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汉民/辛亥著名人物传记丛书

作者简介

肖杰，中共党员，史学硕士，法学博士、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法律与行政学院党总支书记、副院长。 曾出版《中共党史讲义》《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中共党史人物传》等图书，发表学术文章四十余篇，曾参与国家社科规划基金“八五”项目《当代中国思想史》之子课题“当代中国统战思想史”的研究，成果《当代中国统战思想史》已出版。曾获“全国优秀图书奖”“吉林省第三届长白山优秀图书三等奖”。

内容简介

第一章 勤思好学之青少年 1．年少聪颖好学，深得父母疼爱 胡汉民，原名衍鹳，后改名衍鸿，字展堂，别号“不匮室主”。汉民是他在主编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上著文使用的笔名，取意“不做‘满清’的顺民，要做大汉之民”。因当时其文影响很大，遂取代其原名被时人使用，他也乐享此名。 1879年12月9日（清光绪五年十月二十六日），胡汉民出生于广东番禺。 胡家原籍江西庐陵县延福乡青山村，至其祖父胡燮三始宦游广东客居于此，其父胡文照子承父业，先后在广东的博罗、茂名、德庆等县当刑名师爷，即在官署中负责处理刑事判牍的幕僚。其母文氏，乃江西望族出身，受过良好的教育，不仅能够作诗，而且还通音乐和围棋。她随夫流寓奔波，勤俭持家，甘守清贫。 他的父亲虽然是个很称职的幕僚，但生性廉介，是非分明，不委曲求全、卑躬屈膝，因此宦游奔波，加上生育了七个子女，家境较为贫寒。好在他的母亲勤俭持家，日子还过得去。胡汉民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四。由于他生得眉清目秀，又聪慧好学，深得父母疼爱。 胡汉民秉承了父母的天资，幼年就表现出超常的记忆力和理解力。5岁时，母亲教他王安石的一首七律诗《茅詹》，只一遍他就过目不忘，能够背诵下来，并能够理解。 胡汉民在8岁之前，是在随父漂泊迁移中度过的，先后在广州、博罗、高州客居。8岁时，全家随父又迁回他的出生地广州番禺，在老城仓边街（今仓边路）附近租屋住下。回到广州后，因家境无力为孩子们聘请私塾先生，胡汉民只好先与哥哥胡清瑞一同到离家较近的宿儒张德瀛开设的私塾——张馆读书，后又跟随宿儒任穆臣游学。 胡汉民聪慧好学，他十一二岁，遍读十三经及各类史书，日诵数千言，而且还能写出“斐然可观”的古文。13岁时写的一首五言诗《种竹》，就已显露出他聪颖为文的才气。 种竹北窗前，萧萧清香发； 本以招凉风，反教蔽明月。 （引自胡汉民《不匮室诗抄》，后文中未注明出处的传主的诗均引自此书） 岁之前的胡汉民是在父母疼爱中快乐地度过的。有知书识礼的慈母疼爱呵护，有刚直不阿的父亲教诲指导，他的童年其乐融融，家庭温馨，清贫而愉快。 父母是孩子人生的第一导师。父亲胡文照的恃才傲物、耿介不阿、寡欲养廉，母亲胡文氏的贤惠善良，都在年少的胡汉民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在《胡汉民自传》中记述童年时代的两件事，颇能说明这一点。 胡汉民6岁时，随父母从博罗往高州。路上，父亲雇了几个挑夫搬运行李。挑夫中有一个是“夫头”，他经常克扣其他挑夫的工钱，并且在途中经常一个人跑到大烟馆里吞云吐雾，挑夫们稍有怨言，他就厉声叱骂，挑夫们便噤若寒蝉，不敢再吱声了。年幼的胡汉民觉得挑夫们很懦弱，明明是自己劳动应该得到的工钱，却不能够分文不少地拿到，反倒要被克扣工钱的人叱骂。虽然当时胡汉民还无法从整个民族懦弱性来分析，这不仅仅是几个挑夫的懦弱，但对这件事的深刻记忆，说明他年幼就具有朴素的同情心和正义感。 另一件记忆深刻的事发生在胡汉民7岁时。在高州，胡汉民一家住在高州府衙里。一天，胡汉民从府衙的审讯处经过，突然听见有人像杀猪一般嚎叫，仔细一看，原来是衙役在拷打犯人，犯人无法忍受疼痛，才发出了凄惨的嚎叫声。看到这样的残暴场面，他吓得忙掩耳避走，此后连续数月，不敢再从府衙的审讯处门口经过。刑讯逼供，乃古代传统社会“刑治”之常态，与理性、人道、法治相背离，幼年的胡汉民深记此事，说明他有恻隐之心，心存善良。 童年时的这两件事，对胡汉民影响至深，他看到了人世间不公平的一面，痛恨而欲改变，并使他萌生了爱国反清思想，后来发展为革命思想。 2．遭不幸，舌耕砚耕挑养家重担 由于性格原因，父亲胡文照在幕僚的职业中过的也不是很快乐，加上家境清贫，数度迁徙，他的身体每况愈下。 1891年，胡汉民13岁时，父亲患病，就医数月，仍不见起色。这一年的秋天，父亲病逝。 胡汉民对父亲非常孝顺，父亲生病本已寝食难安，又突遭不幸病逝，他更是既悲且愤，因为在父亲患病期间，哥哥曾怀疑医生的医术，遭到父亲的斥骂。而数月间父亲就撒手人寰，胡汉民在哀伤和悲愤中认定父亲之死是庸医所致，于是在极度悲愤中竟拿起菜刀欲杀庸医为父报仇，幸好被叔父把刀夺下，才没有酿成大祸。为其父治病的庸医闻讯，吓得赶紧避往外地。 父亲病逝后，本已清贫之家境更加困顿，胡汉民兄弟两人再也无力从师了，只好在家自修。真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丧父的悲恸还没有完全平复，两年后的1893年，胡汉民15岁时，兄弟姐妹再遭打击，给子女们无限疼爱的母亲因病又离开了人世。因家计困顿，母亲辞世后，拖了两个月才出殡。父母相继辞世，几个年幼的孩子陷入了困境，不久，胡汉民的一个哥哥及两个弟弟、一个姐姐也因病无力医治过早地结束了生命。 生活中痛失多位至亲，这样沉重的打击远远超过了一个少年的承受能力。但生活要继续，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胡汉民从16岁开始和哥哥各自开办私塾课徒，舌耕砚耕糊口养家。当时收的学生们年龄不少已超过了胡汉民，他真可谓是“小先生”。“小先生”年小志气大，一边教书，一边自学，还要支撑家用。 胡汉民靠着自己的天分和勤奋，在教书之余，刻苦攻读，考取了学海堂、菊坡书院、越华书院、越秀书院等，在探索及求知极强的研究氛围中修业学习。在这些书院中，尤其是学海堂这所广东学术文化的中心，对胡汉民的爱国思想乃至革命思想的形成影响甚巨。 学海堂，是阮元在担任两广总督期间于1824年创立的，办学的最大特点是勇于在教育制度方面进行改革，在科举取士、学而优则仕的时代，学海堂不专尚八股、理学，重经文史学之切实学问的研究，倡导“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学风，推行公举学长、“择师而从”的教学民主制度，因材施教的教学措施，自由研究的学术风气。学海堂的创办目的不同于一般书院的聚徒讲学，而是以培养善于思考、经世致用的高层次人才为宗旨。这样的办学理念和特点一直延续下来，到清末胡汉民在这里修业时期，仍荟萃着众多刻苦求学、志向远大的学子们。胡汉民在这里，不仅经文史学之切实学问有大的长进，还结交了一批有革命思想意识的朋友，如变卖家产跟随孙中山进行革命起义的史古愚、史坚如兄弟，后来的革命党人左斗山等。 学海堂等书院的修业经历，满足了胡汉民强烈的求知欲望，“于学无所不能”，为其一生精于逻辑严密、论说有力的文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通过结交的新朋友，他闻知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的名字和他所从事的事业，并于不久的将来就投身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伟大事业中。 随着知识的增长、视野的开阔，胡汉民在与社会接触的过程中交游渐广，并且自己勤奋刻苦收获的知识也开始得到了更多的回报。他20岁时，在授徒当小先生的同时，还任广州《岭海报》记者。由于他文章写得好，才气纵横，词锋锐利，颇有影响。记者的生涯，接触的人和事物更多了，对时下社会的热点焦点问题的思考也更加深入，探求改变社会环境的愿望愈加强烈，萌生了留学国外“以与革命党人谋”的念头。 胡汉民13岁至20岁间，是其家庭遭受巨大变故、人生最为困顿窘迫时期，父母见背，亲人辞世，不幸接踵而至。此间19世纪末的中国也是内忧外患，风雨飘摇。末世清王朝腐败无能，先是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败于日本，次年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马关条约》是鸦片战争以来外国侵略者强行逼迫中国签订的最刻毒的不平等条约，中国割地赔款，主权尽丧，使清王朝腐朽无能的丑恶暴露无遗，从而激发了各界有志之士开展救亡图存运动的高涨。 后来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领袖、戊戌变法的领导者，同样出生于广东的康有为，正在北京参加会试，得知《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后，立即联络在北京参加会试的1300多名各地的举人联名，发动“公车上书”，要求当朝皇帝面对忧危之时局，迁都、练兵、变法，并提出在政治、经济、文教等各个方面具体的改革措施。康有为得中进士后，成立强学会，利用报纸为阵地，宣传变法主张。1898年，康有为等人终于在多次上书之后说服光绪皇帝，下诏明定国是，宣布变法，掀开了改革维新、救国图存的序幕。 主张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孙中山，在《马关条约》签订这一年，筹划了他领导的第一次反清武装起义——乙未广州起义，虽因军械未能如期运抵致使起义流产，但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用武力推翻清政府旗帜鲜明的革命意图，已经用行动向世人宣告。 当时的改革维新的变法运动和武装起义的革命运动，胡汉民虽然没有亲身参与其中，可是勤奋好学、思维活跃、求知欲极强的他，已经高度关注并进行思考。加上维新派的康有为、梁启超，革命党人孙中山等都是广东人，地缘的原因，关于变革维新和革命的思想主张，在风云激荡的广州虽说不能够家喻户晓，可也不应该是默默无闻。少年失怙丧母的不幸，生活困顿无奈的磨难，曾一度使胡汉民迷惘，甚至厌世。但不屈的性格、勤奋的品质，国家民族生存危亡的严峻现实，以及风起云涌的救亡图存事件，使胡汉民在忧愤中看到了希望，令他振奋。阅读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王夫之的著作，激发了他的民族情感，使他认识到清政府统治的“无理”和无能，渐生“革命排满”之心。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和孙中山领导第一次武装起义这一年，17岁的胡汉民写的《乙未纪事》诗，集中表达了他当时的情感和思想主张。 何人被发祭伊川，胡运偏能过百年！ 日月无光空莫照，太平有道泽谁延？ 早知康乐非山贼，漫信孙登是水仙。 县令破门前日事，酣哥恒舞却依然。 诗中表达了他的政治主张，对清政府的愤懑，对革命烈士的崇敬。把清朝的统治说成是“胡运”和“日月无光”，把统治者视为“山贼”的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说成是“太平有道”的承延，是空前之奇举。 与革命党人的接触使胡汉民越来越倾慕于革命，尤其是书院的同学史古愚、史坚如兄弟纾家襄助革命的义举，令胡汉民敬佩。他的思想前卫且新潮，在1897年元旦，19岁的胡汉民在自家的门外书写一对联：“文明新世界，独立大精神”，令行人侧目。 1900年，胡汉民的同学、好友史坚如奉命在广州谋划起义，以响应孙中山惠州举事，因所筹军款被人携逃，遂决计用暗杀清广东巡抚署两广总督德寿的手段声援惠州起义。不料事泄，起义未遂，史坚如被捕，英勇就义。这件事对胡汉民刺激很大，他后来在自传中回忆道：史坚如之义举虽自己并没有参与，但自己向来敬佩史坚如的为人做事。史坚如英勇就义之后，政府实行高压政策，在广州的革命党人或被捕遇害，或为逃避屠杀纷纷避往海外。自己觉得，要与革命党人谋，必须游学海外。 一个人的一生中会经受各种苦难的考验，有的人承受不住打击，因此沉沦下去，有的人却能够勇敢地面对，迎来风雨之后的彩虹。正如西方一位著名的音乐家所说的：“苦能够毁灭人，受苦的人也能把痛苦毁灭。……卓越的人一大优点是：在不利与艰难的遭遇里百折不挠。”综观胡汉民一生，也许算不上一个卓越的人，但一定算是一个不平凡的人。少年的胡汉民经受住了苦难的考验，勇敢地承担起了父母病逝后家庭生活的重担，并且刻苦进取，勤奋自修，努力探寻国家民族的图存发展之道。胡汉民也曾经迷惘过，在父母兄妹病逝后，他痛恨上天的不公，“所钟爱的家庭，竟给自然破坏了。从今以后，更有什么来值得留恋呢？于是从友爱的家庭中心的人生观，一变而为冷酷的厌世观。”但胡汉民能够从消沉之中解脱出来，随着视野的开阔，他认识到人生的意义，形成了积极的救世观。胡汉民后来回忆这一时期的转变时说：“到二十三岁，我的消极厌世观，又一变而为积极的救世观，觉得要保持人我底美好的家庭，维护社会优良的秩序，只有反抗自然，作一番更新的追求。努力革命，便是我因残破而反抗自然的一种严重的反响。由于这个从家庭出发的救世的革命观，我对于家庭的观念，便发生巨大的转变，转变到急切精进、富于生气而开辟将来的革命党，想竭智尽忠藉党的力量，努力开辟新天地，为最大多数人创造出优美的融洽的家庭。”（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第29—30页） 3．游学执教，探寻救国之路 胡汉民欲留学海外，需要一大笔费用，这对于家境贫寒的他来说，如何筹措？ 读书人有读书人的做法。当时，科举考试仍是取得功名的一条正道坦途，好多有钱人家的公子哥欲取这个功名，但怎奈学识不够，便请人代为考试，即现在的“替考”，古时叫“捉刀”。胡汉民饱读诗书，才气纵横，便想用自己的智慧代人“捉刀”，挣取出国留学的费用。 胡汉民在《岭海报》做记者，虽然文笔犀利，议论纵横，但他平时曾言绝不做清政府的官，因此，很多人怀疑他科举考试的能力。无奈，为了证明自己不但会写新式文章，也能够应对科举考试，只好参加科举考试，抬高自己作为“捉刀”手的身价。1901年，23岁的胡汉民参加乡试，并一举中的。人们才相信这个新学骄子应对科举考试的能力。 因为有了一试中举的经历，1902年，在他中举的第二年，某氏兄弟雇他“捉刀”，获金六千，出国的费用有了着落。 1902年春，胡汉民与他的好友陈融的妹妹陈淑子结婚。陈融，字协之，号颐庵，后与胡一同留学日本，同盟会会员，胡汉民和陈融二人因诗而交，乃一生挚友。陈淑子芳龄十九，生于1883年，后来也参加了同盟会，投身革命，相伴胡汉民终生。 1902年5月，新婚不久的胡汉民告别了妻子，踏上了他首次出国的旅程，前往日本留学。 因日本在明治维新后日渐强大，并且在中日甲午海战中打败了清政府，日本的强国经验对中国有借鉴意义。同时，日文中使用大量汉字，能够较快地学习掌握。另外，日本距中国近，留学费用便宜。因此日本是中国青年学生留学的首选目的地。 当时的日本留学界，聚集了很多革命青年、仁人志士。他们思想活跃，充满生气。留学生中大多数清王朝的统治，但具体的政治立场和观点不同，有保皇派，有立宪派，有革命派，思想无系统，行动无组织。可以说，在当时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中，鱼目混珠，良莠不齐。 胡汉民抵达日本后，入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与杨度、黄兴等同学。胡汉民之所以选择师范科学习，是在国内就已决定的。在广州，胡汉民与吴稚晖接触过程中，对他关于新式教育的议论有好感，认为从教育入手，使学界丕变，是达到救国目的的唯一法门。胡汉民这一想法，也得到了吴稚晖的赞同。到日本入学后，学校所设的课程与自己原来预想的并不一致，为探求革命方略，胡汉民曾请教日本在野党的几位领袖，但也所获甚微。胡汉民转而积极参加维护留学生权益的学生运动。 1902年7月，驻日公使蔡钧拒绝为自费留学生蔡锷等九人进入日本成城学校作保，引起了吴稚晖等人的不满和抗议。原来，中国留学生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有两个途径，一个是官派学生，先在日本专为中国陆军留学生开办的预科军事学校——振武学校学习三年，成绩合格后即可免考进 入士官学校；另一个是自费留学生，须先有清政府驻日公使出具身份证明，方可进入士官学校的预备校学习。当时，驻日公使蔡钧对思想激进之学生素无好感，所以不肯为自费留学生吴慕良、蔡锷等九人出具证明。吴稚晖、孙揆钧等人为了争取自费留学生的权益，组织二十多位学生到驻日公使馆静坐。蔡钧恼羞成怒，与日本警察勾结，逮捕了吴、孙二人，日本警察局便以妨害治安罪判处二人“递解回籍”。吴稚晖愤怒不已，写好绝命书，在押解回国即将登轮时跳入海中，以死抗议，幸被救出。 此事在留日学生中掀起轩然大波，纷纷用行动声援吴稚晖，争取留学生的民主权利。胡汉民与吴稚晖是“订交”之友，为声援支持吴稚晖，挺身而出，率同学声言以退学向日本教育当局提出抗议。清驻日公使馆和日本当地政府威胁利诱罢课的同学，同学中有的怕把事情闹大和承担更多的责任，中途变卦，写悔过书上交。以退学进行抗议本是大家一致同意的，看到有人退出，生性耿介固执的胡汉民非常气愤，单独提出退学书，毅然回国。仅三个月的第一次留学生经历就这样结束了。 短暂的留学生涯，开阔了胡汉民的眼界，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使他震撼。在日本期间所写的《为平田氏题蠖曲图》的词中表达自己的认识和感受。 回国后，胡汉民先在《岭海报》做编辑。在他出国前，胡汉民推荐长兄胡清瑞担任《岭海报》总主笔。胡清瑞对新学不甚了解，并拒绝接受新东西。1903年初，洪全福、李纪堂等在广州谋划起义失败，对这一革命行动，《岭海报》主笔胡清瑞撰文予以攻击，并说革命“排满”乃大逆不道。兴中会会员对此愤怒异常，认为胡汉民素以开通倾向革命之面目示人，其兄所言没有得到制止，便断言胡汉民倾向革命是假的。胡汉民与兄长自父母辞世后，相依为命，勉力持家，感情深厚，事兄如父，他不敢劝说胡清瑞，只有用实际行动消除革命党人对自己的误解。他回国后为《岭海报》撰写了许多文章，批驳保皇派的论调。胡汉民的言论引起了广东地方政府的注意，列入活跃的革命分子黑名单中。胡汉民在广州处于危险境地，不得不考虑离开。 恰逢广西省梧州中学总教习沈雁潭聘请胡汉民来学校任教，胡便应约而往。胡汉民本有教育救国之想法，梧州中学任教正好可践行这一想法。 胡汉民到梧州中学后，将梧州传经书院改为师范讲习所，并自任所长。在教学方面，讲授国文、修身等课程。胡汉民口才很好，加上思想新颖，议论风气，并与现实联系起来，与传统的教学方法不同，很受学生们的欢迎。 在讲课中，胡将民族革命宣传贯穿其中，并批驳革命将招致瓜分的谬论。清政府腐败无能，犹如墙垣动摇之败屋，遇见风雨，即刻倾塌。要想改变现状，避免墙倒屋倾之危险，非根本拆毁改建不可。而各位在座的同学就是拆建旧屋另盖新屋的工程师、泥水匠。若此新奇而又深入浅出的道理，经由胡汉民口吐莲花之口说出，同学们听得热血沸腾。 胡汉民两度教育的实践虽然都以失败告终，但在现实中，他进一步认识到，进行救国，“教育功效甚微”，应从政治入手，破坏旧的政治基础，建设新国家。胡汉民的两度教育实践，除了促使自己对救国之途径进行重新思考之外，也宣传了新思想，尤其是梧州的任教，开当地风气之先，播撒了革命的种子，后来在辛亥革命中广西较早从事革命活动的人中，大多是当年胡汉民的门下学生，如李济深等人。 胡汉民，中国近代历史上的著名人物，旧知识分子味道浓厚的革命者，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从事革命，曾是时代弄潮儿，但在那个迅速变革的时代，他没有跟上历史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