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史散论

作者简介

张荫麟（1905-1942），著名学者、历史学家。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同时考取“庚子赔款奖学金”赴美国斯坦福大学，1934年获得博士学位。回国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专任讲师。后在西南联大任教。代表作《中国史纲》》，广受大众及史家赞誉。 其治学规模宏远，约博双精，和梁启超一起被誉为“20世纪中国新史学的两个开山大匠”。

内容简介

《孟子》所述古田制释义 （一） 《孟子》“滕文公问为国” 一章中论述田制的一段，语甚迷离，与书中滂沛的辞令殊不类，疑有夺句错简。近考周代封建社会史，越读此章越发生问题。 第一，是段开首说：“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不管“贡”“助”“彻”的意义如何，这里明说周人的田制是“彻”而非“助”，但不一会却说：“《诗》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唯‘助’为有公田。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这又明说周人的田制是“助”而不是“彻”（彻不能有公田）。于此我们有两个可能的说法： 甲、 孟子头脑糊涂，在几行之内自相矛盾；乙、 孟子本意以为周代曾同时并行“彻”制和“助”制，或曾先行“助”制，继改“彻” 制，却没有把话说清楚。这两个设想都不好接受。头一个设想和孟子的智力不类。至于第二个设想，孟子既然没把话说清楚，我们怎好判断他的原意？而且孟子是这样不会说话的人么？ 解释这个困难的钥乃在本章中“请野九一而助”的话和另一章（《孟子·梁惠王下》第五章）中“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的话。显然所谓“虽周亦助”是指克殷以前的周，文王治岐时的周；而“周人百亩而彻”承殷人而言，则指克殷以后的周。如此则本段文义毫无格扞矣。 此文之解释若对，则近人以为孟子认为“九一而助”的井田法是周代的制度，而引经据传去反驳他的，简直是无的放矢；而另一方面，用孟子这段话去证明周代实行过井田法的更是谬中之大谬了。 第二，本段中“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余夫二十五亩”的规定，与下文所述“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百家各私百亩，同养公田”的制度有什么关系？如没关系，它在本段所描写的田制中的地位是怎样？后世读此段的人，自韩婴、何休以下，多不得其解，误认此“请野九一而助……”以下一节为叙述史事，并且误把“余夫”混入井田制里去。韩婴认为：“古者八家而井田……八家为邻，家得百亩，余夫各得二十五亩。”何休认为：“圣人制井田之法而□分之，一夫一妇授田百亩，以养父母妻子。五口为一家……多于五口名曰余夫，余夫以率授田二十五亩。”其实，“请野九一而助……”只是提出一种办法，而不是陈述历史（虽然所提出的办法被认为有历史的根据）。“请”之云者，正明此意。孟子此处所提出的是“彻”与“助”的混合制，故曰“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什一使自赋”即是“彻”制。“国中”是指国都附近的地方，“野”是指边鄙的地方。“彻”与“助”各是孟子所认为历史事实的，但它们的结合却是孟子的创议。下文叙井田制的一节是承“野九一而助”言，而解释之。故叙述完了，跟着说“所以别野人”也。中间关于“圭田”“余夫”的规定，则是承“国中什一使自赋”言而解释之。否则何以“野九一而助”的办法有了下文，而“国中什一使自赋”的办法却没有下文？依说话的层次，叙“圭田”“余夫”的一节应在叙井田的一节之后，今本殆有错简，又脱去若干字，遂不可解。但无论如何，“余夫”的规定决不能混入“一夫一妇受田百亩”的井田制里去。孟子明云：“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孟子·梁惠王下》第七章）就平均言，八口尽可包括一家的老幼，而安用更有“余夫”？而安得更有“多于五口”的“余夫”？兹将上面所涉及今本《孟子》一段的原文和现在所拟的订正并列于后，以供参考。 原文： 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余夫二十五亩。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若夫润泽之，则在君与子矣。 拟正： 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 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百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中缺）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余夫二十五亩。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若夫润泽之，则在君与子矣。 没有本子的依据而颠倒古文，宜与程朱之擅改《大学》同讥，但我相信知言的人当不以此为迕的。 （二） 明乎所谓“什一使自赋”是述“彻”制，则孟子所谓“贡”“助”和“彻”的意义更无翳碍。兹略为疏释如下： 1.　“贡”的意义本无问题。孟子引龙子的话道：“贡者，校数岁之中以为常。乐岁，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为虐，则寡取之；凶年，粪其田而不足，则必取盈焉。”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这样： 于每一区（分区的单位不可知），农田几年间的收成，求得一年的收成的平均数，然后于这平均数中取百分之若干（依下文“其实皆什一也”的话，则是取百分之十），以为每年的税额，不管各年实际的收成多少。因此丰年则嫌征收的太少，歉岁则嫌征收的太多。 2.　“彻”制就是要补救“乐岁寡取，凶年取盈”的弊病的。以前解经的人因《论语》有“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的话，因以为“彻”制的要素在于什一而税。但依孟子所说，“贡”“彻”“助”皆可以“什一”，则此点绝非“彻”制的要素可知。在“什一使自赋”的一句里，我们要特别注意“使自赋”三字。这就是说，让农夫每年于实际的收成中，取其十分之一以供税，而不是由公家规定年年一律的税额，如“贡”的办法。孟子所谓“周人百亩而彻”，是说周人行一夫授田百亩制而用“彻”法征税。孟子所提议在“国中”实行的是一夫授田五十亩，其家中的余夫二十五亩，而用彻法征税。 3.　“助”的意义，我们若不把“圭田”“余夫”的一节羼入，也无甚问题。如孟子所说，“助”制的要素是有所谓公田和私田的分别。至于公田和私田的比率却没有一定。公田和私田的分配也不必成“井”字式。井田制只是助制的一种，助制不一定即是井田制。孟子所提倡而认为周文王曾实行过的是“九一而助”，他认为殷人所实行的是“七十而助”，比率显然不同。“七十”大约是说一夫授田七十亩，但若干人合耕若干公田则没有提到。 上面只释《孟子》所述和所提出的田制的意义，至于他所述与历史事实符合与否，另是一问题。 （原载《大公报·史地周刊》第42期，1935年7月5日） 1本书系现代中国经济史学开创者之一、史学家张荫麟先生的经济史文集。分四辑，收录其《南宋末年的民生与财政》《洪亮吉及其人口论》《中国古铜镜杂记》《中国印刷术发明述略》等经济史学论文20余篇， 2 作者号称“天才史学家”，享有极高的学术威望。张荫麟（1905-1942），著名学者、历史学家。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同时考取“庚子赔款奖学金”赴美国斯坦福大学，1934年获得博士学位。回国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专任讲师。后在西南联大任教。 其治学规模宏远，约博双精，和梁启超一起被誉为“20世纪中国新史学的两个开山大匠”。代表作《中国史纲》》，广受大众及史家赞誉。 3全书逻辑严密，阐述清晰，作者透彻又睿永的思想，深邃敏锐的识见和渊博厚实的学问，尽以体现。书中的不少观点和思想在今人看来极有价值和参考意义。 4清华大学经济史名教授龙登高、邢菁华主持编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