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国企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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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是我小学毕业的那一年。自以为是，争 强好胜的我，在老师的鼓励下备战迎考，幻想着以 最优异的成绩考上初中，成为中学新生的佼佼者。 然而，“文革”的到来，考试被宣布取消了，小学 宣布我们毕业了。我们放假回家等候开学通知。无 处可去的我们一下子成了无人问津的“失学儿童” 。更荒唐的是，之前的破“四旧”运动，把家中包 括连环画在内的所有书籍荡涤一空。我们居然也就 因此而进入了既不看书也无书可看的蹉跎年代。无 学可上、无书可读成了那个时期最可悲的社会现象 。原本家长们把希望都寄托在“开学通知”上，可 是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到了1969年的6月已经 是三年过去了，“开学通知”仍然无望。家长们真 的着急了。我亲耳听到焦虑的母亲在父亲面前抱怨 ：“王计这辈子完了。”实在不甘心孩子任由这种 状态持续下去，父母绞尽脑汁地想到了一个办法， 把我送到了北京，送到舅舅的家里。 去北京？这对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来说，可真 是天大的喜讯。我舅舅和舅母1956年一同毕业于北 京大学数学系，同为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的弟子，都 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从事数学常微分方程理论 的研究。家就在中关村，尽管外面“读书无用论” 是很盛行的，中关村也摆脱不了大环境的影响，但 是它的小环境还是与外面完全不同。夫妻两人晚上 还是要关起门来看书，还在讨论学术上的事情，还 能听到他们在争论。这对我产生了很深影响。 闲聊之中，舅舅问了我很多问题，特别是问我 读没读过哪些书，我的回答让他非常失望。“破四 旧”把书都上交了，这在中关村也一样，家家户户 基本上没有书。他就到那些熟悉的同事那儿去借， 因为有些爱书的人会藏一些书。借来的就是那些被 藏起来的书，看的时候要做到自己看，关起门来看 。就这样，我在北京读了很多书，读得如饥似渴。 《三国》看了两遍，看《水浒》竟然看了三遍。对 于借书，舅舅还是有选择的，像《红楼梦》他就认 为我这个年龄不能看，那个时候我才16岁。还看了 一些诸如《红旗谱》《播火记》《吕梁英雄传》《 铁道游击队》这样一些革命战争的书。那个时候自 我感觉是，读书也会成为人的一种渴望，成为一种 像衣食一样的需求。从书里可以获得很多知识，从 书里也可以获得很多精神上的满足。为了能从北京 的历史文化遗迹中去了解中国的历史，舅舅几乎牺 牲了每一个周末，陪我游遍各个历史遗迹，听他讲 那些从来没有听说的历史故事。有一个星期天，我 们一早从中关村出发，骑着自行车到明定陵和明长 陵。但定陵大门紧闭，不向社会开放。长陵也只能 当公园走一走，可是能够身临其境地听历史，也有 一种难得的满足。最让我失望的还是，看过多少遍 《花儿朵朵》的我，多么想去“让我们荡起双桨” 的北海，体会一下白塔的倒影，找找红墙四周环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