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视野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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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下一利（Matsushita Kazutoshi）经历了一场漫长的战争。1923年，松下出生于日本九州的一个渔村，1944年应征加入日本关东军。他参加了一号作战行动（Operation Ichigo），这是日本在中国发动的最后一次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陆上攻势。该作战行动沉重打击了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但也使日军疲惫不堪。松下临阵脱逃，结果被俘虏并被编入国民党军队。1946年，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爆发内战，松下再次被俘。这一次，他加入了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共产党战士对待平民的方式给松下留下了深刻印象，此后他便一直跟随解放军作战，直到1949年解放军打败国民党。即便如此，他的战争仍未结束。1950年，松下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冰封的鸭绿江，加入朝鲜一方，参与抗美援朝战争。他参加了（朝鲜）长津湖周围残酷的冬季战斗，最终于1951年8月被美军俘虏。在1953年停战之前，他一直是战俘。次年，他终于回到了家乡，而此时他的家人以为他早已作古。 松下的奥德赛之旅确属非同寻常。他在外漂泊了10年，先后在三支不同的军队服役，最后向第四支军队投降。他参加了绝望的战斗，目睹了大规模的破坏，并参与了一场改变世界的革命。松下的经历是独特的，但也集中反映了全世界千百万人的经历。在我们所熟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来自英属西非的“缅甸男孩”与英帝国军（British-Imperial Army）一起在东南亚作战，其中一些人由波兰军官领导。来自英属印度的旁遮普人在北非和意大利服役。西班牙志愿者穿越欧洲，参加了德国对苏作战，在那里他们与数以万计的罗马尼亚人、匈牙利人和意大利人会师。巴西人在意大利与美国人并肩作战，一支墨西哥战斗机中队在菲律宾与美国陆军航空队并肩作战。从柏林到东京，来自美国中西部的农家女在女子军团服役。来自法属北非和西非殖民地的非洲人、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在法国南部的战役中发挥了盟军先锋的作用，但随着抵抗运动战士的加入，法国军队被“白化”（whitened），他们被毫不客气地挤到了一边。1939年被苏联俘虏的波兰人，一部分后来离开，在意大利与英国人并肩作战，一部分则留下与红军共同发起对柏林的总攻；一些人在巴勒斯坦定居，许多人则在英国安家。一名美国士兵乔· 贝勒（Joe Beyrle）被德军俘虏，后被苏联红军从监狱中救出。他加入了一支苏联坦克部队，在一位他只知道叫“少校”的女人的指挥下，从东部打进德国。 这场全球冲突的结构就是由如此这般延伸和纠缠的个人历史编织而成的。在世界各地，像我父亲这样的孩子们通过翻阅报纸上的地图来研究军队的动向，想象着他们也是其中的一员。即使在德国占领下的波兰犹太人聚居区，在遭受可怕迫害的情况下，像18岁的达维德· 西拉科维亚克（Dawid Sierakowiak）这样的犹太人也尽其所能地关注着战争的进程，他们从英国广播公司的秘密广播、想方设法搜罗来的报纸以及偷听到的德国士兵谈话中拼凑出一些信息。他们研究开赴前线的士兵的士气，统计返回的伤员数量。盟军在斯大林格勒和阿拉曼取得胜利后没几天，消息就传到了西拉科维亚克在罗兹的犹太人区，引发了当地的秘密庆祝活动。1942年8月，当游击队挺进南斯拉夫的消息传来时，西拉科维亚克报告说“精神振奋得令人难以置信”，但他也报告说，他担心德国将“在输掉战争之前彻底消灭欧洲的犹太人”。犹太人聚居区的命运与远方的战争紧密相连，犹太人们盘算着盟军遥远的胜利对其生存机会意味着什么。 这些叙事激发我们去思考空间上的相互联系，以及一个地方发生的事件对遥远的和看似毫无联系的人们的意义。但是，松下的奥德赛之旅也促使我们思考时间。当他在1944年参加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时，这场战争自东京于1931年入侵中国东北以来就一直在进行。松下发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正式结束并没有给亚洲大部分地区带来和平。印度、荷属东印度群岛、缅甸、越南等地的民族解放运动继续为争夺政治权力而战，而在中国，一个短命的联合政府让位于内战、革命和朝鲜半岛的新战火。1953年7月朝鲜停战后，局势终于有所稳定，但东亚的一些地区从1931年到1953年一直战乱不断。在印度支那，越南民族主义者陆续与日本、法国和美国占领者作战：他们的战争直到1975年才宣告结束。 欧洲的时间框架同样具有弹性。在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间通常是指英法对德宣战的日子，即1939年9月3日，但这是一种过于以盟国为中心的观点。德国军队于1936年3月重新占领莱茵兰地区，并于1938年吞并奥地利和捷克苏台德地区。法西斯意大利于1935年入侵埃塞俄比亚，1939年入侵阿尔巴尼亚，而在西班牙，民选共和政府与德国和意大利支持的保守军官之间的内战从1936年7月持续到1939年4月。1945年春德国的投降结束了欧洲的主要军事行动，但政治稳定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才得以实现，此时欧洲大陆的冷战分裂局面已经成型。在北非，战争使得法国对其殖民帝国的控制有所放松，引发了争取民族独立的战争，这些战争于1962年在阿尔及利亚结束。 上述这一简短的概览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战”既是全球相互联结的一个站点，也是20世纪中叶二十多年间混乱蔓延的一个事件，或者说是一系列相互交织的事件。它不是一场双方界限分明的单一战争，也不能被强行纳入传统的1939—1945年的时间框架。即使是被广泛接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名称本身也是美国领导人精心推广的产物，在问鼎全球领袖地位的背景下，他们热衷于将自己的叙事强加于战后世界。纳粹领导人也曾对世界大战（Weltkrieg）有过幻想，但只有美国才拥有将其变为现实的经济实力、军事力量和政治远见。但也有其他的说法，战争继续以不同的名称反映不同的现实。在俄国，它是“伟大卫国战争”，在中国是“抗日战争”。日本从“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开始，到“大东亚战争”，最后在太平洋战争中失败。英国人在 1948年追随美国的领导之前，曾玩弄过许多名称。英国著名学者卢埃林· 伍德沃德（Llewellyn Woodward）a酸溜溜地指出，掌控命名权是“美国的又一次胜利”。 伍德沃德说得有道理。从全球视角来看，这场战争最具意义的单一后果便是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确立了主导地位。美国帮助摧毁了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争夺地区霸权的行动，同时也让作为全球大国的英国黯然失色。当美国参战时，它早已是世界领先的制造业大国，华尔街正在挑战（伦敦）“金融城”作为世界首要金融中心的地位。但美国的陆军规模很小，仅列世界第18位，海军虽然名义上与英国皇家海军相当，但由于缺乏海外基地而受到限制。到1945年，美国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军事强国，其全球影响力依托于2 000多个海外基地。美国曾一度垄断了核武器，甚至一度拒绝与其最亲密的英国盟友分享核武器。在美国战时经济巨大生产力的支撑下，这种前所未有的军事力量使华盛顿得以重组全球资本主义经济，持续释放出维持到20世纪60年代末的经济繁荣。 美国世界地位的转变是漫长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全球史的核心。这是一个通过一系列相互重叠的战争展开的故事，这些战争最终导致美国击败了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等敌人，英国盟友被边缘化，苏联作为对手被“遏制”。这是一个“美国世纪”（American Century）——杂志出版商亨利· 卢斯（Henry Luce）于1941年提出——得以建立的故事。这被设想为美国主导下的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浪潮，其中裹挟着美国自由国际主义的意识形态。在上述纠缠不清的跨国叙事背景下，这是这段全球史的核心故事。当然，它的内涵远不止于此。全球史还必须包括柏林、东京和罗马的极端民族主义政权为建立自己的殖民帝国所做的努力，以及伴随其中的所有那些残暴的和与种族灭绝相关的后果。它还包括伦敦、巴黎和海牙的老派帝国主义者为保住他们的帝国所做的努力，这些帝国曾塑造了全球政治与经济。它同样包括苏联成功进行的反击德国入侵的战争，这个国家建立于反资本主义的革命基础之上。它还强调了反殖运动浪潮的兴起，这股浪潮给长期以来受欧洲各国统治的广大地区带来了非殖民化和民族的独立。 最后，我想对美国读者说几句话。年轻的美国人，其中大多数是男性，当年大量参与了跨国之旅，这是全球战争经历的一部分。美国人在大西洋和太平洋、欧洲和亚洲作战。他们目睹了日本和德国城市的毁灭，凝视着意大利的名胜古迹，喝着英国的温啤酒。尽管如此，美国人民的战争经历在许多方面与其他国家的人民截然不同。当德国的炸弹落在英国工业城市谢菲尔德时，我母亲还是一个10岁的小女孩，她蜷缩在安德森防空洞里——那不过是一块薄薄的波纹钢板，上面覆盖着花园里的泥土。她躲过了一劫，但她的房子被炸毁了。仅在1940年12月的两次夜间轰炸中，谢菲尔德就有600多人丧生，其他一些城市则有数千人伤亡。她的童年经历中有一种恐怖的确定感，即轰炸机上那些看不见但却能清晰发出声音的年轻人试图杀死她。从汉堡到东京，从列宁格勒到南京，数以百万计的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在法国，人们面临的另一个恐怖是，轰炸他们的是他们的“解放者”，有53 000多人被盟军的炸弹炸死。随着战争的进行，屠杀规模也在不断扩大，然而，数百万伤亡平民中却没有一个是美国人，只有在俄勒冈州野餐时被日本气球炸弹炸死的6人是不幸的例外。 正如普利策奖得主斯特茨· 特克尔（Studs Terkel）所说，对许多美国人来说，“二战”是一场“好战争”。对于那些没有入伍的人来说，战时工作随手可得，且报酬丰厚。数百万女性首次加入劳动大军，许多非洲裔美国人开始了第二次“大迁徙”，从南方农村迁往加利福尼亚和北方蓬勃发展的兵工厂。美国城市没有遭到轰炸，基础设施没有受到破坏。厨房里食物充足，没有人因敌人的行动而挨饿。这些构成了战后美国梦的基础。在美国取得压倒性军事胜利的背景下，它们塑造了——并将继续塑造—— 一种非常具体的、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二战”史观。它是这样一场战争，定义清晰的双方在一场道德立场鲜明的战争中正面对峙，同时它也是一场发生在一个精确界定的时间框架内的战争。但这并非世界其他地区所普遍接受的观点。将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一场全球性事件来看待，需要我们有意识地努力跳出传统的以美国（和西方）为中心的框架。这虽不要求我们放弃这些根深蒂固的道德信念，但在比较经验（comparative experiences）的语境下，这的确要求我们从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而非从任何特定国家的角度出发去辨别这些道德信念。 放大的时间框架，延伸的地域空间。当分布在各洲的战场被一束放眼全球的目光审视，便诞生了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新理解。 ？ ？ 士兵、工人、军需、原料、资金……肉眼可见与不可见的事物源源不断地在地表流动，为这一空前的全球性大事件编织了复杂精密的网络。它们连接起了天空、陆地与海洋，而各国紧张的军备竞赛、正面对抗与技术突破参与其中，共同呈现了一段动态的、缠结的“二战”史。 ？ ？ 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了全球秩序的重组。战前殖民体系崩坏，一批新的民族国家诞生，英国的领导地位被美国取代。但美国希图建立的秩序在轴心国战败后面临着严峻挑战——战争的余波在全球各地持续出现。这一事实也让长期受美国主导的“二战”史叙事需要被重新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