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豫边抗日民主根据地史丛书(共4册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历史研究全书)

作者简介

湖北省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历史研究会：成立于1981年3月，主要研究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历史，尤其是新四军第五师、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和中原突围前后的历史；进行有关党史、军史、革命史的宣传普及和教育工作；联络全国及省内各新四军研究会，开展学术研究和信息交流，配合有关部门组织联谊活动等。 曾求腾：中共党员，湖北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少将），湖北省新四军研究会会长。

内容简介

团结友军，共同抗日 襄西地区党组织和军队，对于真正抗日的国民党军队，一直是十分友好的。与新四军襄西部队相邻的国民党军第三十三集团军（襄西沦陷后，防守宜昌三斗坪经远安、当阳北部至荆门石桥驿一线）是西北军，是真正的友军。中共中央对这个部队实行团结友好、共同对敌的方针，而且有深厚的工作基础。襄西地区党组织还处在地下时期，即同他们友好相处，取得他们的援助（如成立搜索队等），新四军也帮助他们办些条件许可、力所能及的事。所以在对日伪军作战中，一直是互相信任、密切合作的。 1941年4月，王翰离开襄西回师部。行前，他强调加强统战工作，要多交朋友，以孤立打击主要敌人。明确指示这是襄西党和军队在强大的日伪顽军夹击下，求得生存发展所必须坚持的策略。王翰特别指出：对西北军（即第三十三集团军）一定要一如既往地执行友好方针。他认为这是一个原则问题。 先从一件不应该发生的事叙起。1941年4月，新四军第十五旅刚建军不久，国民党军第五战区奉蒋介石反共的命令，派第三十三集团军第七十七军第三十七师一个加强团进入襄西抗日民主根据地当阳香炉山地区。这个团声称他们这次是奉命来的，一两天就返回，希望新四军不和他们发生误会。这实际上是向新四军打招呼，和1940年9月新二军的来势大不一样。襄西地委个别领导人认为他们既是来反共的，又只两个营，就应该打。襄西地区指挥部（简称襄西指挥部）政委周志刚新来不久，不了解情况（我方与三十三集团军有统战关系），于是决定出击，投入第四十三团、四十五团两个团和荆当大队全力反击。凌晨战斗开始，打到近午，发现是一个加强团，歼灭已不可能，新四军主动撤出战斗，第三十三集团军这个团仍驻守香炉山，到晚上才返回大后方。是役新四军虽俘对方一个排，但也伤亡数十人。襄西指挥部指挥长兼第四十三团团长朱立文负伤，团参谋长杨子仿牺牲。显然这是一次不应该打的仗，违背了党中央及第五师首长对第三十三集团军应实行合作抗日的一贯方针，违背了王翰离开襄西前的指示。战斗结束后，新四军第五师师长李先念即电告中央，“无论如何，这一仗是打得不应该的”。 为了消除不良后果，第十五旅根据上级指示，主动将俘获的人、枪全部交还第三十三集团军。对方被新四军的行动所感动，便派一名团长来向新四军表示歉意说：“我们本身是不愿反共的，但是当我们奉命前来的时候，请你们给我们让开一条路，使我们应付一下就走。”从此，在对日伪军作战中，一直互相信任，密切配合。 同年夏，日军占据香炉山主峰，用强大火力将第三十三集团军一部压在山南不到一里长的土岗上，退路被从淯溪河开来的日军切断，伤亡很大，形势十分危急。新四军第五师第十五旅第四十三团闻讯后，在荆当大队的配合下，突袭淯溪来敌之侧翼，迅速将该敌击溃。新四军打得突然，攻得猛烈，友军亦乘势反攻，转败为胜。日军慌忙退出香炉山，向大烟墩溃逃。抗日民主根据地群众也纷纷赶来运护友军伤员。是役，新四军击毙日军驻淯溪军官野口以下官兵多人。 1942年1月，第三十三集团军第一七九师一部进入襄西敌后活动，在当阳洪庙以南地区被日军包围。在此危急时刻，新四军留守襄西的第四十五团一部闻讯后，在荆当大队的配合下，立即向日军两侧发起猛烈攻击。在新四军的突然打击下，日军伤亡很大，当即撤退，解了第一七九师一部之危。 国民党军第三十三集团军是在卢沟桥打响抗日第一枪的英雄部队。它驻防襄西后，对新四军襄西部队和抗日民主根据地能够巩固、发展是一个有利条件，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日军强大的不利因素，更重要的一点是第三十三集团军从来不做荆当钟三县土顽的后台，从来不配合、支援土顽的反共活动，这对新四军开辟襄西和打破日伪顽军的严重夹击有利。新四军襄西部队和第三十三集团军良好的统战关系是鄂豫边区统战工作的范例之一，也是襄西抗日民主根据地巩固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战斗在敌后交通线上 1942年，日军凭着长江、汉水和公路以及众多的据点，把襄北根据地分割成许多“豆腐块”。第三军分区为了把被分割的根据地连成一片，加强与边区党委和师部的联系，除了拔掉敌人据点，打破敌人的封锁外，还建立了空中与地面的联系。空中联系依靠无线电台，地面联系建立交通线。为了加强交通线的建设，第三军分区从部队抽调一批骨干，建立了交通分局，在各县和重要地区设立了交通站，其主要任务是传递文件书报。 1943年4月的一天，第三军分区交通分局派出了8个交通员挑着几担书报、文件，从天（门）皂（市）公路东侧根据地出发，送到天门以西的根据地去。这天拂晓以前，8位交通员接近天皂公路时，忽然发现远处开来8辆日军汽车，车顶上架着机枪。8个交通员迅速把担子转到麦田里，脱掉罩在外面的便衣，变成一色的伪军打扮。然后排成一列，昂首挺胸站在公路旁。日军汽车开到他们面前停车一看是“伪军”，便伸出大拇指说：“你们大大的，大大的。”等日军汽车开远了，他们从麦林里挑起担子，安全地跨过了天皂公路，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不久，组织上又派这8个交通员去开辟一条通往新区的交通线。一天晚上，他们到了郑家桥，这里地形开阔，两面是水，中间只有一座石桥可以通过，桥头有一个碉堡，伪军在桥上巡逻。这时，8个交通员又化装成伪军大胆地向石桥走去，伪军问他们：“干什么的？”他们说：“交通团有任务。”没等伪军哨兵来得及问第二句，就强行通过了。伪军反应过来后，立刻追上去，但已找不见他们的踪影了。 伪军为了卡死这条交通线，捕捉交通员，调来了一个连的兵力，加强封锁。隔了两天，8个交通员又化装成老百姓，大白天回到郑家桥，敌人盘查很严，被迫撤回。在往回走的路上，碰见了三军分区的两个排的武装，送战利品到师部去的，就与带队的参谋商量，要求部队配合，拔掉这个钉子。当天晚上，8个交通员领着部队到离郑家桥两里左右的地方埋伏好后，又化装成伪军，大摇大摆地向桥上走去。伪军问他们：“哪一部分的？”当哨兵听说他们是“交通团”的就开枪。8个交通员边打边退，把据点里的伪军引进了埋伏圈。这时，两个排的部队一起向伪军开火，把伪军打得狼狈不堪。伪军挨打以后，连忙撤除了郑家桥据点。从此，通过敌占区的这条交通线畅通无阻了。 战斗在交通线上危险性很大，许多优秀的交通员因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1942年秋的一天，交通员祥麟从天汉送文件到天（门）北乌鸦岭，忽然发现镇上有便衣侦探。他连忙把文件塞进正在燃烧着的牛屎堆里后，迅速混到人群中。但还是被敌人抓住，受到各种酷刑，敌人用烧红了的火钳烙他，强行要他站在烧红的青砖上。在酷刑面前，敌人从他口中得到的只有这样一句话：“我是中国老百姓，什么也不知道。”后来新四军救出了祥麟，但他已被折磨成残疾，不久就光荣牺牲了。在京应两侧的大山头和石板河两个交通站，有30多名交通员献出了生命。 这是英雄的湖北人民和新四军第五师共同书写的：一段波澜壮阔的辉煌历史，一部荡气回肠的壮丽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