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民族主义的起源--从古罗马到现代早期德意志的另一种历史

作者简介

"作者｜[瑞士]卡斯帕·赫希（Caspar Hirschi） 瑞士弗里堡大学历史学博士，曾任教于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人文、社会与政治科学系，现为圣加伦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著有《民族的竞争：中世纪与现代之交德意志荣誉共同体的构建》《丑闻专家，专家丑闻：一个当代问题的历史研究》等。 译者｜X. Li 美国佐治亚大学法学硕士，现从事写作、翻译、设计和插画等工作，译有《迷信与暴力》《价格革命》《无尽的盛宴》等。 "

内容简介

"西方现代史学中民族和民族主义观念的变迁 民族主义的概念一直是现代历史学中的主要论题。然而，历史学家们看待和呈现它的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19世纪，由于当时生活的急剧变化，过去越来越被看得支离破碎并且与当前割裂开来，而民族依然被认为是贯穿欧洲历史的主导因素。它们被描绘为拥有独特兴衰史、秉性和特质的集合体，在所谓主要历史舞台即国际政治上彼此互动。现代历史编纂学将“变革”作为历史的根本力量引入，同时却将民族看作一个稳定的整体，而“变革”被推定为非直线性的，民族则被认为是从古代的一粒种子长成了现代盛放的繁花。这是必然之事，凌驾于万事万物的历史相对性法则之上。 民族的这种形象，相当大程度上是由浪漫主义理想塑造的。浪漫主义设想了某种与现代社会“机械式”结构相对立的天然有机的共同体。尽管浪漫主义的热潮褪去了，这个观念却保留了下来。它如此绵延不衰的原因之一在于：它是历史记叙中的一种维持连续性的媒介，如果没有它，历史恐怕会显得支离破碎。另一个原因是：它将历史的巨大领域划分成可以掌握的组成部分，无须额外的解释，因为民族被当作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呈现。还有第三个原因，可能是民族对于现代历史学家自身的用处：作为民族主要的著书立传者，历史学家们得以垄断俗世布道者的位置—教导市民并向统治者建言，使他们认识到自己更深层的身份认同和职责所在。历史学家们以往从未享有过这个时代和这般身份下如此重大的公共影响力以及在政治上的分量。 于是，民族拥有了作为辩证地制衡历史编修核心规则的砝码的功用，难怪其功能如此历久弥新。即便它威胁到所谓历史客观性，也还是屹立不倒。20世纪初，欧洲主流历史学家们，比如德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特奥多尔·蒙森（TheodorMommsen，1817—1903）和比他年轻却几乎旗鼓相当的同行奥托·辛茨（Otto Hintze， 1861—1940），依然不认为与外国同行的交流有什么意义，因为“民族对立”会使双方缺乏互相理解的共同基础，故而他们没有理会“那种想要召开历史学国际研讨会的主意，认为它荒谬可笑”。 学术和政治都必须经历巨变，历史学家们才会不再将民族的概念看成仅需滋养呵护的天然有机体，而是将其当作一个尚需解构的人造产品。当然，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对民族之形成过程的批判性研究并非无迹可寻。事实上，曾有过一些精辟的论著，比如厄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1823—1892）1882 年的讲稿《什么是民族？》（Qu’est-ce qu’une nation?）， 以及卡尔顿·海斯（Carlton Hayes，1882—1964）1926年的《民族主义论文集》（Essays on Nationalism，中译本为《世界历史的教训： 民族国家信仰及其祸福》， 秦传安译， 北京： 中华书局，2022 年。）。然而，这些著作只是例外，并且在出版了很久之后才日益获得关注。 从政治上说，两次世界大战后，重新考虑历史上的“民族”概念的地位，有着空前的紧迫性。有趣的是，战后几十年，历史学对民族的描述依然大同小异。民族依然被描述为政治和文化上的关键力量，从中世纪早期到现在都是如此；唯一重大的变化是，它们这时被看得既十分有建设性又极具毁灭性。因此，有人尝试基于有关不同类型民族的陈旧观念，区分两种对立的民族情感。一些历史学家将防御性的、温和的爱国主义精神与咄咄逼人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区分开来，将前者看作一种现代民主不可或缺的要素，而将后者看作对民族国家的病态赞颂。另一些人则遵循美国犹太裔历史学家汉斯·科恩（Hans Kohn， 1891—1971）对于公民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的更宽泛区分，“公民”意指西方的、领土意义上的、自由主义的、理性的和兼收并蓄的，而“文化”则意味着东方的、种族的、独裁的、非理性的以及排外的。至少对于英、美、法国的学者而言，既然发现了这样一则简洁而令人沾沾自喜的解决方案，就能够一如既往地继续书写各民族的历史了。此外，这种对民族情感的双重标准，在冷战的新局面下也同样行之有效。许多西方国家的主要历史学家得以继续扮演民族布道者的角色，并维持着公众影响力以及随之而来的高度正统性。 只有到了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当冷战进入漫长的解冻过程时，关于民族和民族主义的主流观点才开始改变。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历史学在方法论上发生了重大转变，促进了新方法的运用。旧式的政治历史学，在理论上遭遇了更加精巧细腻的社会和文化历史学的挑战，而关于民族的“天然有机”属性的譬喻式措辞，也是如此。 尽管如此，我们仍需要依靠历史领域之外的学者们，比如政治学家和社会人类学家创造性地引入一个崭新的、有启发性的视角。这些学者中，有些早已形成了他们自己的民族主义理论—比如，20 世纪50 年代的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1912—1992）、60年代和70年代的厄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1925—1995）—但是他们的研究从80年代开始方才被广泛地阅读。这些人士（以及当初曾加入他们之中的多数历史学家）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对民族和民族主义的怀疑甚至消极否定的态度常常来自其个人经历。卡尔·多伊奇、厄内斯特·盖尔纳和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生于1917年）都是犹太人的后代，于两次大战之际在布拉格长大，为躲避纳粹而流亡到英国或美国；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生于1936年）则有着信仰新教的爱尔兰籍父亲和英国籍母亲，他出生于中国，在加利福尼亚州长大，曾在英国的剑桥大学求学。他们的个人背景，不仅有助于他们质疑对民族自然属性的普遍假设，而且使他们远离民族布道者的学术角色。 尽管现代主义者的理论从一开始就有显著不同，但他们能够运用一种新的高明的叙事方式，这种方式自此一直主宰着民族主义研究的领域。它基于两个主要论点：根据“现代主义”的导向，民族是一种绝无仅有的现代现象，直到18世纪末甚至19 世纪方才出现；而根据“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的阐释，民族不是由“客观”标准比如共同的领土、语言、习惯、祖先、命运等形成的，而是由对于这些标准的共同信念形成的。在安德森的著名构想之中，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并且如盖尔纳所言，它们是民族主义思想的产物，“而不是相反”。 这些理论的巨大成功必然与他们的独具创意、智慧卓绝，以及至少在某些情况下呈现的优雅风范息息相关；然而，要不是他们同时也服务于某种意识形态上的目的，所有这些很可能都不够：对于多数知识分子，尤其是政治上的左派而言，现代主义方法的出现是对民族人造属性的确认，表明了它在历史上难以捉摸的形象，它新近才被发明出来，且很快就被人遗忘。霍布斯鲍姆甚至毫不客气地将现代主义者的成就看作民族主义开始衰落的标志。“密涅瓦的猫头鹰，”他引用黑格尔的话评论道，“只有在黄昏时才翩然起飞。” 历史学家们从未展现出多少预言家的才能，所以无怪乎民族和民族主义顶住了所有关于它们将会迅速衰落并最终消失的预测。相反地，2006年的一份关于33个国家（包括多数西方国家）的民族自豪感的统计研究得出结论：1995—2004 年，多数国家的民族自豪感上升了。尽管这项研究本身的重要性有限，其结果却似乎是真实的。20世纪90年代，欧洲大陆面临着南斯拉夫战争中出现的多重民族冲突，这让西欧人难以置信，目瞪口呆，惊恐得束手无策，并呼唤美国人来帮忙。接着，2001 年9月，纽约和华盛顿遭受的恐怖袭击以令人震惊的方式激发了美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由于美国文化依然受到友邦和敌人的模仿，其民族主义精神的死灰复燃迅速感染了其他国家。 尽管有这些进展，现代主义方法仍然是至今20年来民族主义研究中的主流理论框架，这格外值得注意，因为该研究领域在同一时期，既在范围上也在数量上得到了极大的拓展。同时，连偏好强大民族纽带的学者们也大多接受了建构主义的叙述方式并开始为了自己的研究目的而使用建构主义方法，而他们的目的是展现民族主义文化的创造性及其促进身份认同的功能。 " "全球化浪潮席卷下的后民族时代，本书似乎不合时宜，然而愈演愈烈的身份政治，却让本书越来越引人注目。 1.本书挑战了现代民族主义研究的三大经典《想象的共同体》《传统的发明》《民族与民族主义》，提供了一种颠覆性的视角，重新审视民族主义。 2.作者拒绝现代西方学术界长久以来对待民族情感的双重标准，严厉审视西方学术与政治权力的共谋关系，着力考察前现代欧洲政治、学术和艺术，在古典时代、中世纪和现代之间建立了新的历史联系。通过探讨民族主义的起源，重构了前现代欧洲的历史图景，为全球民族史研究夯实了基础。 3. 本书分析了两条线索，即古罗马政治遗产的传承与西方基督教化进程；讨论了三个专题，分别为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民族发明、神圣罗马帝国权力更替中的民族主义因素，以及宗教改革与民族主义的关系。这种宏观总论与历史典型案例相结合的研究，深刻揭示了西方文明的根基和推动其历史发展的核心要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