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科举制度史（精）

作者简介

诸葛忆兵，男，1959年生，温州人，文学博士。现为温州大学瓯江特聘教授。2004年入选教育部首批“新世纪人才支持计划”，2007年获中国人民大学“十大教学标兵”称号，2016年获“宝钢优秀教师奖”。曾发表论文一百四十余篇，出版《宋代宰辅制度研究》《徽宗词坛研究》《宋代文史考论》《范仲淹研究》《多维视野下的宋代文学》《宋代科举资料长编》《宋代科举制度与文学演变》等专著多部。现兼任中国宋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词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欧阳修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李清照辛弃疾学会副会长。

内容简介

宋代科场作弊 宋代科举考试，成为士人进入仕途的唯一正途。万众一心，挤向科举考试之“独木桥”，才力智商不及者、富贵多金者、权势显赫之子弟，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人群，在科举制度疏漏或管理不严格时，总是期望通过一定的作弊手段，让自己更早地通过科举考试。只要有考试，总存在着作弊现象或作弊企图。 唐代科举不实行弥封制，考官直接面对考生，科举录取随意性很大，甚至考生的录取及名次考前就确定了。“崔相沆知贡举，得崔瀣。时榜中同姓，瀣最为沆知。谭者称：‘座主门生，沆瀣一气。’” “沆瀣一气” 之现象，在唐代科举中极其普遍，所以，唐代考生无需挖空心思在考试 过程中作弊。宋初科举考试制度沿袭唐代，然宋代帝王依赖文臣士大夫治理国家，格外重视文官素质，所以，一开始他们就高度重视选官制度之源头——科举制度。在没有弥封等制度的前提下，他们只能通过“人治”特别措施，力图为科举考试打造一个公平公正的环境。如，宋太祖 开宝元年 （968），因翰林承旨陶榖之子陶邴试进士合格，名列第六，太祖“遽命中书复试”，并诏曰：“自今举人凡关食禄之家，委礼部具析以 闻，当令复试。” 宋太宗雍熙二年 （985），“宰相李昉之子宗谔、参知政 事吕蒙正之从弟蒙亨、盐铁使王明之子扶、度支使许仲宣之子待问，举进士试皆入等。上曰：‘此并势家，与孤寒竞进，纵以艺升，人亦谓朕为 有私也！’皆罢之。” 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 （1008），朝廷“召所谓势家 子弟者，别坐就试。” 在帝王有意识的抑制之下，北宋初期的达官贵族子弟甚至都不敢参加科举考试，“旧制，执政子弟多以嫌不敢举进士，有 过省而不敢就殿试者，盖时未有糊名之法也。” 此外，朝廷对科场弊案，处置非常严厉。宋太祖开宝五年（972）， 枢密使刘崇矩门下客郑伸挟怨“告崇矩受太原人席羲叟黄金，私托翰林 学士扈蒙与羲叟甲科”，最后证实乃诬告，朝廷的处理居然是“崇矩罢为镇国节度使。赐伸同进士出身，酸枣县主簿。” 矫枉过正的处置，表明 朝廷对科举作弊零容忍的态度。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 （982），朝廷诏云：“或假手以干名，或挟书而就试，渐成浇薄，宜用澄清。”没有制度的保障，宋初只能依赖案例之警示和临时之诏告，努力澄清科场环境。 依靠一次次的临时措施，终难抑制科举丛生之弊端。从宋太宗后期 开始，朝廷逐步变革科举制度，陆续建立起锁院、弥封、编排、誊录等系列制度。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 （1011），朝廷推出新定条制：“举人纳试卷，内臣收之，先付编排官；去其卷首乡贯状，以字号第之；付弥封 官誊写、校勘，用御书院印，始付考官。定等讫，复弥封，送复考官， 再定等。编排官阅其同异，未同者再考之；如复不同，即以相附近者为 定。始取乡贯状字号合之，乃第其姓名差次并试卷以闻，遂临轩唱 第。”至此，朝廷基本上建立起公平公正的科举考试制度。 制度一旦建立，相应的考试作弊手段便一一产生。至仁宗末年，欧阳修说：“近年以来，举人盛行怀挟，排门大噪，免冠突入，亏损士风，伤败善类。此由举人既多，而君子小人杂聚，所司力不能制。虽朝廷素 有禁约，条制甚严，而上下因循，不复申举。惟此一事为科场大患。” 尤其是北宋后期以来，朝纲松弛，朝政混乱，科举考试中之作弊现象， 也愈演愈烈。徽宗朝以来，吏治之败坏，便与科举考试中作弊现象越来越猖獗密切关联。 对于科举中的作弊现象，南宋孝宗时礼部郎官范仲艺总结说：“近日科举之弊，如假借户贯，迁就服纪，增减年甲，诡冒姓名，怀挟文书， 计嘱题目，喧兢场屋，诋诃主司，拆换家状，改易试卷，如此等弊，不 可胜数。而代笔一事，其弊尤甚。” 宋宁宗时，臣僚再度归纳科场弊端 云：“凡十二事陈之：曰门关，曰纳卷，曰内外通传，曰全身代名，曰换卷首纳白卷，曰吊卷，曰吏人陪 《韵略》 钱，曰帘内胥吏乞觅帘外胥吏， 曰试宏博人怀挟、传义，曰诸色人之弊，曰帘外诸司官避亲，曰印卷子。” 其中，最为常见的作弊手段是怀挟和代笔。 怀挟文字，就是偷偷携带各种文字入考场，以便考试时抄袭。这是 最古老、最普遍的考试作弊方式。宋代制度规定：“凡就试，唯词赋者许持 《切韵》《玉篇》。” 除上述韵书和字书外，不可以挟带其他文字入考 场。太宗年间已经有对“挟书”的禁令，真宗景德二年 （1005），更是 “就座搜获怀挟书册节义者十七人”。 为了应对怀挟之弊，考场开始规定 考生进入试场必须脱衣搜身。大中祥符五年 （1012），真宗认为：“皆解衣阅视，虑其挟藏书册，颇失取士之体，宜令止之。” 随着考生的增多，“怀挟”之弊愈演愈烈。欧阳修说：“窃闻近年举人公然怀挟文字，皆是 小纸细书，抄节甚备。每写一本，笔工获钱三二十千。” 北宋中叶，已经出现专业制作作弊文字的抄手，这是印刷术未发达时的情景。宋代印刷术的发展，带来考场作弊书籍之大量出现，“自国家取士场屋，世以决 科之学为先。故凡编类条目、撮载纲要之书，稍可以便检阅者，今充栋 汗牛矣。建阳书肆，方日辑月刊，时异而岁不同，以冀速售。而四方转致传习，率携以入棘闱，务以眩有司，谓之‘怀挟’，视为故常。” 宋代福建路建宁府，是当时图书刊印销售的一大中心，“书籍行四方”“麻沙、 崇宁两坊产书，号为图书之府” ，此地集中制作怀挟书籍。考生考试结 束，即将怀挟文字弃置考场。北宋后期，“引试既毕，遗编蠹简，几至堆 积。” 徽宗年间几乎年年为此发布禁令，但收效甚微。南宋考场秩序更 加混乱，考试期间，居然“蝇头册子，山积案上”。 为了抑制怀挟作弊， 朝廷尝试多种做法。绍兴二十六年 （1156），“诏：‘今后省试、太学国子 监公试、发解铨试，并试刑法。令国子监印造 《礼部韵略》《刑统》 律文、《绍兴敕令》 格式，并从官给。’上先谕宰执曰：‘自来举人许带 《礼 部韵略》 入试院，多缘此夹带别文字，难以检察。’故有是诏” 。 怀挟之盛，宋人诗词中皆有言及。王珪 《和景彝诮扶出者》 诗，讥讽因怀挟被驱离考场的作弊者，诗云：“天子重论秀，待之以公卿。志士抱奇节，犹或场屋轻。学能苦自琢，诗书腹纵横。胡为怀袖间，挟册角 群生？诃卒窥其旁，执衣来叩楹。狂狙就新缚，跳突哀且鸣。岂不念寒 孤，顾有素令明。利禄非可苟，辱甚舍弗烹。” 抄袭被捉之片刻，“狂狙就新缚，跳突哀且鸣”，非常形象生动。《苕溪渔隐丛书》 所载，亦极生动幽默： 政和元年，尚书蔡薿为知贡举，尤严挟书。是时，有街市词曰《侍香金童》，方盛行。举人因其词加改十五字，作“挟怀”词，云：“喜叶叶地，手把怀儿摸。甚恰恨出题厮撞著，内臣过得不住脚。忙里只是，看得班驳。 骇这一身冷汗，都如云雾薄。比似年时头势恶，待检又还猛想度。只恐根底，有人寻著。” 代笔，就是由他人替代答卷，其作弊方式大约有三种。其一，考生与枪手同时入场，答卷完毕，互换试卷。前文所言“拆换家状，改易试卷”就指这种情况。嘉定十年 （1217），臣僚奏云：“日来多有冒名入场之人，颇骇人听。如甲系正名赴省，乙乃冒名入场。……场屋制备卷， 以防正卷之阙失。今乃预买备卷，冒名出试，则以场中之文，令正身誊上。及至中榜，计赂吏胥，抽换场中之卷，虽一二千缗，亦不惮费。” 其二，雇枪手冒名顶替，全程替考，所谓“全身代名”者，乃至部分考 生，“身不入场，榜出高中”。 其三，将考试题目外传，再将代答程文传入。方式大致也有两种。一种是通过考官锁院期间家书往来，挟带答案。 嘉定六年 （1213），臣僚言：“试院有平安历，不过以报平安。今则不然， 其出也，所书项目，监门莫得而见；其入也，所传件数，监门莫得而稽。 囊复封识，不知所藏何物。名为药裹，安知无简札往来？号为家书，安知无消耗漏泄？其弊有未易言者。” 另一种是借助考场建筑空隙，传递答案。就在这一年，臣僚再奏云：“贡院墙壁，本自低矮，年来颓圮，如西边一带，抵靠别试所晨华馆，而断垣及肩，践踏成路，传泄之弊，多由此出。最后正通大理寺前，居民搭盖浮屋于墙上，亦作弊处，莫可堤防。东畔墙虽稍高，却与封弥誊录所相邻，而缝穴最多，关防须密。” 绍兴十八年 （1148），礼部言代笔之弊，即涉及此三种方式：“访闻就试举人内，有势力之家，多输贿赂，计嘱应试人换卷，代笔起草，并 书真卷。或冒名就试，或假手程文，自外传入，就纳卷处誊写。” 宁宗时大理少卿费培亦云：“吏辈肆奸，了无顾忌。欲拆换卷头，以甲为乙； 誊写程文，以伪为真；受他人之嘱，毁坏有名试卷，亦可也。” 代笔猖獗，见于记载，大都在南宋年间。其为害之烈，远超怀挟，怀挟还需自己有一定功底，以抄袭补不足，代笔则可以让完全不读书的纨绔子弟高中科名。故南宋臣僚云：“代笔之弊，最其甚者。显行贿赂，略无忌惮， 或替名入试，或就院假手。故有身躐儒科，而不能动笔，污辱搢绅。” 怀挟、代笔之外，最为常见的作弊方式是冒籍，发生于地方“解试” 中。宋代地方“解试”有“牒试”法，规定：“随侍见任守倅等官，在本贯二千里外，曰‘满里子弟’；试官内外有服亲及婚姻家，曰‘避亲’； 馆于见任门下，曰‘门客’。是三等许牒试，否则不预。” 由于其为转运 司主持，故又称“漕试”，或“漕牒”。宋代地方“解试”，“以终场二十人解一名” ；牒试北宋时“每十人解三人”， 南宋则“七人而解试一 人”， 录取比例远高于一般解试。因此，考生当然要奔走钻营，以获取 “牒试”资格。绍兴六年 （1136），四川制置大使席益即云：“科举冒滥之 弊，无甚于牒试。” 乾道元年 （1165），臣僚又云：“科举之制，州郡解 额狭而举子多，漕司所解，其数颇宽。士取应者，往往舍乡贯而图漕牒， 至于冒亲戚、诈户籍而不之恤。且牒试之法，川、广之士用此可也，而福建则密迩王都，亦复牒试；见任官用此可也，而待阙得替官一年内亦 许牒试；本宗有服亲用此可也，而中表缌麻之亲，亦许牒试。或宛转请 求，或通同托嘱，至有待阙得替官一人而牒十余名者。” 此类弊案，史籍记载甚多。 另一种冒籍法类似今天高考中的“借考”，即改变户籍，从录取比例 低的地区转移到录取比例高的地区应试。欧阳修云：“今东南州军进士取 解者，二三千人处只解二三十人，是百人取一人，盖已痛裁抑之矣。西北州军取解，至多处不过百人，而所解至十余人，是十人取一人，比之 东南十倍假借之矣。” 地方录取比例的巨大差异，在两宋期间一直存在， 借地参加考试的事情也就屡见不鲜，乃至频繁酿成群体事件。如绍兴二十六年 （1156），“镇江府发解举人，而闽人有冒贯者。举人周晋等持梃 欲击之，守臣直秘阁林大声率府寮往视，为飞石中其帻，吏士有被伤者。” 又如嘉定十七年 （1224），“光州进士秦万全妄诉林应辰冒贯就试， 群众打林应辰濒死，士人惊散，几坏科举。” 最简单的作弊方式是考官与考生考前约定暗号，见试卷上暗号即录 取。举二例以见之： 杨大年为翰林学士，适礼部试天下士。一日，会乡里待试者，或云：“学士必持文衡，幸预有以教之。”大年作色拂衣而入，则曰：“于休哉！”大年果知贡举。凡程文用“于休哉”者，皆中选。 蜀中类试，相传主司多私意与士人相约为暗号，中朝亦或有之，而蜀以为常。李壁季章、季永，同登庚戌科，己酉赴类省试。二公 皆以文名一时，而律赋非所长。乡人侯某者以能赋称，因资之以润 色。既书卷，不以诗示侯，侯疑其必有谓。将出门，侯故少留，李遂先出，而侯踵其后。至纳卷所，扣吏以二李卷子，欲借一观，以小金牌与之。吏取以示，则诗之景联皆曰：“日射红鸾扇，风清白兽樽。”侯即于己卷改用之。既而皆中选。二李谢主司，主司问：“此二句，惟以授于昆仲，何为又以与人？”李恍然不知所以。他日，微有所闻，终身与侯不协。 要在众多试卷中寻找到有暗号的卷子，难度很大。况且，试卷分房，考官多人，有暗号的试卷恰好落到约定的考官手中，也有难度。这种作弊方式看似简单，操作起来却很不容易。偶尔为之可能，多处记载更像是传说，而非事实。 宋人科场作弊，花样繁多，主要是上述几类，其他不再一一细说。 宋代向“近世”转型，一直是史学界讨论的重大问题。宋代，是科举制度演变的关键时期；而科举制度，又成为宋代向“近世”转型巨变中的关键性因素。宋代科举制度为后人提供了巨大的可资借鉴的文明遗产，对今天依然有借鉴意义。 本书是一本拥有“大史观”的著作，内容纵贯南北宋，从北宋前期对隋唐科举制度的沿袭与变革，论至南宋后期内忧外患，疆土日蹙，宋代科举制度也随亡国而终结，厘清其步步嬗变的过程，以宋代科举制度为圆心，触及宋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个层面。可以说，本书是一部宋代科举制度史，也是一部微缩宋史。 作者诸葛忆兵教授多年来深耕宋代文史研究领域，本书为其又一力作。宋人文献史料纷繁杂多，作者采取竭泽而渔的研究方式，保证了史料的全面性、理论的科学性，在此基础上，撮其大要，去其枝蔓，强调“史”的纵贯线索，以全新的思维构建宋代科举制度史，以客观、严谨的态度对复杂的历史事件、历史现象提出独特观点，为宋代文史研究提供新的资料和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