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邦论：美国宪法述评

作者简介

作者：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1757—1804），美国金融家、军官、政治家，美国开国元勋之一，美国首任财政部长。 詹姆斯·麦迪逊（1751—1836），美国第四任总统（1809—1817），美国开国元勋之一，世称“美国宪法之父”。 约翰·杰伊（1745—1829），美国政治家、革命家、外交家和法学家。曾任美国最高法院法官，1789年至1795年出任美国首席大法官。 译者：尹宣，祖籍湖南邵阳，1942年5月生于广西桂林。1963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学院（现华中师范大学）外语系俄语专业，同年起于武汉市第一中学教授俄语，后自学英语并一直任英语教师。1981年，译出伊丽莎白·布什著《现代美国文学简介（1919—1980）》。1982—1984年，译出麦克米伦版《美国文学选读》四卷。1988年初，赴美留学，主修社会学。1991年，毕业于芝加哥伊利诺伊大学社会学系，获社会学硕士学位。2001年回国定居。1998—2000年，译出麦迪逊著《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2007—2008年，译出汉密尔顿、麦迪逊、杰伊合著《联邦论：美国宪法述评》。2009年元月，心脏病突发，病逝于武汉。

内容简介

第十篇 代议制的共和制，能适用于广土众民的国家 广土众民的共和国，能控制党派活动的猖獗 麦迪逊 １７８７年１１月２２日 原载《每日广告报》 致纽约邦民众： 组织良好的联邦，会带来许多好处，其中，最值得详加阐释的是：联邦会打破或控制党派活动的猖獗。赞成民众政府的人，一想到民众政府自然滋生党派的危险和罪恶，就不由得担心民众政府的性质和命运。若能做到既不违背他们的原则，又能开出一剂克服党派之争的良药，主张民众政府的人，自然会欣然接受。议会殿堂上，议员组成变幻不定，不讲公平，乱作一团，是民众政府一直存在的道德弊病，弄得民众政府到处衰微；迄今，这些弊病，依然是反对民权者最喜欢的话题，尊口一开，博议宏论，貌似堂皇。美国各邦宪法，对古往今来许多民众政府模式做的宝贵改进，应该大加赞扬，绝不过分；要说这些改进，已经达到人们的希望和预期，有效防止了党派活动，又言过其实。抱怨之声，到处都是，来自我们德高望重、思考周全的公民，来自维护公共信用和私人信用的朋友，来自宣扬公共权利和私人权利的朋友。他们抱怨：各邦政府太不稳定；对立党派忙于你冲我突，忽略了公益；制定政策，过于频繁，依据的不是公平原则，没有考虑少数的权利；是利益相投、傲慢专横的多数，利用优势通过立法。不论我们多么希望这些怨言没有根据，事实却让我们无法否认：这些怨言，一定程度，符合事实。认真回顾一下我们的处境，就会发现，我们辛辛苦苦，脑中满是苦恼，一直把苦恼的原因，错误地归咎于各邦政府的运作方式；同时发现，其他理由，也不足以解释我们的许多严重错误；尤其是那种到处盛行、日渐增长的对政府举措的不信任，担心私人权利没有保障，从北美大陆的这一端，响彻到另一端。这些，若非政府不稳定、不公正的全部后果，也是主要后果，而党派精神，正好利用这种不稳定、不公平，污染了我们的公共行政。 所谓党派，据我理解，是一定数量的公民，不论在总体中占多数还是少数，受到某种共同激情、共同利益驱使，联合起来，采取行动，不顾其他公民利益，不顾整个社会的长远利益、总体利益。 治疗党派现象，有两种办法。一、去其病根；二、控其祸害。 去掉党派现象的病根，也有两种办法：一、摧毁作为党派基础的公民权利；二、使全体公民观点相同、激情相同、利益相同。 第一种办法，疗法比病根还坏，这话一点不假。公民权利与党派活动，犹如空气与火，去掉前者，后者迅即消失。公民权利，是政治生活的基础；由于公民权利滋生党派，就扼杀公民权利，智者不为；空气是动物生活的基础，由于火可能造成危害，而空气助燃，就消灭空气，愚者之行。 第二种办法，与第一种办法同样愚妄，行不通。只要人的理性，依然易于出错，只要人还有自由，施展理性，就会形成不同的观点。只要人的理性和自爱继续相连，人的观点和激情，就会循环往复相互影响；观点总是激情的依附对象。人的才智，千差万别，于是生出产权，构成无法逾越的障碍，永不可能实现人人利益均等。保护人的天然才智，是政府的第一要务。保护人们获取产权的千差万别、无法拉平的聪明才智，随即产生不同程度和不同种类的产权占有；各有区别的产权所有者，感情、观念，都会受到差异的影响，由此，产生社会分化，分成不同的利益和党派。 党派活动的潜在成因，植根于人的本性；我们到处看到党派活动，依文明社会的不同环境，程度不同。对宗教、政府和其他许多观念的狂热追求，或沉湎玄想空谈，或付诸行动；追随各路雄心勃勃、梦想升腾、争夺权力的领袖人物；追随关怀各种人间激情的其他人物，把人类分成党派。相互敌对，怒火中烧，使他们痛苦冲动，互相压迫，而非合作实现共同利益。人类相互为敌的秉性如此强烈，没有实质的敌对因素时，最为琐碎、平空想象的差异，就足以挑起人们的对立情绪，激发人们投入暴烈冲突。然而，党派活动最为常见、最为持久的根源，在于千差万别、互不均等的产权分配。有产者和无产者，总是形成社会中各不相同的利益。放债的人和欠债的人，相互排斥。拥有土地的人，制造业业主，经商谋利的人，以钱赚钱的人，还有许多次要利益，作为文明国家的必备，成长起来，分化为不同的阶层，活动中展现出不同的感情和观念。为这些千差万别而又相互交织的利益，制定规则，成为现代立法的首要任务，在政府必要和正常的运作中，势必卷入党派精神。 人们从不允许原告、被告担任法官；因为他们的利益，肯定会使他们的判断带上偏见，可能腐蚀他们的人格。同理，不，更为有理，一伙人不宜同时担任法官和原告、被告；可是，议会从事的最重要的活动，有许多不就是司法判断吗？的确，这些判断，不是涉及单个的人的利益，而是涉及公民大众的利益。议员不是来自不同的阶层吗，他们不是正在判断他们自己担任律师和涉事各方的众多案件吗？不是正在制定一项关于私人债务的立法吗？可是，对此问题，放债的人，是涉事一方，欠债的人，是涉事的另一方。正义应该使双方平衡。然而，政党总是，而且必然是，自己担任自己的法官；而且，人数最多的党，换句话说，势力最大的派，势必指望占上风。国内的制造业，是否需要立法加以鼓励？用多大力度？是否要限制外国制成品的进口？这些问题，对拥有土地的人和制造业老板来说，答案不同；如果只许考虑公平和公益，前者后者多半都答不上来。对千差万别的产权如何征税，看来，是一项需要最精确的不偏不倚，才能制定的立法；可是，或许没有一项议会立法，不把更多的机会和诱惑，给予一个占据优势的政党，践踏公平原则。他们把过重负担，压到弱势少数身上，每压出一块钱，就把这一块钱装进自己的口袋。 有人说：经过启蒙的国务活动家，有能力调节这些互相倾轧的利益，让这些利益服从公益。这不过是枉言。经过启蒙的国务活动家，并不总是掌权；许多情况下，这些调节根本无法做到，这还没有考虑间接利益和遥远利益。不过，间接利益和遥远利益，很少能克服眼前利益，为了眼前利益，一党可就顾不了另一党的权利，顾不了总体的利益。 由此推断，党派活动的根源无法消除；剩下的可求疗法，是控制它的后果。 倘若一个党派的人数，尚未达到全体的半数，治疗办法，是共和原则，通过多数正常票决，击败少数的有害观点：少数可能干扰行政，可能震动社会，但是，在宪政下，他们无法执政，无法掩盖他们的暴虐。倘若一党一派包含了全体的过半数，民众政府形式，反而促成多数党牺牲公益和其他公民的权利，实现党内居于统治地位的激情和利益。为确保公益及各种私人权利，制止这种党派的危险，同时又保全民众政府的精神和形式，是我们的探索要寻求的伟大目标：让我补充一点，这是一种伟大的必备机制，只有通过这个机制，才能把这种政府形式，从长期承受的骂名中解救出来，变成值得享受荣名，值得推荐给人类采纳的形式。 通过什么办法，才能达到这个目标？下述二法，取一即可。一、避免让同一种激情或利益同时出现于多数之中；二、把这种具有共同激情或利益的多数化解，减少他们的人数，使他们因各地情势不同，无法呼应，无法齐心协力，无法实现有效的压迫计谋。若这种激情爆发的时机，不幸正好同时出现，我们已经熟知，无论道德动机，宗教动机，都不足以控制它们。道德动机、宗教动机不能控制个体的不公正和暴力行为，它们的效力随牵涉人数的增加而下降；换言之，对它们的需要越大，效力越小。 从这个角度看，可以得出结论：纯粹直接民主，找不到克服党派的办法，我指的是：全体公民可以聚集在一起，亲自行使政府职权的人数很少的社会。几乎在所有的情况下，一种共同激情或利益，总会被全体中的多数感知；实行直接民主制的政府，本身就会促成交流和合唱；没有什么可以制止牺牲弱小群体或可憎个人的诱因。因此，直接民主，从来就是骚乱和对抗的竞技场，个人安全和产权，从未得到保障，总体来说，直接民主制，都是短命的，而且死得暴烈。夸奖这种政体的、满口理论的政治家，错误地假设：以为把人们的政治权利下降到完全平等时，人们同时也就变得完全平等，人们的财产、观念、激情也就此同化了。 所谓共和，我指的是由代议制组成的政府。这种政府，开辟了不同的前景，确保提供我们寻求的疗法。我们看看共和制与纯粹民主制不同的地方，就会明白疗法的性质和效果，必须从联邦获得。 直接民主制与共和制之间，有两大差别：一、共和制，政府的权力，汇集在其他公民选出的少数公民手中；二、共和制可以延伸到众多人口，广大国土。 第一个区别的后果，一方面，可以改进和扩大公众的视野，由当选的一批公民，担任媒介，上传下达。这批人的智慧，能辨识国家的真实利益，他们的爱国热情，他们对正义的热爱，不可能为了眼前的利益或部分人的利益，牺牲国家利益和正义。这种管理体制，议员代表人民，发出公共呼声，更符合公益，比起人民直接聚会，表达得更好。另一方面，这种后果，也可能倒转：具有党性派性的人，带有地方偏见的人，带着罪恶企图的人，通过阴谋诡计，通过腐蚀拉拢，通过其他手段，先骗取选票，然后背叛选民利益。由此而生的问题是：究竟是人口少的小共和国，还是幅员辽阔的大共和国，更能选出公共福利的保护人？显然，答案趋于后者。下面是两个明显的原因。 一、应该指出：不论一个共和国多小，选出的议员，总要达到一定人数，以防止少数人玩弄阴谋；不论一个共和国多大，选出的议员，也要限制在一定人数以内，以免人多口杂造成混乱。上述两种情形，议员和选民之间的人数比例不同。小共和国里，议员占人口的比例大些。由此可见，大共和国里，适合担任议员的人物，比例大于小共和国。大共和国的议员，能代表更广泛的观点。因此，做出适当决策的概率更大。 二、与小共和国比，大共和国要有更多的选民，才能选出一名议员。不称职的候选人，想玩弄阴谋诡计，取得成功，更难。选举的频繁，也使阴谋诡计难以得逞；人民的选举权，越是自由，选票就越有可能集中到德才兼备的人身上，落到分布广泛、卓有成就的人身上。 应该承认：这种情况，与多数其他情况一样，一种手段，两面为难。把选民数量扩展得太多，议员难以了解选区内的方方面面，因而对各种利益了解不足；把选民人数压缩得太少，议员过于注重地方利益，没有办法理解和追求全国性的大目标。为此，联邦宪法作了一个幸福结合；把大的集合性的利益，委托给全国政府；把地方性的具体利益，委托给各邦议会。 另一个区别是：比起直接民主制，共和制能容纳更多人口、更大领土。在此环境下，共和制内，比直接民主制内，党派结合到滋生乱象、令人生畏的可能性小些。社会越小，组成社会的各树一帜的党派和利益，多半越少；党派和利益越少，一党一派占据过半数的机会，越多；构成过半数所需的人数越少，他们所处地域越小，齐心协力执行他们的压迫，越容易。地域范围越大，纳入的党派和利益种类越多，一个占整体半数的党派，形成共同动机、侵犯其他公民权利的可能性，越小；即使存在这样的共同利益，所有感到这种利益的人，要发现他们自己的势力，也越难，采取一致行动，更难。还要补充的是：除了其他障碍，如果想达到不公正、不名誉的目的，要想传播，总是会受到不信任的制约，要想传播到的人越多，就越难。 到此，已经非常清楚：共和制优越于直接民主制的地方，在于控制党派的活动效果。大共和国，比小共和国，更能享受到这一优点，联邦，比组成联邦的各邦，更能享受到这一优点。这一优点，是否存在于代议制中？联邦众议员，具有经过启蒙的眼光，高尚的感情，他们能超越地方偏见，超越不讲正义的诡计。无可否认：联邦众议员们，最有可能具备这些需要的禀赋。这种优越性，是否由于党派的种类和数目更多，能提供更多安全，能避免一党独大、压迫其他？联邦范围内，组成党派的种类和数量越多，越是增加这种安全。最后，由于这种优点，不正义的、利益相投的、过半数的隐秘愿望，要想齐心协力实现目的，不是会遇到更大障碍吗？再说一遍：联邦地域宽广，促成了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 党派领袖的影响力，或许能在他们各自的邦里煽起火焰，可是没有能力把火焰演变成弥漫各邦的大火：联盟内的一个部分，一个宗教小教派，或许可能退化为一个政治派别；可是，各种各样的小教派，遍布联邦的整个领域，确保全国政府不受教派的危害：发行纸币引起的愤怒，废除债务引起的愤怒，平均分派财产引起的愤怒，其他任何不当的、罪恶的举措，比较容易在一个特定的邦内蔓延，不大可能弥漫到整个联邦；与此同理，类似的毛病，比较可能污染一个县、一个区，不容易污染整个的邦。 因此，根据联邦的广阔程度和适当结构，我们提出一种共和制的矫正办法，克服共和政府易于产生的弊病。主张共和制，我们感到快乐自豪，我们充满热忱，赞美这种精神，支持联邦主义的人物。 帕伯琉斯 想了解美国，先了解宪法 读懂美国宪法，先读懂《联邦论》 经典译文 校勘重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