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精)

作者简介

　　莫伊舍·普殊同（Moishe Postone, 1942—2018），国际知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社会理论家、政治思想家。曾任芝加哥大学现代史教授、芝加哥当代理论中心联合主任之一、犹太研究中心委员会成员。长期从事19至20 世纪欧洲思想史与批判理论的研究，专注于对资本主义、现代反犹主义以及战后德国的记忆与认同问题的批判与研究。他的成名作《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代表了近年来西方左翼思想界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创造性理解。又著有《马克思重装上阵：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再思考》《历史与他律性：批评性短评》等书。 　　康凌，1987年生于上海，复旦大学文学硕士，现于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攻读博士。

内容简介

第一章 重新思考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第一节 导论 在这项研究中，我将对马克思的成熟期批判理论进行一次根本性的再阐释，以此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借由重新思考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诸核心范畴，我们得以以最富成效的方式，重新阐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社会关系与统治形式的分析。出于这一目的，我将在两重标准之下展开我的概念：第一，它们应当能够把握现代社会的核心特征与历史发展；第二，它们应当超越我们所熟悉的那些关于结构与行动、意义与物质生活之类的理论二分法。在这一方法的基础上，我将试图以一种具有当下理论意义的方式，重构马克思理论与当代社会、政治理论诸话语之间的关系，并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所谓的“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提出一种基础性的批评。以此，我希望为一种与之相异的、更为有力的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批判性分析打下基础，它将充分适用于20 世纪晚期。 为了展开我对资本主义的这一理解，基于马克思的分析，我将尝试在概念上把资本主义的基本核心与其在19 世纪的诸种形式区分开来。然而，这一方式将会对传统马克思主义阐释的许多基本前提提出质疑。譬如，我并不首先依据生产资料私有制或者市场来分析资本主义。相反，正如之后将会阐明的，我将资本主义理解为一种具有历史特殊性的社会联系形式，它具有一种非个人的（impersonal）并似乎是客观的性质。这一联系形式由历史上独特的社会关系形式所造就，后者由社会实践的既定形式所建构，却又准独立于被纳入这些实践之中的人们。这导致了一种新的、愈渐抽象的社会统治形式——它使人们隶属于非个人的结构律令与禁锢之中，无法依据实体性统治（如个人的或集团的统治）来加以充分把握，并造就了持续的历史动力。在重新理解资本主义特有的社会关系与统治形式时，我将试图为一种能够分析现代社会的系统特性——譬如现代社会的历史动力的特性、理性化进程、特定的经济“增长”形式，乃至其特定的生产方式——的实践理论提供基础。 这一再阐释并不将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作为一种在现代社会之内的关于剥削与统治形式的理论，而更多地将其作为一种针对现代性本质自身的批判社会理论。现代性并非是一个所有社会所必经的进化阶段，而是一种社会生活的特定形式，它肇端于欧洲并发展为一个复杂的全球体系。尽管现代性在不同的国家与地区表现为不同的形式，我的关注点却不在于考察这些差异，而在于在理论上探索现代性的性质本身。在一种非进化论进路的框架中，这一考察必须依据历史上特定的社会形式来解释现代性的独特性质。在我看来，马克思对于那些公认结构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社会形式——商品与资本——的分析，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起点，去尝试从社会出发来把握现代性的体系性特征，并表明现代社会能够得到根本改变。此外，这一进路能够系统地阐明现代社会那些在线性进步理论或历史进化论的框架中无法处理的特征：最为鲜明的，是在大量富足中依旧不断出现的贫困，以及现代生活的那些重要方面所受到的抽象的、非个人的作用力的塑造、支配的程度之深——尽管对社会生活环境进行集体控制的可能性已经大为增长。 我对马克思的批判理论的阅读聚焦于他的劳动在社会生活中的中心性这一概念，它一般被认为处于其理论的核心。我认为，在他的成熟期作品中，劳动这一范畴的意义不同于传统的看法：它具有历史特定性，而不是超历史的。在马克思成熟期的批判中，劳动创造了社会世界并且是所有财富的来源，这一观念并非意指社会一般，而仅仅意指资本主义社会，或曰现代社会。此外，重要的是，马克思的分析中的劳动，不同于人们一般地、超历史地设想的劳动——一种有目的导向的、中介着人与自然的社会活动，创造特定的产品来满足既定的人类需求——而仅仅意指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扮演的特有角色。正如我将要阐明的，这一劳动的历史特殊性内在地关联着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社会联系形式。它建构了一种历史特殊的、准客观的社会中介形式，在马克思的分析框架中，这一形式被作为现代性之基本特质的首要社会基础。 正是这一对马克思的劳动概念的重要性的重新认识，为我提供了重新阐释其资本主义分析的基础。它将对时间性的考察和对生产的批评置于马克思的分析的核心，并为一种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它是一个由一种历史上独特的社会中介形式所结构的方向性动态社会；这一形式尽管是被社会地建构的，但具有一种抽象的、非个人的、准客观的特质——的分析提供了基础。这种中介形式结构于一种历史上特定的社会实践形式（资本主义的劳动），并相应地构造了人们的活动、世界观和倾向。这一路径将文化与物质生活之关系的问题重新纳入了一种历史特殊的社会中介形式与社会“ 客体”和“ 主体”形式的关系之中。作为一种社会中介理论，它试图克服关于主体与客体的经典理论二分法，同时对其做出历史解释。 大体而言，我认为马克思理论不应被理解为一种普遍适用的理论，而是一种特别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理论。借由那些切中了劳动、财富与时间的资本主义特定形式的范畴，马克思理论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历史特殊性，以及克服它的可能性。此外，依据其方法，马克思理论是自我反思的，因此，它本身也具有历史特殊性：它对于理论与社会之关系的分析在认识论上是自洽的，借由那些它用来分析自身社会背景的范畴，它可以为自身在历史上的位置做出判定。 用这样的方法来进入马克思的成熟期理论具有重要的含义，我将在这项研究的过程中加以展开。作为起点，我会区分两种根本上不同的批判性分析的模式：一种是从劳动的角度出发来批判资本主义；另一种是对资本主义劳动的批判。前者基于一种对劳动的超历史的理解，假定存在一种结构性的张力：一边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市场和私有财产），一边是由劳动所建构的社会领域。由此，劳动成为了批判资本主义的基础，成了进行批判的出发点。依据第二种批判模式，资本主义中的劳动具有历史特殊性，并建构了这一社会的本质结构。由此，劳动是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对象。从第二种批判模式的立场出发，可以清楚地发现，对于马克思的各种阐释，共同分享着第一种批判模式的若干基本前提；因此，我将这些阐释称为“传统的”。我将从我对马克思的理论——一种对资本主义的劳动的批判——的阐释出发，考察这些前提，以阐明传统的分析的局限，同时，我的这一方法也将内含着另一种更为充分的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理论。 将马克思的分析理解为一种历史特殊的对资本主义中的劳动的批判，会带来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阐释的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解。譬如它指出，在马克思的分析中，资本主义特定的社会关系与统治形式无法在阶级关系——源于产权关系并由市场所调节——中得到充分的理解。相反，他对商品与资本——即由资本主义劳动所建构的社会中介的准客观形式——的分析，应当理解为对这一社会的基本社会关系的分析。这些非个人的、抽象的社会形式并非仅是遮蔽了阶级关系这一传统上被认为是“真实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它们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真实关系，且结构了它的动力轨迹和生产形式。 马克思的理论绝不将劳动视为社会建构的原理以及所有社会中的财富源泉，相反它认为，资本主义独一无二的特质，正在于其基本社会关系是为劳动所建构的，这使它最终与其他非资本主义社会之间具有了根本的不同。尽管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分析确实包含了对剥削、社会不平等和阶级统治的批判，但亦更进一步：这一理论将社会构成方式建立在特定的、结构化的实践形式之上，并由此试图阐明现代社会的社会关系的真正肌理，及其内在的社会统治的抽象形式。 这一对马克思成熟期批判理论的再阐释，将其批判的首要关注点从对产权与市场的考量中移开。不同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进路，它为批判生产、工作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的本质提供了基础；因为在它看来，它们是由社会而非技术所建构的。因而，它将资本主义批判的焦点转向了劳动领域，并由此，这里所述的阐释导出了一种对工业生产过程的批判——乃至一种对社会主义的基本决定因素的重新理解，并将重估在克服资本主义的历史过程中，人们曾经赋予无产阶级的那个政治与社会角色。 由于我的这一再阐释所批判的资本主义不限于19 世纪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状况，并认定对于工业生产的批判是一种资本主义批判，因此，它得以为一种能够阐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与动力的批判理论提供基础。同时，这种批判理论能够提供一个起点，来分析“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它是一种替代性的（并且失败的）资本积累形式，而非一种代表了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否定的（尽管不完美的）社会形式。 　　（1）《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是当代知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莫伊舍·普殊同的经典成名作。齐泽克赞誉他为“当代为数不多的真正尝试对政治经济学予以批判的理论家之一”。 　　（2）本书以重新阐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及《资本论》中的一些核心范畴来展开其论述，代表了近年来西方左翼思想界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创造性理解，并推动了20世纪晚期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转型。 　　（3）本书荣获美国社会学学会的理论著作奖。在国际学术界引发热烈而持久的讨论，收获了来自戴维·麦克莱伦、罗伯特·海尔布罗纳等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领域知名学者的广泛赞誉。 　　（4）问世20多年来，拥有英、德、法、西、葡、日等多国语言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