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经济课(超值白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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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打造中关村，从拆掉北大的围墙开始 20世纪初叶，民国怪人辜鸿铭初到北大授课，有 学生见到他的小辫，哄堂大笑，辜鸿铭正色应之：“ 你们笑我，无非是因为我的辫子。我的辫子是有形的 ，可以剪掉。然而诸位同学脑袋里的辫子，就不是那 么好剪的啦！”其实，这句话也可以看成是北大人的 思想的另一种另类的诠释：对于科学和思想的学习， 首先要从破除障碍，拆掉心中的围墙开始。 中国近现代史上，叱咤风云的北大，原本就有站 在时代潮头，为科学真理，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五四 运动以来，先进思想理论和科学知识，绝大多数都是 北大的“盗火者”传播介绍而来的。正如杨振宁所评 价的那样：北大对中国历史的作用，远比哈佛大学在 美国历史上的作用更大。 20世纪20年代的北京大学，从一开始就将“科学 ”作为大学的支柱，从内容到形式，从科学开始，不 断拓展范围。辜鸿铭拖着小辫讲课，刘师培保皇，钱 玄同主张废汉字，今天听上去颇为滑稽，不知就里者 ，往往一概而论，评价这些人为封建余孽，守旧愚昧 ，其实不然：辜鸿铭大概是最早接受西方系统科学训 练的中国人，刘师培的学术出于西方，钱玄同和章太 炎先生一样，同样是留学日本的“新派”人士。 20世纪绝大多数影响中国的思潮，从民主、自由 主义到马克思主义，从汉学到经济学，北大基本上是 我们中国的滥觞之地。北大科学、人文社会体系影响 ，不仅仅是通常人们所说的“一个学校（北大），一 个地方（北大校园）、一个校长（蔡元培），一套主 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关键在于，北大的这 四个一，在战争和历史的洗礼下，已经不知不觉地渗 入我们民族的血液。北大的每一次新思想启蒙运动， 科学活动，无不是一次成功的“拆墙”活动。 有人说，北大人好谈启蒙和理想。其实，凡是启 蒙，都必定首先要揭去那所谓的“无知之幕”，更多 的时候，还要跨越信息和思想的真空地带。每一次北 大的抉择，也就是中国最卓越，最有远见者的选择。 “五四”时代，北大揭下了西方科学的神秘面纱，让 赛先生（科学）从此在中国登堂入室。新中国成立初 期，被扰乱的北大重新进入中国和平教育的时代。改 革开放，北大成为经济新思潮的绝对中心，成为改革 开放中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向影响最大的高等学府。 古人说“知难行易”。说是拆掉围墙，可是真正 有胆识勇气下手的人，始终是极少的。就算是北大， 在面临制度约束的同时，也同样可能面临所谓“路径 依赖”的问题。学术研究和市场挂钩的这一决定，在 北大面临重重阻力。1992年，也就在吴树青校长排除 万难，在北大南墙建立房地产开发部不久，北大的南 墙历史巧合在20世纪的改革开放初期，成为北大一次 时代精神大转折的标志。因为这一标志，北大从此在 科学的大旗下，将中关村和北大、中国硅谷、改革开 放、经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系列的名词现 象联系起来。 据明清小说笔记记载：近代之前的中关村，本是 明清内宫太监的坟地。中关村，本是永定河故道，旱 河流过故称“中湾”。明代太监猖獗，京城不少地方 都有太监庙，太监又称“中官”。清朝末年编制地图 ，认为太监不雅，改为“中关”。 新中国成立后第十天，中国科学院在中关村组建 。此后，北大和清华校园扩展到中关村，经半个世纪 的发展，中关村成为中国最大的知识、教育技术企业 中心区域。起初，中国科学院是中关村的领头羊：中 关村电子一条街前两年创立的30家高科技企业中，中 科院就占13家，北大只有1家。 1989年，吴树青教授担任北大校长，决心改变北 大在中关村科技园中不利处境。吴树青上任后，决定 拆掉北大南围墙，对于“激光照排之父”王选教授的 方正给予极大支持，北大建成的中关村现代化电子街 ，为创建中国硅谷提供了较好条件。同时设立教学和 科研奖励基金，培养年轻人才，使具有博士学位的教 师由不足100人扩展到600多人，并主持制订了北大面 向21世纪的宏伟蓝图，从而为北大跻身世界一流大学 行列打下坚实基础。 有关“中国硅谷”中关村的书籍、杂志，宣传记 忆，早已是汗牛充栋。中关村，除去名字外，已失去 地标意义，北京市的地图上已经无法将这个名为“村 ”的地区，从地理上划出清晰的界线。不过，对于今 天的北大，中关村却已经成为最具有标志性的印记。 从某种程度上说，新的北大如今更大程度上是以一个 中国高新技术输出者、传播者的面目出现。所谓北大 校训“爱国进步民主科学”，到最后终归是要落脚到 科学之上。 北大南墙的拆除，很大程度上也在无形中拆掉了 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争的观念之墙。当时北大南门 外600米低矮的南墙，不知是谁开的头，在墙根下弄 了简易商铺。“这些小商贩靠着北大南墙做生意，也 是借助北大的资源，有这样的资源，我们自己为什么 不利用？”当时身为北京市海淀区人大代表的马树孚 这样想。可是他的推倒在当时的一名北大学生看来却 是一副完全灰色的前景：北大不会再出现一名纯正的 学者。 1993年，北大南墙在推土机的轰鸣声中轰然倒塌 ，即使连反对者们也没有预料到，从此，2500米的商 业街建立起来，中关村的北大基因建立起来，一个市 场和知识精英结缘的时代开始了。甚至，中关村新建 的电子一条街上，北大出身的教授，为了区别，一定 要在介绍中标明自己的儒商身份，或者自称科技企业 家。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这种转身不容易，知识分 子在面临成本和收益的选择时永远会贴上知识的标签 。 今天看来，教授或者大学毕业生，将知识作为人 力资本，创新手段，不再被看成是降尊纡贵，也不被 看成是斯文扫地。相反，人们把北大这种拆南墙的破 天荒举动，看成是大学的元素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今 天，任何一所大学的毕业生回忆自己的青春岁月，大 学周边附近的商业街和美食店，都是最生动、最值得 留恋的部分。对于北大的学生们来说，中关村那些进 口电子产品，从盗版碟到微软的软件，从长城电脑到 苹果机，几乎全部经历了一遍，而这一切全部归功于 当初的拆墙之举。 在经济学中，人们相信，类似拆墙的举动总是会 牵动制度改革双方的博弈，触动他们敏感的神经。吴 树青离任北大后多年，仍然可以在全国代表大会上听 到不少人对他拆墙的非议。而这些非议者，很可能就 是拆墙前工资不足以比肩南墙下的菜贩，或者拆迁后 正享受着北大方正或者其他北大中关村资源红利的人 。有人说，这是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变迁的成本，问 题是，在一个大时代里，人们很难真的清晰地指出， 一堵墙的利益和成本到底是怎样的。 甚至，这些成本也许还只是有形的围墙，那些无 形的围墙，比如对于北大精神泯灭的担心。当社会和 公众把越来越多的目光投向北大的时候，精英意识和 人们对于北大的期望，再一次被抬升到过高的水平上 。自然，当他们一旦不满，就会将这一切都归咎于北 大当年拆墙的选择。2009年3月，当北大宣布重建南 墙的时候，有不少人过度解读为，这是中关村知识分 子下海的终结，北大精神的复归，以此反证北大当年 选择建设中关村的失败。更有甚者，对于方正集团也 上纲上线、多加指摘，全然不顾今天北大在中关村的 真实地位和影响。 不过，历史总是公正的，当人们重新评价中关村 和北大联姻的这一选择，总会有一个客观的看法。 2012年，当中国人民大学和北大都开始为80高龄的吴 树青教授庆祝生日的时候，正值北京大学经济系建立 100周年，人们高度评价吴树青教授执政北大的决策 。相信，未来北大在中关村的建设中会再创辉煌。 P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