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北归(第3部离别增订本)

作者简介

岳南，原名岳玉明，山东诸城人，1962年生，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北京师范大学·鲁迅文学院研究生班。历任宣传干事、编辑、台湾清华大学驻校作家等。著有《风雪定陵》《复活的军团》等考古纪实文学作品十二部，有英、日、韩、法、德文出版，海外发行达百万余册。另有《陈寅恪与傅斯年》等传记作品十余部。《南渡北归》三部曲在海内外引起轰动，《亚洲周刊》评其为2011年全球华文十大好书之冠，称其为首部全景再现中国最后一批大师群体命运剧烈变迁的史诗巨著。评论称：作者的感叹深沉而悲怆，令人惊悚不已——大师远去再无大师。岳南等作家写出这一年的好书，展现出全球华人的软实力及不断“向上的力量”。

内容简介

根据 章程，国立大学校长不能同时兼职。 张伯苓在南开的声望无人能及，师生不愿其离职，张 氏本人更不愿离开寄托其生命的事业。鉴于此，蒋介 石认为可以打破规则，仍以张伯苓为校长，由南开出 身、时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所访学的经济学 家何廉代理校务，并面谕 长朱家骅照办。但朱 与张在个人感情上较为冷淡，且朱对张的教育理念另 有成见，不愿因此破了规矩，故坚持不让张身兼两职 。 未久，答应执掌南开帅印的何廉从美国归来。何 氏之所以接受张伯苓之请回国，用何的话说：“我同 南开大学和校长的感情很深，深深感到我有道义上的 责任必须回去。”(《何廉回忆录》，何廉著，中国 文史出版社1988年出版。下同)。10月14日，张伯苓 及南开大学师生参加了何廉校长的就职典礼。10月15 日，行政院正式发布张伯苓辞职、由何廉出任南开新 校长的命令。未久，张伯苓离津赴京。11月底，平津 战事一触即发，何廉觉得南开大学非自己这个自由派 知识分子所能掌控，强撑下去后果不堪设想，遂产生 了离津赴沪，回到家中静观待变的念头(时何氏的家 人在上海居住)。12月1日，何廉由北平乘机南下，想 不到在上海机场遇到了在此候机飞渝的张伯苓。二人 相见，自是百感交集。当何向张简单介绍了南开的情 形后，张只是“点头不语”，最后道别时，张伯苓面 色沉重地低声留下了一句：“一定不要再回天津去了 。”上海一别，竟成永诀。1948年12月底，何廉携家 离开上海辗转赴美，此后再也没有回到大陆。 何廉离津后，南开大学一直处于无人主政的状态 。1949年1月，解放军攻克天津，由中共天津市委指 定黄钰生、杨石先等代为管理校事。 1949年11月底，重庆易手前几天，蒋介石曾两次 专程到重庆沙坪坝津南村会见只身在此养病的张伯苓 ，请他随国民政府迁台，并许诺：只要张氏乐意行动 ，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腰不好,N~ff在飞机上专设 卧铺，家属均可随行。此时，周恩来辗转托香港的南 开校友，以“无名氏”署名的信件挽留张伯苓：“老 同学飞飞不让老校长动。”张以“衰老多病，不利远 道飞航”表示谢绝，并坚辞有名无实的考试院长。蒋 介石转往成都后，再令蒋经国催请张伯苓，“给先生 留下一架飞机，几时想走就几时走”，但张伯苓以“ 不愿离开南开学校，更不想离开祖国”为由拒绝，坚 持留在了大陆(赵光宸《张伯苓年谱长编》)。 1950年5月，张伯苓夫妇搭乘飞机由重庆到北京 ，在周恩来安排下，暂住傅作义寓所，在京逗留近半 年之久。之所以如此，是周恩来考虑到张伯苓即时返 津，可能会遭到另类学生的攻击。1950年9月中旬， 张伯苓终于回到天津，此时南开已被另类师生控制， 对归来的老校长怀有敌意，许多另类学生认为张是“ 战犯”，应按“战犯”处决。只有一批南开老人在情 感上偷偷给予张一些慰藉和温情。未久，南开校庆， 已是75岁高龄的张伯苓打起精神前去参加，但南开中 学不许他跨进大门，而南开大学也只允许他在校庆后 的小型活动中坐后排不显眼的位置听众人演讲。经此 一击，张伯苓变得沉默寡言，常常呆坐居室，以手击 头，神情颓丧，再也没有抗战初起时“因此挫折而愈 奋励”的神勇之气了。1951年2月23日，张伯苓于郁 闷、孤独中凄凉地告别了这个世界，终年76岁。 张伯苓逝世后，只有《天津日报》以《前南开校 长张伯苓病逝，遗嘱友好同学拥护人民政府》为题刊 载了张伯苓遗嘱，以及他三个儿子的一则79字“哀启 ”，其他的大陆新闻媒体一片寂然。即使政务院总理 周恩来闻讯后于第二天亲往天津吊唁并发表讲话，但 也未做公开披露。其问，周恩来在审读张氏遗嘱时， 从政治高度表示遗憾说：“可惜少了两句话，即张伯 苓应表示悔过，向人民低头。”(《允公允能，日新 月异——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第352页，梁吉生 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直到张伯苓逝世后 44天，即1951年4月8日，才由张的朋友和几个老学生 张罗，在南开女中礼堂举行一个小型追悼会。尽管周 总理对张的遗嘱有遗憾之处，但同样有“看一个人应 当依据他的历史背景和条件，万不可用现在的标准去 评论过去的人。张校长在他的一生中是进步的、爱国 的，他办教育是有成绩的，有功于人民的”之讲话， 但大多数人怕受株连，骑驴观望，不敢或不愿前往参 加。 下午2时许，追悼会开始，致悼词者乃早年的南 开大学秘书长、国立西南联大时代的联大师范学院院 长黄钰生。抗战胜利后，他作为南开大学秘书长最早 由昆明赴天津筹备复校事宜，张伯苓临终前的遗嘱( 大陆版)的执笔者就是黄钰生。据一些参加悼念会的 人回忆说，黄氏写就的万佘言的长篇悼文，新旧观念 混杂，既有饱含深情的真知灼见，也不乏追随时代话 语的笨拙努力，在当时的社会氛围里堪称一篇难得的 用心良苦的纪念文字。黄钰生说道：“……张伯苓四 十多年问为教育、为中国，辛辛苦苦，劳碌奔波，到 处碰壁，失败了再起来，起来了又失败，愈失败愈奋 斗，他是中国新教育的启蒙者，也是一代人师。但是 需要提醒的是，张伯苓是孙中山时代的人，而不是毛 泽东时代的人。他是真诚的爱国者，甚至于他在政治 上的错误，也由于他爱国情切，把希望寄托到错误地 方上去了，如把蒋介石当作中国的救星。但是，他懊 悔晚节的失足，他叹息老境不能参与这个伟大时代的 工作，他悲伤他是被新中国所扬弃的人，他悲伤在新 社会里无有他的地位，他悲伤他不如他的老友颜惠庆 ，他悲伤他的一生的工作都被否定了，他悲伤他的一 生心血所在的南开中学已经不认识他了，在校庆的那 一天到礼堂里去坐一坐都得不到许可，他伤心极了… …”悼文最后列举张伯苓读罢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等檄文后的感悟，特别为张申辩道：“有人说，张 伯苓没有形式地向人民低头，但是他向人民意志的代 表毛主席，低头了，如果天假以年，这位老人或者还 要在新民主主义的旗帜下做一些有用的教育工作…… ”黄钰生读到此处，悲不自胜，而专程前来参加追悼 会的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南开出身的陶孟和早已泣不 成声，在场者无不同声悲泣。 P67-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