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宋(宋代之政治制度)(精)/宋代研究文萃丛书/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

作者简介

张祎，江苏高淳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1998—2002年就读于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本科。2002—2009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获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为宋史，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多篇论文。 方诚峰，浙江淳安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1999—2009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获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为宋史，出版专著《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

内容简介

导 论 张祎 以朝代而论，中国古代史上最具典范性、最有影响力的国家制度体系，要数周制、秦制、唐制和明制。西周属于所谓“二帝三王”的理想时代，周制寄寓着儒家士大夫的价值理念、政治追求，受到推重和鼓吹，是后世制度改革的重要思想资源。秦在法家思想的指导下，推行彻底的政治改革，建立起中国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统一帝国，所开创的制度成为后来王朝立国施政的现实基础。而唐制，既是汉代以来“霸王道杂之”、折中秦制现实与周制理想的产物，也是魏晋南北朝以来长期民族交流与融合的成果；酝酿成熟，进而恢宏扩大，不仅在中国史上产生深远影响，而且伴随着唐朝的强盛和开放，辐射整个东亚地区，在世界史上也具有令人瞩目的地位。明制则吸取宋元以前历朝统治的得失教训，集制度演进之大成，预防偏弊，加强管控，突出专制、集权倾向，为后继的清朝所承袭，沿用五六百年之久，参与塑造了帝制时代晚期的社会、文化风貌。 以上四朝制度，在中国古代史上占据突出位置，具有重要意义。一般而言，宋制不足与之相提并论。宋代制度主要在唐制的延长线上与时推进，发展演变。由唐、五代至两宋，国家制度体系的延续性非常鲜明。五代、两宋的统治者，并不倾向于截断众流、另起炉灶建立一套全新的国家制度，通常都是在现有制度体系的基础上进行调整、改造、创新，来应对面临的政治问题。制度改革的过程中，唐代的典章、故事和历史经验发挥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因此，唐宋制度的演进，颇有些“盘中走丸”的意味，唐制与宋制不妨看作源流相续的同一套制度体系。 从这一立场出发，宋代制度颇有其值得重视、研究的独到价值。唐宋六百多年间，是国家与社会形势发生剧烈变化的时期。学者提出“唐宋变革论”，围绕相关议题展开过丰富、多元的探讨。随顺形势剧变，唐宋制度前后发生过极为显著的变化。聚焦于政治史角度，赵宋可说是一个“生于忧患，长于忧患”的朝代，国家制度建设随着政治局势的演进跌宕起伏。宋朝建国之初，创法立制的首要任务是巩固政权，改变唐后期以来分裂割据、政局动荡的状态，拨乱反正，实现统一。经过一系列整顿，终于稳固统治之后，由于“以防弊之政，为立国之法”，赵宋很快又陷入因循苟且、内外交困的局面，于是不得不推行规模宏大、紧锣密鼓的变法改制。面对北方民族政权长久以来的威胁与侵逼，两宋也曾筹划、推出各种方案，苦心应对。邓广铭先生指出，守成与变法是贯串北宋政治的主要问题，而和战——如何应对民族矛盾，则是贯串南宋政治的主要问题。总而言之，赵宋立国一直面临着内忧外患的沉重压力。因应困局，总处于不断调整之中，这是宋代国家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因此，关注宋制，将唐宋合为同一单元进行研究，可以考察一套制度体系在时势移易、内外困境之下的应变弹性和发展趋向。 成熟繁密，是宋制的另一个重要特点。经历由唐至宋数百年的演进，国家制度体系已发展到相当细密、完备、复杂的程度。宋廷总是倾向于通过加强制度建设来应对面临的各种政治问题。宋制的推陈出新，侧重追求切实稳妥，依据现实的统治经验和治理需要而制定，不强求形式齐整，不崇尚华饰，尽量循故袭常，避免骇人耳目。因此，长期累积之下，宋代制度呈现出一种陈陈相因、叠床架屋、杂糅并蓄的繁复状态。宋人抱怨“细者愈细，密者愈密，摇手举足，辄有法禁”，后世学者则批评：“宋世典常不立，政事丛脞，一代之制，殊不足言。”猥细丛脞，实际也是制度走向成熟的表现。 发展成熟的制度体系形塑着宋代社会，并深远影响后世。以身份等级格局为例，宋以前，人身依附关系更为紧密，上下尊卑秩序相对森严。同时，官职系统之外，另有贵族血统、世袭爵位、门阀等第之类，安排、标识世人身份的尊卑高低，不纯然是一元化的状态。官职在其中甚至不是最具优势的衡量尺度。到了宋代，一方面，人身依附关系趋于松弛，良贱之分走向消亡，官员“比肩事主”，彼此在法律上处于平等地位。皇帝之下，世人之间的身份尊卑秩序变得相对宽松。而另一方面，个人在国家体制中所处位置的重要性越来越突显，官职逐渐成为标识身份、地位高低最为重要的尺度，甚至是唯一的尺度。从这一角度而言，中国历史上形成相对纯粹、典型的“官本位”社会，恐怕应该追溯至宋代。 两宋在边疆民族南下的压力之下，势力一再收缩，最终走向灭亡。改朝换代之际，落后的人身依附关系、身份等级秩序又在内地沉渣泛起。并且，元明以后国家制度的发展，在很多方面偏离了唐宋制度演进的方向，似乎宋制的影响未能延续下去。周良霄先生在《元代史》序言中写道，元朝统治在政治社会领域所带来的一些落后影响，相对于宋代而言，“实质上是一种逆转。这种逆转不单在元朝一代起作用，并且还作为一种历史的因袭，为后来的明朝所继承。它们对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发展进程，影响更为持久和巨大……明代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承袭元朝，而元朝的这一套制度则是蒙古与金制的拼凑。从严格的角度讲，以北宋为代表的中原汉族王朝的政治制度，到南宋灭亡，即陷于中断”。这段话高屋建瓴，很有启发意义，对于今人认识、讨论宋元政治与文化的走向，影响颇大。然而，所谓中原王朝的政治制度随着南宋灭亡陷于中断的说法，恐怕过于绝对，还需再作斟酌。事实上，书籍修订再版时，周良霄先生早已删去了这一句表述，只不过论者先入为主，狃于成见，征引尚多而已。 很早以来，就有将辽宋金元时期类比于南北朝的说法。然而，辽宋金元时期，族群之间、南北之间制度与文化碰撞渗透、抗衡竞赛的规模和剧烈程度，与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不可同日而语。不妨以人口指标稍作对比，有学者粗略估算，魏晋南北朝时期融入汉族的少数民族人口达到一千余万，大约占全国总人口的30％—50％。而北宋末年人口峰值超过一亿，南宋时期人口谷底数值也约有五六千万；契丹、党项、女真、蒙古与汉族人口差距悬殊，金朝迁入中原的女真、契丹、奚族人口大概三百余万，元代则有两百多万非汉族人口迁入内地。前后比较，显然不足以相提并论。再加上两宋时期汉地制度、文化相对于边疆地区的优势，可能更为突出。辽金元统治对于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趋向的影响，恐怕不能一味拔高。元明时期的所谓“逆转”、偏离，未必完全是由北方民族南下所带来的。有一些发展趋向，很可能两宋制度、文化本身就已蕴含，只是借助于辽金元的统治而得以蓬勃生长起来。打个比方，辽宋金元时期，北方民族南下与中原王朝制度、文化的关系，就仿佛一勺盐投入水中，可能确实是明显改变了水的味道，但水之为水的形态与主体性则并未发生变化，这是首先应当肯定、不宜忽略的。 两宋收缩衰亡，最终被吞并，然而宋制的基本内容与精神，贯串渗透，遗留影响未曾中断。在中国古代史上，宋代国家制度的地位虽不及周、秦、唐、明，但亦自有其独特价值。厘清宋制承先启后的发展脉络，揭示它与时代形势、社会文化之间的互动影响关系，这是宋代制度史研究应当追求的目标。 制度史的研究对象丰富多样，但以职官制度为重点、核心。邓广铭先生曾把职官制度与历史地理、年代学、目录学并列为研治史学的“四把钥匙”。与历史地理、年代学、目录学类似，经过一代代学者的不懈努力，时至今日，职官制度或制度史研究早已“附庸蔚为大国”，发展为包罗宏富的独立研究领域，属于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能仅以开门钥匙、辅助工具等闲视之了。进入新世纪，邓小南老师发表《走向“活”的制度史》，在强调“问题意识”、倡导“学术规范”“学术交流”的前提下，主张可以从“过程”、“关系”（后来又增加了“行为”） 视角切入，深化制度史研究。宋史之外，阎步克老师则提倡运用概念、构建分析框架来揭示古代制度的“技术原理”。两位老师的思考、总结及示范，开始为制度史探讨提供一些值得自觉借鉴、遵循的基本方法。制度史研究进一步走向成熟。 除了继续探索更为新颖的思路、方法以外，宋代制度史研究可以沿着前辈开创的既定轨辙，不断推进、扩充，持续产出细密精深的新成果。一方面，作为研治文史之学的“钥匙”，制度史研究应该制造出更多精密犀利、方便合用的“工具”。像龚延明先生数十年来编订《宋代官制辞典》《中国历代职官别名大辞典》《宋代登科总录》，孜孜矻矻，为古代文史研究作出巨大贡献，足为楷模。李之亮《宋代职官通考》体量宏大，检索便利，虽留有一些疏误尚待完善，但也已嘉惠学界颇多。古代制度中，大量微观、具体的问题不宜视而不见，长久弃置不顾。相对片段式的考订研究，不妨集腋成裘，以工具书的形式容纳包举。另一方面，论文、专著可以用来处理一些相对较为宏观、更成体系的制度史问题。研究的深入，不能只是从概括走向具体、由简略转为详细，还应该在认识上有整体性、系统性的提升。借鉴前辈提示的研究思路、方法，反复推求，如若处理的问题越来越趋于支离，只是一味细密化，则所谓的创新亦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表层的平推、扩展”而已。因此，相对于提炼概念、构建分析框架，相对于“过程”“关系”“行为”视角，《走向“活”的制度史》所强调的“问题意识”，特别是“中观”层次的追问与探求，才是更为紧要的突破方向。 回顾既往，有利于辨识前路，继续出发。包伟民老师与浙江人民出版社筹划推出“知宋”系列图书，选编宋史各领域的经典论文集，为学界提供参考。本书是其中的政治制度分卷。百年以来，海内外关于宋代制度史的研究成果浩博丰硕，为避免因眼界不广、学力未逮而去取失次，同时也由于编集工作主要完成在疫情期间，考虑到联系处理版权的困难，我们有意缩小了筛选范围：论文主题侧重以职官制度为中心，文章作者则限定为中国大陆地区的学人。选文分为“宋制概说”“皇权与中枢体制”“中央与地方的联系”“官员管理制度”四组。我们预期本卷的读者是大学本科或研究生阶段对宋代政治制度感兴趣，有志于从事制度史研究、尝试制度史写作的青年学生。因此，收录文章既希望提供关于宋代官制较为全面的基础知识，尽可能涉及大部分重要研究侧面与议题，又期待能提示宋代制度史研究的热点趋向，展现基本的研究方法。本卷作者都是我国大陆学界积累深厚、颇有成就的研究者，所选文章也都是发表有年、已具备一定口碑与影响的代表性作品，但相关选点毕竟极为有限，诸多高论亦只是一家之说。学术发展与日俱新，论辩争鸣云合影从，读者的注意力决不能受限、止步于此，而应该以之为根基、线索，继续扩大追踪，吸纳新说异见，最终站在学术讨论的前沿。这是编者的心愿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