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与古代哲学

作者简介

韦政通（1927—2018），江苏镇江人，当代著名学者、思想家。曾任台北《中国论坛》编委会召集人、“世界哲学家丛书”主编、世界中国哲学学会学术顾问等。在中国传统思想的现代转化、现代伦理文化的创造、现代思想学术的建立、现代知识分子品质的塑造等方面多有创见。著有《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化概论》《董仲舒》《中国思想与人文关怀》《伦理思想的突破》《儒家与现代中国》等近四十部著作，编有《中国思想史方法论文选集》等。

内容简介

第二章 荀子“天生人成”一原则之构造 一 “天生人成”一原则之引出 “礼义之统”是荀子思想系统的基础，“礼义之统”所涵的一系列观念，是荀子思想系统的基层观念；通过这些基层观念，很清晰地表露了荀子系统的特质；这特质表示荀子思想自始就是一客观的路子， 他所要完成的系统，亦是一客观的系统。这系统的基本架构，是以“周文”作引子，以“礼义之统”作基础，到“天生人成”一原则构造出，才表现它的完成。因此，在“礼义之统”系统的解析之后，进一步必须对“天生人成”一原则之构造予以理论的陈述与展示。 要构造一个系统，第一步必须先形成一中心理念，荀子思想系统的中心理念即“礼义之统”。在中国文化中，思想的主要领域，大体不外是对人、对事、对天的三个方面；中国历代的大思想家的系统，大都是根据他的中心理念，对这三方面的问题及其关系所作的陈述。荀子亦不例外。荀子思想的主要部分，即是以“礼义之统”为基础，并于礼义效用的思考中，决定了礼义与人、与事、与天的关系；这一关系确定了，性、天的意义也就同时确定。这种由客观礼义的效用问题，导引到对天人关系上来的思考方式，即是由荀子思想系统的特质所决定的方式。 要了解这一特质，及此特质所决定的特殊方式的意义，与孟子的思路对照起来看，就很明显。孟子思想系统的中心理念是性善，这是就人之本然之善，确立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大本；它是众善之源，理想之根；孟子的一切思想都是本此中心开出的。性善心亦善，孟子即是以心善作例证（如“四端”之说），建立其性善论，故尽心知性则可以知天。在此一标准下所了解的“天”是“生德”（“天地之大德曰生”）；在此一标准下所了解的“事”是“修德”（《中庸》格、致、正、诚、修、齐，即修德之事；治、平亦莫不以修德为基础）。在孟子的系统中，一是皆以成德为主；孟子的宇宙，亦是道德的宇宙，这宇宙的基础在性善。表现道德的心性，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主体，所以孟子的思想系统是必然由主体入的。亦即可本此义确定孟子思想的特质是落在主体性与道德性上；这与荀子的系统是由客体（礼义）出，并以“礼义之统”为基础而构造的客观系统是迥然不同的。 牟宗三先生，曾经在他《中国哲学的特质》一讲稿中，对中国哲学的重点何以落在主体性与道德性上，有如下的论断：“中国的哲人多不着意于理智的思辩，更无对观念或概念下定义的兴趣。希腊哲学是重知解的，中国哲学则是重实践的。实践的方式初期主要是在政治表现善的理想，例如尧、舜、禹、汤、文、武诸哲人，都不是纯粹的哲人，而都是兼备圣王与哲人的双重身份的。这些人物都是政治领袖，与希腊传统中那些哲学家不同。在中国古代，圣和哲两个观念是相通的。“哲”字的原义是明智，明智加以德性化和人格化，便是圣了。因此“圣哲”二字常被连用而成一词。圣王重理想的实践，实践的过程即为政治活动。此等活动是由自己出发，而关联着人、事和天三方面。所以政治的成功，取决于主体对外界人、事、天三方面关系的合理与调和；而要达到合理与调和，必须从自己的内省修德做起，即是先要培养德性的主体；故此必说‘正德’然后才可说‘利用’与‘厚生’。中国的圣人，必由德性的实践，以达政治理想的实践。”这一段说明两点：（1）中国哲学是，重实践重主体的；（2）政治理想的实现，是以内省修德作基础的。这两点即是以表示中国哲学的特质。很显然，此一特质的陈述，是以孔孟一系的人文思想为典范的，并不能概括荀子的系统。在这一特质的陈述下，荀子当是一个例外。而后来历史上的儒家哲学，是以孟子的心性论与《易传》《中庸》为主流、为正统的。明白这一点，荀子其人其学一直不被重视而遭湮没，便不足为怪了。荀子不入主流，不为正统，并不表示其哲学思想无价值；而是向来哲人在孟子思路的拘囿下，无人能了解其价值，无人能察觉其系统乃代表孟子思路以外另辟的一个新方向；反而在两千多年以后，中国文化百弊丛生要求新出路的今日，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启示。中国传统的哲学精神，总不免局限于主体的一面，终于转不出来；今天的新哲学精神的要求，重点在如何开出客观精神，要开出客观精神必须重客体。这正是荀子的思路，荀子客观系统所代表的精神。这一精神在前章“礼义之统”系统的解析部分，已有相当的展现；在“天生人成”一原则之构造中，而后能全体透出。 “天生人成”一原则是透过“天”“性”“伪”“心”等观念所组成；因荀子构造系统的思路不是由主体入，而是由客体之礼义出，故其所言性天之意义与孔孟所述者大异其趣。由主体入，故肯定心性皆善；心性善，则由尽心知性而知之天亦善；一向儒家所说成德的基本工夫，即以具有价值意义的心、性、天为本，对治人的私欲，荀子则不然。荀子系统由客观之礼义出，故其价值标准不在主体之心性，乃在客体之礼义。价值标准既在客体之礼义，则实现价值唯在尊礼隆义，及发挥礼义的效用。荀子即以其所尊所隆之礼义为能治之本，返而治性亦治天；则性天在礼义之对治中，皆屈服而为被治的、负面的。众善之源、理想之根唯在礼义，性天只是自然义。 在孔孟，礼义由性分中出，礼义乃表现性天价值之客观化，性天与礼义之关系是谐和的。荀子的礼义乃“由人之积习以成，由人之天君（智心）以辩”，它是人为（伪）的，与人的性分无关，礼义与性天之关系遂成为能治与被治之关系。能治之礼义，与被治之性天之对局，即“天生人成”的基本架式。“天生”之“生”，非“天地之大德曰生”之“生”，生即自然而然之义；“人成”者，即通过礼义之效用以成。荀子“天生人成”一原则之构造，即纯由礼义之效用问题之思考中而导引出。故“天生人成”的理论，实即荀子效用论的主要部分；荀子的基本精神，亦即由礼义效用的追逼下而步步彰显。在《荀子》书中有两段重要的话，已说明“天生人成”一原则之所以构成及必须构成之理由。在这两段话中，不仅提到组成“天生人成”一原则的几个基本观念，且启迪了构造这一部分理论的思路，此即本书对“天生人成”一原则之构造之所本。 天地者，生之始也；礼义者，治之始也；君子者，礼义之始也。为之，贯之，积重之，致好之者，君子之始也。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参也，万物之总也，民之父母也。无君子则天地不理，礼义无统，上无君师，下无父子，夫是之谓至乱。（《王制篇》） 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性伪合，然后圣人之名一，天下之功于是就也。故曰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性伪合而天下治。天能生物，不能辨物也；地能载人，不能治人也；宇中万物、生人之属，待圣人然后分也。（《礼论篇》） 这两段话颇具概括性，可视为“天生人成”一原则理论构造的一个纲领，下文即本此纲领而予以一一展现。 1. 韦政通先生是当代著名学者、思想家，是早期“治荀三大家”之一，《荀子与古代哲学》为其荀子研究的代表作。是书一九六六年初版后，常销不衰，迄今已有十多个版本，印次不下三十。其人其书，魅力与价值，于此可见一斑。此番出版者，为五十多年来首部简体本。 2. 荀子是先秦儒家最后一位大师，他的思想与先秦诸子、九流十家都有或深或浅的关系。本书特别着重与各家的比较，从比较中显现荀学的特色。 3. 本书写作的方式，是“叙述”与“判断”并重的。叙述的部分，把荀子的思想系统做了一次重建的工作；判断的部分，不仅一再断定了荀子在思想史上的地位，且对每一点的重要观念的是非得失，都不放过对它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