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修订版)/中国社会学经典文库

作者简介

项飙，1972年生于浙江温州，英国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除《跨越边界的社区》外，著有Global Body Shopping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8年度美国人类学协会安东尼利兹奖。中译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合编Return: Nationalizing Transnational Mobility in Asia （杜克大学出版社 2013）。获2012 William L. Holland 奖、英国科学院中期职业发展奖等。最近的中文文章包括“中国社会科学‘知青时代’的终结”等。

内容简介

史前史 大姊夫在讲他过去经历的时候感叹：我这一辈子做过的事真是能写好几本书！在“浙江村”我经常听见这种感慨（有的是说能演电影，有的说能编戏）。 1994 年春节，我向乐清县工商局的领导打听有关乐清人口外流的情况。他张口就不容置疑地说：“乐清人嘛，‘文革’的时候就全国到处乱跑！”这位干部50 多岁，本地人，一直在乐清工作。他的经历给了他这样的印象：“浙江村”是这些人自己多年“跑”出来的结果。1994 年10 月我随北京市有关部门在“浙江村”开展外来人口调查，发现，这里30 岁以上的男性业主60% 以上在80 年代以前就有了出省的流动经历。王春光（1995：64）对“浙江村”的调查也发现，这里年纪在32 岁以上的男人80% 在改革前有过外出的经历。很多学者也强调温州地区有人口外流的传统。（费孝通，1992；林白，1986；王春光，1994）但是“浙江村”的出现，并不是简单的“传统加改革政策”的产物。 在来到“浙江村”之前，“浙江村人”有三种流动经历。 一是在“文革”后期，以“师傅带徒弟”或者“先走带后走”带出来的。当时主要是去西北地区打家具和去湖北等地做木工、弹棉花，以及换银圆、去内蒙古淘金沙等等。 “浙江村”村民姚信安告诉我：“我是71 年，18 岁时第一次出远门，去甘肃敦煌。我们都是趁乱出去。有段时间火车不都是白坐的么！本来温州人去上海一带的多，但是这边管得严。在西北革命虽然闹得凶，但没人认真管事。”1975 年首次外出、1986 年来到北京的周年滔说：“当时从村里出来并没什么障碍。我们家祖祖辈辈都讲和气生财，我年轻时，这个运动那个运动中对别人都没怎么样。出来时生产队长也是本家，拦你对他没什么好处。反正在家里也没有真活可干。大队长也是睁只眼闭只眼，公社就管不过来了。出去工分当然是没了，每月再交2.5 元给生产队，用以赡养五保户。我78年回家结婚，还当了一年生产队长。因为在村里的也搞两派斗争，选不出人，倒把我这个中立派选上了。” “文化大革命”所导致的混乱给人们提供了自发外出的可能。而能抓住并利用这个机会，离不开“师傅带徒弟”这种网络的结成。 姚信安说：“我出去不用带钱。那时我的一个堂伯，解放初曾跟他的师傅到外面做过家具，家里有一点工具和钱。他跟我爸分析，觉得当时可以出去试试，劝我爸让我跟他去。学手艺在农村是件顶好的事，就答应了。在外面吃住由他管，年底再给一两百块钱。 “我们这里有几批知青曾到西北支边，他们常写信回来，所以我们知道那里的一些事。而且想，万一到那边不行还可以找他们。” “师徒”是中国农村中由来已久的关系。各种手艺、行当因此得以传承。人们现在在新的形势下重新利用这一关系，使老一代能够把他们在手工业合作化以前所积累的资源（包括在过去的流动中所得到的经验、信息和资金等等）重新动员起来，成为在国家之外的，资源组合的一个渠道。 外出后，人们主要靠开辟“地下市场”讨生活。姚信安说：“我们不敢去大城市，一般住到县城或郊区的村里，挨户问要不要做家具。给哪家做就住在哪家，付房租。米、煤请他们帮忙买。西北人家具做得不行，我们很容易找到生意。按当时的说法，我们是典型的投机倒把，黑市。但老百姓没有天天真搞阶级斗争的，儿女结婚总得有柜子、床。怕的是他们邻居间有矛盾，或者嫌我们吵，才去‘报官’。我们半夜里躲到猪栏、牛棚里也是常有的事。我自己就被公安遣送过两次，但我们无所谓。基本还能做得下来。” 当时他们不可能到市场上买木材，也不可能卖家具，只能偷偷摸摸由客户提供木材赚点手工费。资源积累和群体扩大的速度极慢。 根据乐清、永嘉的杭郭、钱家埕、河深桥等村村民的回忆，当时外出的人占本村的大约二十分之一，而且整个70 年代没什么增长。 “浙江村”，20世纪80年代起渐次于北京天安门以南5公里的南苑地区汇聚成形。30年来，其经济生产与社会再生产的特殊面貌、内部空间与外部环境的互动演变，已成为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流动人口与城市社会经济发展，体制、权力与政策的鲜活样本。 作者借同乡之便，于90年代中期6年时间里对“浙江村”进行实地调查，深入“浙江村人”的日常生活，以近乎白描的写作手法，细致呈现了“浙江村”这一流动群体的落地、发展和变化中的诸多细节。对于“浙江村”的形成、结构、运作、变迁，“浙江村人”作为“外来人口”在北京的生活、生产经营、乡情民愿、与流入地及户籍所在地管理部门的互动等等，均加以极近距离的分析记录。 本书时隔20年后修订再版，除对前版内容进行补充订定外，于新增序言部分特别回顾了“浙江村”和中国社会自2000年以来的变化，对“正规化”及“分割—攫取模式”进行了分析阐述。同时为便于历史比照，增绘了2017年“浙江村”疏解前分布示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