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新探索

作者简介

陈荣捷，国际汉学界新儒学研究泰斗，欧美学界公认的中国古代哲学和朱子学研究权威。1901年出生于广东开平县，1916年考入香港拔萃书院，学习英文和中文。1924年岭南学院毕业后赴美留学，入哈佛大学英语系，1926年改入哲学系。1929年以题为《庄子哲学》的毕业论文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相继在岭南大学、中山大学、夏威夷大学任教职。1943年任达特茅斯学院中国哲学教授，1951年任该校人文学院院长，是当时东方人在美国担任的最高学术职位。1966年自达特茅斯学院退休，被授以“中国哲学和文化荣誉教授”称号。 陈荣捷先生20世纪60年代为各种英文百科全书，包括《大英百科全书》撰写中国哲学词条，被欧美学界誉为“把东方哲学文化思想最为完备地介绍到西方的中国大儒”。 陈荣捷先生长期致力于中国古代哲学资料的英文翻译。1963年，四部英文译著《坛经》、《王阳明〈传习录〉及其他著述》、《老子之道（道德经）》和《中国哲学文献选编》（又名《中国哲学资料书》）在美国出版。《中国哲学文献选编》集十余年之功，英译标准极高，至今无人超越，一直是美国院校教授中国哲学的标准教科书。 陈荣捷先生1975年起任哥伦比亚大学中国思想兼任教授，与狄百瑞教授联合执教哥大新儒学讨论班，直至晚年。1978年被选为台湾地区“中研院”院士，1980年当选为美国“亚洲哲学与比较哲学学会”会长。 陈荣捷先生在生命的后二十年里，将全部的学术关注集中在对朱熹的研究和对朱熹研究事业的推动上。1982年在夏威夷檀香山组织召开“国际朱熹会议”，成为当时世界朱子学术研究的高峰。朱子学研究方面的著作有《近思录详注集评》《朱子门人》《朱学论集》《朱熹》《朱子新探索》等，另有作品《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

内容简介

【一一七】沈继祖诬朱子六罪 黄榦《朱子行状》云：“沈继祖为监察御史，上章诬诋，落职罢祠。”《宋史·朱熹传》曰：“沈继祖为监察御史，诬熹十罪，诏落职罢祠。”又于《胡纮传》云：“独〔隆兴元年癸未（一一六三）进士〕草疏将上，会改太常少卿，不果。沈继袓以追论程颐得为察官，纮遂以稿受之。继袓论熹，皆纮笔也。”王懋竑《朱子年谱》更详。庆元二年下云：“先是台臣击伪学，既榜朝堂。未几，张贵模指论《太极图说》之非。省闱闻之，知举叶、倪、刘等，奏论文弊。复言伪学之魁，以匹夫窃人主之柄，鼓动天下，故文风未能丕变。乞将《语录》之类，并行除毁。是科取士，稍涉义理者，悉见黜落。‘六经’、《语》、《孟》《大学》、《中庸》之书，为世大禁。士子避时所忌，文气日卑。台谏汹汹，争欲以先生为奇货。门人杨道夫闻乡曲射利者，多撰造事迹，以投合言者之意，亟以书告。先生报曰：‘死生祸福，久已置之度外，不烦过虑。’久之，奸人相顾不敢发，独胡纮草疏将上，会迁去不果。沈继袓以追论伊川，得为察官。纮以稿授之。继袓锐于进取，谓立可致富贵，遂奏乞褫职罢祠。从之。” 王氏《年谱》乃述洪去芜《朱子年谱》（一七〇〇）。叶公回《朱子年谱》（一四三一）与戴铣《朱子实纪》（一五〇六）内之《年谱》，均早于洪本二三百年，王氏未见。然三本年谱所载全同，只戴本备言叶翥、倪思、刘德秀之名而已。三本所据旧本不一，而毫无差异，则同溯于最早朱子门人李方子所撰之《年谱》，大有可能。（参看页九七“朱子年谱”条）然则沈继祖之奏请落职罢祠，历数百年而绝无异议。 沈继祖疏，最早见于稍后于朱子南宋人叶绍翁（约一一七五—一二三〇）之《四朝闻见录》。此疏读之者少，亟应录其全文，庶可睹其真相： 庆元三年丁巳（一一九七），春二月癸丑，省劄。臣窃见朝奉大夫秘阁修撰提摄鸿庆宫朱熹，资本回邪，加以忮忍。初事豪侠，务为武断。自知圣世此术难售，寻变所习，剽张载、程颐之余论，寓以吃菜事魔之妖术，以簧鼓后进。张浮驾诞，私立品题。收召四方无行义之徒，以益其党伍。相与餐粗食淡，衣褒带博。或会徒于广信鹅湖之寺，或呈身于长沙敬简之堂。潜形匿影，如鬼如魅。士大夫之沽名嗜利，觊其为助者，又从而誉之荐之。根株既固，肘腋既成，遂以匹夫窃人主之柄，而用之于私室。飞书走疏，所至响答。小者得利，大者得名。不惟其徒咸遂所欲，而熹亦富贵矣。臣窃谓熹有大罪者六，而他恶又不与焉。人子之于亲，当极甘旨之奉。熹也不天，惟母存焉。建宁米白，甲于闽中，而熹不以此供其母，乃日籴仓米以食之。其母不堪食，每以语人。尝赴乡邻之招，归谓熹曰：“彼亦人家也，有此好饭。”闻者怜之。昔茅容杀鸡食母，而与客疏饭。今熹欲餐粗钓名，而不恤其母之不堪，无乃太戾乎？熹之不孝其亲，大罪一也。熹于孝宗之朝，屡被召命，偃蹇不行。及监司郡守，或有招致，则趣驾以往。说者谓召命不至，盖将辞小而要大。命驾趣行，盖图朝至而夕馈。其乡有士人连其姓者，贻书痛责之。熹无以对。其后除郎，则又不肯入部供职，托足疾以要君。此见于侍郎林栗之章。熹之不敬于君，大罪二也。孝宗大行，举国之论，礼合从葬于会稽。熹乃以私意，倡为异论。首入奏劄，乞召江西、福建草泽，别图改卜。其意盖欲借此以官其素所厚善之妖人蔡元定，附会赵汝愚改卜他处之说。不顾祖宗之典礼，不恤国家之利害。向非陛下圣明，朝论坚决，几误大事。熹之不忠于国，大罪三也。昨者汝愚秉政，谋为不轨。欲藉熹虚名，以招致奸党。倚腹心羽翼，骤升经筵，躐取次对。熹既用，法从恩例封赠其父母，奏荐其子弟，换易其章服矣。乃忽上章，佯为辞免。岂有以职名而受恩数，而却辞职名？玩侮朝廷，莫此为甚。此而可忍，孰不可忍？熹之大罪四也。汝愚既死，朝野交庆。熹乃率其徒百余人哭之于野。熹虽怀卵翼之私恩，盍顾朝廷之大义？而乃犹为死党，不畏人言。至和储用之诗，有“除是人间别有天”之句。人间岂容别有天耶？其言意何止怨望而已？熹之大罪五也。熹既信妖人蔡元定之邪说，谓建阳县学风水，有侯王之地。熹欲得之。储用逢迎其意，以县学不可为私家之有。于是以护国寺为县学，以为熹异日可得之地。遂于农月，伐山凿石，曹牵伍拽，取捷为路。所过骚动，破坏田亩。运而致之于县下方，且移夫子于释迦之殿。设机造械，用大木巨缆，绞缚圣像，撼摇通衢嚣市之内，而手足堕坏，观者惊叹。邑人以夫子为万世仁义礼乐之宗主，忽遭对移之罚，而又重以折肱伤股之患，其为害于风教大矣。熹之大罪六也。以至欲报汝愚援引之恩，则为其子崇宪执柯。娶刘珙之女，而奄有其身后巨万之财。又诱引尼姑二人以为宠妾。每之官则与之偕行。谓其能修身可乎？冢妇不夫而自孕，诸子盗牛而宰杀。谓其能齐家可乎？知南康军则妄配数人而复与之改正，帅长沙则匿藏救书而断徒刑者甚多，守漳州则搜古书而妄行经界。千里骚动，莫不被害。而浙东提举，而多发朝廷赈济钱粮，尽与其徒，而不及百姓。谓其能治民可乎？又如据范染祖业之山，以广其居，而反加罪于其身。发掘崇安弓手父母之坟，以葬其母，而不恤其暴露。谓之恕以及人可乎？男女婚嫁，必择富民，以利其奁聘之多。开门授徒，必引富室子弟。以责其束修之厚。四方馈赂，鼎来踵至。一岁之间，动以万计。谓之廉以律己可乎？夫廉也，恕也，修身也，齐家也，治民也，皆熹平日窃取《中庸》《大学》之说，以欺惑斯世者也。今其言如彼，其行乃如此，岂不为大奸大憝也耶？昔少正卯言伪而辩，行僻而坚。夫子相鲁七日而诛之。夫子圣人之不得位者也，犹能亟去之如是。而况陛下居德政之位，操可杀之势，而熹有浮于少正卯之罪，其可不亟诛之乎？臣愚欲望圣慈，特赐睿断。将朱熹褫职罢祠，以为欺君罔世之徒，污行盗名者之戒。仍将储用镌官，永不得与亲民差遣。其蔡元定乞行下建宁府追送别州编管。庶几奸人知惧，王道复明。天下学者，自此以孔孟为师，而人小夫，不敢假托凭藉，横行于清明之时，诚非小补。 关于此疏，有数点须说明者。一为疏之年月。疏首云“庆元三年丁巳春二月癸丑”。《四朝闻见录》有原注云，“蔡本作二年十月”。据《年谱》，庆元二年丙辰（一一九六）冬十二月落职罢祠。若沈继祖三年二月方奏，则反在落职罢祠之后，而奏内“将朱嘉褫职罢祠”之语为不通矣。朱子《落职罢官祠谢表》明谓二年十二月，则各《年谱》是也。二者本疏明数朱子六罪，《宋史》作为十罪。故王懋竑云：“疏语大罪有六，与《宋史》十罪不合，而《续通鉴》漫采入之。闽本《年谱》，乃据《续通鉴》以改。”所指闽本不知何本。朱子十六世孙朱玉所编《朱子文集大全类编》（一七二二）第一册之《年谱》“褫职罢祠”条下亦作十罪。此亦闽本。则诸闽本均误作十罪矣。然《宋史》谓为十罪，或亦有故。盖沈疏六罪之外，尚举不廉、不恕、不修身、不齐家、不治国之五项恶行，共为十一。《宋史》或只用其十之整数，或以廉恕合计，总数为十，亦未可知。三者选人余嚞上疏乞斩朱子。王懋竑《年谱》备注云：“沈继袓、余嚞两疏，皆不知所据。窃疑为阳明后人依仿撰造以诋朱子者。近人无识，轻以附诸《年谱》中。愚陋至此，亦可怜也。”王氏考识极为精详，惜未见《四朝闻见录》沈继祖疏，而以门户之见，归咎王门。不知王门攻击朱子思想，不遗余力，而于其人格，则无任敬仰，断不至沦为如斯之下流也。 依仿撰造，全在继祖。疏谓“会徒于广信鹅湖之寺”。此指淳熙二年乙未（一一七五）吕东莱（吕祖谦）安排与陆象山（陆九渊）在江西鹅湖寺之会。即据《象山全集》一面之词，参加者七人之中，无一人是朱子之徒。刘子澄（刘清之）亦同调耳。愚又考订此外尚有三人，皆象山门下。是以谓象山聚徒则可，谓朱聚徒则不可。疏谓“除是人间别有天”，乃储用之诗，而不知此乃朱子《武夷棹歌》十首最后之句，与储用无涉也。疏谓“娶刘珙之女，而奄有其身后巨万之财”。朱子所娶，乃刘勉之之女而非刘珙之女。刘珙为子羽之子，家素富庶。勉之少富，亦未尝以巨万给其女也。据朱子《刘勉之墓表》，其祖仕至尚书郎中，祖父为朝请郎。即建阳近郊萧屯别野结草为堂。墓表云：“少时家富而无子，谋尽以赀产归女氏。既谢不纳，又择其宗属之贤者，举而畀之。……亲旧羁贫，收恤扶助。”由此可知勉之原是富厚，然勉之非珙也。疏谓“帅长沙则匿藏赦书，而断徒刑者甚多。”据《长沙县志》，所藏于袖者非登极大赦之诏令，而乃赵汝愚丞相私人之简札。继祖之虚造，显而易见。疏谓：“发掘崇安弓手父母之坟，以葬其母。”朱子葬母在离福建建阳考亭七八十里之崇泰里后山天湖之阳，名寒泉坞，离崇安甚远。疏谓“男女婚嫁，必择富民”，而婿黄榦贫寒至甚。疏谓“开门授徒，必引富室子弟”，然据愚统计，则门人四百六十七人中，只一百三十三人曾有官职，占百分之二十八。富室子弟诚有之，唯不及全数之半耳。疏谓“四方赂……动以万计”，然朱子取舍极严，其贫乏人所共知。屡次请祠，以求微禄。乾道九年癸巳（一一七三）有旨差管江西台州崇道观，圣旨即曰：“朱熹安贫守道，廉退可嘉。”则政府亦早已公认朱子之贫矣。疏谓“绞缚圣像……折肢伤股”，朱子答门人潘时举云：“近日改移新学，复为僧坊塑像摧毁，要膂断折，令人痛心。彼圣贤者尤不免遭此厄会，况如吾辈，何足道哉？”继祖颠倒是非，显而易见。 胡纮与沈继袓之动机，诚如杨道夫所云：“乡曲射利者，多撰造事迹，以投合言者之意。”《宋史纪事本末·道学崇黜》述其经过有云：“胡纮……为监察御史，乃锐然以击熹自任。物色无所得，经年酝酿，章疏乃成。会改太常少卿，不果。……纮以疏草授之继袓，谓可立致富贵。”此疏动机如此，而虚构又如彼，故历来谈落职罢祠者，均不采用，弃如敝屣。但近年大陆学者首次引用。虽对疏中所称，谓为穿凿附会，言过其实，然引朱子《落秘阁修撰依前官谢表》，谓其承认“私故人之财，而纳其尼女”。朱子果然认罪耶？此则不可不考。 《谢表》云：“谓其习魔外之妖言，履市廛之污行。有母而尝小人之食，可验恩衰。为臣而畜不事之心，足明礼阙。以至私故人之财，而纳其尼女。规学官之地，而改为僧坊。谅皆考核以非诬，政使窜投而奚憾。不虞恩贷，乃误保全。第令少避于清班，尚许仍居于散秩。”大陆学者忽略“谓其”二字，以为朱子自认其罪。实则“谓其”乃述疏中大意，非认罪也。下文即言其目的在于诋诬，欲投诸死地。而朝廷乃保全其性命，诏以依旧修撰清平之职，其非认罪也明矣。查庆元二年丙辰（一一九六）十月继祖上疏，十二月落职罢祠。三年丁巳（一一九七）正月拜命，并上《落职罢宫祠谢表》。在此表中，对于“大谴大诃之目，已皆不忠不孝之科”，初乃“初罔闻知”，继而“甫深疑惧”。某月某日之后，又准告命一道，着了落秘阁修撰依前官，故有《落秘阁修撰依前官谢表》也。谢表未尝为事实上之辩护，盖事实昭然，无辩白之必要也。 【一二一】孀妇再嫁 五四运动以来，攻击理学者，最喜举程伊川（程颐）“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语，以攻击伊川，亦即以攻击朱子。以“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为最烈。北京历史博物院特标此二语，以示程颐之残之忍。革命者借此为口号，并不为奇。然以此语代表封建制度之残害妇人，则太过简单。 伊川之言，来自《遗书》。《遗书》云：“问：‘孀妇于理似不可取，如何？’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节者以配身，是己失节也。’又问：‘或有孤孀贫穷无托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后世怕寒饿死，故有是说。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 朱子与吕东莱（吕祖谦）合辑《近思录》，采用此段为第六章《家道》之一条，显然有意维持儒家之家庭制度。然朱、吕所采伊川之言，皆以其义理正当，可作行为之范。伊川对孀妇再嫁之问，不答以传统制度，而答以失节问题，且妇之失节亦即丈夫之失节。可知节之问题，乃伊川之中心问题。此问题从孔孟以来，在儒家思想上极是重要。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从此角度观之，则伊川之论，并非特殊。在程朱之伦理系统，此是古今不易之常理。门人陈守（字师中）之女弟作寡，朱子去书曰：“朋友传说令女弟甚贤，必能养老抚孤，以全《柏舟》4之节。此事更在丞相（陈守之父俊卿）夫人奖劝扶植，以成就之，使自明（郑鉴）没为忠臣，而其室家生为节妇。斯亦人伦之美事。计老兄昆仲，必不惮赞成之也。昔伊川先生尝论此事，以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自世俗观之，诚为迂阔。然自知经识理之君子观之，当有以知其不可易也。伏况丞相一代元老，名教所宗。举错之间，不可不审。熹既辱知之厚，于义不可不言。未敢直前，愿因老兄而密白之，不自知其为僭率也。”5朱子此事不敢直言，必是俊卿欲为孀女再嫁，而朱子则以义为重，亦为名教所关也。 数百年后，汪绂复申此义，且设譬以阐明之。其《读近思录》有云：“孀妇不可娶，以自修君子言之。若市井小人，何能问此？然或疑程子此章之言为过，则程子此言非过也，常理而已。孀妇怕寒饿死而失节，何异于臣怕战而降贼哉？孀妇再嫁，孀妇亦羞之。羞而可为，则亦何不为之有？可以知人道之大防矣。”汪氏从基本问题着想，可谓善于读书。人道之大防，固不止为妇人言也。张伯行极尊朱子，然亦以伊川此言为过，似以朱子为不应采用者。故其所著《近思录集解》删去此条，而以伊川“兄弟之爱”7一段代之。此处抛龙转凤，从来未经有人发觉。伯行可谓不识程朱矣。 或谓妇人须忠于一夫，而男子可续娶，岂非不平之甚耶。应之曰：“此诚是矣。”当时制度如此，朱子亦遵从之。其答门人李晦叔（李辉）书云：“夫妇之义，如乾大坤至，自有等差。故方其生存，夫得有妻有妾，而妻之所天，不容有二。”8宋代社会制度与二十世纪之社会制度当然不同。然吾人不能以二十世纪之标准，以评定宋代之习俗。亦犹一千五百年后，如实行公妻，而谓吾人在二十世纪之一夫一妻为不道德，不自由也。 或又谓孀妇将死而不救耶？伊川答语，乃依据原则而言。朱子采用此段，亦以其原则之故。至于实际情形，则或有反经为权之必要。此是经权问题，从孟子以来，提出男女授受不亲，而嫂溺则应援之以手，亦成为儒家之中心道德问题。伊川论经权云：“权量轻重，传之合义。才合义，便是经也。”朱子亦云：“经是万世常行之道，权是不得已而用之，须是合义也。”伊川之父，尝行权矣。伊川撰其父之家传，述其父娶甥女归嫁云：“既而女兄之女又寡。父惧女兄之悲思，又取甥女以归嫁之。”又称其父“慈恕而刚断。平居与幼贱语，唯恐有伤其意。至于犯义理，则不假也”。伊川必以其父之归嫁孀妇为合于义理，否则必不于其家传特提此事也。 表面上程颐自相矛盾。朱子门人亦有如是想。故门人问曰：“取甥女归嫁一段，与前孤孀不可再嫁相反，何也？”朱子答云：“大纲恁地。但人亦有不能尽者。”“不能尽”云云，可依汪绂解释。在当时信仰，其理想为孀妇宁死不再嫁，然此极高标准，非普通人所能达到。亦如凡人不应说谎，大纲如此，但人亦有不能尽者。然不害毋说谎之为原则也。 ☆国际儒学泰斗陈荣捷朱子学研究的经典之作 ☆钩沉中日韩三国史料，全面剖析朱熹的生平、为人与思想 朱熹是南宋著名的思想家，其学说深受后来统治者的欢迎，成为元明清三朝巩固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官方哲学，影响中国长达600多年。他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整顿了一些县学、州学，广建书院，著名的白鹿洞书院与岳麓书院皆是由其重建。他也是仅有的一位非孔子亲传弟子而享祀孔庙的人，其历史地位不言而喻。 不过，大众对其较为熟悉的却是其提倡的饱受诟病的约束女性的道德枷锁“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是大”……但宋代离婚再嫁的并不鲜见，比如李清照改嫁张汝舟、唐婉再嫁赵士诚，程颐的妹妹也改嫁过。这位曾任帝师、备受世人推崇的大儒为何有如此言论？其本意何在？ 朱熹虽身后享尽荣耀，但生前的仕途并不如意，晚年还在“庆元党禁”中被扣上了“伪君子”、“假道学”的帽子，凄凉离世。从饱受唾弃到死后正名，进而备受统治者、世人推崇，或许只有理解了其中的转变所在，才能全面理解朱熹、真正领会其思想。 国际儒学泰斗陈荣捷，是与钱穆齐名的朱熹研究权威，他晚年专注于朱子研究，钩沉梳理中、日、朝鲜三国资料，发掘了大量以往不被注意的新材料，以学者历来所不及论者切入，“言学者所未言”，在85岁高龄时创造完成了《朱子新探索》。其内容不仅涉及朱熹思想中的诸多核心概念如理气、天命、太极、体用，还记述了刻书、传说、贫困、执法、画像、交游等朱熹的日常生活。陈荣捷一生中的大部分学术活动都在美国，其不同的学术环境也赋予了其独特的视角。在《朱子新探索》中，陈荣捷分析朱熹不主张“孀妇再嫁”，认为其本意是“其理想为孀妇宁死不再嫁，然此极高标准，非普通人所能达到”，而且因为宋代没有完备的社会保障，孀妇出嫁后带走夫家财产，会让幼儿和夫家生活无着落，容易造成社会问题。在朱子之于妇女一节中，幼女夭折，朱熹还特意将此事写信告诉了陆九渊；朱熹对于女儿的婚配也是费尽心思，在婚后还给女婿黄榦写信，请其体谅女儿早年失母，但也请其不可过于纵容女儿，对女儿的爱护之情溢于言表。朱熹在母亲去世后，“日居墓侧，旦望则归奠几筵”，由己及人，再参考宋代社会环境，苛刻而极端的言论似乎不应出自这位大儒之口。其言论是如何被塑造成一种严苛的道德标准的？这其中的疑惑让人不由地去探究。 历代研究朱子的学者多注重其思想言论，忽视或不屑于其私生活。《朱子新探索》却花费了相当的笔墨记述朱熹的日常，甚至包括传说，不是哗众取宠，也“非谓有所发见，只欲彰其密，显其微，提倡激动，扩大研究朱子之范围而已”。《朱子新探索》倾注了陈荣捷十数年之功，行文精悍凝练，书中解决了许多有关朱子的悬案，也澄清了许多后人对朱熹的误会与偏见，无论是对于专业的朱子学研究者，还是对于意欲了解朱熹的普通读者来说，皆是不可错过的启迪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