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活的语言： 语言人类学导论（原书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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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第一部分 语言：一些基本问题
　　第一章 社会生活中的语言
　　所有语言均体现着某种专业、流派、倾向、特定工作、特定人员、某代人、特定群体、特定日期和时间。每个词都源于一种语境，在这些语境中充满了社会生活内涵
　　Bakhtin（1981a：293）
　　正如Bakhtin在这一章开头的题词中观察到的那样，语言充满了社会生活的内涵。语言不是沟通的中性介质，而是一系列社会嵌入式实践。Bakhtin的观点反过来也是正确的：社会互动中也充满着语言，也就是说，每一次社会互动都是由语言调节的—无论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言语的或非言语的。我们来看以下三个例子。
　　示例1：旧金山的吸毒事件
　　在1995—1996学年，旧金山湾区一所大型高中开办了一堂选修课，一堂特殊的禁毒课程。1学生们受训成为同伴教育者，为观看其他班级表演有关毒品和烟草危害的小品做准备。班级成员组成异常多样化，有男孩和女孩，还有来自许多不同阶级、种族的学生。在学生第一次准备在观众面前表演小品的那天，他们问老师Priscilla，如果有观众问他们是否吸过大麻，应该怎么说。
　　Priscilla让他们回答说没有吸过。然后Priscilla和学生进行了以下交流。
　　Priscilla：记住，你们是榜样。
　　Al Capone：你想让我们撒谎吗？
　　Priscilla：因为你们来学校时没有精神恍惚（学生们大笑）。
　　Calvin：（嘲笑地说）吸毒？
　　Priscilla：你说什么？
　　Calvin：我说十分亢奋，醉生梦死。
　　学生一：吸大麻的。
　　Kerry：很确切。
　　学生一：那就像喝醉了一样。
　　示例2：巴布亚新几内亚消失的语言
　　1987年，巴布亚新几内亚（澳大利亚北部的一个国家）的小村庄加蓬湾（Gapun）的居民是塔伊阿普语（Taiap）的最后使用者，当时最多只有89位使用这种语言的人。2成年村民几乎都使用塔伊阿普语和皮钦语（Tok Pisin）（巴布亚新几内亚三种全国性语言之一）这两种语言，所有儿童早年都接触过丰富的塔伊阿普语和皮钦语。然而到了1987年，十岁以下的孩子不再主动说塔伊阿普语，而且许多八岁以下的孩子甚至没有良好的被动性语言知识。关于世界上许多语言如何以及为何灭绝的通常理论似乎并不适用于塔伊阿普语。在加蓬湾这偏远的村庄里，工业化和城市化等物质和经济因素并不足以构成塔伊阿普语消失的原因。那么，为什么塔伊阿普语消失了呢？根据语言人类学家Don Kulick的说法，加蓬湾地区的成年人声称发生这种转变是因为儿童（通常是会说话之前的儿童）的行为。Kulick写道：当我询问为什么孩子们不会说本地话时，一位村民解释说，“我们没有做任何事情，我们试图让他们说，我们希望他们这样做。但他们就是不说 他们十分‘bikhed’（巴布亚皮钦语意思是意志坚定地）”（Kulick，1992：16）（图1.1）。
　　图1.1 卡通展示了某些风格的言语如何反映和塑造社会身份
　　资料来源：Jump Start ？1999。经联合特稿通讯社（United Feature Syndicate，Inc）许可转载。
　　示例3：尼泊尔的碾米仪式
　　1993年2月的一个温暖的下午，一支婚礼队伍在尼泊尔朱尼高村（Junigau）的一座陡峭的山坡上往下走。几个男人在急转弯的地方小心翼翼地抬着新娘的轿子转弯。在山脚的一棵大榕树下，婚礼队伍停下来休息并举行碾米仪式。3新娘Indrani Kumari留在她的轿子里，而包括新郎Khim Prasad在内的婚礼队伍的一些成员，则慢慢走近她。新娘Indrani Kumari的伴娘拿出一个装着捣烂米饭的树叶托盘放在新娘的腿上，这是尼泊尔的一种流行小吃的吃法。Khim Prasad由他的长辈引导，小心地开始了仪式。他拿出一块手帕，请求他的新婚妻子给他碾米小吃。他用了尼泊尔语中“你”（tapāi）这个最礼貌、最尊敬的形式，所以他的话可大致翻译为对一个社会地位较高的人的礼貌请求：“亲爱的妻子，请给我碾米小吃，我们的婚礼队伍已经饿了。”
　　但这第一个请求并不是很有效。Indrani Kumari和她的伴娘只在Khim Prasad拿着的手帕里倒了一点碾米小吃。在他的长辈进一步指导后，Khim Prasad第二次要碾米小吃。这次使用了不正式的timi，这是尼泊尔语中“你”的一种形式，更适用于亲近和/或熟悉的地位平等的人。这一次，Khim Prasad的请求可以被大概翻译为对具有同等社会地位的人的事实陈述：“媳妇，拿来碾米小吃，参加婚礼的人已经饿了。”但是，伴娘和Indrani Kumari又只在Khim Prasad等待的手帕中倒了一点碾米小吃。最后一次Khim Prasad的一位年老的男性长辈教他使用t？来要碾米小吃，这是尼泊尔最低级别的“你”的形式—在朱尼高村，常被用来称呼年幼的孩子、动物和妻子。Khim Prasad听从了，但他的话断断续续，几乎听不见，表示了他对用如此无礼的字眼来称呼他的新婚妻子的复杂心情。这第三次请求大致上可译为对一个社会地位低下的人的强制命令：“老婆，给我碾米小吃！参加婚礼的人已经饿了！”听到这句话，Indrani Kumari和她的伴娘终于乖乖地把所有剩下的碾米小吃倒进新郎的手帕里，随后他把部分食物分发给了婚礼队伍的所有成员（图1.2）。
　　这三个例子各不相同，但它们都描述了在一些情况下单独的语言分析和单独的社会文化分析都不能令人满意地解释事件的意义。本书的目的是说明，当应用于旧金山高中广泛的禁毒课程，或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语言转变，或尼泊尔的一种婚礼仪式等方面时，语言人类学的观点和工具如何揭示更广泛的社会和文化问题，并加深我们对语言和自身的理解。在接下来的章节里，我们将讨论一些问题，包括以下几种。
　　图1.2 碾米仪式期间，新郎Khim Prasad（左）与新娘Indrani Kumari（坐在右边，完全被披肩包裹），以及伴娘（站在中间）
　　资料来源：Laura M. Ahearn， Invitations to Love: Literacy， Love Letters， and Social Change in Nepal。经密歇根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授权转载。
　　 这些情况能给我们在语言塑造文化价值和社会权力的方式，以及文化价值和社会权力塑造语言的方式方面以什么启示呢？
　　 如何通过语言创造、再现或挑战性别、种族、民族、年龄或财富等方面的差异或不平等？
　　 语言如何阐明人类的一致性以及人类语言和文化方面不可思议的多样性？
　　 就算真是这样，语言形式，如尼泊尔语中“你”的三种不同表达、“吸毒”的各种俚语，是如何影响人的思维模式和世界观的？
　　 人们对语言的看法（例如，什么是“好”语言，谁可以使用它？—换句话说，他们的“语言意识形态”如何影响他们对他人和自己的看法？）
　　 公共仪式和表演中使用的语言与日常的、世俗的对话有何不同之处和相似之处？
　　 我们可以用什么方法来收集和分析数据，以确定上述事件的意义？
　　语言人类学中寻找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的出发点在于以下基本原则：语言本身就是社会性的。说话本身就是一种社会行为，语言不仅是我们对社交世界采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