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城市前沿：士绅化与恢复失地运动者之城

作者简介

[英国]尼尔·史密斯（Neil Smith，1954—2012），英国地理学家，1982年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曾任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院人类学和地理学特聘教授，美国新泽西州罗格斯大学担任地理学教授、当代文化批评中心代理主任。

内容简介

第十章　从士绅化到恢复失地运动者之城 20世纪80年代的乐观精神，就像加长型轿车般先是被1987年的金融危机追尾，两年后又被经济衰退彻底撞毁。房地产经纪人和城市评论家迅速地开始使用“去士绅化”的语言来表示90年代城市变化的明显逆转。“随着房地产繁荣在曾经士绅化的街区相继破裂，”一家报纸的记者写道， 曾经在这些街道呼风唤雨的合作公寓的开发者们和投机者们……都陷入了困境。反过来，这让一些居民抱怨安全性差，房屋维修保养以次充好。有些居民则抱怨因为银行对他们的建筑取消赎回权，曾经价格昂贵的公寓卖不出去了。 “去士绅化，”一位纽约经纪人解释说，“是士绅化进程的一种逆转。”20世纪90年代和80年代不同，“没有对拓荒性的、过渡性的和新近发现地段的需求”。他认为，很少的几宗房地产交易也都集中在“黄金区域”（引自Bagli，1991）。“在70年代，理论上来说，少数士绅化了的地区将有辐射作用，提振邻近地区”，但是“那并没有发生”——另一个评论员说道。人口普查局人口学家拉里？朗说得最直接，“士绅化已经成为过去”（引自Uzelac，1991）。 媒体宣告士绅化已经终结的论调，也开始在学术文献中得到更多的支持，评论家们在任何说到士绅化的情况时通常都比媒体记者说得更平凡无趣。在一篇有关加拿大个案研究的立论清晰的论文中，拉里？伯恩预见到了在那几个城市里“士绅化的灭亡”，他认为，即使是在80年代这些城市中的士绅化也只有很轻微的意义。士绅化“相比于过去，在90年代作为社会变化的空间表达将是不太重要的”（Bourne，1993：103）。他认为，过去的十五年间是 北美地区战后城市发展的一个独一无二的时期。这个时期有婴儿潮、教育水平上升、服务业就业和真实收入快速增长、大量的新建家庭、现房增值、公共部门异常慷慨、建筑环境中的大量（投机性的）私人投资，以及高层次的外国移民。除了最后一种情形，这种环境已经没有了。（Bourne，1993：105—106） 在一座发展更加不均衡、更加两极分化且更加隔离的城市中，“后士绅化时代”将经历“士绅化的比例和影响”大幅下降的现实。 “去士绅化”这个词的出现和士绅化将消亡的预测，是更广泛的“城市衰落话语”中的一部分（Beauregard，1993），这种话语已经重新成为90年代（尤其是在美国）城市生活中公众表达的主流。从历史上看，根据博勒加德的看法，这种有关衰落的话语已经“不是对于无可争辩的现实的客观报道”，相反，这种话语“从思想上塑造我们的注意力，为我们应该如何反应找到了理由，也讲述了一个20世纪美国城市命运的故事—清晰易懂、引人入胜、让人放心”（1993：xi）。这种话语在90年代的复兴充满戏剧色彩。在70年代，特别是80年代期间，白人中上层阶级对士绅化持乐观态度，他们认为士绅化能够以“开拓者”（主要是白人）的名义收回“新城市前沿”，这种乐观态度在那时候明显调节了有关衰落的话语。而如今这一切都一去不复返了，代替它的是恢复失地运动者之城。 恢复失地运动者之城 在90年代，有增无减的犯罪、暴力、毒品、失业、移民、腐朽堕落—全都带有恐怖色彩—已经成为不折不扣的城市复仇主义的脚本。19世纪末的法国复仇主义者针对法国人民发起报复和反动攻势（Rutkoff，1981），为目前美国的城市主义提供了最恰当的历史借口。这种复仇式的反城市主义，代表了隐匿在公民道德、家庭美德和街区安全的民粹语言中的对所谓“盗窃”城市的反应，以及在面对一系列特权受到挑战时的拼命防守。最重要的是，恢复失地运动者之城表达了中产和统治阶级白人感受到的种族、阶级和性别恐怖。遭到蹂躏的房产市场、失业的现实威胁、社会服务大量抽离、少数族裔和移民群体的突然出现，以及妇女作为强大的城市行为者出现，所有这些都令白人突然被卡在原位不能动弹。这也预示着他们对少数民族、工人阶级、无家可归者、失业者、妇女、同性恋者以及移民的恶意反应。电视节目声嘶力竭地不断宣扬着恢复失地运动者之城。80年代的“黄金时代的士绅化”（B.Williams，1988：107）已经被对日常生活中明显的危险和暴力的痴迷描述所取代。当地新闻节目（如“警察”、“硬拷贝”、“911”等），整个有线频道倾力打造的“法庭电视”、谈话类节目、民兵广播和像拉什？林博这样的新进毒舌，都将欲望与复仇融化成为不安全身份的解药。连续十六个月每天报道 O. J.辛普森案的审判以及他最终的无罪释放，这只是进一步巩固了报复性反应的种族拓扑结构，而真正要传递的信息是，阶级和金钱强大到足以取代种族，以及妇女是全方位的失败者。显然，报复欲望是如此极端，以至于在加州的一群律师和投资者集合起来在付费电视频道上明确提出要“本月执行”。（“生产组……”，1994） 恢复失地运动者之城代表着对一种城市生活的反应，唯利是图且不受控制的激情助长了危险和残酷，一波又一波地不间断复发，这也定义了这种城市生活。其实，恢复失地运动者之城的社会关系再生产已经犯下了令人惊愕的错误（Katz，1991c），然而对此的反应却是恶意地重申此前导致这种问题的相同的压迫和规定。“在美国，”吉尔摩尔引用阿米里？ 巴拉卡的话说道，“真实的和想象的社会关系在最严格的种族/性别等级制度中表达出来，‘再生产’实际上是生产及其副产品，恐惧和愤怒服务于‘改变相同的’，即美国民族主义的本地种族隔离”（Gilmore，1993：26）。 第三世界的城市有很长一段时间在西方被看作恢复失地运动者之城的相似类型，自然和人性对堕落和放荡的民众习惯性地采取恶性报复行为。“群众分组”或人口炸弹这类生态反动派和优生学的语言—今天再次死灰复燃—同正义沙漠的潜台词交织在一起：西方媒体上定义这些城市的瘟疫、地震和人类屠杀时都呈现为自然（人类或相反）对人类某些致命缺陷的报复。在里约热内卢的有组织谋杀街童，在孟买的印度教徒大肆屠杀穆斯林，在南非德班的选举前屠杀（冒充是部落战争，但南非安全部队火上浇油），在巴格达因为美国于1991年和1993年的野蛮轰炸后产生的混乱，以及在卢旺达的令人瞠目结舌的暴力事件—这些事件和其他许多戏剧性事件让第三世界城市在西方观众心中留下了固有的观点，认为这些地方即便不是经常莫名其妙地发生不同寻常的暴力事件，至少也是天生充满了报复性的、可悲的但往往又有正当理由的暴力。但是，90年代的恢复失地运动者之城，更多的是关于如何重新发现城市中的敌人。 现在回想起来，在1987年出版的《夜都迷情》中，汤姆？沃尔夫对纽约进行的深入剖析和描绘，已经引人瞩目地宣告了恢复失地运动者之城的出现。这本书以及后来被搬上银幕的同名好莱坞电影，讲述了一个昔日的“宇宙之主”衰亡的故事—一个华尔街交易员的世界由内部崩溃的故事。在这个对80年代纽约急剧转型过程的重大事件和人物多加揶揄的故事中，虚构的主人公谢尔曼？麦考伊是上流社会体面的盎格鲁—撒克逊裔白人清教徒后代，住在花园大道，似乎无意之间成为一个从麦考伊和他的阶级那里偷走的世界的受害者。在遥远的布朗克斯发生了一起黑人少年死亡的车祸之后，麦考伊开始面对一个由移民、新上位的强势少数族裔政客和牧师、布朗克斯法院的卡夫卡式法律官僚所组成的世界。尽管他所在的阶级强而有力，尽管他有着广泛的社会关系，尽管他有数以百万计的金钱—沃尔夫猜想，也许正是因为有了它们—他却无法从一桩他甚至都没有犯下的罪恶的负面影响中摆脱出来。沃尔夫保留了主人公对哈莱姆教堂中的非洲裔黑人教士的厌恶之情，很容易辨认出来这是以一个真实人物为蓝本的。然而，不管他对麦考伊的阶级自大的起诉书抱有多大的讽刺意味，《夜都迷情》仍然是一个上流社会白人男性在一个不再由他完全控制的世界中毫无道理地成为受害者的故事。 过去的几年里，已经出现了恢复失地运动者之城的许多变种。一家斯堪的纳维亚航空公司的杂志转载了迈阿密作家卡尔？哈森的作品，他的犯罪小说描绘了耸人听闻的“迈阿密罪恶”。哈森自己是第二代挪威移民，在他看来，迈阿密的罪恶直接源自人口过剩： 直到我们得到一些喘息的空间，直到这里的人口规模变得足够容易管理，否则我们永远不会打算拯救这个地方。这里的生态无法支持400万生灵。没有足够的水，没有足够的土地。我们已经如此紧密地被捆扎在一起，所以现在这种可怕的暴力犯罪一下子爆发了出来。它可能是以某个夏天的种族暴乱的形式出现；它可能只是随机杀人。我怀疑很多人十年或十五年前搬到这里时不会想到自己有一天得给窗户钉上防护栏，去趟杂货店得随身带上钉锤，要担心被车劫持或者从机场回家的路上被人抢劫。这都是因为人太他妈的多了。（引自Rudbeck，1994：55） 虽然说主要的少数族裔移民（来自海地、古巴、哥伦比亚、加勒比及拉丁美洲其他地方的移民）是哈森的首要打击目标，但他并不是坚定的种族主义者。“就我而言，”他在提到马可这个吸引了大量欧洲、加拿大和美国中西部游客以及加勒比和拉丁美洲人的度假胜地时说道，“这将是一个战术核打击的好地方。”（第54页） 将犯罪、移民和“人口过剩”歇斯底里地扯在一起，这种方式也许可以写出一篇不错的小报文章，但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肯定不好。犯罪已成为恢复失地运动者之城的核心标志，更何况对犯罪的恐惧和现实是不同步的。“犯罪已经超越医保和‘经济’成为当前公众的最大焦虑，”露丝？威尔逊？吉尔摩尔这样认为， 即使有很多报告都提到近年来平均犯罪率已经在下降，然而在当代美国，犯罪起到了双重转移作用。首先，在工资越来越难挣的时候，犯罪是人们生活混乱的症候……其次，通过识别出敌人，只要将其镇压下去就会恢复安全，转移因为经济上的不安全感造成的眩晕而给人们带来的恐惧。（Gilmore，1994：3；另见 Ekland-Olsonet al.，1992） 发生在东西海岸的两桩事件—都带有阶级和性别缠绕的种族和民族主义特征—象征着在90年代初期美国恢复失地运动者之城的出现。洛杉矶在80年代被广泛宣扬为代表了下个世纪全新而本真的太平洋城市生活，然而在1991年，四名警察在残忍殴打罗德尼？ 金却被判无罪后发生的暴乱，让媒体长期以来习惯性地将“骚乱”简单地解释为黑人攻击白人的努力化为乌有。媒体对暴乱的解释陷入种族偏见的套路，连篇累牍，震耳欲聋，但最终并不成功，因为用迈克？戴维斯的话来说，它是“一次极度混杂的暴乱，可能是美国现代骚乱历史中的第一个多种族暴乱”（Davis in Katz & Smith，1992：19；另见GoodingWilliams，1993）。同样，在洛杉矶暴乱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纽约世贸中心—作为70年代市区重建（和由此涉及的大规模流离失所）以及80年代全球城市化的标志—爆炸案让《火烧摩天楼》电影中的图像变为现实，并引发了媒体追捕“阿拉伯恐怖分子”的排外狂潮（Ross，1994）。虽然大楼的安全系统彻底失败致使其被描述为“病态城市”的“病态建筑”，但世贸中心爆炸案在国际舞台上巩固了美国城市生活与野蛮暴力（恐怖）之间的联系。就连平时精明的批评家保罗？维利里奥也认为世贸中心爆炸案“开创了恐怖主义的新时代”— 一个超越过去的想必更好的“恐怖均衡”的“非均衡时代”（Virilio，1994：62）。（这里忍不住要偏一下题，我们过去曾批评新古典经济学，即均衡与不均衡之间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站在哪一边。）不管怎样，连《纽约时报》都加入了歇斯底里的排外队伍。在报道对外国同谋者的搜寻时，《纽约时报》漫不经心的夸大之词被误以为是无可辩驳的事实—“被控阴谋炸毁纽约市的铃声”（Blumenthal，1994）。这可不仅仅是“曼哈顿工程”那么简单。 两起后来发生的事件不仅进一步巩固了恢复失地运动者之城在美国城市的出现，而且巩固了这种复仇主义不可避免地大行其道的国际环境。当巴鲁克？ 戈尔茨坦博士—一个来自加沙西岸定居点的美国犹太人—在1994年2月25日用机枪扫射希伯伦清真寺并且杀死29名参加斋月祈祷的巴勒斯坦人时，《纽约时报》的回应是探讨许多以色列人对大屠杀感受到的情绪骚动和尴尬（Blumenthal，1994）。很少有对这起事件的性质进行系统性的诊断，大多数人将之归罪于戈尔茨坦的“情绪不稳定” —一种不幸的心理状态。相比之下，对于《纽约时报》和它的大部分美国读者来说，被杀害的巴勒斯坦人在媒体报道中连名字都没有—想必也是不重要的；只是作为一种迟来的事后补救，美国新闻界的某些媒体在报道中终于说出了他们的名字。他们的遇难人数也没有统计（好几天来，人员伤亡报告有人估计是22人，有人估计是43人，好几周之后美国新闻界才杂乱无章地确定29人的官方数字）。 不到一个星期之后，在光天化日之下，一名枪手对着布鲁克林大桥上一辆坐满正统仪式派犹太人的面包车开枪射击，造成一人死亡。尽管这是一起与之前事件截然相反的暴力事件，但这一事件引起的媒体和公众反应从模式上看与之前的惊人相似。市长朱利安尼和纽约媒体再次把注意力放在生活在纽约的正统犹太人的“愤怒和痛苦”上。他们推测—或者拒绝推测—认为：“攻击可能只是针对几十个穆斯林在希伯伦被杀害而匆匆展开的报复行为。”当纽约市警察局拘捕拉沙德？巴兹后，这样的猜测进一步增加，《纽约时报》确认了巴兹“外国人”的身份—实际上他是签证已经过期的黎巴嫩公民—并指控他谋杀。事实上，这样的指控并没有找到事实联系，但是旁敲侧击地提醒人们注意巴兹外国人的身份，又让人们觉得这样的联系无处不在：“他的财产包括一串伊斯兰念珠和其他宗教用品，以及一张关于黎巴嫩爆炸案的新闻剪报。”《纽约时报》如是报道说。黎巴嫩，希伯伦：有什么区别吗？ 这起案件立刻被宣扬为民族暴行。这个词是很重要的。假如它是夜间发生在布鲁克林区的贝德福德？施托伊弗桑特，这桩案子最多不过是被记录在警方的电脑中，当成一起当地的“飞车枪击”案子。如果涉案双方是非洲裔美国黑人，《纽约时报》甚至都懒得问津，更别提什么上升到全国关注的“暴行”—这不过是又一起贫民区的谋杀案罢了。如果涉案双方可能是同化的美国白人，特别是如果受害人（或枪手）是从某个受人尊敬的上层中产阶级郊区来到纽约市的话，那有可能会引起多一点的媒体报道和焦虑。那么，是什么让布鲁克林大桥杀人案如此具有象征意义呢？除了表明国际政治斗争既在贝鲁特上演也可能发生在纽约街头以外，枪击案证实了一直普遍存在的把内部“敌人”—阿拉伯裔移民—宣布为来自外部的做法。其次，对仪式派犹太人的攻击立刻让大多数犹太人的受害者身份得到恢复，抵消了因为希伯伦大屠杀导致的不和谐影响。 人们迅速而广泛地把这起案子和两年前的皇冠高地案展开了比较。两年前，一名黑人小孩被闯红灯的仪式派犹太年轻人碾死；在随后的骚乱中，一名年轻的澳大利亚仪式派犹太人被打死。在该案中，当地黑人广泛指责警方更加关注保障司机，而不是送孩子去医院，而仪式派成员则指控防暴警察故意不平息随后的暴动。后者的指控针对时任纽约市市长戴维？ 丁金斯和他的警察局长，这也成为1993年市长竞选的中心议题。新获选的市长鲁迪？朱利安尼—恰好是白人—也是60年代末期罗伯特？林赛以来的第一位共和党市长，在90年代中期牵头推出了特别的恢复失地运动者的城市政治。 第二个例子是1995年4月19日俄克拉荷马城联邦大楼的爆炸案，它代表了另一类型的对立面。巨大的爆炸声中有168人遇害，这起案件很快就被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宣传为“在美国心脏地带进行的恐怖袭击”，好像在暗示不仅是纽约和洛杉矶的美国人容易受到国际恐怖主义袭击。在爆炸发生之后的几小时里，联邦调查局对据说被目击从现场跑出的“两名中东男子”展开了大规模搜捕。媒体找到各种乐于助人的“专家”，宣称这起爆炸案具有“中东恐怖主义”的所有特征，并以此为证据展开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阴谋场景。美国穆斯林遭到骚扰，伊斯兰世界内部也有人谴责宗教极端主义者可能是肇事者。有两人凑巧开车去俄克拉荷马希望更快地拿到移民归化局的移民文件，结果被警察抓了，因为其中一个刚从伦敦飞来的年轻人有“中东血统”—两人因为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点而被关押了数天。 过了几天之后，这种反犹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反应则被一种令人惊愕的反应所超越。蒂莫西？麦克维—一个从欧洲移民的右翼极端分子，同反政府武装有联系的前陆军军校学员—作为犯罪嫌疑人被拘留了；随后第二个犯罪嫌疑人也被逮捕。尽管有媒体拼命地猜测他们是被人利用了，“中东恐怖分子”才是罪魁祸首，但是越来越明显，应对俄克拉荷马城爆炸事件责任的人是白人男孩，来自美国中西部而不是中东。“心脏地带的恐怖袭击”因此立刻呈现出更险恶的含义。实际上，这种含义是无法让人在瞬间就接受的。从俄克拉荷马州到华盛顿特区，对许多人来说，一个“土生土长的美国孩子”应该对被广泛宣传为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恐怖主义负责—这种想法实在是糟糕透顶。他们似乎在说（某一时刻不经意的自我流露），“国外的阿拉伯人”可能因为仇恨美国而犯下爆炸案，这是可以理解的，而如果是很多官员、记者和受访者脱口而出的“我们自己中的一员”干的，这是无法理解的。话语在一夜之间转变到关注民兵组织成员的心理状态和反政府袭击的非理性上，甚至在共和党主导的国会也对此保持沉默—即便国会借助肮脏的反政府言辞主导了对穷人和工人阶级的美国人、妇女、少数民族和移民的恶毒攻击。其结果是，直到政府在对韦科（针对戴维派）采取的致命暴力行为和在红宝石岭反对白人至上主义者采取的暴力行为举行听证会时，他们才开始挽回形象。 我们对于俄克拉荷马城爆炸事件的这种普遍立场明显有许多疑问。什么才算是“恐怖主义”？哪些被我们故意遗忘了？在美国历史上，奴役和私刑算不算更残酷、更持久的恐怖主义？哪些人可以算作“我们自己”？假如犯罪嫌疑人是黑人而不是白人的话，“我们”和“他们”的解读会不会有所不同？但除了这些，即使是最愤世嫉俗的评论员也可能无法预测国会会突然启动立法程序打击恐怖主义。作为针对俄克拉荷马城事件的回应，克林顿政府提出的反恐立法（由国会积极推动）当然包括一刀切地恢复70年代以前联邦调查局广泛使用的监视监听权力。但是，对于政府和立法者们来说，更宝贵的是大量打击“外国恐怖分子”的规定；除了其他规定以外，美国政府有权（几乎是随意的）将某些“外国”组织划为恐怖组织，美国公民成为这些组织成员或者从财政上支持这些组织都是犯罪行为。这些立法传递出来的信息是明确的：的确，国内恐怖主义可能是实际上为俄克拉荷马城事件负责的，但那是一个异常情况；外国恐怖分子才是真正的威胁，因此他们才是新的反恐立法的适当目标。 其实，我们很可能会想起梅内赫姆？贝京。在1983年贝鲁特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基地爆炸事件后，美国国内因此出现一些反犹太人言论时，他说道：“异族人杀死异族人，但他们仍然指责犹太人！”他也因而一举成名。在俄克拉荷马城的事件中，美国人杀死美国人，但他们仍然指责“外国人”。 在90年代城市出现的报复反应，代表了80年代末城市乐观主义的破灭。对于许多过去十年中功成名就的雅皮士来说，90年代是经济收缩且许多不切实际的愿望惨淡受挫的时代。对于将雅皮士生活视作力所不能及但心向往之的大多数人来说，真正感到绝望的是1988年至1992年间的经济衰退。这场经济萧条不仅影响就业和工资收入，也让房地产行业遭受重创—房地产行业不仅引领经济繁荣，也是经济螺旋式上升的核心象征。就像战后经济繁荣的标志是郊区家庭生活一样，士绅化和城市快节奏生活就是80年代的雅皮士愿望的标志。 当然，这些都不是新鲜的主题。反城市化在美国公众文化中根深蒂固（White & White，1977），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把美国城市描述为丛林和原野—如卡斯特（1976）所言的“狂野之城”—的这类修辞在80年代并没有完全消失，而且常常伴随着与之格格不入的救赎性的士绅化叙述。真正新鲜的是，这一整套的“恐惧和愤怒”（Gilmore，1993：26）言辞在多大程度上再次垄断了城市生活的公共媒体视野，复仇的美国城市在多大程度上被认为是一种固有的国际产品。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到世界贸易中心大厦，美国不管是真实还是虚拟的边境安全性都已消散。历史上欧洲社会党移民曾被确定为在攻击美国城市民主的组织结构，从而在20世纪10年代和20年代初出现了城市的反派化，自那以来，美国的反城市化从未像现在这样如此清晰地受到国际关注。无论是看似巨大突破的核攻击，还是冷战时期的麦卡锡主义，这些都没有让人们产生美国城市化容易受到内部攻击这样的认识；而对于他们来说，60年代的民权运动暴动尽管对城市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挑起了“白人逃亡”这样充满种族主义色彩的表述，但它也只是代表了一个主要同反越战有关的国内问题。 也许令人惊讶的倒不是一种新的反城市主义表现出不大愿意承认过去二十年来当地经济社会的国际化，真正令人意外的是，媒体对美国城市—至少从资金、文化、商品和信息流动来说表面上是世界上最国际化的城市—的自我呈现是如此系统化，系统到能够将美国城市生活的成就和危机同国际事件隔离开来，尤其是同因为美国对外军事、政治和经济政策造成的国际事件隔离开来，并且做到了真正的隔离。毫不夸张地说，美国城市的国际性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在，一方面认识到资本和市场的联系，另一方面认识到那些真实而怀旧的点缀着城市景观的“小意大利”、“小台湾”、“小牙买加”、“小圣胡安”等社区—仿佛在街区（工人阶级）层面装点门面似的体现出“国际主义”，同时又在整个城市范围内坚持“美国主义”。不过，对美国恢复失地运动者之城的解读，现在是本能地既是本地的，也是全球的；而且如果说过去是孤立和隔绝的话，现在也已经不再孤立或隔离。 汤普金斯广场公园之后：纽约无家可归者的战争 在20世纪80年代，纽约上西区的房地产市场和下东区一样火爆异常，但是到1989年的时候还是经历了士绅化的显著紧缩。其实，“去士绅化”这样的说法好像就是从这个街区发源的。士绅化速度放缓，也让无家可归者比例下降，租金上涨频率放缓。虽然对于实际数字还有分歧，大多数评论家认为，纽约市整体上的无家可归人口从90年代初以来已趋于稳定。但是同样的，对于无家可归者的人文关注—最初是因为80年代无家可归现象的不断扩展而激起，并经由上西城这样的街区培育—现在开始消散了。 “我们不是自取灭亡的自由主义者了”，一位社区活动家在《纽约》杂志关于“上西城的衰落”的封面报道中如是劝诫。从传统上看，《纽约》是沉闷的《纽约客》的更加自由主义化的副本。这本杂志一直倡导各种自由事业，所以自60年代起就在经历了一波又一波士绅化的上西城拥有大量拥趸。但是，《纽约》显然厌倦了无家可归现象。作家杰弗里？戈德伯格哀叹士绅化的冷却和小企业的不断破产，也提出过去几年间大量无家可归者因为受到各可使用的社会服务的吸引而拥入这一街区：“小企业不再是上西城的主导产业，无家可归者才是。”（Goldberg，1994：38）他心急火燎地害怕被说成是种族主义者，迅速地引用了城市政策的“环境种族主义” —这些城市政策将无家可归者和其他社会服务设施大量集中在贫民区，同时有力地争辩说完全不应该提供这些设施。并且，他得到了一位共和党“社区提倡者”的支持，而最引人瞩目的是这位支持者竟然是黑人： 不动脑子的自由主义态度总是盯着无家可归者，然后说：“我们必须在这里容纳他们。”然后第二天早上你醒来，大街上的无家可归者更多了—因为我们容纳越多，城市就给我们送来更多。不久，这片街区将完全被社会服务站所占据，价格昂贵的合作公寓里也到处是人。（Goldberg，1994：39） 但是，如果纽约的“无家可归者的战争”在地理上有个重点的话，那肯定是在下东区，说得更具体一点，是在汤普金斯广场公园。并且必须说明的一点是，汤普金斯广场公园的清场行动，不是由纽约近期历史上最反动的几任市长主持的，而是由戴维？丁金斯主持的。丁金斯是一位开明的民主党人，甚至可以视作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中的一员。他当选时得到了纽约市住房和反无家可归运动组织的大力支持，但很快他就批准在1989年12月将公园里的无家可归者首先驱逐出去一批—这仅仅是在当选几周之后，甚至都还未举行就职典礼。这导致此后四年内丁金斯与曾经支持他的群众力量之间的关系每况愈下。就像《村声》杂志对1991年驱逐事件的记录中提到的那样，对于“无家可归的居民来说，现在许多人分散在公园周围被遗弃的地段，公园的关闭是政府的再一次背叛，因为他们曾经以为这个政府会站出来维护穷人的权利”（Ferguson，1991a：16）。在最终关闭公园的行动中，丁金斯没有从住房或无家可归支持者那里借用剧本，而是从《纽约时报》的社论中借用的。他引用了《韦氏字典》对“公园”的定义，然后据此判断出汤普金斯广场不是什么公园：“公园不是寮屋，不是露营地，不是无家可归者收容所，不是吸毒者的射击场，也不是什么政治问题。除非它是曼哈顿东村的汤普金斯广场公园”。住在公园里的无家可归者，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把公园从公众手中偷走了”，而公园必须要“收回”。就在公园关闭前三天，这家报纸还在猛烈抨击进一步的部分解决方案，认为“一网打尽”是“更明智的选择，即便政治上风险较高”。看起来，有“一些无家可归的人合法地住在公园里”，因此“泛滥着错位的同情”（“让汤普金斯广场……”，1991）。在接受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采访时，公园处长贝特西？戈特鲍姆借用了同样的台词，还加上了自己对新城市前沿的种族主义表达：“公园里到处都是帐篷，甚至还有印第安人那种圆锥帐篷……这真是恶心。” 汤普金斯广场公园于1991年6月3日被关闭，300多名无家可归的居民被从公园里赶了出去。这件事激起了整个下东区对无家可归现象的关注，类似政治行动的轨迹也从公园向外展开—因为整个街区都已成了争议区，而邻近的街道则变成了“移动的非军事区”。在1991年夏天，被围栏围起来的公园附近跟着发生了“遛猪”这种夜间仪式。这里值得全文引用一份事件目击者报告，该报告提供了恢复失地运动者之城背后代理人的内心活动记录： 从警方6月3日接管公园开始，已经有人夜间在B大道圣布里吉德教堂［在公园的东南边］门口的台阶上集会—这里是社区抵抗的焦点场所。到周五时，十几个家长带着孩子同其他年轻人和无政府主义者聚集在一起，他们高喊着“打开公园！”，试图突破防暴警察为了阻止他们前进而划定的界线。当他们被迫回到人行道上后，约800名居民走上街头，打着鼓，敲着垃圾桶盖，警方［保护公园］的警戒线尽职尽责地跟着他们从下东区走过西村，又回到D大道—这被当地人称之为夜间“遛猪”套路。 示威者在圣布里吉德教堂的台阶上面对着至少100名警察，这些警察拿着大功率高强光手电朝着人群照射。示威者一直保持克制，但当两名便衣警察推开人群闯入教堂大门，并且声称要检查谁在屋顶投掷瓶子时，这一情况发生了变化。一位叫玛丽亚？托宁的教友被一名警察击中脸部撞向楼梯，拉扎勒斯社区的帕特？马洛尼神父被猛地撞到了墙上。在教区居民的支持下，圣布里吉德教堂的库恩神父把便衣警察推出了大门“法律结束，暴政开始，而这些人就是暴君”，马洛尼神父高喊着，带着一群愤怒的民众向便衣警察逃向的警车追去……上周六，推土机轰隆隆地开过去，扯烂的长椅和破碎的棋桌散布［在警戒线围着的公园］。超过1000名下东区居民手拉着手围着公园展开了第二次抗议。圣布里吉德教堂的钟声响起，梳着发辫、穿着鼻环、脚蹬战斗靴的无政府主义者，与穿着印花裙子、戴着塑料珍珠的犹太老祖母手牵着手，和平而统一地展开抗议。这是1988年警察暴动以来从未有过的。（Ferguson，1991b：25） 汤普金斯广场公园在1991年6月关闭，标志着整个城市开始严厉地执行反无家可归和反寮屋的政策，非常清楚地表达出恢复失地运动者之城的精神气质。以下东区的“恢复行动”牵头，市政当局于1991年启动了新的反无家可归政策，打算把公园、街道和社区从那些所谓的把它们从公众手中“偷”走的人们手中再次“夺回”。在1989年，对上东区寮屋居民的打击第一次升级，但两年后，虽然在这一街区以及在布朗克斯的一些寮屋居民已经被从几栋建筑物中清除出去，但是在1992年初也许还有大约500到700名的寮屋居民居住在下东区的三四十栋建筑中。它实际上证明了，对纽约市来说几乎是不可能将寮屋居民驱逐出去的。在此背景下，注意力开始集中在《纽约时报》描述为“打击无家可归者”的主要行动上（Roberts，1991a）。 无家可归者对公园关闭采取的回应就是迅速地在街区的几处空地，尤其是在公园以东的波多黎各裔聚居的较为穷困区域，再一次建起棚屋和帐篷城，而且规模不断扩大。这种有人戏称为“丁金斯村”的寮屋开始受到监视并最终被推平—从1991年10月开始三块土地被“横扫而空”，200人被再次驱离（Morgan，1991）。同公园的命运一样，这些地方很快就被围了起来，防止无家可归者再次占据。再一次的，这些被驱离者被赶往更东边的地方，在布鲁克林大桥、曼哈顿大桥和威廉斯堡桥下面，在罗斯福快速通道下面，或在任何公众看不到的地方，在能够避免警察冲击或者抵御恶劣天气的地方，他们再次搭起或者连起了营地。一场大火烧毁了东河大桥下的一座营地，一名居民被烧死；一年后的1993年8月，纽约市用推土机把“山丘”给推平了—“山丘”是一个由来已久的有50到70名居民的寮屋，被称为“无家可归者在曼哈顿最明显的标识”（Fisher，1993）。被驱离者被迫再次向东迁移，许多人错落地散居于东河河畔或者萨拉？德拉诺？罗斯福公园。不料，随着1994年开始的对河畔一部分地方进行的重建，他们又得再次搬离。这场行动到1994年时，基本把无家可归者从下东区赶到散布于整个曼哈顿和以外区域。 在纽约的其他地区，对无家可归者的攻击也正蓄势待发。1991年秋，在西边高速公路下面、在哥伦布环形路和宾州车站的寮屋被同时夷为平地。同时还有一些“鼹鼠人”被发现。警方的扫荡和火灾导致先前人们“一无所知”的无家可归者的生活全景在当地媒体上暴露无遗。这些包括在桥梁下、交通隧道和公用设施隧道里的几个营地，这在以前都是无人知道的。虽然在某些情况下这些都是长期的营地，然后在新闻报道中营地居民都被当成外国人或者非人对待。他们在“地下”住的时间越长，对记者的吸引力也就越大，尤其是如果他们还有稳定工作的话。这些无家可归者给自己贴了个讽刺性的标签——“鼹鼠人”——而这一标签则被媒体野蛮地再次用于各类描述中（见Toth，1993）。 为了配合户外公共空间的强硬政策，交通运输部门对主要交通枢纽制定了新的反无家可归者政策，旨在拒绝无家可归者进入室内公共空间。当局在中央车站甚至尝试了更新颖的方法。例如美孚石油公司从曼哈顿搬走后，一部讲述它们离别的电影形成了“中央车站伙伴”的概念。这部电影讲的是一个住在郊区的白人经理试图躲过无家可归者让人厌烦的骚扰而乘坐通勤火车上下班的故事，他们再次结成“中央车站伙伴”来解决这个“问题”。通过向当地企业摊派获得资金，这个“伙伴”组织雇用私人保安巡逻，并以在附近的一家教堂提供食物和住所来诱骗无家可归者离开车站地区。这种“商业改善地区”的模式在整个纽约大城市区都得到了复制。同时，“中央车站伙伴”也加入了把无家可归者和寮屋从第一大道赶出去的“扫荡”行动，也因为涉嫌雇用一些驱离者强行驱逐他人而正在接受调查。 实际上，驱逐就是1990年到1993年间丁金斯政府唯一真正采取的无家可归者政策；更恰当地说，这是一个反无家可归者政策。随着1991年底对无家可归者的“打击”开始，市长下设的无家可归者办公室主任变得越来越沮丧。最开始出任该职时，这个办公室主任一片好意，却发现自己越来越多地陷进政府唯一真正采取的策略麻烦中—因为无家可归者无处安身而对他们横加指责——于是她辞职了。到1993年，由于有数百名无家可归者在纽约市的各个办公室过夜，城市管理部门和一些政府官员被判藐视法庭，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无家可归者政策，也未能按照法庭裁定提供无家可归者的栖身之所。 在80年代期间的国家层面，自由主义的无家可归者政策的破产，在对里根主义没有什么有效回应的时候就已经变得很明显了。到这十年结束的时候，自由主义城市政策在地方一级也已经招致失败。这种失败不是用简单的财务或技术术语就可以解释的。由于里根/布什政府对社会支出的攻击，只能容纳约2.4万人的社会庇护制度面对实际多达四倍的人群而无能为力，或者实际上是因为城市官僚的纯粹无能，没法让庇护所成为安全的地方。无论有多现实的经济制约因素强加于上，自由主义的失败主要是政治意愿的失败，就像传染病一样，处理大量无家可归者的社区和城市管理机构一样变得不愿意再做类似的事情。自由主义城市政策的失败还系统性地扰乱了社会再生产的制度（Susser，1993）。 在下东区，随着宿营地日益扎根当地而纽约市又不提供任何解决方案，每个社区对于那些汤普金斯广场公园居住者们的支持明显减少。对于好几百人来说，汤普金斯广场公园既是每天的工作场所和游乐场所，也是客厅和浴室，但是这样的结果在紧急的住房和其他社会需求面前很难说是一个让人身心俱爽的解决办法。即使是颇具同情的观察家在公园关闭时也不得不认为： 这种情况已经到了危急关头，即使是氛围宽容的下东区也无法承受……大部分居民都难以忍受无家可归者和公园再起纠纷了，而且公园周围的社区氛围已经改变。（Ferguson，1991a） 丁金斯政府同灰心丧气的上西区和下东区居民—居民们的自我利益因为不断出现的无家可归者而快速受损—在一点上是观点一致的，他们都认为无家可归是不幸事件，虽然有系统性，但是代表了道德的失常，可以通过特别的无家可归政策来解决。只要无家可归政策对有家有室的人不会或者仅仅造成一点点成本损失，这种假设的透明度就是可以保持的；但是，只要无家可归者开始以任何方式明显地伤害到有房者的利益，让每个人有房住的政治意愿就必须建立在更强大的政治和分析的基础上，而不是基于道德同情。 对无家可归者的同情性支持和行动——在一场影响重大的经济衰退开始威胁到许多人的生计和身份时，无论受到威胁的人是有房还是无房，无论是在城市政府还是在城市居民之间——都开始减退了。同情“无家可归者” ——一个客体化、疏远化、习惯化尽在其中的词语——成了一种奢侈，越来越少的人会允许自己同情心泛滥。正是在处理无家可归者的自由主义城市政策黯然失败的背景下，新当选的市长朱利安尼1994年着手巩固新兴的恢复失地运动者之城。作为二十五年来纽约的第一位共和党人市长，朱利安尼用对无家可归者的协同攻击开始了自己的市长任期。根据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在上任几天之后，一位记者质问朱利安尼对已经降临纽约的寒潮有何准备，记者给出了街头上无家可归者的数字，然后问市长打算做什么—“我们正在改变天气”，据说市长如此回应道。 但是在现实中，朱利安尼政府影响的不只是天气。他立即宣布，无家可归者用橡胶刷清洗挡风玻璃挣钱和在城市里乞讨是违法行为，并启动了刻薄的地铁海报宣传活动，旨在羞辱无家可归的乞丐并恐吓其他乘客—“不要给他们钱”。这些海报吼道：“无家可归者要么贼眉鼠眼要么满脸横肉。”朱利安尼的第一个预算提案规定，向晚上在市政管理的庇护所睡觉的无家可归者收取“租金”，以及如果他们拒绝接受推荐的医学、毒品、酒精康复及其他社会服务的话就禁止他们进入庇护所。 朱利安尼当选几个星期后，在警察对公共空间“扫荡”行动升级的过程中，非营利组织“无家可归者联合会”的工作人员开始注意到无家可归者中受伤者不断增加，并成立了一个所谓的“街头观察”组织，既监督警方如何处理无家可归者，也从无家可归者那里搜集证据。几个月后，“街头观察”组织记录了大约五十项罪行，提起了几百万美元赔偿的诉讼，指控朱利安尼政府部门的警察在宾州车站愈演愈烈的骚扰、虐待和残暴行为。《村声》杂志写道：“投诉读起来像是从《发条橙》中撕下来的几页。”（Kaplan，1994a）“街头观察”组织搜集的其中一份投诉包括以下证词： 我当时坐在［宾州车站的］等候区……两个男性白人警官……走近我。他们说：“马上起身离开，不然我们就帮你离开……”我弯腰去捡［我的包］。他们抓住我的胳膊肘，把我一把按在椅子旁边的混凝土柱子上。他们把我的门牙磕掉了，我的右眉也开了一个大口子，血流不止。我的鼻子被弄脱臼了，眼镜也破了……他们说不希望在那里看到我，如果他们再看到我的话，我就会“爬上好一阵子”。然后，他们……猛地把我推出门，我倒在人行道上，撞到了后脑勺，缝了八针……自从那个秋天以后，我就经常头晕和眩晕。（引自Kaplan，1994b） 朱利安尼的提案把大批活动定罪为对城市街区的“生活质量”有害，所以从公共场合驱赶无家可归者的警察行动也被合法化了。破坏“生活质量”罪这样的大红标题给了纽约市警察局前所未有的权力，可以把某些街道上的无家可归者赶走，把他们安置在不安全的庇护所，或者干脆强迫他们藏起来。纽约市政府还削减了对施舍无家可归者粥食的施粥所的资助。随着1995年5月对第13街上几栋建筑展开的行动，纽约市又启动了一项综合行动，旨在把寮屋居民从空置的下东区建筑中清除出去。 在90年代初的纽约，支持无家可归者的人数在自由主义盛行或者不那么盛行的街区都不断减少，全国性媒体对此进行了非常广泛的报道，“全国范围内对无家可归者越来越矛盾的心理”已经成为普遍现象（Roberts，1991b）。开始是在如迈阿密和亚特兰大这样较为保守的城市，但很快如西雅图、旧金山这类自由主义的堡垒城市也纷纷立法，对在公众场合睡觉和露营、坐在人行道上、沿街乞讨和清洗挡风玻璃等现象颁布严厉的处罚措施（Egan，1993）。为了努力“让洛杉矶市中心的商业氛围更加友好，市政当局正在研究一项计划，用班车将无家可归者迁移到工业区的一块围起来的城市露营地去”（“洛杉矶计划营地……”，1994）。恢复失地运动者之城的范围远远超出了纽约，而且还在不断延伸，无家可归者的日常生活中有越来越多的方面被视为犯罪行为。同时，美国媒体对报道无家可归者的内在现实已经找不到新的角度，因此报纸要么继续讲那些发生在街头的越来越苍白的可预测故事，要么就干脆回避问题。 在学术界也出现了某些新自由主义化的修正主义。在没有为解决无家可归问题而提出任何重要的住房提案的情况下—无论是当地的还是全国性的—对原因的讨论越来越重新回到个人行为而不是社会变化的方面，而指责受害者的做法则悄悄地获得了昔日自由主义人士的信任（参见Rossi，1989）。有人试图否认无家可归是80年代日益严重的问题（White，1991），还明显暗示说，根据对80年代出现的无家可归危机的理解，现有的政策是执迷不悟的。在他最近的一本书《无家可归》（Jencks，1994c）和一组发表在传统自由主义阵营《纽约时报书评》上的文章中（Jencks，1994a，1994b），克里斯托弗？詹克斯让自己与这种修正主义保持了部分距离。他对无家可归者给出了一个低得多的估计数字—1990年全美只有32.4万名无家可归者—而更普遍的估计人数最多可能是这个数字的十倍。詹克斯提醒说，街上无家可归者迅速增加的视觉证据可能是误导性的： 但是，我们在街上看到的往往更多地取决于警方的做法，而不是贫困的情况。例如，乞丐的数量主要取决于逮捕的风险有多大和相对于其他活动有多少人可依赖乞讨为生。大多数乞丐似乎住在传统的房屋里，只有很少一部分无家可归者会认可乞讨。外表也不是无家可归者的可靠指标。罗西的采访记者认为，有超过一半的无家可归受访者是“干净整洁”的。（Jencks，1994a：22） 即使是在估计无家可归者分布程度的“数字游戏”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也是中产阶级对“外表”、乞讨的道德性、不足采信的经济选择理论的理性行为假设等成见。 詹克斯的分析依赖于经济理性的理论。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考虑到他承认“没有其他富裕国家放弃了精神病患者”（1994a：24）——潜在的意思就是美国放弃了——而他的结论是精神疾病在无家可归现象中起着很大一部分作用。事实上，詹克斯确定了一些导致无家可归者在80年代增加的行为和结构性因素，例如年轻母亲结婚率下降、毒品泛滥、精神病患者去机构化、对非技术工人需求的下降、个人对街头的偏好，以及当地住房和庇护所立法的各种变化在防止私人市场提供某种需要的同时“鼓励”人们变得无家可归（Jencks，1994a，1994b，1994c）。不管这种说法的保守主义倾向如何，詹克斯保留了对容纳无家可归者的自由主义的责任感，他也控诉现在的庇护所体制，认为其最大的问题就是禁止人们保持隐私。他用钢铁般的实用主义建议，唯一现实的解决方案“就是修建小隔间的酒店”（1994b：44）。借鉴50年代的芝加哥模型—“房间宽五英尺、长七英尺，没有窗户，配一张床、一把椅子和一个光秃秃的灯泡”（1994b：39）—詹克斯主张住宅法案退一步，如果有需要还可以给企业家补贴来建设这样的酒店房间，还通过以工作换凭单的度来提供社会服务。这里的所有模型仍然是“理性选择”： 在1958年，一个房间的费用不到六瓶啤酒，使得保护隐私比被遗忘更便宜。到1992年，六瓶啤酒根本买不到什么隔间，被遗忘这一点比保护隐私更便宜。如果我们用房间的价格和可卡因的价格进行比较也能得到同样的模式。（Jencks，1994b：39） 詹克斯的愿景可能有资格作为针对无家可归者的新自由主义的复仇主义原型：同情的残渣被变相的仇恨和憎恶激活。在90年代对无家可归现象和无家可归者的反应仅仅代表了新兴恢复失地运动者之城的一个方面—即便这个方面特别令人讨厌。这并不意味着对无家可归者的政治关注已经完全消失了，也不意味着不再出台应对无家可归现象的更关键方案（例如见Hoch & Slayton，1989；Wagner，1993）。相反，对无家可归者的主导话语，果断地从80 年代末的那种自视甚高而又同情怜悯的立场转为更无耻的控诉无家可归者，控诉他们不仅造成自己的困境，更带来更大的社会弊病。在这种经典的报复性保守主义中，社会过程与个体困境之间的联系反转了。 恢复失地运动者之城的口号很可能是：“谁失去了这座城市？应该向谁报复？” 这种反应越来越强烈地解读当代美国城市的日常生活、政治管理和媒体表达；这种反应也表达在对替罪羊的各种物质、法律和修辞活动中，更持续在阶级、种族、性别、国籍、性取向等术语中得到确定。可以肯定，恢复失地运动者之城是财富和贫穷二元分裂的城市（Mollenkopf & Castells；Fainstein et al.，1992），并且就像戴维斯预期并且在洛杉矶暴动中印证的那样（1991），城市分裂的世界末日般的景象越来越现实，而这种情况还将继续下去。但它还不止于此。恢复失地运动者之城是一个分裂的城市，胜利者对他们的特权越来越有戒心，而且越来越凶狠地保卫它。在种族和阶级方面，恢复失地运动者之城也不仅仅是二元城市。尽管在50年代和60年代的自由主义修辞中占据如此巨大的优势，好心好意地对“另一半”的忽视已经被更积极的邪恶所替代，这种邪恶尝试将大范围的自我定义的“行为”定罪，并且将1968年后城市政策的失败归咎于它曾经试图去帮助的那些人。 所谓城市的士绅化，是指在西方发达国家城市中心区的更新中出现的一种社会空间现象，其特征是城市中产阶级以上阶层取代低收入阶级重新由郊区返回内城（城市中心区）。尼尔？史密斯是西方士绅化理论的开拓者和重要阐释者，而《新城市前沿》则是理解西方城市士绅化及阶级对立的代表性著作。本书对西方发达城市重构和转型的理论阐释和经验总结，对于中国主要城市的旧城改造和转型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