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案史(精)/陈祖武学术文集

作者简介

陈祖武，1943年10月生于贵州省贵阳市。1965年7月，毕业于贵州大学历史系。1981年7月，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2006年，当选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届学部委员。1998年至2008年，任历史研究所所长。2009年，被国务院聘为中央文史馆馆员，至今一直在馆员岗位履职。主要学术著作有《中国学案史》《清初学术思辨录》《乾嘉学术编年》《乾嘉学派研究》《清代学术源流》《清代学者象传校补》《清史稿儒林传校读记》等。兼任全国古籍规划小组成员，主要古籍整理成果有《榕村语录》《杨园先生全集》《清儒学案》《榕村全书》等。

内容简介

谈中国学案史而推祖于朱熹的《伊洛渊源录》，自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先生首倡，中经陈垣先生等史学大师认同，迄今已成史学界的共识。然而较长时间以来，却少有学人去对这部开风气的著述进行专题研究。20世纪90年代伊始，卢钟锋先生在《孔子研究》撰文，阐幽发覆，钩沉索隐，做了十分有益的开拓。以下，拟接武卢先生之大作，就《伊洛渊源录》的撰述背景、成书经过、主要内容、编纂体例及学术价值等，谈一些不成熟的意见。 一、撰述背景 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朱熹是与孔子后先辉映的卓然大师。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以儒学开派宗师而影响中国学术两千多年。朱熹则以理学泰斗集传统儒学之大成，并将其导入一个崭新的天地，从而与孔子并尊而有“朱子”之谓。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晚号遁翁等，学者以其所居，尊为紫阳夫子、考亭先生。祖籍安徽徽州婺源（今属江西），后定居福建建宁府建阳县，遂为建阳人。生于南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卒于宁宗庆元六年（1200），享年七十一岁。高宗绍兴十八年（1148）中进士，时年十九岁。后历官泉州同安主簿，累知南康军、漳州、潭州，至任焕章阁待制兼侍讲止。五十年间，仕于外者不及九年，而立朝仅四十日。其他岁月则多以祠职虚衔，课徒乡里。庆元二年（1196），以倡“伪学”落职罢祠。四年（1198）致仕，两年之后即溘然长逝。嘉泰间，学禁弛除，赐谥文。理宗宝庆三年（1227），追封信国公，后改徽国公。淳祐元年（1241），奉诏从祀孔庙。朱子一生，弟子满门，著述如林。主要著作有：《周易本义》《诗集传》《四书章句集注》《资治通鉴纲目》《宋名臣言行录》《伊洛渊源录》《近思录》等。一生撰文及论学问答，后人辑为《朱子语类》《朱文公文集》刊行。浙江大学教授束景南先生著《朱熹年谱长编》，于朱子一生学行，记之最详，亦最可信据。 《伊洛渊源录》是朱熹学说形成初期的一部著述。就现存朱子的有关文字而言，最早议及这部书的文字，为孝宗乾道二年（1166）写给友人何镐的书札。在这封信中，朱熹第一次谈到了正在结撰的《伊洛渊源录》，他说：“《渊源录》亦欲早得，邵氏且留不妨也。”朱子时年三十七岁。何以朱熹要在此时发愿结撰《伊洛渊源录》？由于该书与朱子其他著述不同，首尾并无序、跋一类文字，因而对这部书的撰述背景就有必要去先做一番考察。大体说来，其撰述背景不外乎有两个主要方面，一个是当时的学术环境，另一个则是朱子个人的学术师承。我们先来看一看当时的学术环境。 《伊洛渊源录》在南宋初叶问世，并非一个偶然的学术现象，它深深地植根于两宋间社会和学术的发展之中。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至北宋，犹如人之年过半百，老已冉冉而至。经历五代十国半个多世纪的王朝频繁更迭，为防止这一衰老势头的加速，适应国家一统的需要，赵宋统治者提出了“一道德而同风俗”的课题。然而用什么样的学术思想来统一道德和风俗，在朝野人士中却产生了长期的争议。太祖、太宗至真宗间，儒、释、道三教势力迭经消长，渐趋合流。仁宗即位，推崇儒学，形成以儒学为主干，融佛、道为一体的基本格局。胡瑗、孙复、石介、范仲淹诸家首倡于前，至周敦颐崛起，援佛、道学说以入儒，著《太极图·易说》《易通》，提出“主静”“无欲”“无极”“太极”“理气”“心性”诸范畴，以“性与天道”的讲求，开始了儒学自我更新的过程。神宗熙宁、元丰间，程颢、程颐兄弟沿着周敦颐开辟的路径而行，与张载、邵雍诸人作同调之鸣。程氏兄弟认为：“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无善治，士犹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诸人，以传诸后；无真儒，天下贸贸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灭矣。”于是以“道学”为天下倡，孜孜矻矻，死而后已，从而大大推进儒学自我更新的进程，最终演为阐发心性、义理之学的新儒学，即道学，又称理学。 道学自北宋中叶形成，迄于北宋亡，它并未取得学术界的主宰地位。二程生前，既有蜀中苏轼、苏辙兄弟的诗文之学相颉颃，又有讲求事功的王安石新学的压制，尤其是荆公新学凭借其政治势力而风行于世，更对程氏道学的能否立足构成一大威胁。程颢去世，时值元祐更化，程颐之学虽一度抬头，但哲宗亲政之后，伴随党派政治的风云变幻，它屡遭黜斥。徽宗崇宁间，程颐竟因“学术颇辟，素行谲怪”，“以邪说诐行，惑乱众听”，被“尽逐学徒”，置身于奸党名籍之中。宋室南渡，政局反复，元祐奸党名籍明令废毁，王安石被逐出孔庙，褫夺王爵，程颐学术亦渐得褒扬。但是，究竟是以荆公新学还是程氏道学来“一道德、同风俗”，这一问题始终未获解决。据《续资治通鉴》载，直到高宗绍兴六年（1136），左司谏陈公辅犹上疏请求禁绝“伊川学”，他说：“自熙、丰以后，王安石之学著为定论，自成一家。蔡京引之，挟绍述之说，于是士大夫靡然而同，风俗坏矣。仰惟陛下天资聪明，圣学高妙，将以痛革积弊，变天下党同之俗。然在朝廷之臣，不能上体圣明，又复辄以私意取程颐之说，谓之伊川学，相率而从之。是以趋时竞进，饰诈沽名之徒，翕然胥效，倡为大言，转相传授。伏望圣慈特加睿断，察群臣中有为此学鼓扇士类者，皆屏绝之。”公辅言出，程门弟子后学纷起驳斥。绍兴七年（1137），徽猷阁待制胡安国愤然上疏，指出：“士以孔、孟为师，不易之至论。然孔、孟之道不传久矣，自程颐始发明之，而后其道可学而至。今使学者师孔、孟而禁不得从颐之学，是入室而不由户也。”正是在这篇奏疏中，胡安国提出了明定道术的问题，他说：“自嘉祐以来，颐与兄颢及邵雍、张载，皆以道德名世，如司马光、吕大防，莫不荐之。颐有《易》《春秋》传，雍有《经世》书，载有《正蒙》书，惟颢未及著书。望下礼官，讨论故事，加此四人封爵，载在祀典，比于荀、扬之列。仍诏馆阁裒其遗书，以羽翼‘六经’，使邪说不得作而道术定矣。”与之同时，程颐晚年的得意弟子尹焞，则拒不就任经筵讲官，以示抗议，且理直气壮昌言：“学程氏者焞也！” 后来，陈公辅虽被贬为外官，但迄于孝宗乾道初，对于王、程学术之争，南宋最高当局则始终不置可否，道术之所系并未得一定局。乾道四年（1168），福建程门后学魏掞之应召赴杭州，进言：“河南程氏兄弟，倡明绝学以幸来今，其功为大。请言于帝，废安石父子勿祀，而追爵程氏兄弟使从食。”结果一如既往，未能激起反响。 南宋初叶的学术环境表明，形成伊始的道学要谋求自身的发展，为程氏兄弟之学争得正统地位，已成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而在此时崛起的朱熹，顺应学术发展趋势，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最恰当人选。 以上，我们对迄于南宋初的学术环境，做了一个概略的介绍。接下去，拟谈一谈朱子的学术师承。 朱熹之所以要以《伊洛渊源录》去述道学统绪，这是与他作为程学干城的重要地位分不开的。朱熹为学之初，即因家学濡染而自程学入。其父朱松，师从南剑罗从彦，得闻程门高第弟子杨时所传程氏兄弟之学。十四岁以前的朱熹，随其父所讲习者，即为二程关于《论语》的解说。父卒，托孤于刘子羽，遗命从父友胡宪、刘勉之、刘子翚问学。胡宪为胡安国从子，刘勉之早年于杨时曾亲承教言，勉之课督朱熹如子侄，并妻以长女。二刘胡氏之学，皆近承杨时而远宗程颐，为东南程门后劲，所以朱熹青少年时代的为学根柢，就大体而言，应是以程学为矩矱而建立起来的。然而由于刘子翚、胡宪皆喜禅学，朝夕相随，使早年的朱熹亦与禅僧道谦、圆悟等过从甚密，为禅学长期习染而不自觉。直到绍兴二十三年（1153）就任同安主簿，问学于其父生前同门友人李侗，迄于三十年（1160）与李侗正师弟礼，朱熹始毅然摆脱禅学羁绊，成为程氏道学的笃信者。 关于朱熹早年皈依程门学术的过程，他晚年曾多次向友人及弟子述及。据称：“初师屏山（刘子翚——引者注）、籍溪（胡宪——引者注）。籍溪学于文定，又好佛、老，以文定之学为论治道则可，而道未至，然于佛、老亦未有见。屏山少年能为举业，官莆田，接塔下一僧，能入定数日。后乃见了老，归家读儒书，以为与佛合，故作《圣传论》。其后屏山先亡，籍溪在，某自见于此道未有所得，乃见延平（李侗——引者注）。”朱熹还回忆早年住刘子翚家时，与一禅僧的交往，他说：“一日在病翁（刘子翚——引者注）所会一僧，与之语。其僧只相应和了说，也不说是不是，却与刘说，某也理会得个昭昭灵灵底禅。刘后说与某，某遂疑此僧更有要妙处在，遂去扣问他，见他说得也煞好。及去赴试时，便用他意思去胡说。是时文字不似而今细密，由人粗说，试官为某说动了，遂得举（时年十九——原注）。后赴同安任，时年二十四五矣，始见李先生。与他说，李先生只说不是。某却倒疑李先生理会此未得，再三质问。李先生为人简重，却是不甚会说，只教著圣贤言语。某遂将那禅来权倚阁起，意中道禅亦自在，且将圣人书来读。读来读去，一日复一日，觉得圣贤言语渐渐有味。却回头看释氏之说，渐渐破绽，罅漏百出。” 自问学李侗、皈依程门之后，以绍兴二十九年（1159）三月校定程氏高足谢良佐语录肇始，朱熹为护卫程学进行了持续不懈的努力。三十二年（1162）六月，高宗内禅，孝宗即位。八月，应诏上疏，力谏孝宗讲求程氏兄弟所倡导的格物致知之学，不可为佛、老之书所惑。朱熹疏中有云：“陛下毓德之初，亲御简策，不过讽诵文辞，吟咏情性。比年以来，欲求大道之要，又颇留意于老子、释氏之书。记诵词藻，非所以探渊源而出治道；虚无寂灭，非所以贯本末而立大中。夫帝王之学，必先格物致知，以极夫事物之变，使义理所存，纤悉毕照，则自然意诚心正，而可以应天下之务。”孝宗隆兴元年（1163）十一月六日，再度面奏：“《大学》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盖有是物必有是理，然理无形而难知，物有迹而易睹。故因是物以求之，使是理了然于心目之间，而无毫发之差，则应乎事者自无毫发之谬。”旋即取二程及其门人友朋关于《论语》的解说，辑为《论语要义》《论语训蒙口义》。随后，朱熹潜心于二程学说旨趣的阐发，先是于乾道二年（1166）悟得二程心性学说中，“心为已发，性为未发”，史称“丙戌之悟”。继之得湖湘学派著名学者张栻启发，于三年后推翻前说，专意弘扬程门“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之教，痛自反省：“自来讲论思索，直以心为已发，而日用工夫亦止以察识端倪为最初下手处，以故缺却平日涵养一段工夫。”史称“己丑之悟”。其间，他在乾道二年撰成《杂学辨》，以明苏氏兄弟之学非儒学正统。四年（1168）四月，又校订二程门人所记程氏兄弟论学问答语，成《程氏遗书》二十五卷，并附以所辑《伊川先生年谱》等合为一书。在该书后序中，朱熹写道：“读是书者，诚能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进其知，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则日用之间，且将有以得乎先生之心，而于疑信之传，可坐判矣。” “己丑之悟”以后，朱熹复取先前未予收录的二程论学语，于乾道九年（1173）六月，辑为《程氏外书》十二卷刊行。与之同时，他还致力于与二程在师友之间的周敦颐、张载诸家学术的表彰，先后撰成《西铭解义》《太极图说解》《通书解》及《孟子集解》等。淳熙二年（1175），浙江著名学者吕祖谦访朱熹于武夷山，二人携手合作，分类辑录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论著为《近思录》十四卷。至此，朱熹成为程氏学说的权威解说者，显示了他作为程学干城的无与伦比的重要地位。因之在此一期间，为确立二程学说的儒学正统地位，他以《伊洛渊源录》去董理程氏学术源流，便是一桩顺理成章的事情。 二、《伊洛渊源录》之成书 旧日读朱子书，蓄一疑问于胸，久久不得其解，即朱子当年何以于《伊洛渊源录》未留下序跋、题记一类文字？后来将朱子《文集》与《语类》《渊源录》等比照而观，个中缘由始渐悟出大半，原来这同该书的结撰过程颇有关系。尽管代远年湮，文献有缺，关于成书的若干具体细节迄今尚不明朗，然而基本脉络可以说已经清楚。以下，拟就此做一些梳理。 一如前述，大概在乾道二年（1166），朱熹已经发愿结撰《伊洛渊源录》。而福建邵武学者何镐，则是最初促成该书着手编纂的一个重要人物。镐字叔京，福建邵武台溪人。生于南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卒于孝宗淳熙二年（1175），得年仅四十八岁。其父兑，字太和，号龟津，学者称为龟津先生。兑以徽宗重和元年（1118）进士，南渡后官至辰州通判，后因表彰程氏弟子马伸忠节，忤权相秦桧而去职。其学自马伸而上接二程，尤以二程《中庸》之学最称专精。镐妻叔父李郁，传杨时之学于乡里，一时学者有西山先生之尊。何镐承家学，贯穿经史，究心《中庸》，一以二程之学为归，著有《易说》《论语说》及史论、诗文等数卷。乾道二年（1166）夏初，何镐慕名访朱熹于崇安，共同的学术旨趣使他们结为莫逆之交。镐长熹二岁，自初识迄于何镐去世，朱熹始终事之以兄礼。大概正是在何镐的这次过访中，朱熹与之议及《伊洛渊源录》的结撰。只是由于朱子当时正忙于辑录校订《程氏遗书》，很可能大致陈述著录人选的初步构想之后，便委托何镐先行草拟一个详细的大纲。因而这年秋天，朱子致书何镐，才会说：“《渊源录》亦欲早得，邵氏且留不妨也。”这里所说的邵氏，当指邵雍。何镐接书，即遵嘱将所拟之大纲寄朱熹，于是同年冬，朱熹有书答何镐，告以“《渊源》《闻见》二录已领”书所言《闻见录》，当是邵伯温著《邵氏闻见录》，伯温书乃《伊洛渊源录》的重要史料来源。而《渊源录》，或许就是何镐代朱子所拟之大纲初稿。 为什么我们要做出这样的揣测？除方才所引述朱子与何镐的两封书札外，其根据主要是如下两点。第一，今本《伊洛渊源录》卷十二有关马伸生平行实的材料，皆出自何镐父子之手。材料凡二篇，一为何兑撰《逸士状》，一为何镐撰《续记》。而何镐于绍兴三十一年（1161）冬为《逸士状》所写跋，即全文附于状末。跋文避何兑名讳，而屡称“先君”，文末落款亦直书“男镐谨书”。这与同书卷十录朱松撰《遵道墓志铭》，朱子所做题注语气略同，朱注云：“此昔先君子吏部府君所作。”显然，倘若何镐不是最初的大纲拟草者，或者说撰稿人之一，这样的行文方式是不会出现于书中的。第二，书中著录的程门弟子，每有朱熹以题注形式提出的异议。譬如卷七所录范祖禹，朱注即称：“《家传》《遗事》载其言行之懿甚详，然不云其尝受学于二先生之门也。独鲜于绰《传信录》记伊川事，而以门人称之。又其所著《论语说》《唐鉴》，议论亦多资于程氏，故今特著先生称道之语以见梗概，他不得而书也。”同卷之杨国宝，朱熹亦据程颐所撰祭文及吕希哲《吕氏家塾记》考订：“国宝宗应之，无他叙述，独伊川有祭文，而吕氏诸书记其言行之一二。然详祭文，亦先生交游耳，非门人之列也。吕氏言其元丰中已老，则年辈与先生亦相若云。”又如卷十四所录王岩叟，朱熹则认为：“盖知尊先生者，然恐其未必在弟子之列也。”凡此，皆可以说明《伊洛渊源录》的最初拟目者，并非朱熹一人，而就此时朱子的交游而言，与上述诸条合观，则何镐应当是一个主要的合作者。 《伊洛渊源录》虽于乾道二年冬即已初成大纲，但是一则因为朱熹此时著述头绪太多，不能专意于该书的结撰，再则大纲中所涉及的若干重要内容，一时又难以确定下来，所以时辍时续，历时数年而未见大的进展。此处所谓难以确定的重要内容，主要是三个方面。二程学术的师承，即与周敦颐学说的关系不明，此其一。其二，该书既以专记二程及诸弟子生平行实为职志，以期彰明程学源流，而大纲著录的程门弟子中，即有多人生平行事不明，因而尚有大量的资料收集、考订等工作要做。其三，则是对一些拟著录者的究竟是否程门弟子，还需予以澄清，因而难作定论。为此，朱熹于乾道三年（1167）长途跋涉，访程门后学张栻于湖南。乾道四年、五年两年间，又就二程受学于周敦颐事，与前辈学者汪应辰屡有书札往复。迄于乾道九年（1173）初，尽管托友人刘清之等所收集的资料间有寄来，结撰工作亦已加紧进行，然而上述三个问题中，除第一项因得张栻、吕祖谦等人赞同而可告解决外，后二项则终属悬案。 面对这一状况，朱子显得缺乏耐心，急于求成。乾道九年夏初，他致书友人吕祖谦，征集程门弟子李吁为同门友好刘绚所撰墓志铭，信中即告以正结撰《伊洛渊源录》的信息，并托吕祖谦向薛季宣征集永嘉（今浙江温州）籍程门弟子的传记材料。朱子此信写道：“刘博士墓志不曾收得，早录寄幸甚。欲作《渊源录》一书，尽载周、程以来诸君子行实文字，正苦未有此及永嘉诸人事迹首末，因书士龙，告为托其搜访见寄也。”以此为契机，在之后的两年间，朱熹与吕祖谦就《伊洛渊源录》结撰事，书札往复，多所商榷。这些书札成为了解该书成书经过，以及朱子何以于此书未留下序跋、题记一类文字的重要依据。 接乾道九年（1173）夏初朱熹札，吕祖谦遵嘱将刘绚墓志铭寄来。朱熹及时作复道：“刘博士志文得之，幸甚。此类文字，此间所已有者旦夕录呈，切告。据此以访其所无，异时得一书，亦学者之幸也。”随即又寄出辑录初成的《程氏外书》和《伊洛渊源录》初稿，请吕氏订正，并请为《渊源录》撰序。吕祖谦接二书稿，于同年冬再度致书，信中说：“《渊源录》《外书》皆领，旦夕即遣人往汪丈处借书，永嘉事迹亦当属陈君举辈访寻，当随所得次第之。《渊源》序次，本非晚辈所当涉笔，然既辱严诲，当试草具求教。但服制中未尝作文字，须俟来春祥祭后，乃可措思也。”吕祖谦的父亲于乾道八年（1172）春故世，此时他尚在居丧守制之中，所以信中即以“服制中未尝作文字”答复朱熹，并表示来年春天大祥之后，可望为《渊源录》撰序。淳熙元年（1174）春，朱熹接祖谦札，甚为欣喜，当即复书：“《渊源录》许为序引，甚善。两处文字，告更趣之。”三月，朱熹将新刻《弟子职》《女戒》二书寄吕祖谦，并附札敦请早日完成《渊源录》序文。信中说：“《外书》《渊源》二书颇有绪否？幸早留意。”吕祖谦接书，随即复书，通报所询情况，他说：“《外书》《渊源录》亦稍稍裒集得数十条，但永嘉文字殊未至，亦屡督之矣。”同年秋，吕祖谦寄还《渊源录》《外书》二书稿本，并就《渊源录》写了详尽的商榷意见，建议不可急于求成。祖谦于信中指出：“《渊源录》其间鄙意有欲商榷者，谨以求教。大抵此书其出最不可早，与其速成而阔略，不若少待数年而粗完备也。”吕祖谦的来信，不啻给朱熹的急于求成之想泼了一瓢冷水，顿时使之清醒过来。于是十月十四日，朱熹复书吕祖谦，表示接受建议，信中说：“《渊源》《外书》皆如所谕，但亦须目下不住寻访，乃有成书之日耳。”c随后，朱熹又专就吕祖谦的商榷意见，写了洋洋数千言的答复。这就是著录于今本《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五的《答吕伯恭论〈渊源录〉》。在这一封答书的末了，朱熹同样表示：“其他浮辞，多合删节，当时失于草草耳。卷首诸公，当时以其名实稍著，故不悉书，自今观之，诚觉旷阙。但此间少文字，乏人检阅，须仗伯恭与诸朋友共成之也。” 综上所述，足见从乾道二年《伊洛渊源录》拟就大纲，到九年得一初稿，迄于淳熙元年冬，全书并未取得定本形态。因而今人谈《伊洛渊源录》，每以清初王懋竑辑《朱子年谱》为据，判定该书成于乾道九年，这样的一个结论就很值得商量了。事实上，如果将朱子的《答吕伯恭论〈渊源录〉》与今本《伊洛渊源录》比照，我们即可发现，通行本同朱子的本意多有乖违。谨依朱子答书次第，掇其大要，略述如后。 朱子答书所论凡十五条，或解释辑录初衷，或提出修订意见，依次涉及今本《伊洛渊源录》中卷三、四、六、七、八、九、十、十三诸卷内容。第一条论卷三所引《胡氏传家录》语，朱熹接受吕祖谦的意见，拟修订原稿，信中表示：“元丰中，诏起吕申公。此段初因虑其有误，然以其不害大体，故不复刊。今欲正之亦善，但去‘司马温公，温公不起’八字，及依《程集》本题，改‘寄’为‘赠’，可也。”而今本既未删所述之八个字，亦未依《河南程氏文集》改‘寄’为‘赠’，显然与朱子本意不符。第三条论卷四《伊川先生年谱》所述讽谏哲宗折柳事，吕祖谦主张删除，朱子则维持己见，并进而提出一折衷方案，于折柳事后注如下数字：“某人云，国朝讲筵仪制甚肃，恐无此事。”今本无“某人云”句，仅有“恐无此事”四字。第六条论卷四遗事第四则所引《涪陵记善录》事，吕祖谦指出程颐制西京国子监时，文彦博并未任洛阳尹。朱熹认为言之成理，“潞公未尝尹洛，疑此有小误”。而今本并无此注。第九条论卷七记吕希哲从学佛、老事，朱熹认为“似不必载”，而今本依然载之甚明。第十二条论卷八蓝田吕氏兄弟编次，朱熹指出：“吕进伯、和叔本当别出，以事少无本末，故附之与叔，甚非是。告访问增益，别立两条。”而今本于吕大忠、大钧并未别立两条，仍旧与吕大临一并编录。凡此，皆表明通行本《伊洛渊源录》，并未按朱熹《答吕伯恭论〈渊源录〉》所述加以修订，因而它当是乾道九年的初稿本，非经朱子亲手定稿。 关于《伊洛渊源录》通行本的乖违朱熹本意，在朱子晚年的论学文字中，亦能寻出有力的直接佐证。绍熙二年（1191），朱子时年六十二，他于《渊源录》谈了两条否定性的意见。一是否认书中卷五邵雍传记材料为己作；二是邵武印本《渊源录》系后生传出，并非己愿。第一条意见，见于《朱子语类》卷六十答门人郑可学语。可学问：“《渊源录》中何故有康节传？”朱子答道：“书坊自增耳。”第二条意见，则在《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九《答吴斗南》中。朱熹于此信中写道：“裒集程门诸公行事，顷年亦尝为之而未就，今邵武印本所谓《渊源录》者是也。当时编集未成，而后生传出，致此流布，心甚恨之。不知曾见之否？然此等功夫亦未须作。比来深考程先生之言，其门人恐未有承当得此衣钵者。此事尽须商量，未易以朝耕而暮获也。”朱熹的这两条意见表明，直到朱子晚年，由于他对程门诸弟子的能否光大程学深致怀疑，因而不唯无意去修订《伊洛渊源录》初稿，而且于他人的擅自将“编集未成”的稿本刊行而引为憾恨。在这样一个心理状态之下，迄于逝世，朱子于《伊洛渊源录》始终未留下序跋、题记一类文字，也就不难理解了。因此，我们赞成清代雍乾间学者全祖望的看法，即《伊洛渊源录》实为一部“未成之书”a。 三、主要内容及编纂体例 《伊洛渊源录》虽是一部“编集未成”之书，但是自南宋绍熙间初刊，历元、明诸朝，代有镂板。至清代乾隆中叶，且著录于《四库全书》，迄于民国间，续经重印，其影响经数百年而不衰。究其原因，一方面固然有理学风行、朱子学术地位日渐尊荣的背景，另一方面同该书独具一格的特殊内容和编纂体例也是分不开的。 《伊洛渊源录》凡十四卷，全书以首倡道学的程颢、程颐为中心，上起北宋中叶周敦颐、邵雍、张载，下迄南宋绍兴初胡安国、尹焞，通过辑录二程及两宋间与程氏学术有师友渊源的诸多学者传记资料，据以勾勒出程氏道学的承传源流。书中所著录之四十九人，大致依时间先后为序，各以学术地位区分类聚，或人自一卷，或数人合卷。卷帙分合，次第如后。 卷一周敦颐。朱熹推尊周敦颐，取以冠于全书之首，旨在彰明二程学术的师承所自。卷二、三程颢，卷四程颐。此三卷一意表彰二程倡明道学之功，确立程氏兄弟承接孔孟儒学统绪的正宗地位，实为全书核心。卷五邵雍。全书所录诸多学者中，邵氏年辈最长，不惟长于二程，且亦长于周敦颐。他虽与程氏兄弟为忘年交，故世之后，墓志铭亦为程颢所作，但二程并不传邵雍最为自负的象数之学。程颐于此有过明确申述，他说：“颐与尧夫同里巷居三十年余，世间事无所不问，惟未尝一字及数。”《渊源录》中如何处理二程与邵雍的关系，看来颇费周折。早年，一如前述，朱熹曾就此与友人何镐有过商量，表示《渊源录》中的邵雍资料“且留不妨”。后来大概主意变更，于是晚年又否认此卷为己录，断言系“书坊自增”。卷六张载、张戬兄弟。张氏兄弟为二程表叔辈，张载病卒，程颢写有《哭张子厚先生》一诗以志哀悼，诗中即尊载为夫子。张氏门人吕大临为其师撰行状，内有“见二程，尽弃其学”之语。程颐见此文，当即令吕氏删除前述文字。程颐晚年，弟子尹焞就此提出质疑，他再度予以否定道：“表叔平生议论，谓颐兄弟有同处则可，若谓学于颐兄弟，则无是事。顷年属与叔删去，不谓尚存斯言，几于无忌惮矣。”朱熹既尊程颐说，指出吕氏行状后有改本，已将“尽弃其学”改作“尽弃异学，淳如也”，因而书中著录即以改本为据。然而他同时又认为：“横渠之学，实亦自成一家，但其源则自二先生发之耳。”所以张氏兄弟虽为长辈，而录中依然载诸二程之后。 大体而言，以上六卷可以归为一类，即专记二程及与之在师友之间的前辈学者。而之后各卷，除个别例外，则多属承学于二程的南北诸门人。 卷七所录凡四人，吕希哲、范祖禹、杨国宝、朱光庭。四人年辈皆与二程相当，用程颐的话来说，就叫作“同志共学之人”，然而却并非都属门人之列。所以朱熹于范祖禹即明言：“不云尝受学于二先生之门。”于杨国宝则断定：“亦先生之交游耳，非门人之列也。”此卷所录，实可视为与二程关系在师友之间的同辈。 程颐一生，门徒甚众。早年与其兄倡学之初，最为得意的弟子莫如刘绚、李吁。刘、李皆先于程颐去世，颐所撰祭刘绚文有云：“呜呼！圣学不传久矣。吾生百世之后，志将明斯道，兴斯文于既绝，力小任重，而不惧其难者，盖亦有冀矣。以谓苟能使知之者广，则用力者众，何难之不易也。游吾门者众矣，而信之笃，得之多，行之果，守之固，若子者几希。”祭李吁文亦称：“呜呼！予兄弟倡明道学，世方惊疑，能使学者视效而信从，子与刘质夫为有力矣。”所以《渊源录》卷八，即率先著录刘、李二人。随后，同卷所录二程门人，为陕西蓝田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兄弟。在程门诸弟子中，继刘绚、李吁之后，吕大临与谢良佐、游酢、杨时并称“四先生”，故《渊源录》卷八载吕大临于刘、李之后，无可非议。但因大临而并载其兄大忠、大钧，则实属不妥。吕大忠、吕大钧皆年长于二程，虽有与二程论学问对，但与其弟大临不同，未可一概视为二程弟子。唯其如此，所以淳熙元年朱熹接受吕祖谦的意见，拟对此加以修订，将吕大忠、吕大钧与吕大临分立。卷九所录凡三人，苏昞、谢良佐、游酢。谢、游皆为程门高足，编入同卷，理所当然。而苏昞则不然，他为陕西武功人，与吕大临情况类似，先师从张载，后卒业于程门。倘合大临作一卷，倒也顺理成章，而此处则与谢、游同编，且先于谢、游，实是不伦。于此，似亦可见今本《渊源录》之为不成熟初稿。卷十所载，为杨时、杨迪父子。杨时早年从学于二程兄弟，后辞师南归，程颢曾欣然期许道：“吾道南矣。”宋室南渡，杨时传学东南，俨然一时程学正宗。朱熹一如其父，皆为杨门后学，故录中载杨时传记资料最详，除二程之外，远非他人所可比拟。杨迪既承家学，又师从程颐，深得器重。故世后，朱松为之撰墓志铭，文末订铭诗有云：“屹屹龟山，源渊伊洛。”朱熹与友人合作著书述程学源流，而以《伊洛渊源录》题名，当启发于此。 程颐晚年，弟子满门，其中最为惬意者，则数尹焞、张绎二人，所以他每以“晚得二士”而自慰。《伊洛渊源录》分载尹焞、张绎于卷十一、十二，同入此二卷者，为程颐晚年门人刘安节、马伸、侯仲良、王苹四人。王苹故世，已在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三年（1154），《渊源录》所载之四十九人，即以王苹故世为最晚。宋室南渡之后，以朝廷大臣而护卫程氏道学最力者，首推胡安国，故朱熹专取安国为一卷，编为《渊源录》卷十三。至此，程氏道学自北宋嘉祐间倡立，后迭经盛衰，屡遭压抑，迄于南宋绍兴中，不绝如缕的发展源流，已在录中载之甚明。由于收集材料的困难，全书的编纂又不可旷日持久地延宕下去，因此凡未能在短期觅得传记资料的二程门人，朱熹皆集中于《伊洛渊源录》卷十四，统名之为“程氏门人无记述文字者”。计所录为王岩叟、刘立之、林大节、张闳中、冯理、鲍若雨、周孚先、周恭先、唐棣、谢天申、潘旻、陈经正、陈经邦、李处遁、孟厚、范文甫、畅中伯、李朴、畅大隐、郭忠孝、周行己、邢恕等凡二十二人。此卷所录实为一待访名录，宗尚未明，漫无序次，多者一二百言，少者寥寥数语，同之前诸卷相比，无非附录而已。朱熹于此本不满意，所以他后来致书答吕祖谦，才会表示“诚觉旷阙”，亟待吕氏及诸友朋襄助，以期早日得成完书。全祖望之所以判定《伊洛渊源录》为一“未成之书”，其依据亦即在于此。 以上，我们从卷帙分合着眼，就《伊洛渊源录》以二程为中心，梳理程学源流的编纂特征做了介绍。接下去，准备以前四卷为例，就所录传记资料的排列，来看一看该书的编纂体例。 卷一所录为两大部分，一是《濂溪先生事状》，二是《遗事》。《事状》为朱熹撰，文成于乾道五年（1169），专记周敦颐生平行事、学术好尚。《遗事》则以记述传主言论及他人称述为主，与《事状》浑然一体，相辅而行。所记凡十五条，分别取材自《程颐文集》、《程氏遗书》、邵伯温《易学辨惑》、吕本中《童蒙训》诸书。卷二、三载程颢传记资料，犹如卷一，亦作两部分。卷二为程颐撰《书明道先生行状后》、吕大临撰《哀词》、程颐撰《墓表》、陈恬撰《赞》。以上诸篇碑志传状合而为一，即成第一部分。第二部分亦是《遗事》，凡二十七条，所录亦多系传主言论，材料分别出自《上蔡语录》《程氏遗书》《龟山语录》《侯子雅言》《二程文集》《邵氏闻见录》《胡氏传家录》《庭闻稿录》《程氏外书》《击壤集》《涪陵记善录》及《陈忠肃公集》等书。体例与卷一略异者，则是关于材料来源，改正文称述为文后夹注。对所录有别本异文，亦于夹注中略加征引，并作必要考订。譬如《遗事》第八条记程颢与宋神宗论王安石学术一段，语出《程氏遗书》卷二，而《龟山语录》所载略异。朱熹于引述杨时书后，即考订：“恐当以《遗书》为正。”再如第二十七条述陈瓘以不识程颢而自愧语，文末既注“见《陈忠肃公集》”，又据《范公遗事》补注：“自是每得明道先生之文，必冠带而后读之。”卷四所录程颐传记资料，亦作两大部分，第一部分载朱熹于乾道四年所辑《伊川先生年谱》、尹焞等所撰《祭文》及胡安国绍兴初所上奏状节略。第二部分为《遗事》二十一条，录文所出著述，皆一一夹注于文末。 就上述四卷传记资料的构成而言，《伊洛渊源录》的编纂体例已甚明朗，归纳起来，主要是如下三条。第一，所录皆为两大部分，一为碑志传状，二为遗事，前者记行，后者记言，言行一体，相得益彰，遂成传主一翔实的传记资料汇编。第二，所录资料，或取自官修史籍，或源于私家撰著，皆一一明注来源，以示求实可信。第三，凡有异文歧辞，皆于文末注明，并作必要考订，以明历史真相。卷五以后诸卷，无论所载内容详略，亦无论人自为卷或数人合卷，上述三条，皆首尾无异，始终如一。凡因资料收集有缺，一时难觅传状者，作者则有题注说明。如卷七之范祖禹、杨国宝，卷八之吕大忠、吕大钧，卷九之谢良佐，卷十二之张绎、侯仲良等皆是。这样，一部《伊洛渊源录》，除卷十四待访之二程诸门人外，全书以贯穿首尾的严整体例，立二程为中心，合百余年间诸家传记资料于一堂，在南宋初叶的学术舞台上，第一次成功地记录了二程道学的承传源流。 四、学术价值 在朱熹繁富的学术著作中，《伊洛渊源录》尽管只是他思想发展早期的著述，不仅尚未取得定本形态，而且朱子在其晚年，还对该书发表过否定性的意见，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因之而忽视这部著述的学术价值。恰恰相反，南宋理宗时期以后，随着赵宋王朝对道学的褒扬，尤其是入元之初统治者的推尊，朱熹学说高踞庙堂而成为官方认可的儒学正统。诚如元代名儒虞集所论：“朱氏诸书，定为国是，学者尊信，无敢疑二。”于是《伊洛渊源录》大行于世，迄于明清，影响历久而不衰，从而显示出它重要的学术价值。拂去理学中人陈陈相因的门户之见，历史地去考察《伊洛渊源录》，其学术价值至少反映在如下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它在理学发展中所显示的巨大影响，另一个方面是它对宋元以后历史编纂学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前者是从理学史角度来讲的，后者则是从史学史的角度着眼。 关于《伊洛渊源录》的理学史价值，一如前述，它是以为二程道学争儒学正统地位为职志而结撰问世的。南宋初叶，形成伊始的程氏道学，面临能否立足的严峻局势。自《伊洛渊源录》出，通过对二程学说承传源流的梳理，在宋代学术史上第一次确立了以周敦颐为宗祖，二程为中坚，张载、邵雍为羽翼的道学统绪。从这个意义上说，《伊洛渊源录》虽未成完书，著者的编纂目的则已经得到实现，因而它无疑是一部成功的早期理学史。至于这部书在尔后的理学发展中，能够产生那么久远的影响，则是朱熹所始料不及的。朱子逝世前夕，已届宁宗初政，由于党争复炽，局势出现反复，程氏道学再遭厉禁，朱熹亦以伪学首倡者而声名狼藉，最终悄然辞世。宁宗末，禁网松弛，政局再变，于是道学又告复苏。理宗继位，朱门后学真德秀、魏了翁并世而鸣，于程朱道学再事表彰。以淳祐元年（1241）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奉诏从祀孔庙为标志，为朱熹所确立的道学统绪终于得到了官方的承认。而朱熹本人，也以二程学说，尤其是伊川之学无可争议的继承者，理所当然地成为延续道统的卓然大师。宋亡，元代统治者接受既成格局，一意表彰程朱道学，并于顺帝至正五年（1345），据以完成官修《宋史》的纂修。朱熹在《伊洛渊源录》中所确立的道学统绪，便成为数百年间理学中人述理学源流的定规。 同理学史价值相比，我们以为作为一部早期理学史的《伊洛渊源录》，它的史学史价值恐怕是更应该予以重视的方面。两宋时期，是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迄于南宋初叶，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郑樵的《通志》、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等，一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史书相继问世。这些史书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便是逾越纪传体断代史的樊篱，在通古为史中打破旧有格局，实现了史籍编纂形式的创新。朱熹为旷世大儒，他虽不以史学名家，但在这样一个学求创新的史学风气影响之下，不惟其道学思想表现出非既往成说所能羁绊的鲜明个性，而且他的史学思想也在对传统的错综会通之中，展示出求新的可贵历史特征。惟其如此，所以朱子为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作跋，既盛赞《资治通鉴》的编年系日，誉为“伟哉书乎，自汉以来，未始有也”，同时更取袁书与先秦时代的《国语》后先比美，充分肯定其以事命篇、各成始末的创辟之功。朱熹就此写道：“其部居门目，始终离合之间，又皆曲有微意，于以错综温公之书，其亦《国语》之流矣。” 朱熹的《伊洛渊源录》，其结撰略与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同时。如果说袁枢在错综司马光著述的过程中，创立纪事本末体史籍，从而成就了中国古代历史编纂学纪传、编年与纪事本末三体鼎立的格局，那么朱熹的《伊洛渊源录》则是在无所依傍的情况下，以对史籍编纂传统形式的错综会通，兼容并蓄，别张一军，从而为学案体史籍的编纂开了先河。 一如前述，在中国古代，董理学术史的风气形成甚早，先秦诸子述学即已开其端倪，自司马迁著《史记》、班固著《汉书》，则规模粗具。然而结撰专门的学术史，则无疑应自朱熹《伊洛渊源录》始。朱子深厚的学术素养，使他谙熟历代史籍编纂形式的变迁。《伊洛渊源录》的以人物传记汇编形式叙述学派源流，显然导源于《史记》《汉书》以《儒林传》述学的传统。不过，倘若《伊洛渊源录》之于《史记》《汉书》，只是恪守矩矱，亦步亦趋，那么它也就失去其创辟路径的学术价值了。朱熹著述的可贵，就在于它既立足纪传体史籍的传统，同时又博采佛家诸僧传之所长，尤其是禅宗灯录体史籍假记禅师言论，以明禅法师承的编纂形式，使记行之与记言，相辅相成，浑然一体，最终开启了史籍编纂的新路。自《伊洛渊源录》出，历元、明、清诸朝，学术史著述接踵朱书，代有成编。其间，不惟有遵其旧辙，沿例而成的《伊洛渊源续录》《考亭渊源录》《洙泗源流》《心学渊源》《洛学编》《道南原委》《闽中理学源流考》《道学渊源录》等，而且还有变通旧例而成大观的众多学案体史籍。从朱熹的《伊洛渊源录》发轫，中经刘元卿的《诸儒学案》、周汝登的《圣学宗传》、孙奇逢的《理学宗传》承先启后，至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出而徽帜高悬。再经全祖望续修《宋元学案》而加以发展，迄于民国初叶徐世昌主持纂修《清儒学案》而臻于大备。在中国历史编纂学中，终于形成源远流长的专门学术史编纂体裁—学案。 作为一部早期理学史，从梳理洛学源流的角度而言，《伊洛渊源录》无疑是一部成功的著述。然而，两宋间繁富的学术演进历史，毕竟非是洛学一家升沉所能赅括，一部早期理学史，也不是单一的洛学史所能取代。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伊洛渊源录》又是很不完备的史书。其中，对于两宋学术的奠基人胡瑗、孙复、石介等人的学术活动，几乎未作任何反映。而对在赵宋一代学术发展中产生过重要影响的王安石新学，司马光朔学，苏轼、苏辙蜀学，等等，《伊洛渊源录》或视作附庸而语焉不详，或屏为异己而多所贬斥，皆未有如实记录。时起时伏的党派斗争，与北宋一代相终始。沿及南宋，痼疾铸成，不可逆转。愈演愈烈的党派角逐，不惟给一时政治投下浓厚阴影，而且也严重影响了其间的学术发展。朱熹既非超凡脱俗，沉浮于党争之中，就难免成见障目，入主出奴。因而《伊洛渊源录》拘囿门户、党同伐异之见，亦在所多有。凡此种种，都是毋庸讳言的。朱熹当年于该书所说的“诚觉旷阙”，实非言不由衷的谦辞，而是一个杰出学者实事求是的反省和自责。于此，我们当然不能苛求朱子。总结北宋道学史，乃至整个一代学术史，在朱子生活的南宋初叶，条件实未成熟。《伊洛渊源录》筚路蓝缕，在这方面开了一个良好的端绪。始为之者难，继述之者易，朱子在以史昌学中所建树的开创之功，是不可磨灭的。 把握学术史脉络的拓荒之作 。“学案”是中国古代重要的著述体裁。《中国学案史》曾于1994年由台北文津出版社出版，被当时学者评为“一部有开拓意义的史学著作”，曾获第三届中华出版物(图书)奖。十余年后，2008年，上海东方出版中心再次推出经过修订本《中国学案史》。修订本，学理上更趋缜密，议论更显开阔。本次纳入陈祖武先生个人文集中，底本选用此修订本，经陈祖武先生再次亲自修订，编辑同陈先生共同协作，力图为读者再次呈现陈祖武先生这部力作。本书学术价值、收藏价值并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