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教化的经学:刘沅经学思想研究

作者简介

戴森宇，四川师范大学文学学士，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硕士，北京大学哲学博士，现为四川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四川省中国哲学史研究会理事。主要从事明清哲学、近现代中国哲学、中日思想比较、巴蜀思想文化等领域的研究，尤其重视探讨中国哲学话语的内涵和经典文本义理的再诠释。目前发表《“本体之寂”与“本然之寂”--中日比较哲学视域下的“寂”论》《道在亲民: 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兴衰主导因素的思想史考察》等论文十余篇。

内容简介

第二节? 刘沅及其学说的研究史回顾 后世学界截至目前虽没有给刘沅太多的关注，但我们仍能从有限的史料和研究成果中梳理出刘沅及其学说发展与研究历程。据此大致可以将之分为四个阶段。 一、整理传播期 这一阶段从刘沅晚年持续到1905年，研究主体主要是槐轩的子弟门人，内容为注释刘沅撰著的杂著以及对刘沅遗著的编辑整理和大量单行本的问世，例如其孙刘咸荥为刘沅所写《豫诚堂家训》作注。另外，福建人侯官林鸿年咸丰中为云南布政使，到蜀地得刘沅书，遂服膺槐轩之学，因受业于槐轩高足刘芬，回福建后在当地传播槐轩学说，“川西夫子”之名由此而彰。而此一时期对刘沅经解的关注，据目前所知，主要有晚清的道学大师黄元吉在其著作《道德经注释》中多引刘沅《孟子恒解》中的说法。黄元吉于1874年至1883年间，在四川富顺县乐育堂授徒讲学，他应该是在这期间接触到刘沅经解的。需要注意的是，清人戴纶喆所撰《国朝四川儒林文苑传》收录了刘沅，只是附于杨甲仁传后。其赞刘沅曰：“自经史以及百家众流之学，罔不综贯。”可谓得之，但又说他 “九十余岁重宴鹿鸣而卒”，又称其“学近姚江”。此当是对刘沅生平及其学说的理解有误。因为刘氏享年八十八岁，何来九十余岁之说；而“学近姚江”亦是误解，此不赘述。综上，这一时期刘沅研究的特点是以门人弟子和贤士对刘沅著作的整理和传播为主，而对刘沅经学的关注范围极小，研究甚少。应该说这一时间段并未对刘沅学说形成系统的研究和讨论，传播范围也限于西南省份及福建，传播内容除了刘沅所撰《拾余四种》《子问》等杂著，亦有其作序的劝善书和宗教类书籍。 二、学说广布期 这一时期约从1905年到1949年。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光绪帝批准刘沅入国史列传。同年，首套《槐轩全书》刊刻出版（即光绪本）。槐轩学说逐渐获得川外学界的关注；1907年，槐轩弟子颜楷在日本东京刊刻《大学古本质言》，应为槐轩学在日本传播的开始，原本现收藏于东京大学综合图书馆南葵文库。 1910年，清末名宦吴郁生为《重刻子问又问》作序，其先批评训诂词章家“忘本不知性命之精微”，继而认为当时之问题也在于宋明理学家妄解经书，导致学圣者无从入手。国政民风的颓败便因此而起。在吴氏看来，刘沅 “得孔孟之真传”，其经解等书“辨先儒之谬误，阐大道之根源。”刘沅从理学桎梏中成功“救出”孔孟，重光孔孟之道。而吴氏也希望通过刘沅的书，警醒那些溺于新学而弃置中学的人，勿“抛却自家无尽藏”。平心而论，这篇序言难免有夸大之嫌，但也说明正值西学与中学之争胶着之时，刘沅对各经的全面重释与平实的解经风格于后世之力求返本以自救的部分中国学人提供了不止于文献的支撑。 1916年，服膺槐轩学说的段正元在北京成立“道德学社”，1922年，北京道德学社刊印大量刘沅著作。槐轩学说开始在全国广为流传，而刘沅经解虽亦随之为人们所注意，但其影响仍限于部分维护儒家文化的知识分子与军政界人士中；此一时期的经学著作如马其昶《周易费氏学》、马振彪《周易学说》、黄节《诗旨纂辞》、程树德《论语集释》等尝采刘沅经说。其中马振彪尤好引刘沅《周易恒解》，而程树德对刘沅《论语恒解》颇有微词；刘沅孙刘咸炘也于20世纪30年代亲校并出版西充鲜于氏特园本《槐轩全书》和辑校《槐轩杂著外编》等刘沅著作。刘咸炘承其祖父之学，博通经史文章，成为当时槐轩学派之中流砥柱。刘氏虽以讲习为主，但在其《推十书》中常引其祖经说，与其他诸说互参，并多公允精到的评论。他也是对刘沅经学有系统研习且较有成就的第一人。 另外，此一阶段还有《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稿本），收录刘沅全部经解并作提要。为其作提要者，皆当时硕学鸿儒。如伦明为《大学古本质言》《四书恒解》《孝经直解》作提要；吴廷燮为《仪礼恒解》《礼记恒解》《周官恒解》作提要；江翰为《书经恒解》《诗经恒解》作提要；杨钟羲为《春秋恒解》作提要；尚秉和为《周易恒解》作提要。其中，除尚秉和对《周易恒解》多加贬斥外，其余大都对刘沅经解的价值持肯定态度。 综上，这一阶段对刘沅及其学说的关注有显著提升，但引述者多而研究者寥寥。道德学社等带宗教色彩的组织积极宣扬槐轩学说，以刘咸炘为代表的槐轩后学有所作为但影响不及前者。学界大致认为刘沅为一儒者，民间与政界则多认为其是一宗教家。 三、“教主说”主导期 约从1949年至2006年。新中国成立后，刘门急速衰落。带有民间宗教家标签的刘沅形象在大众视野中隐遁，学界也对其少有论及，这一阶段的前半段，大陆方面，仅见张舜徽先生《清人文集别录》收其《槐轩杂著》并加以品评，《续清史稿艺文志补编》收录其书目，而关于刘沅的经学研究则几乎不见。《清人文集别录》中称刘沅为“塾师之雄”，但对其《杂著》中部分究考觉其未尽，但同时又承认其“老于掌故，闻见亲切，言之多得其实”。 这一时期，学界首重刘沅研究价值的是台湾学者萧天石。他把在青城藏经阁所搜集到的刘沅著作带到台湾，并在1982年出版的《道海玄微》中专辟一章，名为《刘止唐与四川刘门道》。此文一开头便对刘沅大加赞叹，其言“止唐先生则为川中近三百余年来特立独行博通三家之大儒。其学既直探洙泗心传，复深得玄门秘钥，融道入儒，援儒说道；复会通禅佛，并涉密乘，博学多方。虽较庞杂，然以其能障百川而东之，汇万流于一海，故最后仍归本于儒，不失孔门矩矱”。a虽然萧天石先生承认刘沅是一位大儒，但仍然认为刘沅更“纯是一道家人物”，根据在于其说刘沅“修炼功夫，以道家为本”，主张融通三教。萧先生作为一道教学者，深究“刘门”与道教之关系，说刘门可与“青城派”抗衡，把刘沅俨然当作一教主似的人物，最后称刘沅性命功夫论都是学道家。这显然是未明刘门的学术本质，而只是观其外在，由部分门人所行扶箕斋蘸之术而具有之印象造成的。此一种论调所代表的认知，即“宗教教主说”影响巨 大，传播甚广。以至于开放后的大陆学术界亦受其影响。持此说法的代表人物有萧天石、南怀瑾，以及马西沙等。 1992年，马西沙与韩秉方合著的《中国民间宗教史》出版，其中的《刘门教与济幽救阳》一章专门论述刘沅及刘门，该书概述了刘沅家世和家承，明确刘沅思想实际受到内丹道的影响，是儒家伦理与内丹道的结合。同时，书中认为教法科仪著作《法言会纂》乃刘沅口授，由其弟子刘芬记录整理，故而得出刘沅及其思想与道教关系密切的结论。但是，通过学者赵均强的研究，刘沅并非《法言会纂》的主要作者，此书乃由其门人陶元庆编纂，另一名弟子樊道恒刊行，刘沅只是作了序以及一些“增省”的工作。另外，此书又认为刘沅属于陆王心学一脉，此论实失之武断。通观刘沅的主要著作，虽然有暗合心学要旨之处，但无论经解抑或文集，均可见其推尊上古圣王与孔孟之言，而论述陆王心学处不多。虽然他对陆王时有赞叹，但谈不上以陆王心学为旨归。况且，刘沅虽常常对程朱理学表达不满，亦多在著述中对朱子观点进行指正。但无论是在经解作品中仿朱子经解体例，还是在其重要的纲领性著作《周易恒解》与《四书恒解》中大量引述朱子的内容等等，均可见程朱理学对其影响之显著，而刘沅也始终不避谈周、程、朱、张对儒学的贡献。此一见解亦可在蔡方鹿先生的《朱熹与刘沅》一文中得到确证，更说明刘沅的思想不受门户所限的事实。 进入新世纪，又有濮文起先生所著《秘密教门：中国民间秘密宗教溯源》a一书，其中有《刘沅与刘门教》，仍然是从民间宗教的角度去介绍刘沅及其思想的概述性文章，也延续了《中国民间宗教史》一书中的认识。此一阶段，对刘沅的研究大多从民间宗教的角度来考察，虽有一些进展，但对刘沅的认识还未脱离宗教家的范围。由于当时大陆的学术观念仍遗留较重的意识形态痕迹，民间宗教研究尚未受重视，被定性为宗教家的刘沅自然也很难得到关注。 四、师儒正名期 从2006年至今，学界对刘沅及其学说的认知进入新阶段。这一年，巴蜀书社以民国时期西充鲜于氏特园本《槐轩全书》为底本，增补再版了《槐轩全书》。刘沅的儒者本色和他的经学思想引起更多关注，有关槐轩学说和刘门的研究开始摆脱民间宗教的固有认知，相关研究成果呈井喷式增长，研究涉及中医学、经学、道教、儒道关系、地方文化等领域。 这一阶段，更多的刘沅著作被整理出版，有关刘沅的研究专著也相继问世。截至2020年，已出版的刘沅著作和相关研究专著有8种，以研究刘沅为主的论文上百篇。尽管有关刘沅及其思想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多，但对刘沅学说核心，即“十三经恒解”的相关研究仍然较少。目前所知唯一一本论述刘沅及刘门的外文专著是由德国东方学家欧福克（即欧理源，Volker Olles）教授所作。欧福克教授主要从道教的角度发掘、研究刘沅思想的价值和刘门的宗教一面，他还发表了多篇有关刘沅与刘门、法言坛的研究论文。他的专著Ritual Words: Daoist Liturgy and the Confucian Liumen Tradition in Sichuan Province 曾荣获2013年德国东方学会（Deutsche Morgenlandische Gesellschaft）的研究论著大奖。海外的关注虽然集中在宗教领域，但也可见槐轩学术的研究价值具有多个面向。 值得注意的是，巴蜀书社版《槐轩全书》（2006）出版的同年10月，台湾高雄师范大学经学研究所所属《经学研究集刊》以《春秋恒解》《诗经恒解》《书经恒解》等多部经解为主题，集中刊发数篇探讨刘沅经学的学术文章，可见台湾学界经历了“宗教教主说”的阶段，也已开始关注刘沅的经学领域。自此，两岸学界有关刘沅的专著与专论文章纷纷涌现。稍有不同的是，当前大陆的刘沅研究涉及领域广，但关于其经学的研究则占比较少，约一至两成。而台湾地区有关刘沅的研究虽然总数不如大陆，但关于其经学的研究占多数。从时间上来看，台湾比大陆的相关研究起步更早。 以下是笔者目前（2020）搜集到的这一阶段大陆（内地）专门研究刘沅经学的学术论文与同期港台及海外地区比较，按发表时间顺序排列如下： 大陆： 赵均强：《以“中”贯之：刘沅学术思想研究》，四川大学2009年博士论文。 赵均强：《〈易〉贵中正：刘沅〈周易恒解〉研究》，2009，期刊。 蔡方鹿：《朱熹与刘沅》，2011，论文集。 谭继和：《〈十三经恒解〉——清代儒学转型时期新心学的标志性文献》，2014，期刊。 柴方召：《刘沅〈诗经恒解〉文献学研究》，广西大学2015年硕士论文。 陈海恋：《刘沅先后天视域下的易学思想研究》，山东大学2015年硕士论文。 吴晓欣：《刘沅“〈易〉教人德”说》， 2016，期刊。 刘平中：《尊孔与重经：郭沫若对刘沅经学的发挥与超越》，2017，期刊。 刘平中：《刘沅与儒学元典体系重建探析》， 2017，期刊。 刘平中：《刘沅经学诠释的特点》，2017，期刊。 于潇怡、汪启明：《槐轩易学发微——写于 〈十三经恒解·周易恒解〉刊后》，2017，期刊。 李科：《刘沅〈周官恒解〉研究》，2017，期刊。单晓娜、涂耀威：《贯通儒道——刘沅对儒家经典〈大学〉的创造性诠释》，2018，期刊。 台湾地区： 黄忠天：《刘沅〈周易恒解〉述要》，2006，期刊。 蒋秋华：《刘沅〈书经恒解〉研究》，2006，期刊。 陈明义：《刘沅〈诗经恒解〉初探》，2006，期刊。 刘德明：《刘沅〈春秋恒解〉初探》，2006，期刊。 卢鸣东：《刘沅礼学中的儒道关系》，2007，期刊。 杨志团：《刘沅〈仪礼恒解〉初探》，2007，期刊。 廖家君：《刘沅〈大学〉思想体系探微》，200，期刊。 蒋秋华：《刘沅〈书经恒解〉对〈古文尚书〉的护卫》，2009，期刊。 廖家君：《川西夫子——刘沅学庸思想研究》，台湾成功大学2009年硕士论文。 卢昭蓉：《刘沅〈论语恒解〉思想研究》，高雄师范大学2011年硕士论文（全文未见）。 林彦廷：《中层与中介：刘沅之〈四书〉学研究》，台湾成功大学2019年博士论文。 香港地区： 范旭艳：《和会三教：刘沅与晚清儒学的转变》，香港浸会大学2017年博士论文。 从时间上看，在2006年巴蜀本《槐轩全书》与2016年《十三经恒解（笺解本）》分别出版后，有关刘沅及其经学的研究出现了一个高潮，虽然相对来说仍并不算多，但有增强的趋势。此前对刘沅纯是一宗教家的认识受到颠覆，目前学界对于刘沅的关注越来越多，恰能说明其研究价值逐渐获得认可。尤其是他的经学，应该说是一座蕴含丰富的宝库，有待进一步挖掘。 随着刘沅研究第四阶段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刘沅学说体大思精，且儒学思想才是刘沅学术思想的内核与灵魂。另一方面，百年来刘沅学说及刘门虽然式微，但其生命力仍然顽强。现在四川仍有一些服膺槐轩学说者恪守师说、弘扬槐轩之学，其杰出代表当属不久前离世的刘沅四世孙、刘咸炘长子刘伯谷先生，其一生弘扬槐轩之学、推阐孔孟之道，躬行教化不辍，为功甚大。可以说，正因为刘沅既是师儒（传道与理论建设者），又是善士（伦常实践者）；既奉孔孟为宗，又融通三教的思想，刘沅与刘门留下的文化思想遗产才会具有如此广泛且长久的影响力。在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刘沅虽然背负着很多本不属于他的声名，但现在其作为一名大儒和师儒的身份已是毋庸置疑的，学术界应该给予他更多的关注，尤其是在思想领域。 本书是一部深入探讨清代学者刘沅经学思想的学术著作。作者通过对刘沅的生平、学术背景及其经学研究的quan面分析，不仅详尽地梳理了刘沅经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还对其在经世论和教育论上的dute见解进行了深入的阐释，揭示了刘沅如何将儒、道、佛三教思想融合。本书的研究填补了学术界对刘沅经学思想研究的空白，是研究清代思想史、经学史不可或缺的重要作品，为想要了解清代后期四川地区学术特点，以及对经学有兴趣的学者和读者提供了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