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传（修订版）

作者简介

钱理群， 1939年3月生于重庆，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现代文学史研究，鲁迅、周作人研究与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代表作有《心灵的探寻》《与鲁迅相遇》《周作人传》《周作人论》《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1948：天地玄黄》等。退休后，开始转向现代民间思想史的研究，写有《拒绝遗忘：“1957年学”研究笔记》等专著。同时关心中小学教育、地方文化研究与青年志愿者运动，写有《语文教育门外谈》等专著和《追寻生存之根——我的退思录》等思想随笔，主编有《新语文读本》等读物。2007年又出版了《我的精神自传》。

内容简介

第十章 人生最后一程——在上海、北京 在周作人八十前后作小品随笔里，那诙谐幽默之中正是浸透着对于人间万事万物，对于生命的老年人的温和的爱，流泻着秋天太阳的柔美的光辉…… 正是周作人在为人类作最后的奉献时，人们重又注意到这位对中国新文化的发展作过重要贡献，而又走过曲折道路的作家。当周作人从香港友人的来信得知海外对他的种种评价时，他是感动的，他在回信中说：“知海外报刊时常提及鄙人，不论是称赞或骂，都很可感，因为这比默杀好得多”，并且表示“港地有涉及鄙人的文章，如刊在中立报纸上而其倘有理解……则愿意一读”。于是，在与朋友通信中，也不免谈到了自己的历史。曾经有人回忆，在从狱中出来以后，周作人即回避谈论自己的以往，即使有时谈到也表现得“若无其事，甚至有点麻木不仁的”，据说，“有一次，他谈到了１９２７年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了李大钊同志，谈到他如何掩护大钊同志的子女，保存大钊同志遗文的事，他也并不激动，好像叙述和自己并无多大关系的往事。有一次，他偶尔谈到自己‘落水’事，也是轻轻地说了一句：‘糟了’，并无惋惜，也并无自责，好像谈的是别人的事情一样。”现在，周作人既写了《知堂回想录》，自然对“兄弟失和”“出任伪职”这类敏感问题也不再沉默；但涉及时，也只是说：“关于督办事，既非胁迫，亦非自动（后来确有费气力去自己运动的人），当然是由日方发动，经过考虑就答应了。”他始终以平静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历史，并无惋惜，也并无自责，与中国历史上的投敌变节者，晚年忏悔不迭的态度截然不同。在私人通信中，有时谈到历史与当代人物，偶尔也有几句评论。在这方面，周作人是相当固执己见的。例如，他始终坚持对鲁迅的某些批评意见即是如此。 而他对郭沫若等“名人”表示“不大能够佩服”，也是出自他的自由主义与个性主义的立场。 这都可以说是本性难移，至死不改。但他也有宽容的地方，如在谈到当年的论敌陈西滢时，他表示“陈西滢亦是颇有才气的人，惟以乡谊之故，乃以‘正人君子’自命，参加‘女师大’一役，妄费许多才气，亦深可惜矣”。 也许对胡适的态度最能说明周作人的待人原则；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道：“（胡适）自然也有他的该被骂的地方，惟如为了投机而骂之，那就可鄙了。我与适之本是泛泛之交（寻常朋友），当初不曾热烈地捧他，随后也不曾随队地骂他，别人看来，或者以为是，或以为非，都可请便，在我不过觉得交道应当如此罢了。”那么，周作人是至老对人对事也是坚持自我独立判断的。在知识分子纷纷异化，失去了自我的６０年代，经过了种种曲折之后，周作人把“自我”仍然保留得如此完整。 …… 1966年3月，周作人因有感于邢台地震，又继之狂风不止，人们惊惧不已，用辘轳体作谐诗一首：“春风狂似虎，似虎不吃人；吃人亦无法，无法管风神”———这几乎已是不祥的谶语。 接着，他又开始玩骨牌过五关之戏，不则僵卧在床———周作人的精神防线，彻底地垮了。 4月19日，周作人翻译《平家物语》第六卷脱稿———周作人的“工作”最后地结束了。 5月17日，夜发现尿中有血，至6月25日医院确诊为前列腺肿瘤。 7月2日，他开始阅读《鲁迅全集》中的杂文——是因为无书可读，还是出于对鲁迅的怀念？据周建人回忆，鲁迅病危之时，也是在读周作人著作的。 7月9日，他的日记里突然出现“闻蝉鸣”三个字——他仍然挣扎着，紧紧抓住大自然的生机，顽强追求着生命的趣味与欢乐。 7月12日，傍晚北京地区突降大雷雨。周作人一生酷爱“雨”的意象，在他的笔下，写过“只是蜘蛛似的一缕缕地洒下来”，“细得望去都看不见”的，使人“既气闷”又闲适的冬天的雨，写过想象中的“大漠之上，大雨之下……悠然进行”的雨中豪情……但从未见过如此的狂雨，并夹带着地震似的闷雷——莫非这真是一种预兆？ 现实的种种征兆确实不妙：7月10日，《集邮》停刊；7月20日，《北京晚报》停刊……周作人都一一小心而慎重地记在日记里。他显然预感着政治的暴风雨就要来临了。 ７月31日，他在日记里写下了极为沉重的一页：“此一个月不做一事，而辛苦实甚往日，惟忧贫心劳，无一刻舒畅，可谓毕生最苦之境矣。”周作人原指望在世事全部交代清楚以后，可以平静而安宁地离开这个世界，并从此销声匿迹；却不料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还要再遭一次磨难——莫非这真的是在劫难逃？ 周作人于急难之中，突然想起了章士钊，他是毛泽东的座上客，能否求助于他呢？于是匆匆写了一信。却又在当日日记中写道：“此亦溺人之藁而已，希望亦甚微，姑且一试耳。”一星期后，章士钊派了他的秘书王益和前来致意，并未说什么实质性问题，却允再次来访，周作人于是“随时期计其到来，作种种妄想……”——恰恰是四十年前，章士钊是“三·一八”惨案元凶之一，周作人曾与他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而现在，周作人却如此急切地把他当作“救命稻草”——历史开了怎样一个残酷的玩笑。 ８月４日，收购旧物的小贩前来报告：因搞运动停止收购中外书籍。 ８月12日，定期给周作人看病的苏大夫在量完血压后又告知：从此暂时停止定时来诊……仿佛大难临头，一切都乱了套了。 ８月18日，周作人把自己的《往昔三十首》重录一遍，订为一册，寄给生平最可信赖的学生俞平伯，借此表达最后的嘱托。 ８月20日，“上午阅《毛主席语录》，此书不能买到，今日从吉仲借来”——周作人这位五四新文化的开拓者之一，这位形形色色的现代迷信的死敌，这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现在竟然与中学生一起争读“小红书”，这是多么辛辣的嘲弄与象征———无论对周作人，还是历史自身。 ８月21日，周作人再一次写信给章士钊的秘书：“且看答复如何。” ８月22日，周作人收到了他的老友徐耀辰，他的学生俞平伯的来信。 ８月23日夜，周作人按照几十年形成的习惯，在灯下写日记：“晴。二十二度。上午阅毛泽东论文艺，下午吉宜为寄耀辰信又件，内春信等三册。” 他当然不会想到，这将成为他的“绝笔”：从1898年２月18日开始，记了整整六十八年的日记，现在写完了最后一页。 重读《周作人传》，却有恍若隔世之感……在苦涩中仍有一点自慰：当年所写下的感受与思考，经过这二十多年的时间淘洗，大体还站得住，只少数地方略有补充与修改……此书再版，自然要面对新的读者，特别是年轻一代的读者，他们对本书，以及所描述的传主及其时代和历史，将会有怎样的反应和评价，也是我颇为好奇的。 ——钱理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