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优质学校的6个原则/大夏书系学校领导力

作者简介

艾伦·布兰克斯坦(Alan M.Blankstein)在青少年服务机构中工作了20年。 HOPE基金会是一个非营利性组织，每年为大约一万名学校领导者提供帮助和指导。艾伦进入HOPE基金会后，致力于围绕“质量”和“专业学习共同体”开展工作，支持校长创造一种校园文化，让所有的学生都获得成功。 艾伦撰写了大量教育文章。此外，他每年还通过美国督导与课程发展协会、美国中学校长委员会以及国家特殊教育协会等各种组织进行主题发言和教师发展培训。

内容简介

1970年春天，阿波罗13号飞船在绕月飞行中面临了重重危机。大多数 美国人，包括许多美国国家宇航局(NASA)地面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员在内， 都放弃了阿波罗13号上宇航员生还的希望。新闻评论员克朗凯(Walter Cronkite)如此描述这一挑战：“可能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这样一个全球性事 件能让全世界的人团结在一起。” 就在地面控制工作组意识到飞船以目前的电源无法抵达地球时，飞船 飞行的指挥官克朗兹(Gene Kranz)召集了NASA的工作团队。他已得知在电 源耗尽之前他们只剩45个小时让宇航员返回地球。在黑板上，吉恩在宇航 员当前的位置与地球之间标上一个点，说道：“我不接受这一切!” 地面小组找出一大堆的理由来评估和解释他们目前所面临的限制。之 后，一个队员的声音盖过其他人，他指出：动力决定一切。没有电，宇航 员将无法与地面保持联系，无法校正轨道，也无法把他们飞船的挡热板翻 转过来。一切设备都不得不关闭，否则飞船无法返回。 当被问及他所谓的“一切设备”指什么时，他回答道：“以目前的速 度，电池将在16个小时内耗尽，之后死亡会降临到宇航员身上。所以我们 必须让用电量降到12安培。” 这个想法遭到了抨击。有人说：“12安培甚至不能发动一个吸尘器。 ”还有人反对关闭所有设备，因为他觉得至少应该保持导航系统的运转。 有个NASA科学家关心的是这个行动过程“以前从未试过”，还有个人则补 充说它甚至“从未被模拟过”。 关闭电源，人们对这一提议既一无所知，也从未尝试过，但最终科学 数据压倒了众人对此的恐惧。克朗兹强硬地回应了工作人员对种种未知事 件的恐惧，告诉他们必须计算出在模仿器中的工作队如何完成重返地球这 一幕。他要求他们找来所有的工程师和装配工人，是他们设计了所有的开 关、电路、灯泡以及其他与电源连接的一切事物。克朗兹要求他们找出方 法来减少飞船上每个安培可能的使用。他指着之前在黑板上标出的那个点 说：“我想要用尽一切办法让飞船在剩下的时间里回到地球。我们从未在 太空中遗失过一个人，我们也非常肯定在我当值期间这绝对不会发生。我 不接受失败!” 克朗兹领导他的工作人员成功地帮助宇航员安全返回了地球。 教育拒绝失败 许多教育者出于直觉赞成这一点：失败不是今天学生的选择。但很显 然，学生有可能会失败，事实上有许多学生已经失败了，但是这个结果太 可怕，以至于我们不能允许这样的选择。高中没有毕业的学生比起同龄人 ，不仅薪水上要低得多(Springfield，1995)，而且入狱和嗑药的比率也高 出许多(Woods，2000)。 史密斯(Rosa Smith)是俄亥俄州哥伦布学校的主管，有天早上当她看 到美国犯罪人口的统计数据时豁然开朗。她发现，大约75％的罪犯为拉丁 裔或非裔美国人，而有80％的罪犯是功能性文盲。她找到了一个新的方向 ：她的工作不再是教学生数学或科学，而是教他们生存! 向所有教育的利益相关者(包括学校内外的)传播一个清楚且具有说服 力的信息，这一能力是定义富兰(Michael Fullan，200la)所提到的“道德 目标”的起点。那些自身具有方向感并让他人也具有方向感的领导者们， 正在关心本书开头提到的内容，比如勇敢的领导力使命(Courage Leadership Imperative)。 领导们必须明白他们的道德目的，或是培养自己勇敢的领导能力。前 主管杜富尔(Rick DuFour)，讲述了他如何回应一个主管的挑战。该主管质 疑按高标准教育所有学生的重要性。这个主管告诉杜富尔：“这不是脑外 科手术。没有人会死!有些学生进步甚微，有些学生则进步神速。事情不就 该是这样的吗?”杜富尔反击说，这种骑士态度让他想起了他曾经在一个小 镇看到的一座小办公楼。办公室门上贴着两块牌子：“兽医”和“动物标 本剥制师”，下面还印着一些字：“不论你走哪条路都让你的狗跟在你后 面!” 失败也不是公立学校的选择。 西方社会的领袖们早已清楚地表达了强有力的公共教育系统与民主政 治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显然，学校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他们是成千上 万生存状况不良的儿童通往经济及生活的成功之路，是隐性的补偿机构。 正如富兰所言：“优质的公立学校系统必不可少，不仅对送子女到这 些学校就读的家长而言是如此，对公共整体利益而言更是如此。”(2003a) 公共教育机构拒绝失败，机构中的学生更是如此。 近年来，我们已经看到公立学校面临着无数的威胁，包括教育券的风 险——甚至宗教学校也面临这一威胁(Walsh，2002)，也包括大型营利性公 司通过协商进驻公共教育舞台。而且，我们常常看到公共政策本身有损于 公共教育。虽然政府呼吁“一个孩子都不要落下”，但他们很少同时呼吁 足够的资源以应对这一挑战。如今，社会甚至比以往更需要勇气和奉献， 以对付这些以及其他一些重大的挑战。P1-3