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通史·第七卷：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1924—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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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第一节 改组前的国民党 袁世凯称帝失败后，中国社会逐渐呈现出一个两极 化趋向：一方面是军阀割据混战，社会祸乱相寻，政治 极度失序；另一方面则是文化异彩纷呈，新思潮汹涌澎 湃，新生力量茁壮成长。正是这样一种看似歧异的矛盾 格局，蕴育和催生了1924年至1927年的国民革命。 从历史渊源而言，中国国民党乃延续兴中会（1894 —1905）、同盟会（1905—1912）、国民党（1912— 1914）和中华革命党（1914—1919）而来。自同盟会开 始，国民党即是一个组织松懈、纪律欠严的组织。胡汉 民曾对同盟会时期的“疏阔简易”情形有如下一番感慨 ：“党于党员，不能收以身使臂臂使指之效，即亦不能 深入群众而领导之。党员之贤者，笃于所信，其牺牲献 身之精神，足令闻者兴起，而不可磨灭，然亦往往出于 自动，而非党的行动。”辛亥革命后，同盟会改组为公 开的国民党，革命党人更多迷失革命宗旨，大批党员腐 化变质，官僚政客群相涌入，党的革命性和组织性荡然 无存，内聚力迅速消失。胡汉民描述当时的情形是：“ 长衫同志变成政客，武装同志变成军阀，同时军阀加入 本党做武装同志，政客也加入本党做一般同志。”在这 种情势下，国民党很快被袁世凯分化瓦解。 孙中山每遇重大挫折时，常以“改组”“改造”党 为革新之契机。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中华革命党 ，其主旨虽在讨袁，但是建立一个有强固组织和严格纪 律的党，恢复民国前的革命精神，重订革命方略，开创 革命新机，更是孙中山的重要考量。但孙中山在组党方 式上试图树立强人威权领导，并以秘密会党的某些方式 ，如立誓约、按指模、讲服从、分等级等来严密约束党 员，将革命党引导到一条狭隘、排他性的组织道路，引 起许多党人的疑虑和抵制。一批重要党人拒绝参加中华 革命党。中华革命党的实际运作效果亦距其理想甚远， 其严格的组织形式妨碍了党势的扩张。加之中华革命党 的活动基地主要在海外，与国内的政治文化主流相疏离 。在1915年因“二十一条”而起的全国性反日运动中， 革命党人在民族矛盾和国内政争之间处于两难境地，内 部意见分歧，基本上置身事外。在护国之役前后，中华 革命党并未能成为左右中国政局的力量。1916年袁世凯 死后，中华革命党本部移回上海。与此同时，孙中山为 顾及现实环境的需要，逐步扬弃了中华革命党初期若干 严格的党律，而采取较为宽松温和的组党路线，党组织 又复松弛涣散。 1917年后，孙中山在广东进行护法运动，以武力向 北洋军阀争正统，论者一般认为这是革命党继辛亥之后 为了维护民主共和所作的第二次大规模的奋斗。实际上 ，此时孙中山护法所依靠的是桂系与滇系军阀，党组织 并没有发挥什么力量。当时一般人亦只知道有孙中山与 西南军阀相结合的势力，“革命党”本身鲜为时人所提 及，表明此时革命党所显示的只有党魁个人之魅力，而 少见党组织之群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