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改变中国(经济学大家谈改革开放上下)

作者简介

高尚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原副主任。长期从事经济体制改革及宏观经济的理论、政策方针与方案的研究及部门经济政策研究工作，尤其关注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市场经济等问题。他是我国研究经济体制改革的主流经济学家之一。6次参加党中央、国务院重要政策和体制文件的起草工作。主要著作包括：《Two Decades of reform in China》《The Second Revolution》《中国市场经济纵论》《市场经济与中国改革》《China’s Economic Reform》《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强国之路》等。主编出版30多本对改革和发展有广泛影响的经济类书籍。 新望，经济学博士，曾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民营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改革》杂志主编，现任《经济观察报》研究院院长、中研智库研究院研究员。曾荣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等。出版《谁来担纲中国经济——民营经济与区域发展》《村庄发育、村庄工业的发生与发展：苏南永联村纪事（1970-2002）》《苏南模式的终结》，主编《改革 30 年：经济学文选》《中国经济学经典文选》等书。

内容简介

增长阶段转换与相配套的改革开放 刘世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几十年的高速增长。2010年第一季度后，经济增长开始减速。本文以增长阶段转换为分析框架，首先讨论了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的经验与逻辑，然后依次分析了中速增长平台的确立、高质量发展的若干背景性因素和面临的挑战，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机制与相配套的重要改革开放举措等。 一、增长阶段转换的经验与逻辑 经济理论是为理解经济增长过程，包括历史、现状和未来提供分析框架的。已有经济理论，如发展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较多关注落后国家如何摆脱低水平循环陷阱，进入快速增长轨道，即经济“起飞”问题，而对起飞以后的可持续性和“降落”问题关注不够，未能形成较为成熟、具有广泛解释力的理论框架。而后两个问题，对应的正是新兴经济体若干年来所遇到中等收入陷阱现象和高速增长后的减速现象。理论准备不足增加了对近年来中国经济减速性质的认知难度。 2008年中国经济遇到全球金融危机冲击，政府实施了事后称之为四万亿的刺激计划，2010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达到高点，此后开始回落。对这一变化存在着不同解释。一种基于短期宏观分析架构的观点，把这种变化看成周期性波动，主张采取惯常的宏观反周期政策。但对为什么经济增长率由10%以上降到了7%以下，而且还可能继续下移，用传统的周期性波动显然无法解释。另一种观点则将增速下滑归结于外部冲击。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冲击后，全球经济放缓，一些新兴经济体的增长也低于以往。但这种观点无法解释为什么正是在外部冲击最严重的2009、2010年，中国经济能够在全球率先回升，此后全球经济逐步复苏，而中国经济却出现持续回落。 还有一种国内外较多使用的“差距倒推”分析方法，即以全球经济领先国家，主要是美国作为标尺，计算中国人均收入与它的差距，然后倒推中国未来的增长速度。例如，目前中国人均收入相当于美国的20%，而20世纪50年代初，日本与美国也是大体相同的差距，此后日本经历了长达20年的高速增长。由此推断，中国也还有20年的高速增长期。这种方法的主要问题，是混淆了收入差距与实际增长速度之间的区别。后起经济体的追赶过程，是一个动态的、分阶段的过程，在不同阶段，由于发展条件的差异，将会呈现不同的增长速度。举一个通俗的例子，当年日本人均收入相当于美国的20%，假设日本是一个20岁的年轻人，美国已有100岁。而20岁到40岁，是一个人精力旺盛、奔跑速度最快的时期，所以此后日本经历了20年的高速增长。而中国人均收入目前也相当于美国的20%，但中国已经40岁，美国也到200岁了。中国已经历了40年的高速增长，奔跑能力最强的那个时期已经过去，不大可能重返高增长阶段。 我们对经济增长阶段转换的关注，是从国际经验开始的。2009年，我们开展了一项关于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课题研究。在研究中注意到，二战后一大批经济体进入了工业化过程，但不少经济体发展受阻，有些落入了不同类型的中等收入陷阱。只有13个经济体跨过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社会，其中典型的有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香港、新加坡等。这些经济体大都经历了20—30年的高速增长，当人均收入达到11000国际元（购买力平价，麦迪森1990年国际元）时，无一例外出现了增长速度的回落，回落幅度在50%左右，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中国的增长路径与上述经济体较为相似。我们用三种不同方法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进行分析。一是把全国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二是按照发展水平差异，把省级行政区分成若干组分别分析；三是测算了人均钢铁、人均发电量、人均汽车拥有量的实物量指标。其结果显示，中国经济将有很大可能性下一个大的台阶。由此，我们提出了中国经济将从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的增长阶段转换的重要判断。这个判断提出后，认可者并不多。即使当增长速度明显放缓后，有的同志宁愿视其为短期波动，并不认为是大的结构调整。然而，经济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增长阶段的转换实实在在地发生了。中央提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判断后，共识明显增加。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提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以上我们对增长阶段转换的判断，首先是基于国际经验，同时也构造了一个包含初始条件、制度、战略等在内的分析框架。近年来，国内外对“降落”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增多。这方面的研究文献，较多是从劳动年龄人口减少、老龄化、刘易斯拐点出现等角度展开分析，有一定的解释力。我们以为，重要工业产品历史需求峰值相继出现同样不能忽视。所谓历史需求峰值，是指某种产品需求量最大或增长速度最快的那个区间。与短期的需求决定不同，历史需求峰值主要是由已有技术水平和人们的需求偏好决定，本质上是由技术或供给决定的。历史需求峰值的出现，给定了工业化高速增长期较大一部分产品需求的约束条件。即使人口结构不发生变化，这种需求约束条件依然会出现。这是来自长期需求，确切地说，来自长期技术进步等因素给出的约束。 除此之外，需要深究一些重要或基础性的问题。比如，开放对后起经济体发展的意义何在，出口和投资，特别是设备投资，在增长中的作用，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如何换代升级，不同增长阶段如何衔接，经济中可移动要素与不可移动要素如何结合，政府和市场在不同时期如何有效结合，收入分配和地区发展差距如何影响增长，是否存在理论上的最优增长区间或路径，等等。东亚诸多成功追赶型经济体的经验，尤其是中国独特的经验，加上其他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教训，对深入理解上述问题提供了丰富素材。在此基础上，有可能形成有意义的分析框架，对从起飞、持续推进再到降落的经济增长进程提出解释。 1.致敬时代：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回顾和思考。 总结促使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获得巨大成功的基本经验，探知能够继续指导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向前推进的重要启示。 2.顶级智囊专家献策献力。 四十余位改革开放亲历者、推动者、顶级智囊寻诊问脉中国经济，深刻剖析当前中国面临的问题和难点，从更高起点系统性谋划和推进改革开放。 3. 探讨下一个时期的改革之路。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亟需有新的指导思想和发展方略。探讨中国如何成为在第四个30年实现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世界领先的现代化头号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