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简史

作者简介

武斌，历史文化学者，研究员。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特聘教授。曾任辽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沈阳故宫博物院院长，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辽宁省文联副主席等。 主要从事中国文化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已出版著作数十种，近年出版的主要有：《故宫学与沈阳故宫》、《沈阳故宫四百年：一部叙事体的文化史记》、《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史纲》（2卷）、《丝绸之路全史》（2卷）、《文明的力量：中华文明的世界影响力》、《孔子西游记——中国智慧在西方》、《新编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6卷）、《中国接受海外文化史》（4卷）等。其中《丝绸之路全史》入选中国出版协会“2018年度中国30本好书”，《文明的力量：中华文明的世界影响力》入选《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19年度好书、中国好书2019年9月月榜图书。

内容简介

第一章 中华文化与朝鲜文明开发 一、一个超大型的移民团 文化传播有一条基本的规律，就是由近及远。中华文化最先传播到的地区，或者说最先受到中华文化影响的地区，首先是那些与中国在地域上比较接近、交通往来也比较便利的地区。朝鲜半岛与中国山水相连，是最早接受中华文化传播并受到深刻影响的地区。 根据有关考古发现的材料，中华文化传播到朝鲜半岛，从新石器时代就开始了。朝鲜半岛考古发现的新石器制作技术、稻作文化、制陶技术以及石棚式墓葬习俗，都受到中国东北以及山东半岛相关文化的影响。这说明在新石器时代两地就有了文化交流，但中华文化对朝鲜半岛最重要的影响还是发生在商末周初这一时期。 商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王朝。到了商朝晚期，已经创造了比较发达的文明，也聚集了很多的社会财富。商朝晚期却出现了一个奇葩的帝王，他荒淫无度，胡作非为，把延续几百年的商朝命脉掐断了。 这位帝王就是商纣王。商纣王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暴君，他沉溺酒色， 奢靡腐化，残暴无道，而且不听任何劝谏。比干、箕子、微子三位大臣极力向纣王劝谏，反遭迫害。《论语》说：“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三仁”中的箕子是纣王的叔父。箕子名胥余，是商朝末年的太师，因封国在箕地，所以称“ 箕子”。箕子曾多次苦心谏阻纣王，但纣王不听。于是， 箕子披发佯狂，独自一人隐居在箕山，即今山西陵川棋子山，隐而鼓琴以自悲，每日只管弹唱《箕子操》曲，以发泄心中悲愤。纣王闻知，便把他囚禁在一个名叫“ 箕子台”的地方。 武王灭商建周后，释放了箕子。箕子不忍看到殷商王朝灭亡的惨状，遂率族人去了朝鲜。周初分封诸侯，周武王闻知箕子东走朝鲜，便封箕子为朝鲜侯。箕子在朝鲜建立国家，定都于王俭城（ 今平壤），受周之封号，为周之藩属。此后，每12 年朝周一次。 周武王时，箕子应武王之召至周之镐京，与武王共同讨论治国方略，并作一篇题为《洪范》的文章。《 洪范》载于《 尚书》，司马迁《 史记·周本纪》认为，《洪范》是周武王与箕子的谈话记录。“ 洪”的意思是大，“ 范”的意思是法。《洪范》讲的是治国的九条大的规则。这篇《洪范》是中国人对人生、对现实关怀而求得的经验知识，是商代治国经验的总结，被后代儒家学者奉为最早的经典文献。 据说，箕子率领子弟与商朝的遗老故旧一大批人，从胶州湾渡海，奔向朝鲜。同去的有殷商贵族景如松、琴应、南宫修、康侯、鲁启等。箕子一行到了黄海边，便乘木筏向东飘去。几天后登上一岛，见岛上山清水秀，芳草连天，一派明丽景象，便将此地叫作“朝鲜”。从此，箕子带领的约5000 人在这里定居下来。 周初的朝鲜应是今朝鲜半岛北部。箕子“走之朝鲜”应该就是指这里。箕子创立古朝鲜的一代王朝，即“箕子朝鲜”或“箕氏朝鲜”。这个“箕氏朝鲜”传40 余世，历900 多年。 箕子是一位有很高地位的殷商王朝的统治集团成员，他率领的约5000人， 实际上是一个庞大的移民集团。这个移民集团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他们中有懂诗书、礼乐、医药、阴阳、巫术的知识分子，有懂各种技艺的能工巧匠。百家技艺皆从其入朝，他们推广殷商的田亩制度和中原先进的耕作、养殖技术， 把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带到朝鲜，在生产技术和文化制度上对当地社会生活有一定的帮助。《汉书·地理志下》说，箕子“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 因而使朝鲜的文明推进一大步。 箕子到朝鲜后便建筑房屋、开垦农田、养蚕织布、烧陶编竹，还设“犯禁八条”，即《汉书·地理志下》记载的“乐浪朝鲜民犯禁八条”。这“八条之教”是： （1）相杀，以当时偿杀。 （2）相伤，以谷偿。 （3）相盗者，男没入为其家奴，女子为婢，欲自赎者，人五十万。 （4）妇人贞信。 （5）重山川，山川各有部界，不得妄相干涉。 （6）邑落有相侵犯者，辄相罚，责生口、牛、马，名之为“责祸”。 （7）同姓不婚。 （8）多所忌讳，疾病死亡，辄捐弃旧宅，更造新居。 由于箕子的礼义教化和律法严明，“其民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这 “八条”是古朝鲜受中华文化影响而形成的最早的成文法。而成文法是社会达到较高文明程度的标志之一。可以说，箕子东走朝鲜，给那里带去了较为先进的中国文明，对于推动朝鲜半岛的社会发展和文化进步起到了很大作用。 箕子在朝鲜积极推行文明开发，以《洪范》为指导思想、以“八条之教” 为律法，在朝鲜政治和思想文化史上都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朝鲜李朝时代学者李珥说：“朝鲜被仁贤之化，化诗书礼乐之邦，朝野无事，人民欢悦，以大同江比黄河，作歌以颂其德。” 箕子作为教化之君，把中华文化传播到朝鲜半岛，将朝鲜由“夷”带入“华”的文明圈。春秋时代，当时所认识的文化基本上分作华夏与夷狄两大类。华夷观念成为中华世界评判文明程度高低的标准。朝鲜原本处于“华夏”边缘，是“东夷”的一支，但朝鲜是一个积极向“华”学习的“夷”。朝鲜时代 的学者普遍认为，箕子是朝鲜由“夷”入“华”的关键人物，纷纷称颂箕子的教化之功。朝鲜时代的崔岦说：“朝鲜之有箕子，犹周之有文武也。”箕子在朝 鲜的地位，就如同中国的周文王、周武王。朝鲜之所以被称为礼义之国，是因 为有箕子的教化。因为箕子的东来，朝鲜由“夷”变“华”，成了“小中华”。 二、汉置四郡与乐浪文化 汉武帝时，汉朝将朝鲜半岛北部地区改为直属政区，设置乐浪、玄菟、真番、临屯四郡，历史上称其为“汉四郡”。汉四郡的最初位置是：乐浪郡在朝鲜清川江以南、慈悲岭以北，即今平安道南部和黄海道北部；真番郡为旧真番地区，在慈悲岭以南、汉江以北，即今黄海道大部和京畿道一部；临屯郡为旧临屯地区，即东北海岸，包括今咸镜南道全部；玄菟郡即今鸭绿江中部流域和浑江流域。汉四郡设置后，又下设众多县。郡县长官由汉朝中央派遣汉人担任。汉四郡的设置，说明汉武帝已经将朝鲜半岛北部地区纳入了汉帝国的统治范围。 汉武帝之后，西汉在朝鲜半岛北部的郡县设置情况有所变化。昭帝始元五年（前82），罢去临屯、真番二郡，并将原属于它们管辖的范围并入乐浪、玄菟二郡。乐浪郡治所在今朝鲜平壤，当时管辖濊貊、沃沮等族；玄菟郡治所则初在夫租（ 今朝鲜咸兴），后因受濊貊所侵而迁往高句丽西北（ 今辽宁新宾），管辖高句丽、夫余等族。4 世纪，高句丽先后占据了乐浪郡和玄菟郡， 从而结束了中国王朝在朝鲜半岛设置郡县的历史。在汉四郡中，乐浪郡存续时间最长，从公元前108 年至公元313 年，共存在了421 年。 汉朝在朝鲜北部地区进行郡县统治，将其完全置于汉文化的势力范围。当时不仅有汉人官吏到四郡任职，更有很多富商大贾前往朝鲜经商，大量百姓到朝鲜垦荒，半岛与大陆的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更为频繁和密切，四郡已是一派汉文化景象。美国学者赖肖尔等认为，朝鲜半岛的汉置郡县是“ 持续4 个世纪之久的汉文明前哨站”。 20 世纪中期以后，在汉四郡地区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大量汉朝的官印和各种质地不同、形状各异的器皿，考古学家将这种文化现象称作“ 乐浪文化”，其实也就是汉文化。乐浪文化的考古发现，为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和文化提供了具体的物证。学术界对于乐浪文化的基本看法是：乐浪文化属于广义的汉魏晋文化系统，两汉时期，在中央政权对边郡的有效管理之下，乐浪文化得到了高度发展。 在原乐浪郡地区陆续有不少重要的考古发现，在平壤市南郊大同江南岸， 现在仍有一个以“ 乐浪”命名的区。区内的台地上有土城遗址，略呈不规则形，东西约700米，南北约600米。考古学者认为，此处即乐浪郡治址。在1935年和1937年的考古发掘中，城址东部发现柱础石、甬路、井、下水道等建筑遗迹。城址内出土的遗物相当丰富，历年采集所得的有砖瓦、封泥、陶器、铜铁器等。瓦当上除常见的云纹外，还有“乐浪礼官”“乐浪富贵”“大晋元康”等铭文。特别是封泥，除吞列、华丽二县外，乐浪郡所辖的其他23 县的令或长、丞、尉的官印以及“乐浪太守章”“乐浪大尹章”都有发现。 东汉末年，乐浪郡辖下的屯有县以南地区置带方郡，郡治在带方县。带方郡及占蝉、长岑、昭明三县的城址都已发现。带方郡城址位于今朝鲜黄海北道凤山郡石城里。城址略呈长方形，东西556 米，南北730 米。城址内出土有东汉到西晋的纪年砖，如光和五年（182）、泰始七年（271）等。城址北面发现的墓砖上有“使君带方太守张抚夷”“ 大岁戊申渔阳张抚夷”等铭文。占蝉县城址位于今朝鲜平安南道龙冈郡城岘里，城址略呈长方形，东西约1500米，南北约1300 米。城址东北遗有元和二年（85）的占蝉神祠碑。碑铭的内容为占蝉长向山川之神、平山君祈求百姓安宁、五谷丰登。此碑是朝鲜半岛已发现的最早的石刻。长岑县城址位于今朝鲜黄海南道信川郡凤凰里。在这里，考古发现长篇铭文：“守长岑县王君，君讳乡，年七十三，字德彦，东莱黄人也。正始九年（248）三月廿日，壁师王德造。”昭明县城址位于今黄海南道信川郡 土城里。城址呈长方形，东西500 米，南北200 米。城址附近发现的墓砖上有“ 太康四年（283）三月昭明王长造”的铭文。 在原乐浪郡各县遗址还发现了许多墓葬，被称为“ 乐浪墓葬群”。其中以乐浪郡治址南面的墓葬群最为有名，有2000 多座，多为方台形封土的坟丘墓。 经过正式发掘的有50 余座。这种墓葬形制是中国周汉时期最为通行的形制。墓葬的结构主要为木椁墓和砖室墓两种，分别代表不同时期。木椁墓是带墓道的土坑竖穴，椁室是木制的，有单室和双室之分，一般容纳两棺，也有一棺或多棺者，随葬品排列在棺椁之间。椁室的周围有的还积石积炭或用砖包围，椁室上面用土逐层夯实。比较典型的是王光墓和彩箧冢，前者单室双棺，出土的木印上刻有“ 乐浪太守掾王光之印”，表明了墓主的身份；后者双室三棺，因出土有以孝子传为题材的人物彩画漆箧而得名，同出的一枚木简上书有“ 缣三匹，故吏朝鲜丞田肱谨遣吏再拜祭”，表明墓主也是乐浪郡的官吏。砖室墓顶为穹隆形，有单室和双室之分，后者前室两侧往往附有耳室。墓室内一般容纳两棺。墓砖铭文的纪年，较早的有魏嘉平二年（250）、景元元年（260）， 稍晚的有西晋时期的泰始、咸宁、太康、元康、建始、太安、建兴等年号，甚至还有东晋的永和九年（353）、元兴三年（404）等纪年。这说明乐浪郡和带方郡于建兴元年（313）被高句丽攻陷之后，砖室墓的使用还持续了一个时期。这两种墓葬的砖砌和木工的做法，木棺的样式，乃至细微到一块砖上的花纹或一个榫卯，都和中原地区的汉代古墓了无差异。考古发现的随葬品十分丰富， 几乎包括了所有汉朝贵族日常生活所需物品。各墓出土的带铭文漆器达57件， 多数有纪年，上自西汉始元二年（前85），下到东汉永元十四年（102），所出铜镜的形制、纹饰也表明这些木椁墓的年代基本上属于这个时期。另外，漆器的铭文中还有“ 广汉郡”或“ 蜀郡”等字样，表明它们的出产地是四川，是从中国内地传过来的。 乐浪墓葬群及其丰富的随葬品， 充分反映了其属于汉文化，也具体体现了当时中华文化向朝鲜半岛传播的一个重要侧面。 乐浪文化出土的文物十分丰富， 包括服饰类、武器类、车马具器类、漆器生活用品类、青铜器类、木器类、钱币类等。这些文物反映出汉文化在朝鲜半岛的广泛影响，特别是其中的漆器，各种图案线条流畅，技术娴熟，黑漆朱绘，色泽沉着，可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漆器相媲美。青铜器中，青铜博山炉也是中原汉墓中常见的随葬品。从出土文物的分布来看，汉文化还通过乐浪郡传播到朝鲜半岛南部的金海、永川、扶余、济州等地。 三、朝鲜三国与中华文化的联系 公元前1 世纪中叶到公元7 世纪中叶，是朝鲜历史上的“ 三国时代”。朝鲜半岛上出现了高句丽、百济、新罗三个国家，呈三足鼎立之势。三国时代是朝鲜社会文化大发展的时期，也是大规模学习、吸收和移植中华文化的时期。三国时代与中国经济文化交流的新发展态势，对朝鲜社会和文化的进步和繁荣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本书以文字、图片为载体，以讲故事为方式，简明阐述了延续几千年的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深刻论述了中华文化的世界价值，对于中华文化“走出去”，彰显和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2）本书可以帮助我们以文化传播的视角理解当代中国、当代世界的诸多现实与问题，站在历史发展的方位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3）阅读本书，深感民族的自信心归根结底来自文化的繁荣与进步，文化的自信需要通过合适的方式建立，本书正是一部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树立中国形象，进而培育文化自信、民族自信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