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不死我的必使我强大(创伤后成长心理学)

作者简介

史蒂芬·约瑟夫，英国诺丁汉大学心理学教授，心理治疗与咨询研究小组负责人。研究领域包括人类对于创伤事件的反应，创伤后压力与成长，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积极心理学等。 英国心理学会注册高级心理治疗师，英国健康和职业关怀委员会注册健康咨询心理学家。 在伦敦精神病学研究所获得博士学位，专注于研究灾难幸存者，以及他们如何重新适应社会的课题。 定期为《赫芬顿邮报》《今日心理学》撰写专栏文章。

内容简介

1987年3月6日，星期五。一艘名为“自由进取先 锋号”的大型客轮驶离比利时泽布吕赫港，前往英格 兰。船上有近500名乘客、80名船员，还载有1100吨 货物。轮船离港未久，乘客们或是闲坐发呆，或在餐 厅酒吧准备饱餐一顿、浅酌一杯。 没人意识到，海水已悄无声息地没过了船舱里停 放的汽车的底盘。一扇艉门没有关好，乘客和船员浑 然不知，直到客轮突然开始倾斜。灾难突如其来，毫 无征兆——短短45秒，客轮完全倾覆。 此时再发出警报已无济于事。翻转的客轮把家具 、汽车、货物和乘客甩往港口方向。人群冲撞，从爆 裂的舷窗落入冰冷的海水。海水汹涌而入，供电中断 ，黑暗中回荡着痛苦和恐惧的尖叫。海水中漂浮着死 尸，幸存者也只能绝望地等待死亡降临到自己头上。 他们在一瞬间失去了挚爱，目睹了常人无法想象的恐 怖景象。共有193人丧生。 这是20世纪最可怕的海难之一。现在，我们很难 完全了解“先锋号”灾难的幸存者经历了什么。不妨 想象一下：你所在的房间突然之间开始倾斜，然后完 全倒转……天花板变成地面，灯光全灭，波涛汹涌… … 海难后数月，律师代表幸存者和遇难者家属联系 了伦敦精神病学研究所心理学学院，寻求专业援助。 当时门诊事务的负责人是威廉·尤尔(William Yule) 教授，他快速动员各方人手，为幸存者提供心理支援 ，并建立了一个研究项目。我有幸参与其中。在接下 来的三年，我在这里完成了我的博士研究——深入了 解幸存者和他们的心理障碍，帮助他们从创伤中康复 。 海难发生后不久，很多幸存者应邀参与了一系列 心理学测试，以对他们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水平进行评 估。分析发现，他们的心理压力水平非常高，符合灾 难后第一个月内出现的症状。其他症状还包括：反复 且不可抑制地回想起过去发生之事，难以入睡甚或失 眠，无法集中精力，时常精神紧绷……这些都是患者 常见的症状。 可以想见，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在日常生活和工 作中也面临巨大的困难。很多“先锋号”海难幸存者 在第一次调查中说，他们发现自己的生活和人际关系 备受影响，很多人尽—切努力试图恢复常态。那么， 究竟何种心理变化会给人带来最糟糕的影响?我们发 现，那些归罪于自己的人，最有可能受到心理压力的 困扰。 听幸存者讲述他们的故事，我们发现，很多人都 曾经努力挣扎，试图重新过上正常的生活。但是灾难 对于经历者的长期影响究竟如何，我们还知之甚少。 三年后，我们对幸存者的生活状况进行了后续调 查。这一次，我们询问了与三年前一样的问题——关 于抑郁、焦虑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结果发现，幸存者 的平均心理压力水平虽然比之前有所降低，但仍然维 持在较高水平，很多人还在困境中奋力挣扎。这种困 境究竟是由怎样的心理变化导致的?我们向幸存者询 问了一些敏感问题，以了解他们在灾难发生之时和之 后的经历。 我们对收集到的反馈加以分析，研究幸存者对自 己灾难经历的描述和现时感受之间的关系。我们发现 ，心理压力最大的，往往是那些坦言自己在灾难发生 时深感无助的人，是那些预先想好最坏情况的人，是 那些认为自己必死无疑的人，是那些被恐惧击溃的人 。我们也询问了他们在灾难结束之后的心理复原过程 ，发现心理压力最大的，是那些情绪最为内敛、缺乏 社会支持或在这三年中遭逢其他重大人生事件(比如 重病、丧亲或失业)的人。此后，许多研究者也发布 了类似的结果。我们现在已经普遍认可这样一个结论 ：心理康复之途上有两道主要障碍，一是缺乏社会支 持，二是创伤后经历其他生命转折。 但是人并非生活的被动接受者，过去的所思所感 ，一定会影响我们的心理康复过程。比如说，康复之 路上的障碍，可能还有内疚和罪恶感。我们发现，超 过半数的幸存者，都因众人死去、自己独活，而深怀 罪恶感；超过三分之二的人因自己在灾难发生时袖手 不为，而心怀愧疚；还有三分之一的人因自己当时采 取的求生手段而内疚不已。表达了这类感受的人，似 乎也在和严重的心理障碍做抗争。 了解创伤后心理如何康复，可谓至关重要。某些 举措可能会让人在短期内感觉变好，但会带来长期的 困扰。比如，很多幸存者会求助于酒精和药物：73％ 的人更频繁地饮酒，44％的人更频繁地吸烟，44％的 人服用安眠类药物，28％的人服用抗抑郁药物，还有 21％的人使用镇静剂。我们还发现，服用处方或非处 方类药物的幸存者，要比不服用任何药物的幸存者心 理状况更糟。 P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