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第4版)

作者简介

汪晖，1959年生于江苏扬州人，清华大学资深教授，清华大学中文系与历史系教授，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中国思想史、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学、政治理论等方面的研究。汪晖教授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学者，2013年，他与哈贝马斯共同获得意大利“卢卡-帕西奥利奖”，2018年获德国洪堡基金会安娜利泽·迈尔奖，同年入选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主要中文著作有《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四卷）、《去政治化的政治》、《反抗绝望》等，同时出版有英、日、意、韩、葡萄牙等多种语言的著作。

内容简介

历史叙述中的国家与帝国 （节选自2008年重印本前言） 既然从中国历史内部展开了郡县与封建的问题，为 什么又要讨论帝国和国家的问题？很显然，这个问题是 与全书的叙述主线——即对“早期现代性”问题的追问 ——密切相关的。我追问的是：理学的形成是否显示了 宋代以来的社会、国家和思想已经开始了某种重要的、 可以被称之为“早期现代”的转变？正是在这个问题的 压迫之下，我重新回到半个多世纪以前由日本学者提出 的一些有关中国历史的假设上来。“唐宋转变”是内藤 湖南在上个世纪20年代提出的概念，其后宫崎市定等京 都学派的学者发展了“东洋的近世”、“宋朝资本主义 ”的论题。他们从贵族制度的衰败、郡县制国家的成熟 、长途贸易的发展、科举制度的正规化等方面讨论这个 “早期现代”问题，宫崎市定还将理学明确地视为“国 民主义”——即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关于京都学 派与帝国政治之间的关系，我没有能力在这里做出详细 的讨论，但他们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提供了许多至今值得 讨论的议题，其中唐宋转变及宋代作为东亚近世历史的 开端问题，就是其中之一。我的讨论主要从“天理的成 立与郡县制国家”的关系着眼，分析儒学形态的转变， 其中包含了与京都学派所讨论的问题的某种对话和回应 。这里需要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对早期现代性问题的 探讨会与帝国—国家问题发生关联？京都学派的问题与 此又有何种关系？ 霍布斯鲍姆曾说，假定19世纪以来的历史研究有一 个什么中心主题的话，那就是民族国家；我们还可以补 充说，它的另一个更为基本的叙述则是资本主义。在19 世纪以降的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叙述中，以民族国家为中 心的叙述是通过和其他叙述的对立构造出来的，所谓帝 国和国家的叙述，就直接地表现了这个对抗。历史的观 念在19世纪发生了一个重要转变，所谓历史就是主体的 历史，而这个主体就是国家。在这个意义上，没有国家 就没有历史。因此，说中国不是一个国家，或者说，中 国是一个帝国，也就是说中国没有历史、无法构成一个 真正的历史主体。正是为了与西方现代性叙述相抗衡， 京都学派提出了“东洋的近世”、“宋朝资本主义”等 论题，在“东洋史”的构架下，重建了中国历史内部的 现代动力。关于这个学派与日本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之 间的政治性关系，在这里暂略过不谈。我在这里关注的 是它的叙述方式：它在建立与西方现代性平行的东洋的 近世的叙述时，叙述的出发点同样建立在国家这一核心 问题上。如果没有这个国家中心的叙事，就不存在所谓 近世的叙事。京都学派也谈到理学或道学，但它是把道 学或理学视为新的国民主义意识形态来理解的，在这个 解释背后是有关作为早期民族国家或原型民族国家 （proto-nation state）的郡县制国家的历史阐释。 总之，当京都学派以“东洋的近世”对抗西方叙述的时 候，它的确构造了一个以国家和资本主义关系为中心的 叙述。这个叙述跟西方主流的叙述是倒过来的，即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