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觏的礼论与宋代司法实践

作者简介

安庞靖，研究方向：法治文化。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

内容简介

韦伯将中国传统的司法看作“卡迪司法”，也就是实质合理性、形式非理性的司法。对于中国传统司法模式较为普遍的看法是，传统司法不具有形式合理性。例如高鸿钧分析现实中的中国传统司法状况，不仅将争论集中于中国传统司法是否属于“卡迪司法”，而且提出对于卡迪司法命题的支持。 但张伟仁提出传统审判活动并非如同滋贺秀三等学者所看到的，具有卡迪司法的特点，而是具有严密的法律体系与审慎的审判程序。张伟仁提出，中国古代的司法官虽然并不独立于行政职权，但并不影响其对于案件判处公正性的追求与理性的探索。儒家传统司法将特定案件与成案的不同之处进行比较，而后给予“议事以制”的判处，这与西方法律分析成案对比异同，寻求正义的做法没有太大差别。法理也就是法之所以为法的理由或依据，是法的基础和必备要素。法除了具有一套严密的理则外，还需要具有法的价值导向。在中国传统司法中，法的准则就是“天理人情”。传统司法具有“天理人情”的价值导向，与司法者实践中的任意司法，这是不同层面的问题。 传统司法的整体特点仍然处于争论中。 中国传统司法十分重视对于情理的考察。滋贺秀三在《清代诉讼制度之民事法源的概括性考察——情、理、法》一文中通过考察中国清代具体的案件认为，清代诉讼制度经常包含情理的解读，而情理应该是一种社会生活中的价值判断，特别是指一种衡平的感觉。 寺田浩明著《权利与冤抑——寺田浩明中国法史论集》,其中提出，情理化的审理，如同宽泛的个别主义，但其判断结果又具有一种过度的普遍主义理想。 贺卫方著《中国古代司法的三大传统及其对当代的影响》提出，中国传统法制具有德治的传统、反逻辑的色彩、缺少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三大特点。 贺卫方特别指出，古代司法者具有不太严格依据法律判案的传统。官员们根据个案的特殊情况来审理，不注重对于相同案件相同处理的一套规则的运用。 从宋代司法的特点看，宋代司法确实体现了情理化的特点。但是根据张伟仁教授的看法，这种情理化的考量体现为价值统合原则，不一定就等同于任意司法。以法理统合司法实践，这也具有一定的形式化特点，也可以说是一种具有理则和价值导向的司法。 但是李觏的法思想体现出与卡迪司法极其不同之观点，李觏强调礼为大法且无所不包。由此伦理内容也须要受到礼法制度性的限定。李觏重视引用《周礼》，提高了礼之规范性地位，也兼顾礼之内外统一性。李觏的礼论思想十分独特，不仅开创了新的“以礼求利”的观点，更体现了“礼为大法”的特点。李觏发展了“礼为大法”的观念，通过扩展礼的概念，提高了礼之规范化。例如，李觏在刑禁观等方面，提出了反对随意恤刑、任意赦赎的观点，认为判罪应该加强程序规定等观点。李觏主张司法者应该重视礼法的限定性内容，不可以随意解释法条，否则将会破坏法之权威。这些观点都增强了礼法的制度规范作用。在李觏对于变礼等观点中，也同样增强了形式化对于伦理实质的限制。从宋代李觏的礼法思想看，李觏的法观点具有重视形式的特质。 李觏的法律思想反映了“以礼统情”的特点。李觏认为人情是自然生发的，但是要符合于礼的限定，即必须“依礼求利”。这个观点对于宋代理学的影响比较大。李觏提出对于礼的形式化关注，要求仁、义等伦理人情应该统合于礼的规范体系内。因此李觏所提出的礼是统合了情理内容的，这些情理内容与刑典内容也具有一致性。李觏对于司法实践的看法是，司法中的礼有原则上的约束性。礼既包容了伦理性规范，又纳入了刑典内容。李觏将礼典与刑典统合在一起，形成了“政”的指导性与“刑”的惩罚性的结合。 李觏将“权”看作是“变礼”，也属于礼的部分。由此，礼具有常礼、变礼的分别。而李觏所提出的变礼也是礼，与个人私意理解的“权变”不同，变礼必须限定在礼的范围内。有些学者认为，情理既然可以突破法律，那么传统司法就是不具有形式化理性的司法。情理的“衡平”使得礼法体系处于一种灵活化的运用中，类似于“权变”对于礼经的改变。但是，李觏认为权变不是私意的阐释，而是礼法本身的权时变化，是在礼的范围之内的调整。由此，李觏认为超越于礼的情理就非情理，变礼不超越礼的限定，总体上维护了礼的固定性。 李觏的礼论具有十分明显的创新性，具有与以往儒家不同的法律思想。李觏的礼论及法律观包括礼分“三支四名”、“变礼”等独特的观点，其思想与宋代儒、法观点皆具有关联，开启了宋代的性理学先河。 李觏倡导君主应遵从“三代圣王”之治，并依据《周礼》提出了自己的经世致用思想。这种经世致用的看法主张以礼来统合利，主张依礼求利。这与宋初的总体思想文化具有关联。宋初士大夫反对以往的“训诂之学”，提出从义理方面发扬儒学，并与唐代十分兴盛的佛学相抗衡。因此李觏提出利是可以追求的，但是追求利要符合礼。这种观点将利与礼结合，发挥礼的重要作用。 李觏从“义理”方面论述礼，深入阐发了礼的伦理实质。李觏关注礼的形式化，同时将仁义智信等伦理内容均容纳于礼的概念内。这种创新化的礼论下，礼不仅包含伦理内容，还体现了制度性和形式性，以礼法等明文制度要求限定仁义等伦理要素。 以李觏的研究为主要内容的专著包括：姜国柱所著《李觏评传》，主要介绍了李觏所处的历史背景及李觏的生平著作、哲学思想与无神论、礼论、政治经济思想等。此书从李觏思想的不同方面展开论述，较为全面地介绍了李觏的思想和主要观点。2011年，赖井洋著《李觏哲学思想研究论稿——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维度看李觏》一书，从哲学的角度总结了李觏的礼论。 其从李觏的以“气”为本原的朴素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入手，主要论证了李觏对于世界的认识和辩证观，并将其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维度进行对比，统合论述李觏各个方面的思想观点。2013年，金霞所写《依礼求利：李觏经世思想研究》。 该书介绍的是李觏的人事、事功等思想。本书着重于介绍李觏的政治观点与其政治致用之说。本书评价了李觏的“大胆言利”的观念，及其要求国家积累物质方面的财富的观点，和依礼求利的要求等。2013年，鲁学军著《通经明道、康国济民——李觏思想研究》一书，本书主要从李觏思想的“本”而非“用”的方面来探索其思想对于后世的影响。 并且致力于从李觏的政论中梳理出李觏作为一位儒学继承人的思想。 以下著作中也涉及到了李觏的理论，主要集中于其理论的历史传承关系等。这些著作包括：张岂之主编：《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第14卷； 韦政通著《中国思想史》（下）、 、《中国哲学思想批判》； 杨鹤皋著《中国法律思想通史》（下）； 施宣圆编：《蔡尚思文稿》； 夏长朴著《李觏与王安石研究》； 胡适著《胡适文存二集》；郑熊著《宋儒〈中庸〉学研究》； 谢善元著《李觏之生平及思想》。 2002年11月，江西省抚州市南城县麻姑山召开了“全国首届李觏学术思想研讨会”其中与会学者对于李觏的法制观做出了一些探讨，还有一些论述李觏的法制思想的论文。张巨岩所著论文为《李觏、王安石法学思想比较研究》 ，其中所论述的是李觏对于王安石法制思想的影响。周泽慧著《论李觏的功利主义法律思想》 将李觏的功利主义思想与其法律思想进行了综合论述。 这些著作中，对于李觏的研究都是综合性的，对于李觏的法制思想专门进行研究的专著较少。李觏的哲学思想，特别是他的礼论内容，与以往儒家思想具有差别，且体现了极大的创新性。从李觏思想的发展看，这些观点对于宋代的“义理之学”具有影响。 李觏思想反映了“法为大法”的特色，对于宋代的司法也具有影响。宋代司法中，体现了对于“情理”的重视，情与法经常结合运用。但是李觏所提出的礼法观，强调士大夫对于义理的固定化之重视，在宋代的“情理”审判中，情大多要统合在理的范畴内，只有符合理的情才能够被作为审判的依据。这种礼为大法的观点大大削弱了人情对于法令的突破。这与李觏的观点中，将伦理因素皆统合于形式化的礼法体系内具有关联。 从宋代司法实践看，大部分案件均根据礼的规定做出审理，情理解释的部分也是具有“一定之规”的。从民事细故案件与死刑复核案件的审理来看，民事细故案件具有礼法共用，情法两平的特点。但是，司法中的“两平”还须要进一步分析。在刑事案件内，司法中仍然具有“原情定罪”的倾向，但是此时的“原情定罪”只是在疑案中，通过谳狱程序来运用。在刑案中，司法官对于情理的适用更为注重程序化的限定。在案件中不同司法者体现了不同的司法观点，亦需要分别地深入阐释。 李觏的法制观点仍需进一步探讨，其重视礼法形式化的特点与“变礼”等观点可以与宋代司法实践进行比较与分析。例如，虽然宋代司法体现出情、法的平允，但是不同的士大夫审理案件是否具有差别？这种所谓的“两平”是如何表现的？有没有反应出不同案件中，司法官的不同做法？李觏的法制思想不仅表现在其刑禁观中，还主要体现出重视礼的规范作用的特点。宋代的士大夫具有不同的司法实践方式，但是其中李觏的礼论无疑是较为独特的，也对于义理学家具有特殊的影响。本书将从李觏所论述的“礼论”出发，结合宋代司法实践，深入地探讨宋代法思想的特点与实践。 通过对于传统法律思想与法律实践的研究，我们可以分析李觏的礼为大法的整体观念，从而理解李觏的出礼入刑的法律策略与隆礼重法的思想观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