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的江南社会与士人生活（插图修订本）

作者简介

冯贤亮，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江南地区史、明清史、中国社会经济史等方面的教学和研究，曾获上海市高校优秀青年教师、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中国出版政府奖等。著有《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太湖平原的环境刻画与城乡变迁（1368－1912）》、《近世浙西的环境、水利与社会》等。现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内容简介

三、政治的断裂与生活的延续 当然也不可否认，政治危机与社会问题仍时刻萦绕于明代统治者的日常生活中。从全球史的视域着眼，十六至十七世纪确实属于一个“大变局”的时代，类似的王朝更替也发生于其他国家，社会动荡，战争不断。到十七世纪，可以说进入了全球性的危机时代。[ 李伯重：《不可能发生的事件？——全球史视野中的明朝灭亡》，《历史教学》2017年第3期，第6-15页。] 在中国，这两百年间，则契合了中国历史上又一个王朝更替的大时代，历史上没有一个王朝的更迭能像这个时段一样被赋予如许浓墨重彩。 这一时期的中国，正处政治、经济、社会及思想文化诸方面都产生巨变的十六与十七世纪，正是因政府的腐败、商业经济的迅猛发展、农村中旧的等级关系的瓦解、对正统理学的普遍怀疑，使明清之际既面临着巨大的机遇，又充满着极大的不安。[ [美]包筠雅：《功过格：明清社会的道德秩序》，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序论”，第1页。] 成化十一年进士、由翰林院进身至内阁大学士的苏州人王鏊(1450-1524)认为，社会越发展，官员队伍越显繁杂，在这样的趋势下，“政令纷然，守令欲举其职，难矣”，因而也很难产生古代的所谓“循吏”。[ [明]王鏊：《震泽长语》卷上《官制》，嘉庆十三年张海鹏辑、借月山房汇钞丛书本。] 在这类关于地方社会败坏的批评中，就涉及地方官员与居乡士大夫这两个关键性的群体。前者“食君之禄，居人之上”，本应该“顾念职守，承宣德意，为百姓分忧”，然而常有“日务送迎奔走，取办簿书，谀媚上官，以求荐举、图升迁”的情形，自然对于吏弊民隐“恬不经意”，对朝廷的政策与要求常有怠慢之举。而作为“乡邦之领袖”的后者，是属于“挂名仕籍”、受国家恩宠的一个群体，更宜表率齐民、奉公守法，却与那些贪图利禄的地方官员们一样，“瘠人肥己，效尤成风，坐享田租之利，而使无田小民代其包赔税粮”，倘遇官府清查，也敢妄行阻挠，任私情而昧天理。[ [明]顾鼎臣：《顾文康公文草》卷二《恳乞天恩饬典宪、拯民命以振举军国大计疏》，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万历至顺治顾氏家刻本，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55册，齐鲁书社1997年影印版，第292-293页。] 从崇祯十年（1637）开始，江南的太仓、宝山、上海、南翔、大场、昆山、嘉定、常熟、金坛、溧阳、宜兴、武进、石门等地方社会生活中，以奴仆反抗地主为主的运动，此起彼伏。[ 傅衣凌：《明清封建土地所有制论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14-125页。] 当时有人惊呼这是“千年未有之变”。[ 乾隆《宝山县志》卷一《风俗》，上海图书馆藏乾隆十一年刻本。] 崇祯末直到清初的“奴变”，发生于江南的大部分地区[ [日]西村かずよ：《明末清初の奴僕につぃて》，收入[日]小野和子編：《明清時代の政治と社会》，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3年版，第233-275页。]，直到康熙初年才得以逐渐平息下去。[ 谢国桢：《明末农民大起义在江南的影响——“削鼻班”和“乌龙会”》，收入氏著《明末清初的学风》，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49页。] 随着李自成农民军的兴起，北方社会中有着重要影响力的士绅阶层，开始倒向了农民军。[ [日]山根幸夫：《明末農民反乱と紳士層の对応》，收入《中岛敏先生古稀記念論集》（下卷），汲古書院1981年版，第359-388页。] 北方战乱的威胁，使大量流民南逃。张岱说他亲眼目睹流民饿死，曝尸杭州街头，堆积如山，等待火化。崇祯十一年他再游南京时，在长江边的破庙落脚。他观察出王朝败象已露。崇祯十五年，无能的官吏为重建南京皇陵光华，竟用古木焚烧，挖掘深达三尺的土坑，将皇陵毓秀之气破坏殆尽。而且皇家祭礼十分草率，礼品相当简陋，七月份在飨殿上供奉的牛羊牲礼，已经臭不可闻。这是王朝明显衰败的预兆。[ [美]史景迁：《前朝梦忆：张岱的浮华与苍凉》，温洽溢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3-134页。] 崇祯十七年崇祯帝自缢于煤山死难的消息，正式传到江南小县嘉善的时候，是五月初一日，令时人感觉天崩地塌一般。一个月后，即六月初一日，弘光帝在南京登极的诏书下达到地方，人心从而得以安定。[ [明]陈龙正：《几亭全书》卷二十六《政书·乡筹四》，“甲申弭变蠲赈事宜”条，康熙云书阁刻本，收入《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2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影印版，第204-205页；[清]佚名：《武塘野史》，不分卷，“崇祯十七年甲申”条，清抄本。] 在北京陷落后，黄淳耀（1605-1645，崇祯十六年进士）等人本来考虑的日后生存之道，是黄氏所谓的“唯有去城而乡，虽埋名不能，而潜身必可得”，疏离新朝政治，日常生活中于“冠昏丧祭”这样的重要环节，仍可以“深衣幅巾行礼”，终身只称“前进士”，即使“绝迹忍饿”渡过余生，也不与地方官府产生关系。黄氏强调说，这是他面临当前的“大关系处”才敢与朋友相告的“真语”。[ [明]黄淳耀：《陶庵集》卷四《答王研存书》，光绪二十二年顺德龙氏知服斋刊本，页9b-10a。] 而且，满洲人入关后迅即在北京建立新政权，已使万历以后欲在中国传教而屡受不欢迎的西方世界，产生了新观念，即中华帝国是能够被摧毁的，看上去如此强大的明朝，政府组织又似乎是完美无缺，结果却被“北方的野蛮人”摧毁了。[ [美]史景迁：《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世界文化总体对话中的中国形象》，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2页。] 士人的家国情怀与命运变幻，在那个时代，显得特别激荡人心。聚合文人士大夫精英的党社活动，从嘉靖到万历时期的以文会友，崇祯年间的由诗文的结合而变为政治运动，到弘光以后由政治运动而变为社会革命意味的活动了。[ 谢国祯：《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0页。] 维时仅一年的弘光朝，在1645年上半年即骤然瓦解，使江南士绅百姓措手不及。在为殉难的绅民祝祷时，还有所谓“绝粒刎颈恨难消，堕井投缳志不挠，此日君臣同醉饱”[ [清]孔尚任：《桃花扇》卷四《第四十出·入道》，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47页。]，是当时社会情状的真切反映。在苏州，听闻清兵南下，城内士民大为惊恐，纷纷携家带口，逃往乡间避难。[ [清]佚名：《吴城日记》卷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05页。] 大难避乡，是当时的普遍情态。这种带有全社会逃难的经历，主要出现在崇祯末年北京城陷落、弘光小朝庭的灭亡以及清兵南侵下达剃发令后，这三个重要的时段。可是很多人逃离城市，还存在着较多的困难。即使能避处乡间，社会的混乱以及可能出现的各种威胁，也是他们需要时刻面对的。[ 巫仁恕：《逃离城市：明清之际江南城居士人的逃难经历》，《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14年第83期，第1-46页。] 晚明士人生活中曾经的逸乐生活，开始出现了深深的断裂，个人及其生活空间因为朝代的兴亡，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李孝悌：《桃花扇底送南朝——断裂的逸乐》，《新史学》2006年第3期。] 在地方社会而言，处于这样的乱世，正如归庄所言：“乱世风俗恶，凡事皆逆施，臣则卖其君，主亦受奴欺。”[ [清]归庄：《归庄集》卷一《诗词·避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45页。] 上海等地乡间，在清兵南下之际都竖起了降旗，上写“大清顺治二年顺民”。但在听闻抗清明兵要来后，城乡百姓粘于门上的“大清顺民”黄纸被很快扯下，但忽然又传闻清兵复来，又被粘上。如此反反复复了很久。周浦镇的大户店铺凑出银两，买好猪羊米面等物送到县城，向已降清的总兵李成栋表示“感荷天恩”、“情愿归顺”等语。[ [清]姚廷遴：《历年记》，“历年记上”，稿本，收入上海人民出版社编：《清代日记汇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1-62页。] 关于剃发的具体要求，在嘉定三屠后侯峒曾的弟弟岐曾遗存的日记中，记载得比较清楚：官府设有“清发道”，按“五等”定罪。所谓“五等”，就是“一寸免罪，二寸打罪，三寸戍罪，留鬓不留耳，留发不留头”，另外“顶大者与留发者同罪”。[ [明]侯岐曾：《侯岐曾日记》，丙戌二月廿九日、丙戌三月初一日，收入《明清上海稀见文献五种》，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04页。] 到顺治三年二月间，剃发“虽非人心之愿”，但不剃者已然大大减少，从二月底至三月初旬，“出城市者皆复翦发，渐及于乡也。”[ [明]佚名：《崇祯记闻录》卷六，收入《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三辑第52册，台湾大通书局1984年印行本，第86－87页。] 尽管那些对隆武、绍武、永历等南明政权满怀希望的士人，如归有光的曾孙归庄那般，还存着几分“愿提一剑荡中原，再造皇明如后汉”的豪气[ [清]归庄：《归庄集》卷一《诗词·夏日陈秀才池馆读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56页。]，而且与侯岐曾暗中勾连的反清人士，散布太湖东南部城乡地区，有的还是一代名士，可是，他们短暂的抵抗活动，随着清政权的全面渗透太湖地区，已趋减退。[ 冯贤亮：《清初嘉定侯氏的“抗清”生活与江南社会》，《学术月刊》2011第8期，第123-134页。] 明人行冠礼时本来必不可少的加网巾，属于生命礼俗中不可或缺的物件，承载着明代社会文化极为丰厚的意涵，但在鼎革后清廷厉行剃发易服的高压下，已逝为记忆，有限的坚持也以最后的抗清殉节而告终，明代认同的这种符号意义也结束了。[ 林丽月：《万发俱齐：网巾与明代社会文化的几个面向》，《台大历史学报》2004年第33期，第133-160页。] 政治上虽出现了断裂，但社会生活仍在延续。 顺治二年六月初四日，清兵进至苏州后，不少避乱于各乡的绅士们，在新朝官府的要求下陆续返城。在此际正流寓乡镇的士人，确实有终焉之志。但面对新政权的严令，也只好想办法回城免祸。[ [清]顾公燮：《丹午笔记》，“南都变略”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46-147页。] 江南抗清史中著名的“嘉定三屠”后，最具代表的抗清志士是嘉定侯家，与他们最为密切的松江陈家（子龙）与夏家（允彝）、嘉善钱家（栴）一起，男性成员们几乎全部因政治问题而丧生，但他们家庭中的很多女性成员并未从死。在侯家而言，发展到侯峒曾（1591-1645）及其子侄辈时代，婚姻网络外扩，倾向于苏州、松江、嘉兴的官僚精英；女子们嫁的不是一般的官宦子弟，而是当时昆山的三大豪族和松江的一个世家大族。[ [美]邓尔麟：《嘉定忠臣——17世纪中国士大夫之统治与社会变迁》，宋华丽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122－124页。] 峒曾母亲龚恭人是方伯龚锡爵之女，本人娶的是少参李先芳之孙女。另外，儿子玄演娶了姚妫俞，玄洁娶了龚氏，侄儿玄洵娶了夏允彝之女淑吉（号荆隐），与玄瀞订而未婚的是云间名族之女盛韫贞（或作盛蕴真，玄瀞死后誓不嫁人，遁入空门后称“寄笠道人”），她们死后到康熙年间都被合葬于紫隄村的节孝阡，合称“侯氏四贞”。[ [清]汪永安：《紫隄小志》续一《内则》，上海博物馆藏康熙五十七年稿本，收入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13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85－86页；[清]汪永安原纂、侯承庆续纂、沈葵增补：《紫隄村志》卷七《列女》，康熙五十七年修、咸丰六年增修，上海图书馆藏传抄本；[清]董含：《三冈识略》卷二，“春草堂诗”条，清钞本，收入《四库未收书辑刊》第4辑第29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影印版，第635页。] 这些女眷在失去父兄、夫婿、子嗣之后，透过女性之间的关系，与其他的父系家庭结合成的新社会关系网络而艰苦地存活。对夏家的男子而言，维持女性的存活，不仅是一种期望，也是一种责任，所以在他们殉国前，莫不试图为女眷谋一生路。所以随着父系家族网络的崩解，女性仍可以利用既有的父系家庭网络，建立起以女性为中心的关系网，以便更好地存活。[ 孙慧敏：《天下兴亡，“匹夫之责”？——明清鼎革中的夏家妇女》，《台大历史学报》2002年第29期，第63-85页。] 但她们的生活，或如盛韫贞所作的《春草堂诗》中所述：“玉树人俱尽，金庭事已非。何须问短笛，独立泪沾衣。”[ [清]董含：《三冈识略》卷二，“春草堂诗”条，清钞本，收入《四库未收书辑刊》第4辑第29册，第635页。] 在冯梦龙（1574-1646）再次回到故乡时苏州，已是一片残破之景：“饮马桥畔民居悉毁，杨山太庙港口伤去数十家，月城内不存一椽，城外民房十去四五”。[ [明]无名氏：《崇祯记闻录》卷六，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台湾文献丛刊》，第272种，台湾银行1986年版，第84页。] 冯梦龙感叹道：“数年以来，朱门娇媛，穷巷幽姿，尽于兵燹多矣。玉碎香消，花残月缺。魂消蓟北之烟，埋青无地；泣尽江南之血，化碧何年。”[ [明]冯梦龙：《乱离歌》，收入[清]钱尚濠：《买愁集》卷二《恨书·乱离女》，清初刻本，收入《四库未收书辑刊》第10辑第11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影印版，第343页。] 最令他感泣的，是好友们都已逝去了。1644年凌濛初被困徐州，呕血而死[ 贾三强：《凌濛初晚年二事考》，《西北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第94-99页。]；1645年，祁彪佳自沉于梅墅寓园别业梅花阁前水池而死[ [清]查继佐：《罪惟录》卷十二《致命诸臣传·祁彪佳传》，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947页。]；早年与冯梦龙一起勤学苦读的侯峒曾、侯岷曾、侯岐曾三兄弟[ [日]大木康：《明王朝忠烈遗孤侯涵生平考述》，《中国文学研究》2015第25辑，第109-125页。]，大哥侯峒曾在嘉定城破后赴水死而殉国，亲家夏允彝在清兵侵入松江城前自沉而死[ 冯贤亮：《明清江南的州县行政与地方社会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247-276页。]；文徵明的曾孙文震亨在清兵攻入苏州后避居阳澄湖边，绝食六日而死[ [清]顾震涛：《吴门表隐》卷十，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34页。]；1646年，冯梦龙也死了。 像紫隄村这样“三凤蜚名，六龙著族”的士族聚居地，在鼎革之后已是“风景在而山河殊，繁华歇而沧桑易”。[ [清]汪永安：《紫隄村小志》卷之前《近村》，康熙五十七年辑录稿，收入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13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村庄已经需要向新政权的衙役、讼师或者兜售士人特权的人寻求庇护，城镇需要通过秘密会社组织寻求保护，士人则向帝国特权求得保护，这样一来，地方社会就无法被真正动员起来。[ [美]邓尔麟：《嘉定忠臣——17世纪中国士大夫之统治与社会变迁》，宋华丽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318页。] 理学家、桐乡文人张履祥（1611-1674）在明亡后隐居不仕，虽然生活寒素，却曾想在湖州府首县乌程县邻近太湖的地方，建造一座“别墅”。康熙元年（1662），向友人展示了他绘制的设计图及其旨趣：“筑室五间，七架者二进二过，过各二间，前场圃，后竹木，旁树桑。池之北为牧室三小间，圃丁居之。沟之东，旁室穿井。如此规置，置产凿池，约需百金矣。少亦需六、七十金。”[ [清]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卷五《与何商隐书·别楮》，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22页。] 然而，即使是这样不过100两白银的造价，非张履祥这样的贫困文人力所能及。贫穷长期笼罩着他的日常生活，终身未能摆脱。 由于天灾人祸的影响，江南城乡社会的景况仍然令人感到不安。康熙元年（1662）春天，因旧年大小熟全荒，米价暴涨，饥民被迫四处流离就食。在“明史案”发生后不到五个月，江南开始流行疫痢。据当时人云“十家九病”，民间“献神化纸并送鬼神者满路”，景象凄惨。[ [清]姚廷遴：《历年记》，“历年记中”，第84-85页。] 康熙二年春天，气候显得有些反常，几十天都在下雨。九月间，松江府地方发生大疫。除府城之外，从浦西起直到浦东，疫病流传极快，几乎没有一家得以幸免，由此导致棺铺业的兴盛。据说这些店家的生意极好，棺椁供不应求，制棺工匠忙得夜不成寐。有人死后六七日，因没有棺材而不能下葬。[ [清]姚廷遴：《历年记》，“历年记中”，第85页；[清]曾羽王：《乙酉笔记》，旧抄本，收入上海人民出版社编：《清代日记汇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页。] 当然，清初政府比较注重吸取明末衰时弊政的教训，调整赋役政策，以减缓民困。明末清初人陈俶在崇祯十五年拟的《蠲赋清狱群臣谢表》中，提出“民穷则盗起，为民清盗，而驱民于盗者多”的观点，就颇受时人重视。[ [清]方浚师：《蕉轩笔录》卷八，“谢表沈痛”条，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303-304页。] 在施行乡村教化、整顿秩序的过程中，城市乡村皆严行保甲之法，遇有“不务恒业、群饮聚博、斗鸡走狗、夜集晓散，以及履历不明、踪迹可疑者”，都要立即纠举，不许暂容甲内。[ [清]康熙：《圣谕广训》，收入“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七辑。] 如何解决“穷”的问题，可能是关键所在。这对安定士民的日常生活、慰藉其紧张的精神世界、维持惯常的耕读传统，意义重大。 康熙六年间，经过朝廷讨论批准，松江府地区也按嘉兴、湖州等地的做法，都将原来的北运白粮改为官收官解，细布改官买官解，漕粮改官收官兑，总催白银改为自封投椇，总甲、分催、公正、图书、塘长、排年等项也一并被革除。[ [清]姚廷遴：《历年记》卷五《记事拾遗》，第163页。] 同时，政府通过“顺庄法”在乡村的推行，期望从基层体系的层面，永除保甲之弊、里书之弊、吏蠹需索之弊、重耗之弊等社会问题。[ 雍正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湖州府《奉行顺庄条议》，收入同治《安吉县志》卷四《户口》，同治十二年刊本。] 而“摊丁入地”制度的实施，则确定了民间“富民为贫民出身赋，贫民为富民供耕作”。清人认为，这对输纳赋税来说，是“两利相资，益昭简便”的重要举措。[ [清]张培仁：《静娱亭笔记》卷一，“明代苛敛之重”条，清刻本。] 从明末转换至康熙时代，不到百年，确实令时人有“废兴显晦，如浮云之变幻，俯仰改观，几同隔世”之感。[ [清]叶梦珠：《阅世编》卷五《门祚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14页。] 在江南“雄县”嘉定而言，文风伴着世风，到康熙年间出现了三波变化。在地方官绅的感知中，明初以来的地方士人到明代中后期“皆知务学”，士风淳朴；在天启、崇祯之际受地方领袖侯峒曾、黄淳耀的影响，更是“奇才辈出”，且都重视名节；而在明清交替之后，“文事渐弛，加以岁歉赋繁，未免以治生急”，由此影响到士风“稍衰”[ 康熙《嘉定县志》卷四《风俗》，康熙十二年刻本。]，变化可谓明显。 不过，康熙朝晚期进入的十八世纪，可能是欧洲历史上最倾慕中国的时期，中国社会已被认为值得欧洲各国效仿，中国文化或中国产品变成了在欧洲人生活中带有装饰性的、理想化的东西，传统园林及其艺术表现，导致了洛可可艺术风格的基本观念，英国、法国与德国从此进了所谓的园林时代，而想生产最佳中国式产品（如瓷器、毛毯、各式绘画作品等）的激情，在某种程度上促使了欧洲工业生产突飞猛进地发展起来。[ [美]史景迁：《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世界文化总体对话中的中国形象》，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5-47页。] 江南士人生活中的奢华风习，再度勃兴。时人称：“家家效缙绅之饰，人人修命妇之容。”[ [清]金埴：《不下带编》卷五《杂缀兼诗话》，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91页。] 到乾隆时期，江浙殷富之家极多。后人称“拥巨万及一、二十万者，更难仆数，且有不为人所知者，惟至百万，则始播于人口”。[ [清]孙静庵：《栖霞阁野乘》上，“禾中巨富”条，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64页。原文作“而禾中王氏、江泾陶氏与之埒”，据文意，点校者将“王江泾”这个重要地名误拆为二，生造出另一个富户王氏，又与文中所云嘉兴第二富户查氏与第一富户陶氏之意矛盾。] 江南百姓生活中的奢靡化倾向其实也是很普遍的，甚至生活上的许多追求，也有引领全国潮流的作用。昆山世家龚炜对此表示了忧虑，认为这样的生活取向不应当支持。他说：“吴俗奢靡为天下最，日甚一日而不知反，安望家给人足乎？予少时，见士人仅仅穿裘，今则里巷妇孺皆裘矣；大红线顶十得一二，今则十八九矣；家无担石之储，耻穿布素矣；团龙立龙之饰，泥金剪金之衣，编户僭之矣。饮馔，则席费千钱而不为丰，长夜流湎而不知醉矣。物愈贵，力愈艰，增华者愈无厌心，其何以堪？”在龚炜看来，他小时所见的社会景象，与乾隆盛世所见的江南社会风气，实在太不同了。就连最知礼仪的读书人，也以穿素布衣服为耻；饮食娱乐，要花很多钱，而一点也不心疼，居然都认作时尚。龚炜认为，这样奢化的风气，他不能接受，他觉得一丝一粟都是祖父辈勤苦所得而传给他的。所以他觉得社会再繁荣，仍应保持勤俭之风。[ [清]龚炜：《巢林笔谈》卷五，“吴俗奢靡日甚”条，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3-114页。] 这是龚炜的思想。但很多人却不这样认为。 由于有大量盐商的聚集，扬州在中国东南的繁华，在乾隆朝也堪与苏州相比。盐商们生活的奢侈，昭示了这个王朝中最富庶人群的生活追求。他们起居饮食的奢华程度，一般的王侯贵族根本达不到。有一个故事，讲某年夏天，有人偕朋友到两淮一个姓洪的盐商家中作客。这个盐商家中的奢华生活超过了王侯，令他十分吃惊。[ [清]孙静庵：《栖霞阁野乘》卷下，“淮商宴客记”条，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28-130页。] 在扬州城中，这样的富户当然还有很多。有些富户的生活，非常之现代化。比如虹桥，号称扬州北郊的佳丽之地，《梦香词》说：“扬州好，第一是虹桥。”这一带的富贵人家，都喜好白天睡觉，到晚上才起来，燃烛治家事，然后开始饮食晏乐，到天亮结束，然后就寝。[ [清]李斗：《扬州画舫录》卷十一《虹桥录下》，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52页。] 这是一种典型的夜生活景象。 而扬州的盐务人员，大多是徽商。他们的生活，都以奢丽为尚。如有婚嫁丧葬的，请客吃饭、衣服乘轿坐马，费用动辄数十万。据说，有盐商人家，每次吃饭，厨师都要备十几种菜肴。吃饭的时候，商人夫妇坐在堂上，佣人们将菜抬到他们面前，只要有不吃的，就摇摇头。佣人立马下去换上其他的菜。有的人家喜欢养马，多达数百匹。每匹马每天的费用达数十两白银，早上从扬州城内牵出去，傍晚从城外回来，十分壮观，街道上旁观的人都看呆了。有的人家喜欢种兰花，从家门口到卧室，全部摆上兰花。有的人用木头雕成裸体女人，里面安上机关，自己会行走，有时就放在餐厅里，常常让客人们吓一跳。为了攀比奢华，有的人家就用上万两白银买了金箔，抬到金山塔上，迎风一扫，顷刻之间，上万两银子就随风而去。还有人用三千两银子买了无数的苏州不倒翁，放在河流中，结果河水都被堵了起来。有的人更加怪异，喜欢极丑的形像，家中男女佣人都是丑八怪，如果自己长得比他们好看，就马上毁容，再涂上酱料，到太阳底下去晒。有的人喜欢大，尿壶用铜打造，高达五六尺，晚上想方便时，根本不需要走动。像这样争奇斗胜的事儿，扬州城里多得不得了。[ [清]李斗：《扬州画舫录》卷六《城北录》，第148-150页] 上述的社会风气和人生追求，早在康熙下江南时，就被康熙批评过：“市镇通衢似觉充盈，其乡邨之饶、人情之朴，不及北方，皆因粉饰奢华所致”。[ 乾隆《江南通志》首卷二之一《圣祖仁皇帝诏谕》，乾隆二年重修本。] 这批评的背后，其实已表明了江南地区的繁华以及晚明以来生活上的延续性。可以说，晚明士人生活中去朴从艳、好新慕异的风尚，在嘉、万之际蔚为潮流，至明清鼎革而被打断，尔后又是回归如昔了。[ 刘志琴：《晚明史论：重新认识末世衰变》，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年版，第114页。] 相对整个中国而言，江南只是一个蕞尔之区，有限的生存空间和地土资源，却建构起中国社会生活中物质与文化的很多关键部分。所以从唐宋以来，特别是在明清时期，有关“江南”财赋与人文昌盛的记录与论述，堪称浩繁。这是十分值得思考与深入分析的问题。 可以说，明清时期的江南，经济发达、人才密集、文化繁荣，牵动了整个王朝的注意力，但涉及的核心范围，不过是以太湖平原为主的很小的地方，又错处于不同的高层政区，政治管理并不统一，反而孕育成为社会生活中具有核心性的空间。在明清两代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很多文人、官吏、绅士、地主等人，留下了数量不菲的绘画、诗歌、游记、日记、书牍等，构画出了江南生活中许多引人入胜的内容，也令今人向往而怀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