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立大学与区域增长(加州大学透视)

公立大学与区域增长(加州大学透视)
作者: (美)马丁·肯尼//大卫·莫厄里|译者:李应博//孙震
出版社: 清华大学
原售价: 69.00
折扣价: 48.99
折扣购买: 公立大学与区域增长(加州大学透视)
ISBN: 9787302504610

作者简介

内容简介

第三章 加州大学与圣地亚哥及旧金山湾区 生物技术产业的演化 Steven Casper在加州,生物技术是全球领先的高科技产业。加州生物技术的起源和发展与加州大学有很大关系。1980—2005年间,加州大学科研人员发明了2000多项生物技术相关的专利,并创办了300多家生物技术公司(Casper, 2009)。加州大学系统对生物技术的商业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UC San Diego(以下简称UCSD)和UC San Francisco(以下简称UCSF)的影响尤为突出。这种影响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以商业化指标体现出来: UCSF与UCSD在为生物技术发明申请专利上为所有加州的大学作出了表率(包括斯坦福),而且也创办了最多的衍生公司(California Healthcare Institute, 2004)。这两所学校也是该地区生物技术集群的中心。旧金山和圣地亚哥区域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三个生物技术集群中的两个(波士顿是第三个)。本章讨论旧金山和圣地亚哥地区生物技术的早期历史,研究UCSF和UCSD与其各自集群中的初创公司基因泰克(Genentech)和杂交技术(Hybritech)相连接的商业化过程。本章认为,这些初创公司不同模式的产学关系影响了各自生物技术集群的发展,并在各自地区中生物技术公司的主导策略和校企合作关系方面产生了重要区别。 对大学在生物技术集群产业发展上所扮演的角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旧金山和波士顿这两个地区(Powell, 2002; McKelvey, 1996; OwenSmith and Powell, 2004)。以往的研究对这两个地区的“明星科学家”在创办生物技术公司及塑造由风险投资人投资的大学实验室与衍生公司的高度协作关系方面提供了解释(Zucker, Darby, and Armstrong, 2002; Powell, Koput, and SmithDoerr, 1996)。本章对旧金山的UCSF的研究也证实了这种观点。旧金山湾区的生物技术公司的前身通常是重要学术界科研人员的实验室,具有强烈的科研色彩和巨额的投资,并让科学家与对出版研究成果和申请专利都很重视的大学以“开放科学”的方式合作。这种模式通过1976年成立的基因泰克公司在湾区生物技术公司中传播开来。基因泰克是一家基于UCSF在基因工程上先驱性的发展而开办的公司。那时的UCSF采用了一种高度协作的、由UCSF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系领衔的交叉学科视野塑造的科研驱动运营模式。这种模式随着几十位基因技术科学家创办生物技术公司或在公司中担任高级职位而在湾区扩散开来。UCSF在湾区生物技术网络中一直是主角,这是通过技术许可及科学家与当地生物技术公司的大量积极参与、合作而实现的。 第三章加州大学与圣地亚哥及旧金山湾区生物技术产业的演化〖2〗〖1〗〖2〗公立大学与区域增长:加州大学透视事实证明,UCSF建立科研网络来组建生物技术公司的模式大获成功,而且圣地亚哥也出现了另一种可行的模式。圣地亚哥许多成功的生物技术公司采用了更多地关注专有技术的做法,这种做法以市场为中心,注重对已有技术的持续利用,而非对未知技术的长期投资(Powell, Packalen, and Wittington, 2009; March, 1991)。UCSD的科学家一直都给当地公司带来技术并担任顾问,但大学中的科学家在产学合作研发网络中所起的作用较小。驱动圣地亚哥生物技术开发的网络更具有创业品质,它把一些希望创办新公司的管理人员和风险投资家连接起来,并且加入源自UCSD或其他地方的科技,共同组成一个新的风险共担体。本章将讨论杂交技术公司这家UCSD的重要衍生公司的发展。它有很强的商业倾向,而且一家大型医药公司对它的收购塑造了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圣地亚哥创业网络。 本章的正文共分为四部分。前两部分叙述UCSF和UCSD作为各自技术集群的中心所扮演的角色。这一研究重点关注使基因泰克和杂交技术公司呈现不同发展样貌的科学商业化模式是如何影响这些公司的组织和战略的,以及最终是如何影响旧金山与圣地亚哥的生物技术产业的不同演化模式的。第三部分通过对专利和文献的计量分析,用汇总数据展示这两个不同的科学商业化模式是如何影响这两个地区的科学网络的运行的。最后一部分阐释本章所讨论的问题的实际意义。 一、 UCSF与旧金山湾区生物技术的产生 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UCSF)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60年代,它在筹建时就是加州大学的一部分。到20世纪中叶,UCSF已经成为一家国内领先的医科学校。然而,UCSF在其著名的临床项目中整合基础研究,特别是分子生物学的最新进展时,过程却很缓慢。1966年,UCSF医学院的排名跌到了全国第20名,加州大学董事局主席Clark Kerr因此撤掉了UCSF的校长John Saunders(Jong, 2006: 267)。由Willard Fleming领导的新的学校管理班子重振了UCSF的基础研究(Vettel, 2006)。1969年,他们从华盛顿大学聘请著名生物化学家William Rutter,组建新命名的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系。Rutter在该系的组织与招聘工作中被赋予了充分的权力。UCSF很快成为分子生物学领域的领导者,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开发的重组DNA技术方面。作为分子生物学研究的领导者,UCSF的学术地位在20世纪80年代持续上升,到1993年,UCSF生物化学系排名全国第一(Goldberger, Maher, and Flatteau, 1995, cited in Jong, 2006: 269)。 科学社会学家认为,UCSF在生物医学上的崛起是Rutter所建立的跨学科临床研究项目的结果(Hollingsworth and Hollingsworth, 2012; Jong, 2006)。Jong(2006)在对UCSF、斯坦福、UC Berkeley生物化学系的一篇研究中指出,20世纪60年代及70年代早期,多数分子生物学研究是关于简单生物体的,通过集中于基础生物的过程简化了分子的研究。而且,多数生物化学系都选择学科主流方向开展研究。例如,Arthur Kornbery在20世纪70年代招聘了一批专门构建隔离与利用催化剂的共享方式理解包括DNA的生化过程的教授,在斯坦福建立了全国领先的生物化学系(Jong, 2006: 264)。该系的两位科学家Paul Berg和Kornbery因他们在这一时期的工作获得了诺贝尔奖。 Rutter领导的UCSF的基础科学摒弃了这一传统。Rutter在建立新的生物化学和生物物理系时说,该系的目的应是理解更高级的有机体(特别是人类)中的分子过程(Hong, 2006: 267)。为此,这个由Rutter建立的院系关注跨学科的研究,鼓励他招聘的生化学家与其他系中的生物学家和化学家形成协作关系。而且,要想实现把分子生物技术应用到人类健康的目标,需要与医院开展诊疗协作。在该系建立后的三年中,至少七名教授与UCSF的临床医生达成了协作关系(Ibid.,268; 也可参见Hall, 2002: 290293)。Rutter也鼓励医学院招聘基础研究科学家,这种结合基础与临床研究人员的做法,如今在医学院中广泛流行。 UCSF的科学家进行的“利用分子生物学技术帮助理解复杂生物体中生物机理”的研究,是生物技术产业最终建立的关键步骤。通常认为,第一家生物技术公司是1971年由UC Berkeley的诺贝尔奖获得者Donald Glaser根据当时的技术创办的Cetus。虽然Cetus的成名是因为它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发明了聚合酶链式反应(PCR),但是它的创办宗旨却在于用分子生物技术简化并改进工业的生产过程,如用微生物生产化学原料(Rabinow, 1996)。UCSF的教授最先提出用分子方法介入人类医学,这一思想将成为大部分生物技术产业的基础。 1.基因泰克公司的起源 基因泰克公司诞生于一次“科学竞赛”——使用基因工程技术生产人类胰岛素的合成体。其创办的历史已有很详细的记载(参见Kenney, 1986; McKelvey, 1996; Hall, 2002; Hughes, 2011等)。然而,由于20世纪70年代末基因泰克公司的内部组织与技术战略的模式与UCSF在20世纪70年代形成的研究战略密切相关,而且对旧金山生物技术集群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我们有必要简要地回顾一下基因泰克公司的起源。 1976年,基于Robert Swanson(一名与当地风险投资公司Kleiner Perkins虽然本章都使用Kleiner Perkins这个名字,但它们在1978年正式更名为Kleiner Perkins Caufield and Byers(KPCB)。有关系的企业家)和Herbert Boyer(UCSF的一名微生物学教授)的伙伴关系,基因泰克公司成立了。20世纪70年代初,Boyer与斯坦福大学的科学家Stanley Cohen合作开发了一种成功的基因工程技术。Boyer与Cohen实验的成功引发了对基因工程的全球性兴趣,特别是其中E. Coli或其他生物体可以设计表达人体分子从而能用作药品的思想。1976年,制药巨头礼来公司(Eli Lily)举办了关于这类新技术能否用于生产人类胰岛素的研讨会议。当时多数糖尿病病人被迫使用动物胰岛素——不但不易被人体接受,而且需要从屠宰场中猪或牛的胰脏中提取而来。显然,合成人类胰岛素是更好的选择。礼来公司发起了克隆人类胰岛素并用聚合酶DNA技术把它在细菌中表示出来的比赛。且不说率先使用基因工程技术克隆人类基因本身便会带来巨大声望,单看礼来公司关于从获胜组中购买技术许可的承诺也已经为这次事件创造了足够强烈的商业激励(Hall, 2002)。 在克隆人类胰岛素的竞赛中,基因泰克公司与另外两支学术团队竞争。其中一个是哈佛的Walter Gilbert实验室。物理学出身的Gilbert当时已经颇有名气,他开发了一种可靠的DNA测序方法(后来因此获得诺贝尔奖)。另一个竞争者是UCSF的Rutter和Howard Goodman的合作实验室。Goodman先是与Boyer在基因排序实验中合作,但当他了解Boyer项目的商业目的后就谢绝了合作。之后他很快与Rutter达成伙伴关系(Hall, 2002: 8690)。因此,Boyer的基因泰克公司是在与来自哈佛的杰出科研人员,以及和Boyer在同一栋办公楼中工作的两名资深教授相互竞争。 本书是由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人类与社区发展系教授Martin Kenney 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斯商学院教授David C. Mowery合作编撰的,站在美国公立大学的视角,从加州大学体系的历史发展轴线切入,翔实、客观地刻画了加州大学系统内各学校与美国旧金山湾区等地的高科技产业协同演化和创新的历程。本书对深入理解美国加州地区经济增长过程中公立大学的角色机理,以及如何通过专利转让以外的其他产学研合作形式建设公立大学的学科体系和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塑造与地区企业合作的创新生态,提供了崭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