围棋，玩物丧志，甚至还有抽烟的恶习 。自从结交了唐鉴和倭仁两位理学大师以后，在这两人的耳濡目染中，曾国 藩开始修练“研几”功夫。 所谓“研几”就是在思想和事物发展过程中刚刚显露出征兆和苗头时， 便不失时机地去认识、发现其发展趋势，通过“克己”，将一切不符合圣道 的私心杂念在刚刚显露出征兆时即予以剔除，以便自己的思想能始终沿着圣 贤所要求的方向发展，并将学术、心术与治术三者联为一体，使学问得到增 长，道德水平得到提高。曾国藩每天将自己的意念和行事，以楷书写在日记 上，以便随时检点和克制。如他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一月初八日的日记 中写道：“醒早，沾恋，明知大恶，而姑蹈之，平日之气安在？真禽兽矣！ 要此日课册何用？无日课岂能堕坏更甚乎？尚腼颜与正人君子讲学，非掩著 而何？”“平生只为不静，断送了几十年光阴。立志自新以来，又已月余， 尚浮躁如此耶？”这种持之以恒的“研几”功夫使曾国藩更加深刻地认识自 己的缺点并痛加改正，对他的个人修养提高帮助极大。 曾国藩在同治元年(1862)的家书中所说：“四十六岁以前作事无恒，近 五年深以为戒，现在大小事均尚有恒”。可见曾国藩的恒心也是经过多年磨 砺才形成的，而只要持之以恒地努力，便没有达不到的目标。 曾国藩这种做事有定程、持之以恒的方法和精神对其子弟门生产生了很 大影响。他的儿子们在他的督责下，每日都要摹写小楷，隔几日便要作诗文 一篇，并寄给他过目，即使在与太平军激战的时期也从未中断。曾氏后人代 有人才出，与这种要求是分不开的。曾国藩的四大弟子之一，以古文著称的 吴汝纶常惭愧自己不能像老师那样“事有定程，仕学兼进”。在做事有恒方 面，曾国藩的确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典型的榜样。 (摘自上册P1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