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中国教育观察

作者简介

熊丙奇：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编著、著作等图书30余本。 杨旻：上述研究院研究员。研究教育政策、评价。 黄胜利：上述研究院执行院长。研究教育公平、创新等。 陈昂昂：上述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内容简介

三、开展中小学办学体制改革 当教育的外部环境得以大致清理之后，问题便又回到了公办教育自身。 “双减”所掀起的教育风暴，用霹雳手段禁堵减负，无疑是治标救急的猛药。改善教育生态，关键在于源头治理，既需要清理“教育产业化”漫漶的贻害，贯彻落实国家的各项法律和政策，避免义务教育被资本市场、房地产机构和培训机构绑架；也需要对“中国教育的下一步”有前瞻性的系统思维，避免政策的短视和碎片化，避免陷入“按下葫芦浮起瓢”的困境。一个重要的主题，是在学习化社会和多元利益格局的背景下，重新认识和构建市场和教育的关系，提升政府教育治理的水平。 在“后普及教育阶段”，公众“有学上”的目标已基本达成，下一步是如何实现“上好学”。国家提出的目标是“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但何为公平，何为教育质量，仍然需要凝聚共识。“上好学”有一个基本方面已获得极大认同，就是在规范性的统一教育之外，关注学生个性化、差异化的发展，满足公众选择性的教育需求。随着互联网和智能机器人时代、学习化社会以及少子化时代的到来，这一变革的重要性显而易见，是“中国教育下一步”的重要主题。因此，在新的形势下需要通过改革激活公办学校，需要继续发展民办学校，增加学校系统的丰富性、多样性，构建与学习化社会相适应的教育系统。 （一）开展公办学校办学体制改革 有“PISA之父”之称的 OECD教育与技能司司长安德烈亚斯· 施莱歇尔（ Andreas Schleicher）的意见令人警醒，他认为未来教育发展的首要症结“不是公平和质量，也不是教育经费或资源的低效使用，而是学校系统组织方式的落后” 。这既是指形成于一二百年之前、被诟病为“教育工厂”的学校教学模式，也是指在科层化结构中教育官僚远离现场、自上而下的集权式管理模式。这一切都极不适应信息社会和学习化社会的现实。 我国小学和初中阶段激烈的升学竞争，其形成原因主要是义务教育学校差距过大。在推进义务教育学校均衡发展的过程中，由于一些制度性问题并未被触及，这一目标尚未真正实现。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应改变直至取消义务教育阶段“等级化的学校制度”，取消制造“名校”的制度安排。这就需要按照《教育法》《义务教育法》的规定，避免将义务教育学校分为三六九等区别对待，取消重点学校的招生特权以及人财物等各方面的特权，取消义务教育学校的部属、省属、市直、区重点等标签，实行属地化的统一管理。在此基础上，示范性高中“指标下放”、校长教师流动等政策才能真正收到促进义务教育学校均衡发展的实效。 此外，还要通过向地方和学校赋权，落实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增加教育活力，形成多样化的办学特色，满足不同的教育需求。 在西方国家的教育变革中，公立学校办学体制改革一直处于十分优先的地位。他们在义务教育阶段的供给充足，公立学校之间几乎没有竞争，导致学校平庸化和缺乏活力。政府激活公立学校的主要措施是通过权力下放，向社区和学校赋权，实行学校自治，提升教育质量。典型如美国特许学校的改革，在不改变学校的公办性质、政府全额拨款的前提下，将学校委托给一个教育家团队，实行契约式的管理。至 2010 年 12 月，美国总计有 5453 所特许学校，在校生 173 万人。特许学校成为教育创新的活跃领域，著名的“第 56 号教室”、 KIPP 学校、以项目式学习而闻名的高技术高中（ HTH）等都是特许学校。英国、瑞典的“自由学校”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实验学校”，都借鉴了特许学校的改革模式。 欧洲国家已经做出的探索，体现了从两端同时推进，使公办学校与私立学校越来越接近的趋势：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更大程度地提高公共资源普惠覆盖面，让私立教育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公办学校系统通过放权改革，实行校本管理、委托管理而焕发活力，同时借鉴私立教育的管理办法，在管理方面越来越像私立高中。例如丹麦推动每一所公立高中都成立理事会，由理事会来选举校长。 2022年是我国推进更高质量的教育体系发展、转向全面实现教育现代化目标的关键之年，也是积极部署新一轮五年规划的开局之年，我国教育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本书所涉内容多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重点和难点问题，如少子化时代的学前教育发展、民办义务教育规范治理、职业技术教育新发展格局、高等教育改革、乡村教育振兴等议题，对我国教育当前现状及未来发展路径进行调查和分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十四五”期间教育高质量发展提出了建设性的对策建议，具有较高的资政价值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