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 实践 教育学研究 第四辑 优质均衡目标下的区域教育改革

作者简介

华东师范大学“生命？实践”教育学研究院于2016年3月正式成立，致力于“生命？实践”教育学理论与实践研究。它传承中国教育学学科建设优良传统，围绕教育理论、教育实践、教育研究方法论和教育学反思与重建等四个核心问题展开研究。本书名誉主编为叶澜教授，主编为李政涛教授，执行主编为伍红林教授。

内容简介

双重转型、交互创生的研究：学术生命、自我成长的实现——我的1994—2019 叶澜 听了大家两天（2019年12月17—18日）的发言，我沉浸在“新基础教育”共同创生的成长与幸福的海洋之中。一浪又一浪涌来，无论是校长、教师，还是学生、家长，“新基础教育”几乎让与教育相关的每一个人都参与进来了。20周年纪念会的重点是交流“成人”。所以，今天我的发言讲讲自己，讲讲在做“新基础教育”研究（1994—2019）的过程中，自己的学术生命与自我有没有成长。我是“新基础教育”研究团队中的一员，今天向大家汇报、分享我在不平常的25年中的成长。 《叶澜教育思想文选》三卷本已经出版，其中收录了我的许多论文。三本书我也才拿到手，翻后发现： 2000年前后是我学术的高峰期，或者说是高产期，这本应是退休的年龄，却成了我的学术高峰期，为什么呢？因为我和大家一起融入时代，融入“新基础教育”，自己的生命场越来越强大。 一、 释题 我今天发言的题目很长： 《双重转型、交互创生的研究： 学术生命、自我成长的实现——我的1994—2019》，所以我先来解题。 （一） 双重转型 大家感到做“新基础教育”有挑战，其实对我而言同样是挑战。 首先是教育研究转型。教育是社会的号角，教育应该走在时代前列，回顾中国近现代的百年历史如此，千年回望也是如此，当今社会也要求教育走在时代前列。社会转型中的教育应该转型。转型是整体的，不是局部的。学校整体转型性变革要求教育研究转型。理论发展是时代的回响，读不懂时代，难以做好理论，所以我意识到教育研究应该转型。 其次是教育学研究转型。作为教育学研究者，我意识到： 21世纪来临，当代中国教育学发展也需要转型，哪些方面需要转型？从2001年起，我和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的所有学科有关老师一起分头负责，对教育学科中的每一个学科做年度发展报告，我负责撰写全书的“总报告”。在2002年的《中国教育学科年度发展报告?总报告》中，我清晰地提出《在路上——研究教育转型与教育学科研究转型》（此文收入《叶澜教育思想文选》第一卷《方圆内论道： 叶澜教育论文选》）。如何转型？怎么做？我在提出问题时是有方向的，虽然具体路径尚不清晰。 （二） 交互创生 这里是指在“新基础教育”研究中，理论与实践两类研究的交互创生，包括三个维度： 在同一时空中研究的交互创生，两类主体之间研究的交互创生，以及个人意义上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的交互创生。 首先，在同一时空中研究的交互创生。包括华东师范大学研究团队、上海市闵行区和江苏省常州市研究团队，大家一起成长，朝前走。越做内生力越强，创造力越高；越做内心更加强大，对专业更加热爱。每个人都能自我成长的团队，才能“成事成人”。到今天，“生命?实践”教育学合作研究校的教师、校长想的，不再停留在如何把“新基础教育”的话语转化到实践中，而是如何创造、享受教育生活的尊严与欢乐！这也是我们一开始就主张在“成事中成人”的结果，我非常看重这两天“成人”的交流。“新基础教育人”到底“长”得怎么样？在哪些方面“长”？我们在同一时空研究的交互创生中，一点点地持续生长，才有今天。 其次，两类主体之间研究的交互创生。一直以来，即使到今天依然有不少人认为理论与实践有天然的鸿沟。如果理论与实践无法沟通，那么理论是从哪里来的？实践又该如何朝前走？在我们的研究中，实现了理论与实践两类主体的生命交互，这是关键性的因素。我们为什么能做到？我认为做到以下几个“真”，是两类主体在共同研究中实现沟通的重要原因。 1. 真诚 相互真诚。开始时，校长、老师可能会有戒备，我们也可能会理想化、着急、过高要求。但处的时间越长，大家越能感受到我们的真诚。人与人之间相处，时间短，可能还看不出真假，但时间一长就看清了。所以我认同一句话：“真诚是最大的正能量。”人与人之间最大的真诚，是不把别人当工具。“新基础教育”研究是为他人变得更好，自己也变得更好。相互帮助是最大的心灵沟通。 2. 真实 我们直面“真问题”，即研究必须解决的真问题，因此，社会、教育和每个人才能发展。对问题真实度的把握，是“新基础教育”两类研究者之间能够对话的前提。“捉虫”不是居高临下的指导，而是希望“新基础教育”成为大家的“镜子”，主要不是照出有多么漂亮（现在大家是内在焕发出气质美），而是看准问题。发现真实问题是实现研究发展的前提。 3. 真做 实实在在真实做，华东师范大学老师要“着地”，和学校老师共同面对学校生活，包括课堂生活；学校老师为学生发展、自我发展，真实改变自己的实践。不是为了给谁看或得奖而做。我在“新基础教育”研究中形成的理论，常常首先在“新基础教育”内部报告，我不大喜欢到外面做报告，为什么？因为不做的人，缺对话的生命体验。我们都在做“新基础教育”，我们有共同的生命体验。有共生经验，这样才能对话。 4. 真求 这是价值观问题。我们真心求教育发展得更好，中国的未来——每个孩子有幸福的人生；真心求自己无论在哪里，都是站得正、坐得直的人，有人的尊严，感到做人、做教育的真味。有此真求，虽工作场所不同、角色不同，但我们都可以成为“真人”。 因为这四个“真”，“新基础教育”不搞技巧翻花样，我也从不许愿给大家什么。但是大家心在一起，一起做，一起朝前走；因为这四个“真”，我们才能真正产生精神上、思想上、行为上和情感上的沟通交流；因为这四个“真”，我们才形成有内聚力的大群体。这让我倍感欣慰。 最后，个人意义上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的交互创生。作为教育基本理论研究者，我自己的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交互创生。刚开始做“新基础教育”时，有人不解，认为我“不务正业”，不好好做理论研究，跑到实践做什么？我认为，理论与实践可以相互沟通，这不是拍脑袋想出来的，而是自己研究中生成出的“理实互生”观。这些年的学术发展证明了个人能做到理论和实践研究交互生成。理论与实践在个人身上的交互生成是最深层意义的生成。 （三） 学术生命 题目中第二句话的关键词是“学术生命”和“自我成长”。 作为教育基本理论研究者，自己的研究如何转型？我喜欢看书和想问题，原来和很多研究者一样，围绕问题找参考文献，然后分析研究，形成自己的观点，最后发表文章。原来的研究关注的是概念的提出、理论的形成和条理与逻辑的清晰，可以和实践没有太多关联。到学校最多是看看课有点感受，但很少去想这些与认识教育的真谛、弄清教育到底培养怎样的人、如何培养这样的人有什么关系。在“新基础教育”研究的前20年，我和研究团队一起，每年至少1/3的时间进学校。这成了我生命中重要的构成，也是我很重的心事。因为教育研究不能只满足研究者自己的需要，不管对学校产生的影响。教育研究要对得起校长、教师和学生。正是这样的实践和价值追求，促成了我的研究转型。 我个人不只是研究实践，还要发展理论，在研究中实现学术发展且作出贡献。庆幸的是，做“新基础教育”研究，让我写出了《“新基础教育”论——关于当代中国学校变革的探究与认识》，提出了建设“生命?实践”教育学派。2006年，我出版了《“新基础教育”论——关于当代中国学校变革的探究与认识》；2015年，我们团队出版了“生命?实践”教育学论著系列三套30本著作，包括我们的合作校变革史，还有合作校校长深度访谈。不做“新基础教育”研究，我写不出来《“新基础教育”论——关于当代中国学校变革的探究与认识》和《回归突破：“生命?实践”教育学论纲》这两本书。从学术成果、实践发展做贡献的意义上，我尽了自己的努力，说出了唯有做此研究才能说出的话。现在，看到大家都在成长，每个人生命自觉、内生力都有大幅度提升，我多年悬着的心彻底放下！ （四） 自我成长 这是我自己作为一个人，个体生命自觉、内生力的增长，是我的“成事成人”。 两个“转型”，以前已经说了许多，下面我重点讲自我学术生命与个体精神生命的发展。 二、 教育学人存在感之清醒 作为教育学研究者，我的学术生命与教育学联系在一起。作为教育学人的存在感，体现在四个方面的清醒。 （一） 时代呼唤独立个体的觉醒 第一个“清醒”是对时代精神的认识清醒。当今时代无论有多少问题，但其根本，确实是呼唤个体独立意识清醒的时代。未来一代一定要有独立个体的精神，把握自己的命运，知道自己一生如何活才能更好。我在1993—1994年时，才感受到时代之风吹来，清醒意识到独立个体的主动发展对人一生的重要。唯有能独立者，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这是时代对教育培养人的内在规定。这是时代给我的当代教育学意识。 （二） 中国教育学创生时代来临 世纪之交，我时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副主xi，承担了“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教育学卷”百年发展反思、回顾的课题研究，负责撰写总报告。为此，我读了许多书，得出的判断是，中国教育学百年发展，存在的基本问题是“两个依赖”： 依赖国外教育学，依赖其他学科。本国的问题、话语系统基本上被国外教育学控制；大量分支学科、交叉学科，往往是用其他学科现成的理论框架来套和回答教育问题，而不真正研究教育内在的问题。当然，我讲的是问题的“主流”，要找反例总能找到。什么才是主流？大学里传授的是什么？用的是怎样的教科书？民国时期，我们翻译了多少国外的教育学？以中国人命名的著作，许多的框架也是西方的。中国教育学百年回顾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两个依赖”。中国教育学已经这样过了一百年，难道还要再如此过一百年吗？！教育学人要自问，中国教育学有没有自己的研究领地与个性？在此意义上，新世纪呼唤中国教育学的创生，这也是时代要求。 （三） 教育学扎根的家园在学校 教育学人真正的本事不是只会批判，而是反思问题，花大力气去开辟新天地。到哪里开辟？要“着地”。“新基础教育”研究让我们找到了教育学发展、自己扎根的家园——学校。学校是教育学生长的最广阔的田野，学校是教育学生长的泥土和力量，学校是我们教育学人的“家园”，它让我们可以扎下去，它滋养我们的学术成长。发现“家园”，我们才有存在感。 （四） 教育学者的当代使命与责任担当 世纪之交，我不断自问中国教育学发展的问题。2001年，我担任《华东师范大学学报》主编，在学报上发表了《世纪初中国教育理论发展的断想》，提出要形成中国教育学，它至少包括几个方面： 问题是中国的，资源是中国的，是中国学者的研究，是中国实践与文化滋养的产物。这些对“中国”的理解，使我坚定要创建学派。2004年，我们对外公开发出心声： 为创建“生命?实践”教育学派而努力。 以上四个方面，是我作为教育学人学术存在的清醒，无此清醒则不会行动。有了对时代、家园、使命与担当的清醒，就会勇往直前，努力创生。 三、 在交互创生过程中实现学术生命发展 （一） 提出“上天入地”论 1987年，我在《关于加强教育科学“自我意识”的思考》一文中提出“上天入地”论，引起教育学界关注。这是第一次提出教育学要有“自我意识”。教育学的问题是“自我意识”不清晰，理论研究不“上天”，实践研究不“落地”，飘在空中，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如何长。我从来不讲自己不信的话，也从来不讲只对别人提要求、自己却不去做的话。1994年，我开始了“新基础教育”研究，做“上天入地”的事业。在此意义上，“生命?实践”教育学是以身立学的。“上天入地”很难，提出后自己先做。后来，我们的“论丛”出来了，“论纲”也出来了。现在，可以说是开始在“天地间穿行”了！我很享受作为教育学人的快乐。 （二） “新基础教育”促进了我的学术研究自我转型 1. 价值取向。从“新基础教育”的“成事成人”发展到学派的“生命?实践”。 2. 研究原则。理论与实践交互生成，这个原则始终未变。在“新基础教育”研究中，从不拍脑袋讲理论，而是提出理论要到实践中看是否可行，实践反过来又丰富滋养理论，理论上有了更深的解读，再与实践一起朝前走。 3. 角色定位。既是指导者又是学习者，既是研究者又是创造者。这是我对自己，也希望团队成员努力做到的。学会欣赏，为教师与过去相比的进步而高兴，为每个人的创造而欢呼。满怀希望，这是滋养我们学术发展的生命能量。问题研究、实践创造、反思、不断建构。评课、重建是日常建构，还要基于日常建构逐渐创生出自己的东西。 4. 策略系统创生。在“新基础教育”研究中，我学术生命发展的大收获是，产生了一套综合研究的策略系统：“团队合作—深度介入；核心养成—增强内力；及时反馈—定期交流；交互融通—整体发展；节点推进—阶段发展；基于日常—叠态更新”。 第一，我们的研究是团队合作—深度介入，贴地式持续突破、积累、生根，并带来方法论更新。在这方面，吴亚萍老师是典型。第二，核心如何形成？需要增强内力。也只有形成核心，才能增强内力。细胞尚且有细胞核，学校教育变革事业能没有核心吗？现在各校都有骨干、“种子”、核心力量。核心不是权利，而是责任与担当。这两天，校长、老师的报告让我们看到核心如何在敲打中发展、提升和超越。第三，及时反馈—定期交流。听评课、重建都是反馈。我们交流的频度很高，校长交流每学期至少3次： 学期初，规划交流；期中，问题和经验交流；期末，总结。常州市的校长、老师常常讲，他们参加这样的会常常是： 披星戴月来往上海，一路兴奋，学习交流。交互融通—整体发展，节点推进—阶段发展，这些在座各位比较熟悉，就不展开了。最后，基于日常又回到日常，实现“叠态”更新。近期，我学了一个新概念，量子力学的“叠态”，我们的发展形态可以说是“多态”叠加交融，这是“新基础教育”对“内生力”的力学解读。基于日常，各种形态“叠态”交融，必有成长。如果进步不大，那要自问有没有日常。出现问题，一定有自己的原因。前面我讲到，我们也会出现问题，比如要求高，理想化，苛求大家，没有恰当了解大家的需要，不够关注大家的现实生境，换位思考不够。“新基础教育”让我逐渐学会了遇到问题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而不是只怪别人。 因此，创生了一套“策略系统”，这是我们的原创！非常开心。今天是第一次系统化的新鲜出炉，请大家记住原创权在这里。 （三） 学术生命发展进入新阶段 我自己的学术生命发展进入新阶段的标志，简要概括如下。 第一，我相信理念、理论、生命、实践结合的力量。理念、理论、生命、实践结合在一起，才有力量。 第二，确立了当代教育学者“当仁不让”的自觉。不管别人怎么说，重要的是自己有没有真做，有没有发展，自己是否强大，强大到无人能把你说倒下去。有校长在报告中说： 每个人头上有一方天，脚下有一片地，管好自己的天地最重要。《歌德自传》中有一句话“对手不在其内”，我们要有这样的气魄！做好自己。“当仁不让”，这是孔子给我们的力量。 第三，形成了“生命?实践”教育学派的精神长相。这个问题，我现在先提出来，我们团队再讨论。我认为，我们的“精神长相”至少有几条： （1） 我们有学科“基因”。（2） 我们信念坚定，风吹雨打动摇不了我们的价值信念。（3） 我们有发展的活力，活力来自生命的发展、实践的创造、传统的潜力、时代的变革，是充满发展希望的活力。（4） 理性诗意。这两天的报告让我时时感受到诗意！但不是诗人幻想的诗意，而是理性与感性结合的“理性诗意”。教育是生命的事业，凡有生命的地方就有诗意和远方。 第四，提升了运用复杂系统方法论开展教育和教育学研究的能力。最初是认识复杂系统，为此而兴奋。我的研究生大概还记得当时的读书活动，我们一直在谈“涌动”，为什么一直谈“涌动”？生命的血液在涌动，如同河流，生命的活力以涌动的波态来表达。当时是学习、欣赏、认识复杂，20年运用下来，我感到有点娴熟了，这是当代研究教育者的基本功。无此，则必点状。 第五，享受教育和教育学研究的创造欢乐。 四、 老而弥坚 学而不厌 最后，我讲讲当前个人生命发展的状态。 （一） 知不足而后学，常学常新 这几年，我两次不慎摔倒，今天上台还要人搀扶，和最初来常州两小时的矫健步伐大不同，故现在是彻底体会“老”，服老了。但“老而弥坚”，当然不是指骨头坚硬，而是信念、理想更坚定，没有人可以随便把这些推倒，我有自己的定力。 “学而不厌。”我做不到孔子的“诲人不倦”，但基本上可以做到“学而不厌”。知不足而后学，学而不厌，常学常新。学习时很快乐、很享受。 （二） 与自然作对话，心界日宽 我前期与文化、传统文化对话，发现文化，尤其是中华农耕社会的传统文化之根在自然。不懂自然，读不懂中华文化。故开始研究一个新课题——教育与自然的关系。为有所体验，通过摄影与自然对话。我在微信上的“与自然对话”已有300多期，以镜头和自然对话，拍自然中的美，以及它带给我的冲动和惊喜。天地万物千姿百态、生生不息，我的生命与许多生命相遇，生活越来越乐观。 （三） 怀希望于后生，代际化成 大家看到，“新基础教育”研究的“新团队”个个都长得很好，有进步，有追求。我怀希望于后生，代际传承基本化成，是事业继续发展的保证。 （四） 众友朋施关爱，幸福满怀 时间关系不展开。 这个发言，我第一次系统梳理25年来自己的发展变化。 我认为： 教育学是为人类更美好而生之学，教育人是人世间最富有幸福之人。 最后，送给大家昨天没来得及说的“结语”： 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宝贵的， 且行且生且珍重； 每个人的一生都会留痕在世、 在许多人的生命中。 让世间因我们的存在而变得 更美好； 让我们用教育的力量，使更多的生命 变得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